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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耗资百亿的家居并购案，让低调的“美的太子”何剑锋，再次暴露在聚光灯下。虽然自立门户，打造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达56家，并坐拥两家上市公司的盈峰集团，但“超级父亲”何享健的光环，却始终萦绕着他。 细细算来，距离“太子”何剑锋离开美的自立门户，已接近30年。在这段时间里，行事颇为低调的何剑锋，已经打造出了一个几乎可以与美的平行的庞大资本版图。 可即便如此，何剑锋始终无法摆脱其“超级父亲”何享健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每次重大投资几乎都能看到父亲的身影。在各类富豪榜上，何剑锋也多在父亲名字后面跟随出现，不过，在最新的《2023胡润百富榜》上，何剑锋“失去”名字，以何享健家族来代称。 其实，何剑锋旗下的盈峰集团，近年来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反观美的集团，则在“功勋老将”方洪波的带领下，早已实现对“董小姐”掌控的格力电器，在业绩与市值等维度上的全方位超越，成为A股“家电一哥”，这同时也给何剑锋带来更多无形的压力。 作为千亿富豪何享健的独子，虽然美的的“接班”问题因为方洪波的上位，已很少被外界再度提及，但作为同龄的两人，在长达30年的“竞赛”中，依旧难免被放在一起讨论。 01、低调“太子”的高调事 富二代，是一个足够吸睛的话题，如果在前面再加上低调两个字，无疑更能引发遐想，“美的太子”何剑锋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之一。 社交平台上，其实有不少将何剑锋与“万达公子”王思聪比较的声音，认为两者是富二代中“低调”与“高调”的代名词。而两人确实有一定共性，都对接班兴趣不大，且自立门户，只不过之后讲述了不同的故事。 2009年，从父亲王健林手中拿到5亿“零花钱”的王思聪，成立普思资本后开启创业之旅，先后投出乐逗游戏、英雄互娱等上市公司。但随后的创业失败，却让他背上不少骂名，尽管王思聪直言，普思资本有很多成功案例，大家不要揪着熊猫互娱不放。 前不久，“消失”已久的王思聪，出现在了山东泰安，并签约泰山文旅相关项目，而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浪子回归”。 相比之下，继承父亲何享健隐忍性格的何剑锋，行事则低调很多，不仅从不接受采访，甚至没有人记得，他上一次被“偷拍”是在什么时候。而江湖上也只留下，那几段早前关于其“富公子”的传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何剑锋有时像父亲一样打高尔夫，乘着游艇出海，甚至曾因坐私人飞机到日本泡温泉，而备受争议。不过，这些被外界熟知的消息，其实已经可追溯到10年前，而关于何剑锋的八卦似乎也到此为止。其上次被外界广泛关注，还是2020年6月何家被闯入一事，此时的何剑锋已53岁，并“成长”为一个“游泳救父”的英勇形象。 低调与神秘，是贯穿何剑锋一生的主旋律。正如家电分析师刘步尘对市界所言，“在中国，如果找一个名副其实的低调富豪，非何享健莫属，如果再找一个，就加上何剑锋”。而对低调父子，都打造出自己的“一哥”级企业，何享健的美的集团是“家电一哥”，何剑锋则拥有“环保一哥”盈峰环境。 如今，被称为“成品家居一哥”的顾家家居，可能也要姓“何”了。11月9日，顾家家居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顾家集团等与盈峰集团全资孙公司盈峰睿和签署《转让协议》，后者将以42.58元/股的价格，受让上市公司2.42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9.42%，而总价高达103亿元。 盈峰集团的掌舵者，正是何剑锋。天眼查显示，盈峰集团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达56家，且拥有盈峰环境与百纳千成两家上市公司。何剑锋合计持有盈峰集团94%的股份，并担任董事长兼经理的职位，不论是日常的决策权还是战略上的话语权，都是其一人说了算。 交易完成后，何剑锋将成为顾家家居的新实控人。而顾家家居也将接替盈峰环境，成为何剑锋手中最重要的上市公司。至于何剑锋入主的目的，有分析人士称，可能是想与美的集团联动，进行“家电+家居+地产”的立体化布局。 不过，家电分析师刘步尘却不认同这种看法，“从盈峰集团既有业务布局而言，其发展轨迹和美的集团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并非依附美的生存。因此，我不认为本次收购顾家家居，是为配合美的集团智能化家居发展战略。当然，二者确实可以形成配合关系。” 02、褪不去的“超级父亲”光环 接班，是无数企业家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随着第一批创业者的老去，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给到外界答案。但像美的这样“传贤不传子”的做法，在中国创一代中其实并不多见。 至于何剑锋另起炉灶的原因，《南方周末》曾报道，由于何享健在美的集团威望很高，且有一群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何剑锋想顺利接替父亲的位置，需要积累一定的威望和能力。而每当有朋友问到何享健这个话题时，他也总是笑着说，“再看看，回来也不见得是好事”。 在刘步尘的理解中，“何享健也不想让儿子活在美的阴影下”。而何剑锋在这30年里以盈峰集团为核心，也确实默默打造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实际上，观察何家的资本版图不难发现，其家族成员多以美的集团为中心，通过在集团或供应链扮演角色而分一杯羹。除美的集团实控人何享健外，何剑锋的两个妹妹——何倩嫦与何倩兴，旗下企业也多是美的集团供应商。其中，何倩嫦持股30.61%的会通股份，还在2020年年底成功登陆A股。 东财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主要从事改性塑料生产与销售业务的会通股份，实现营收24.5亿元，而向关联方美的集团销售货物产生的金额，就高达6.8亿元。这同样也证明着，家大业大的美的集团，随便在产业链上留下一口肉，就足够养活家族成员。 至于何剑锋与妻子卢德燕，与美的集团的关系就显得不那么紧密。其中，卢德燕处于“半脱离”状态，虽然从公公何享健手中获得美的控股5.45%的股份，因此从美的集团分一杯羹，但更多是将精力放在其所控制的港股美的置业身上，而何剑锋更是与美的集团几乎完全脱离。 天眼查显示，美的集团与何剑锋的关联关系，只有其在前者“挂名”非独立董事的这一条线。可何剑锋无法抹去的是，其能有如今这庞大的资本版图，离不开父亲在背后多年来的支持。 1994年，是美的集团前身美的电器登陆A股的第二年，也是何剑锋在美的从基层做起，把生产制造和销售流程摸遍，积累下足够的经验后，决定创业的第一年。当时，何剑锋先后成立现代实业与金科电器两家公司，并依靠为美的小家电提供代工业务，逐渐滚大资本雪球。 2002年，何剑锋成立盈峰集团，随后将完成使命的金科电器与现代实业出售给美的集团，套现近7000万元，还因此一度引发股民不满。7000万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听起来可能并不多，当时却能在北京二环买上百套房子，而美的当年收购易方达基金16%的股份，也不过花了7800万元。 至此，完成早期积累的何剑锋，选择走向前景更广袤的资本市场。何剑锋先是买下戴帽的“壳资源”——主营风机业务的上风高科，也就是何剑锋第一家上市公司盈峰环境的前身，后又成为“公募基金一哥”易方达基金的重要股东，实现实业与金融的“两手抓”。 卖给何剑锋这些资源的，都是其父何享健。其中，上风高科的股份是美的集团2006年，按购买时的原价出售给何剑锋的盈峰集团，而美的集团两次合计拿到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5%的股份，在2007年卖给何剑锋时也只开价1.65亿元，几乎没有赚钱。 不仅如此，何剑锋在2018年，对盈峰环境进行彻底转型，以及入主华录百纳（后更名为百纳千成）进军影视界时，同样离不开父亲的帮助。其中，何剑锋以150亿元高价，“蛇吞象”般将中联环境收于麾下，并打造出国内最全环保产业群时，向银行所借的44亿元，就是由何剑锋与美的控股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 何剑锋在入主华录百纳时，曾以合计18亿元的价格拿下17.55%的股份。或许是为给何剑锋减轻资金压力，何享健控制的普罗非也参与了控股，并为此支付其中的5.13亿元。而在交割完成后，盈峰集团与普罗非作为一致行动人，一同控制华录百纳，何剑锋则成为新的实控人。 不可否认，经过何剑锋30年的布局，盈峰集团已成长为平行美的集团的一大势力，但其却始终未能褪去“超级父亲”的光环，即便在各类富豪榜上，何剑锋也多与何享健一同上榜，并排在父亲名字后面，不过，在最新发布的《2023胡润百富榜》上，何剑锋的名字都没有。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表示，“何剑锋目前依旧依赖父亲的人际关系网，来拓展自己的业务”。甚至还有声音认为，何剑锋此次入主顾家家居，同样少不了何享健在背后的帮衬，这笔资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并且目前也没有提及来源。 03、与方洪波的竞赛，进入“下半场” 作为核心资产的盈峰集团，这几年的运转情况并不好，这也令何剑锋与美的“功勋老将”方洪波，在长达30年的上半场“竞赛”中，似乎稍逊一筹。 其中，集团旗下的盈峰环境，虽凭借拿下中联环境，在2018年实现营收与利润的暴增，营收同比增长166.31%，达130.45亿元，净利润也暴涨287.4%后达13.58亿元。但随着中联环境业绩承诺的完成，便立即出现断崖式下滑，2021年和2022年的净利润，分别只有7.68亿与4.59亿元，降幅均超过40%。 而另一家上市公司百纳千成，也在何剑锋完成收购及大规模剔除不良资产后，一头栽进影视业寒冬中，至今仍在苦苦挣扎。2019~2022年，百纳千成的净利润从1.14亿元降至2080万元，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再度出现营收与净利润的双下滑，交出亏损0.55亿元的成绩单。 寒意，也传递到了盈峰集团，营收常年维持在150亿元左右，并于近两年出现下滑趋势，从2020年的164亿元，降至2022年的138.38亿元，归母净利润更是少得可怜，不仅近十年来从未超过5亿大关，还在2018年因急速扩张出现亏损，今年上半年更是跌至1100万元，降幅高达94%。 不仅如此，盈峰集团的资金情况也处于紧张状态，短期借款常年维持在百亿以上。 截至今年年中，盈峰集团的货币资金为64.54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36.3亿元，而其他流动资产为45亿元，三项短期内可调动资金合计145.84亿元，但集团仅短期借款这一项就高达118.55亿元，再加上64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因此出现36.7亿元的资金缺口。 这同样意味着，以盈峰集团自身目前的财力来看，似乎无法支持其拿出上百亿的资金，进行顾家家居的入主。 反观美的集团，则在2012年正式上位的方洪波带领下，迅速通过裁员、砍掉不盈利板块及停止盲目扩张等“铁腕”措施，不仅成功躲过“家电寒冬潮”，甚至还实现对“董小姐”掌控的格力电器，在业绩与市值等方面的全方位超越，成为名副其实的A股“家电一哥”。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实际上，何剑锋也曾在完成对盈峰环境的收购后，一度放出狠话，“2018年市值突破300亿元”，但即便经过“百亿扩军”，至今也未能触碰这一目标。 而美的集团虽然最近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营收与利润的停滞期，但每年仍有数百亿元的利润入账，而以何享健与卢德燕为主的何家人，需要做的就是“数钱”，仅去年得到的分红就高达53亿元。不过，这无疑也在无时无刻给到何剑锋压力。 对于何剑锋而言，相比小上自己21岁的王思聪，同年出生的方洪波，才是真正能被外界相提并论的“对手”。 可从目前来看，何剑锋在前30年的投资生涯中，其实没有太过惊艳的表现，也未能在这场“竞赛”的上半场中占得上风。不过，随着“竞赛”来到下半场，如果此次入主顾家家居能顺利完成，何剑锋也将借此赢得先机。 相较于盈峰集团旗下的其他资产，顾家家居的表现并不差，2021年与2022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6.64亿和18.12亿元，并在今年前三季度达到15亿元，均处于增长状态。正如刘步尘所言，“盈峰集团像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公司，正不失时机地寻找好的标的，并收入囊中”。 更何况，拥有“超级父亲”一直在背后的支撑，何剑锋依旧拥有足够多的尝试空间。相信对于已年过八旬的何享健而言，也期待着儿子在经过长达30年的历练与成长后，能在这“下半场”的较量中，有更好的表现。

不经意间，拼多多市值赶超电商老大哥阿里巴巴，时代巨变下的兴衰交替，令很多人瞬间破防。 11月28日，阿里创始人马云罕见的在内网回复讨论的阿里员工：“祝贺拼多多过去几年的决策，执行和努力。谁都牛x过，但能为了明天后天牛而改革的人，并且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的组织才令人尊重。” 拼多多用了8年时间，摸到了阿里巴巴24年才达到的地位。 2023年11月28日，受三季度出色业绩的影响，拼多多开盘大涨，当日收盘总市值达1847亿美元，与阿里巴巴1952亿美元市值相比，仅有不到100亿美元的差距。而次日美股开盘，拼多多总市值一度以1922亿美元超过阿里。 截至11月29日收盘，拼多多（1883亿美元）和阿里（1899亿）的总市值差距缩小至16亿美元。 八年时间，拼多多如何完成了对阿里巴巴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逆袭？ 一方面，阿里巴巴在走向市值巅峰之际忽略危机和创新，又因资本运作深陷监管争议，重心无法聚焦业务，核心大将蒋凡因私人问题缺席电商关键大战，叠加市场和消费大迁徙，市值较高点跌去近7000亿美金； 而另一方面，拼多多则在新的周期如鱼得水，稳定的组织、高效率和准确的战略抉择，通过几场关键战役度过艰难转折期，一举打开新局面。 显而易见，拼多多和阿里巴巴近几年在核心价值观、业务布局、管理、人效等方面有明显差异。 拼多多强调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把为消费者争取“多实惠，多乐趣”作为公司核心价值观。而马云当初创办淘宝的初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业务布局上，阿里巴巴“全面开花”，业务涵盖了电商、云计算、本地服务、物流、国际化和文娱等6大领域；而拼多多的所有业务都围绕电商这个原点展开。 在管理上，扁平化的拼多多，可以把“低价+补贴”抢市场、烧钱营销提高用户感知度及客单价的方法论，快速复制到多多买菜和多多跨境Temu上；而阿里巴巴组织结构复杂，每一次架构调整和领导层变动都会影响业务的走向。 在人效上，很长时间内，在巨头夹缝中长大的拼多多的唯一目标就是效率。有数据显示，拼多多平均每个员工每年撑起 1000万元左右的收入，而阿里巴仅为 377 万元。 管理、人效等差异仅是影响二者市值变化的微观变量。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是时代的产物，环境变化、监管等宏观变量一直都是企业命运走向的“背景色”。 在拼多多市值逼近阿里巴巴的这5年里，被贴上“低价”标签的拼多多正好成了用户“消费降级”的最优选，而阿里则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一路走低。 对于拼多多远超同行的发展速度，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曾在接受腾讯新闻《深网》采访时这样表述：“拼多多幸运之处是，能通过阿里等前人走过的路，看到电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恶性问题，提前规避。” 不过，黄峥亲身经历后才发现，别人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难，拼多多都得去受一遍。拼多多对于阿里的优势则在于，可以用放大镜来观察后者所走过的弯路，变得更快、走的更快。“学习别人的经验只能让拼多多走的稍微快一点，但不可能跳跃这个历史的发展。”黄峥说。 一、下沉市场与“百亿补贴”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拼多多之所以能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夹缝中快速成长为电商行业的第三极，原因之一是背靠微信的巨大流量和低价白牌商品激活了下沉市场的需求。 在2019年Q1之前，“用低成本流量撬动低端尾货销售”的拼多多一度造就了营收翻倍增长的奇迹。据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Q3至2019年Q1，拼多多的季度营收同比增速分别高达687%、379%、228%。 低价是拼多多早期获客的有效手段，当未来无法支撑价格优势后，拼多多就会面临用户增长乏力的情况。 2019年上半年，拼多多赖以起家的“五环外”市场逐渐饱和，2019年第一季度其新增用户只有2480万，创下了上市以来新低。此外，低价白牌商品也让拼多多深受争议。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为了改变“白牌”泛滥的用户认知，扭转品牌商家对拼多多的疏远，拼多多于2019年6月1日推出了“百亿补贴”，从容易辨别真假的数码产品入手，联合众多品牌商针对全网热度最高的1万款商品大幅让利促销。 在此后的3年里，拼多多将百亿补贴常态化，为“百亿补贴”配备了一支200多人的监测团队，依据“实时比价”机制动态调整补贴力度和补贴目录。时至今日，百亿补贴依然是拼多多站内流量最高的频道。 从拼多多此后的活跃买家增长情况看，百亿补贴确实让拼多多拿到了进入中高线城市的品牌入场券，成为拼多多转型的关键战役。 2019年第三季度，拼多多活跃买家数为5.363亿，较去年同期净增1.508亿，环比上一季度净增5310万，创上市以来最大单季增长。2020年底，拼多多年活跃买家数达7.884亿，首次超过阿里巴巴（年度活跃消费者为7.79亿）。 这意味着成立仅5年的拼多多就靠着低价和百亿补贴成为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电商平台。 眼见未来增量市场被拼多多抢走，阿里开始“点杀”拼多多，于2020年3月26日上线“淘特”。拼多多主打“百亿补贴”，淘特就打出“200亿补贴”的旗号；拼多多“9.9包邮”，淘特就推出“最高9.9”包邮的产品。 阿里重金推淘特很快见效。截至2022年底，阿里巴巴中国市场年度活跃买家数量为9.79亿，比拼多多（年度活跃买家8.819亿）多了近1亿。其中，淘特贡献了3亿多用户。 不过，阿里巴巴和拼多多在下沉市场的竞争并不止步于“9.9包邮”。低价之外，以农产品以及生鲜为切口构筑的社区团购，成为电商巨头获取下沉市场流量的又一入口。 二、死磕农村 ，错位竞争 电商平台都有共识，农产品标准化及生鲜电商是个苦活、累活，且利润空间不大。但如果能以农产品及生鲜为切口，拓展出美妆、日用品、休闲零食、个护等覆盖用户不同生活场景的社区团购，就能打开亿万家庭消费的超级入口。 2019年6月至2020年底，拼多多市值番了近8倍，一路从200多亿美元，飙升至1800多亿美元。除有百亿补贴的加持外，还有新业务“多多买菜”带来的高增长预期。 2020年8月，黄峥的同门师妹阿布（花名）亲自带队多多买菜，打响布局社区团购的第一枪。两个月后，多多买菜已经进入120个城市。 与亲自下场的拼多多不同，阿里巴巴对社区团购的布局以投资为主。2019年至2020年，阿里巴巴两次投资社区零售平台十荟团。 对于阿里来说，社区团购并非主业，更多是一种战略布局和业务补充，但对于要做“全球最大农业平台”的拼多多来说，多多买菜在彼时的商业竞争中，有可能成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 多多买菜与拼多多“重仓”农业一脉相承，其2015年入局社交电商就是从高性价比水果团购切入的。 彼时的电商市场竞争中，淘宝天猫牢牢掌控服饰、化妆品线上市场，京东依靠3C数码争得一席之地，选择从水果等农产品切入的拼多多恰好找到了一个能错位竞争的领域。 基于其在农业的深耕和积累，拼多多已建立了完整的农产品供应链和物流体系。“多多买菜”的推出，恰好贴合了“农地云拼+产地直发”的运营模式，以用户拼购和产地直发实现产销对接。 不过巨头抢滩社区团购的“戏码”随着监管的收紧逐渐熄火。目前，社区团购领域全国性“选手”只剩下美团优选和多多买菜。 据《晚点LatePost》报道，从2022 年二季度起，多多买菜反超美团，成为第一，但两家在 2022年都远未完成年初所定目标，且都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多多买菜的投入情况，拼多多董事长兼CEO陈磊曾在业绩会上透露，“公司非常有规律且谨慎，会持续对其进行投资，包括物流、基建、技术等。” 拼多多对“多多买菜”的投入持谨慎态度，除了该业务已经趋于稳定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拼多多又找到了新的增长点——跨境电商。 三、奇兵Temu打开海外市场 去年9月，拼多多推出跨境电商平台Temu。与亚马逊、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上商家自主经营的模式不同，Temu采用全托管模式，即商家只需将货发到Temu的国内中转仓，剩下物流、推广、投流等由Temu平台全负责。 全托管模式极大的减低了商家入门跨境电商的门槛，再叠加Temu在海外重金投放广告及购买流量，成立仅一年多的Temu就迅速展露头角。 曾有商家对《深网》如此阐述全托管模式和传统跨境电商的区别：“运营亚马逊等平台就像做高数，既要投流，又要管供应链、仓储、物流、售后等。而做多多跨境就像背乘法口诀表，只要专注做好供货、选品就够了，剩下的由Temu负责。” 据公开资料显示，从去年9月正式上线至今，Temu已在全球 47 个国家上线， APP被下载 2亿次。而据36氪报道，今年第三季度Temu的销售额已经突破50亿美金，或能超额完成年度150亿美金的GMV（商品交易总额）目标。 虽然拼多多从来没有在财报及业绩会公布任何关于Temu的营收、成本、营销投入的数据，但从拼多多新一季度营收增速看，Temu已经成为速卖通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 2023年Q3，拼多多营收688.4亿元，同比增长93.9%。其中，交易服务收入 291.52 亿元，同比增长315.15%。交易服务收入翻倍增长或主要收益于Temu的高增长。 不少商家也在感叹入驻Temu后的销量增速。 “4月份，我们在Temu上的销售额只有4万，10月销售额在160万左右。”主要从事超细纤维制品的工厂主对《深网》透露。 据《深网》获悉，为了吸引工贸一体的商家入驻，阿里速卖通已于去年年底推出全托管服务。与Temu主推爆品模式不同，速卖通的全托管模式仍采取了店铺形式。 四、拼多多聚拢曾被阿里放弃的中小商家 无论是在跨境电商领域抢占源头工厂，还是在国内抢占中小商家，拼多多和阿里巴巴竞争的根本还是供应链的维护和争夺。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消费需求下降的背景下，争夺供应链已经成为电商巨头持续低价的根本。 拼多多超出预期的业绩，赶上了“全球消费降级”的大势。 与拼多多接近100%的营收同比增速不同，阿里和京东还在过苦日子。2023年第三季度，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营收同比增速仅为个位数，前者为9%，后者仅为2%。 要在“消费降级”的趋势下从拼多多嘴里抢市场，阿里只能重拾低价策略。 “拼多多上的商品之所以足够丰富且有价格优势，是因为拼多多上的渠道商及中小商家多于品牌方。与品牌方坚持‘不破价’相比，渠道商更看重库存和现金周转率。为了减少资金占有率，不少渠道商选择薄利多销。”有知情人士对《深网》透露。 中小卖家也曾是阿里崛起的功臣之一。有淘宝早期卖家告诉《深网》，大部分淘宝店铺最初的客户都来自于店主自身宣传，当时淘宝自身能够生产的流量极低。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卖家进入淘宝体系，单个卖家能够带来的流量开始产生溢出。当消费者从单一产品、单一店铺的需求开始变为多个品牌多个店铺的需求时，阿里巴巴发现了其中蕴藏的庞大商机，将流量打包卖给天猫上的大品牌商。 “淘天体系后期的流量是靠巨额投资堆出来的。阿里巴巴围绕流量入口曾投资或收购陌陌、微博、优酷、高德地图等相关产品，这些巨额投资带来的流量后来只有品牌方才能玩的起，所以才造成2019年前后一批淘宝中小商家转战拼多多。”一位电商行业人士对《深网》分析。 从战略上看，淘宝要走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化电商道路，在天猫打京东的B2C一战里转了弯，多年后，这条路被时代转折中的拼多多捡了起来，又逼的阿里乃至京东一起回头。 淘天要向拼多多看齐、重拾“低价战略”，就需要扶持和争夺更多的零售渠道商和中小商家。 今年5月，淘天集团CEO戴珊提出“用户为先、生态繁荣、科技驱动”三个战略关键词，并表示淘宝将“以历史级的巨大投入，为商家做大用户规模。” “生态繁荣”可以理解为，淘宝天猫不仅要扶持品牌方，也要让中小商家回流到淘天体系，提高商品的丰富度。 今年618，阿里巴巴明显加强了对中小商家的扶持。据了解，6月4日到6月13日期间，淘天首次上线中小商家专属618营销通道：淘宝好价节。这是电商史上第一次为中小卖家定制的营销IP。 今年双十一前后，淘天也降低了中小商家参与活动的门槛降。“今年我们陆续报名参加了清凉节、开学季等，销售结果远远高于预期。”有中小商家反馈。 照搬马云的箴言，“所有伟大的公司都诞生在冬天里”。市值在谷底盘旋了2年多的阿里巴巴能否在供应链争夺战中拿到主动权，还是未知数。 在马云眼里，阿里巴巴未来更大的机会在AI电商里。“AI电商时代刚刚开始，对谁都是机会，也是挑战。”马云说。

25岁的越南青年小谭，高中毕业后，就去河内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打工了。今年年初，小谭终于受不了辞职，在Grab平台上当一名摩托车司机。 Grab在越南是一家网约车公司，做摩托车司机的收入，其实比在工厂上班低，但是小谭很满意。 “在厂里干活，我的主管经常训斥我，说一些难听的话，这让我很不开心。”小谭说，工厂里加班加点，每个月也只能拿到1000万越南盾左右（约合人民币2939元）的薪水。当摩托车司机，虽然钱拿少一点，但更自由，也没那么辛苦。 1000万越南盾的工资，高于越南的平均水平。越南统计总局人口与劳动统计司的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城市地区工人的平均收入为86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2527元），农村地区工人的平均收入则为61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1793元）。 29岁的印尼姑娘苏西，高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工厂里打工。她先是进了一家电子产品工厂，后来又去了一家制鞋厂，她实在受不了工厂的工作强度了。 离开工厂后，苏西在当地培训班学了半年中文。现在，她在中国台湾当家政保姆，负责照顾一对老年夫妇。 “现在的工资是以前的3倍，而且没以前累，我还有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苏西说。 在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这些以制造业闻名的东南亚国家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打工。 越南街头的年轻人（图源：社交媒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喜欢玩手机，上社交媒体，热爱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应在工厂的围墙里苦熬。 老板们感慨：为什么他们挽不回年轻人们的心。 年轻人爱理不理 “时代变了！”诺里斯感慨道，他是胡志明市一家成衣厂的老板，在他看来，工厂对越南年轻人没有吸引力。 诺里斯透露，年轻人本应该是工厂的主力，但这里20多岁的工人，往往培训还没结束就走了，就算留下来，干几年也会离开。 “他们喜欢TikTok和Instagram，都想去社交媒体上当网红，做一些与摄影、造型、美妆等有关的工作，”诺里斯说，“要么就是去咖啡店工作。” “20年前招工非常简单，只要打开大门，年轻人就会骑着自行车涌入，”克里斯蒂娜是一家家具企业的老板，她回忆道，但现在，年轻人根本看不上她的工厂。 2001年，耐克公司报告称，其工厂80%的工人都在亚洲，这些工人一般农村出生，22岁上下，单身。如今，耐克在越南的员工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31岁了。 美国家具制造商Lovesac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现在亚洲的年轻人，人手一台智能手机，早已融入全球文化，他们听美国年轻人爱听的歌，也追美国年轻人喜欢的电视剧和真人秀，根本不想去厂里吃苦。“这些年轻人更愿意在商店里上班。” 图源：社交媒体 以越南、印尼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本处于人口红利的阶段。 数据显示，越南全国近一亿人口，平均年龄为32.5岁，70%的人口都是劳动力人口；印尼人口更是世界排名第四，全国2.6亿人口中有6500多万人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占到工作年龄人口的50%。 但这些年轻人基本都不爱去工厂，比起辛苦加班，他们更乐意享受，对消费态度十分开放，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店、饮食店多见他们的身影，商场、超市里也常常挤满穿着打扮各式各样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的生育率也明显低于父辈，且生育年龄较大。 在马来西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苏添来5月曾警告，马来西亚制造业、建筑业、种植业等行业仍受不同程度的用人危机，他们不得不呼吁引入外籍工人，即便如此，外籍劳工也有技能不对口、成本更高等问题。 在泰国，一些工业园区聚集地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包括纺织品服装行业、电子元件组装、木材加工等行业都缺年轻人。 在越南，招工难遍布越南的各个工业园，一些工厂开出了700万-1000万越南盾的薪水（约合人民币2100元-3000元人民币），也招不够年轻人。 《华尔街日报》表示，东南亚年轻人不再简单地满足有一份工作，而开始追求性价比，经济发展、服务业繁荣为他们提供了相对没那么辛苦的工作机会，比如商场店员和酒店接待员。 提高待遇 以往高高在上的工厂，正在不断做出调整，迎合年轻人的需求。 诺里斯所在的工厂已经为年轻女工供应咖啡、奶茶等饮料，还有免费的舞蹈课程，他们鼓励年轻人每个月都参加团建活动。还有的工厂选择提高食堂标准，并为员工子女办幼儿园。 福利在提高，薪水也在上涨。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越南工厂的薪资水平自2011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目前工厂的平均薪资可以达到每月320美元（约合人民币2328元）。单就涨幅而言，越南是美国薪资涨幅的3倍。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越南工厂里的年轻人（图源：社交媒体） 在马来西亚，工厂正在做“减法”，包括不再强制要求穿制服等。 “我们正试图让工厂变得更有魅力一点，比如空间更大、采光更好，还会播放美妙的音乐，营造一种苹果公司的环境，”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主席SyedHussain Syed Husman说。 泰国一家招聘公司的总经理Richard Jackson说，工厂要么得为想要的技能多花点钱，要么得在它们需要的能力上妥协。 当然，这一切的代价就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的成本，都在节节升高。 今年，全球两大玩具生产商——孩之宝和生产芭比娃娃的美泰均表示，东南亚的劳动力短缺导致成本上升，他们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耐克公司6月份也表示，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产品的成本在升高。 耐克供应商Maxport LimitedVietnam重新装修了工厂，种植了成千上万棵花草树木，还加强了对年轻工人的培训，帮助他们加快晋升为主管。 但该公司仍然难以吸引到年轻人。今年Maxport LimitedVietnam被迫终止了一个针对高中毕业生的培训项目，因为完成培训，仍愿意留下来工作的人太少了。 至于克里斯蒂娜，成本问题让她放弃了招年轻人。她已经把自己的工厂设在了越南北部的农村地区，车间工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也有50来岁的，有些人甚至不识字，只能口头交流。 “不过年纪大的人也有优点，他们更愿意吃苦，也更加稳定。”克里斯蒂娜说。

又一家央企将消失，曾一度亏损超过1000亿元，如今被接管，成为别人的子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 11月28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将于12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变更公司名称议案。在此之前，该公司已经决定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原有司徽不再使用，而是挂上中信集团的标志。 中国华融和中信集团都是财政部管理的27家金融央企之一，虽然级别上有所不同，但至少都是独立的。如今，却只能屈居人下。 公开资料显示，央企中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是中国华融资产、中国长城资产、中国东方资产、中国信达资产，都是由财政部控股。 这四家公司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正在申请加入WTO的艰难谈判之中，其中一项议程就是金融开放。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工、农、建、中等几大国有银行都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贷款率奇高，到1999年竟然达到了41%。也就是说放出去的贷款，超过40%无法回收或者难以回收。 这些不良贷款就是一个包袱，如果不处理好，必定会影响到我国的WTO谈判。面对这个难题，国家提出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用来承接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于是，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公司就相继登场。 其中，华融承接的不良贷款最多，达到4077亿元。当时的规划是用10年的时间处置，然后退出。 要处理这些不良贷款并不容易，因为很多都来自国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经营惨淡，2/3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后来在国企改革中，不少企业直接消失了，想要钱太难了。 在不良资产处置任务结束后，这四家公司都没有退出，而是保留了下来。2009年，原银监会办公厅主任赖小民走马上任，担任中国华融总裁。 在赖小民的带领下，中国华融开启了疯狂的扩张，主要是往金融产业方向。通过收购、重组的方式，先后拿下银行、私募、期货、消费金融等金融牌照，在加上之前的证券、信托、金融租赁牌照，中国华融集齐了几乎所有的金融牌照，发展成为了一家巨无霸金融企业。 2015年10月30日，中国华融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筹资总额达196.97亿港元。到当年末，中国华融市值达到1100亿元，成为中国总市值最大的国有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这一年，中国华融净利润达到169.5亿元，相比2009年赖小民接手时的4亿利润，翻了42倍，总资产达到8665.5亿元人民币。 之后几年，中国华融仍然在疯狂扩张，到2017年，中国华融收入突破千亿，达到1280.7亿元净利润达到266亿元，相比2009年翻了66倍，总资产更是达到了1.87万亿元。 在外界看来，这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央企。然而，在2018年赖小民落马后，这家公司的真面目才被揭开。收入下降16.25%，净利润暴跌94.32%，总资产下降8.56%。 2020年，中国华融更是曝出惊人窟窿，巨亏1029亿元，平均每天亏掉2.8亿，成为当年亏损最多的中国企业，等于是把2012年-2019年的利润全部亏掉了。也就是说2012年-2020年，中国华融一分钱都没赚，这才是最真实的情况。 2021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3.79亿元，但2022年又亏损276亿元，2023年上半年继续亏损49亿元。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毫无疑问，在赖小民的管理下，中国华融已经被搞得乌烟瘴气。这家曾经以处理不良资产出名的资产管理公司，如今自己却成为了不良资产。2022年，不得不引进中信集团等多家战略投资者，2023年初，中信集团持股比例上升至26.46%，正式成为第一大股东。 也就是说，中国华融成为了中信集团的控股公司。所以，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也不足为奇。对于中信集团来说，等于是增加了一张资产管理的牌照，实力再次提升。 总体上来说，这些年央企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营收和利润都大幅提高，真正出现亏损的并不多，中国华融算是个例。

登上视频节目之后，于洋受到了许多骂声，他说自己早有心理准备，“我不是想抱怨，抱怨也没有用，只是想用我的故事去提醒别人一下。” 2023年11月9日，于洋接受一档网络节目访谈，面对镜头，他抛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的犯罪成本到底有多高？”——不能考公等等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机会的限制，才是最直接和显见的代价。 以于洋的经验，因为在9年前被判处过10个月有期徒刑的轻罪，无法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他不能从事正规的外卖、快递、保安等行业，身患糖尿病的他也干不了工地上的重活，只能靠接一些管理松点的岗位以及摆摊卖棉袜度日。即使如此，相比于同岗位的其他人，于洋获得的收入也更低，同事们一个月到手八九千元，而他的实际收入只在4千元左右，“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 ▲于洋访谈节目截图 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21、2022年，他曾两次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在该议案中，“前科报告制度致使犯罪人就业困难”被加粗标黑。肖胜方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近五年年均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高达120万人，如果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无法正常融入社会，“这无疑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产生阻滞作用。” 窘迫： “一年被辞退十几次” 前科人员就业有多难？于洋举了自己近一年的经历做例子，今年8月2日：他前往北京面试某买菜平台的工作，花700元租电动车，因为有犯罪记录被拒绝；9月1日，他又前往某食品厂从事小时工，干了一天之后被领导辞退，正常160元的日薪，于洋只收到100元。 被辞退、被拒绝，于洋说自己已经习惯了，“我一年被辞退十几次。”在他看来，公众普遍对犯罪记录可能造成的影响认知有限，除了保安、教师、公务员这些有明确规定前科人员不得从事的工作外，实际上，绝大多数普通工作都不接受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只要企业做背调，一定能查出来。” 作为资深“北漂”，于洋对北京的就业市场很熟悉。2007年初中毕业后，他从东北老家前往北京务工，那时摆在面前的选择和机会很多，比如中日友好医院的保安，就是和于洋一样的打工者们眼中的香饽饽，“2012年那会儿，一个月有3000块钱，还有伙食补助。” 但有前科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出狱后的前两年，虽然底薪收入不高，但于洋还能找到其他赚钱门路，那时外卖、同城配送正在快速增长，直到2017年左右，这些行业也开始收紧用人标准，“无犯罪记录证明”成为挡在他面前的一道坎。 2019年，再次回到北京务工的时候，于洋听说中日友好医院的保安工资涨到了4000元，每个月的餐补也涨到了800元，但这份工作和他已经没了关系，他可以选择的只有个别管理比较松的保安岗位，月薪2500元，每天餐补8元。 于洋这些年做过很多努力，他去过海南、山东、广东、浙江、上海，发现无论在哪，对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要求都一样严。他也试过去工地、当群演，但因为罹患糖尿病，工地上的重体力活他干不了，而当群演也只能从事最底层，一天100元不包吃住的那一类，那些待遇稍好一些的剧组，都要求群演持有演员证，而演员证则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 摆在于洋面前的路还有两条，自己做些小生意谋生，又或者找个体户老板打零工。前一条路，于洋尝试过，但失败了，还折损了家里给他的几万块钱创业钱。至于后一条路，于洋摸索了很久，在最近终于迎来转机，一位个体户老板愿意给他工作机会，让于洋暂时有了稳定的收入。 犯罪： 改变人生的100元 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于洋并不避讳。那是2014年，于洋和一个朋友组织十数人进行献血，并从献血的营养补助费中抽取介绍费。 《新京报》曾经报道过这个案件，在当时的报道中，在法庭上于洋供认自己知道献血有营养补助费，觉得有利可图。2014年6月，于洋失业之后，得知某社区准备组织义务献血，遂与“社区管事儿”的商议，他组织想献血的人，对方将补助的钱给他。对方表示献血者要本人持献血证、签字才能把钱领走，需要十六七个人，于洋答应了。 ▲《新京报》对该案的报道 此后，于洋开始找献血者，并和朋友商量如果社区把补助款都给了献血者，他们怎么把钱拿回来以及如何分账——这次义务献血的补助费是每名献血者500元，献血后，于洋拿50元，剩下的由介绍人抽成，最后到献血者手里只有二三百元。公诉机关认为，应以非法组织卖血罪追究于洋等人的刑事责任。 于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彼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就挣了一人50块钱，一共100块钱就被抓了。”在他看来，自己是通过正规的社区、采血机构进行献血，直到上了法庭，于洋才明白问题出在抽取介绍费这个环节，“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无知不代表无罪，我犯罪了我认，承担我应该承担的后果。” 而他没有想过，10个月的有期徒刑仅仅是“赎罪”的开端，刑期结束之后，犯罪前科带来的影响逐步显现，于洋失去了很多正常就业的机会。 ▲于洋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在接受网络节目访谈以后，于洋收到了很多留言，有网友称自己没有犯罪记录，一个月也只能赚到3500元左右，并以此驳斥于洋“矫情”。对于这些言论，于洋曾经试过逐一回应：“他们的3500，是在老家或者三线、四线城市，是他们选择了3500，他们还有机会去争6000、7000、8000，3500是他们的底线，但3500是我在北京不管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的上限，这就是区别。” 警醒： 伴随一生的代价 节目上，于洋没有对自己的容貌、声音进行任何遮盖、处理，直面镜头，坦白了自己犯过的罪，也介绍了自己有前科后的生活。于洋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实际上，节目组方面曾经多次向他建议最好打码等，都被他拒绝了，“就求一个真实，骂我就骂我。” 视频节目中，于洋将讲述的核心放在犯罪成本上，他说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警醒更多的人，不要触犯法律的红线，“我感觉我去劝人别犯罪，可能比警察劝更有效果一点。” 作为前科人员，他理解公众和用人单位的“偏见”，“你会让一个罪犯给你送外卖、送快递吗？你家大门口的保安有前科你会有安全感吗？”但另一方面，他希望社会能给前科人员中那些希望改过自新的人一个机会。 于洋的故事和经历，并不是孤例。202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举办披露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2022年，全国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下降逾三成，2021年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中，近85%以上为三年以下刑期的轻刑案件。有媒体将这组数据解读为中国“轻罪时代”来临。 针对我国的犯罪形势，肖胜方指出，如今，我国具有犯罪前科的人群庞大，但其中大多数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并不明显，多数为过失犯罪或较轻的经济犯罪。 肖胜方认为，虽然上述轻罪犯罪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但他们在回归社会后都会被打上“罪犯”的烙印，“犯罪前科将会伴随他们一生。” 专家： 应考虑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轻罪与重罪，该如何界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2022年11月2日刊登的《轻罪治理与司法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虽然我国刑法没有关于重罪和轻罪的概念和区分，但在刑法中存在“犯罪较轻的”和“处刑较轻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规定，可以作为我国轻罪案件划分的考量因素。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将三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与重罪的分水岭。 肖胜方介绍称，现行《刑法》在1979年通过时是“重罪入刑”，但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增加，打击轻罪的范围不断扩大，刑法条文也不断地增加新的罪名。 在他看来，公民一旦具有犯罪前科，不管是犯重罪还是轻罪，曾经犯罪的标签将伴随犯罪人的终身，对其往后的求职、事业乃至家庭生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肖胜方接到过不少与犯罪前科相关的生存困难的群众求助，比如一名来自河北某市的群众称，自己曾因触犯刑法被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二年的刑罚，回归社会后，在求职过程中屡屡被拒之门外，家庭生活窘迫。 还有一名群众给肖胜方写信求助，说自己曾因容留卖淫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刑满释放回到家乡时，等待她的是父老乡亲的冷眼，甚至连儿女往后的入户、就读、就业等生活都因为她的前科记录而受到影响。肖胜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从提交相关议案以后，自己经常收到类似的求助信，每次阅读这些信，他都感觉心情沉重。 肖胜方指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近五年年均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高达120万人。他认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无法正常融入社会，“这无疑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产生阻滞作用。”他也因此强调，刑罚应该注重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惩罚的目的是使违法者改造为好人，而不是将其推向社会的对立面。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两度提交《关于我国刑法增设成年人犯轻罪之前科消灭制度的议案》。在他看来，前科消灭制度有利于预防犯罪，“如果轻罪犯罪前科能被消失，则意味着这些人回归社会后不会再被社会孤立、抛弃，他们不会再因为具有犯罪前科而找不到工作，受到歧视。这类人群会将犯罪前科的消灭视为社会给他们的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大多数人都会抱着感激之心来回馈社会，而不是报复社会，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也十分有利。” 红星新闻记者留意到，今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文章《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及其制度供给》，讨论如何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该文章中，提出了几点关于构建该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明确其适用对象为三年以下的轻罪犯，但对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保持“零容忍”；规定前科消灭的后果，包括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前科不再构成加重惩罚的量刑情节，任何企业、用人单位不得歧视前科消灭后的人或给予不公正对待等。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人民法院报》相关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章还提出了前科消灭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要求在应消灭前科产生的“规范性评价”外，还需消解前科的“非规范性评价”。优化我国的犯罪记录制度，扩宽我国前科封存，将轻罪成年人犯罪记录一并纳入，减少犯罪记录被二次传播、使用的风险等具体措施。 作为长期关注这一话题的法律从业人士，肖胜方则强调，在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过程中，有三大要件需要注意，首先是所受刑罚须已经执行完毕，其次要经过一定的考验期，且在考验期内，具有犯罪前科的人需要符合法定条件，“只有经过司法机关的批准，才能消灭其犯罪前科。” 在采访的最后，肖胜方呼吁，由于轻罪犯罪人员数量庞大，针对这一人群的相关制度建设，应当引起各方重视及关注，尽快推动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