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经贸处）在加拿大举办「大地之旅」巡回摄影展览，展出获奖无数的香港年轻摄影师袁斯乐的作品。继于9月先后于本国温哥华及卡加利等城市展出后，摄影展周二抵多伦多站，并于多市中心Stackt Market的North Hall Gallery举行开幕礼。 该巡回展览由香港经贸处与多伦多加中摄影学会合办，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 香港经贸处处长巫菀菁在摄影展的开幕礼上致辞，她首先简介香港丰富的文化艺术气息。巫菀菁表示：「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拥有美丽自然景致的人才集中地。」 巫菀菁邀请与会者透过展览的图片欣赏香港的优美景色。巫菀菁说：「通过袁斯乐的镜头，大家会看见香港城景交错的美态。通过袁斯乐的眼睛，大家会看见香港人那种坚毅不屈的精神，以及坚韧灵活的特性。」 巫菀菁补充说，香港由9月26日起撤销从海外地区或台湾到港人士的强制检疫要求，并欢迎加拿大旅客观赏香港的自然风光和其他建设，包括西九文化区各项新发展项目。 巫菀菁同时介绍今年庆祝回归的主题。她表示：「『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这主题不仅带出香港二十五年来的成就，亦寄托着大家对更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和信心。」...

擦过油渍的纸巾，喝空的奶茶杯，凋谢的鲜花，摔落的玻璃碎片，不再被主人喜欢的木盒、玩偶、沙发椅凳 ……据不完全统计，城市居民每天会产生 1.2 千克的生活垃圾。 除了在垃圾场等待焚烧或填埋，被丢弃之后，一些垃圾或许还有机会撞上 " 第二春 "。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见了废弃物的价值，他们珍视物品里的 " 可循环价值...

银发族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据国内头部短视频平台抖音调研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4 月，平台 60 岁以上的创作者累计发布超过 6亿条视频，内容类型包括风采展示、亲子互动、创意特效、风景美食和动植物养护等，获赞超过 4亿次，视频获赞、评论量和分享量均高于年轻人。 换句话说，你爸妈拍的短视频，获赞可能比你多。 短视频在银发族当中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老年人的休闲生活、加强中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抖音在去年...

自习近平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口号以来，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普通中国人实现了那些梦想？请看法新社记者对北京上地的一个社区的走访。 小吴已经为他的“中国梦”夯实了地基。他已经结婚，正在等着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他在北京拥有一套公寓和一辆汽车，收入来自一份工资丰厚的技术工作。 他甚至跨越了中国严格的户籍限制，从东部的山东省搬到了北京上地的中产阶级社区附近。 “一路走来还算顺利。”这位三十多岁的新北京人笑着说。 在竞争激烈的首都打下根基，他大体上跟上了习近平主席的号召。 自习近平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口号以来，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这是一个宏伟的愿景，意思是在中共领导之下，中国人通过集体奋斗实现繁荣、权力和荣耀，重塑国家的全球影响力。 其成就之一是让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进入一个依靠科技发展、制造业供应链和14亿人大市场的经济体。 “中国梦”带来了新的自由和机遇，同时也让依靠控制社会来维持统治的中共面临意想不到的挑战。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2012年11月29日，刚刚履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今天，当习近平准备打破惯例，让党组织任命他进入第三个最高领导人任期的时候，有人认为“中国梦”正在偏离轨道。 即使在北京上地，表面繁荣富足的背后也充满着焦虑。 人们在繁重的工作、飞涨的房价、畸高的育儿成本以及婚姻的社会压力中挣扎，而这一切又遭遇到了新冠疫情。 对未来的期望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将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29岁的陈安娜（Anna Chen, 音译）在上地的另一家科技公司工作，她说：“人们的追求和过去有所不同了。” 科技创业者面临寒冬 在过去的十年里，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已经把上地从一个不起眼的郊区变成了中国科技版图上的一个地标性区域。 该地区靠近颐和园的废墟——这个1860年被英军烧毁的清代皇家园林，被视为中国遭到西方国家欺凌的“百年国耻”的象征。 许多新搬入上地的居民都在为科技巨头工作，如百度、快手和滴滴等。这些公司主导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们日常生活，经营规模超过了许多西方的竞争对手。 31岁的谢尔顿·张（SheldonZhang）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穿着深色T恤和运动裤，一副年轻的科技界专业人士的打扮。这些人士代表着中国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国际化的人群。 小张心直口快。他大学肄业，在20岁出头的时候与人合伙创业，现在是一家大公司的客户体验设计师，用他的话说，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他和住在上地的很多人一样，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传感器和芯片的推动者。在党的上一个五年计划中，这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产业。 但是业内人士警告说，中国科技行业已经进入“寒冬”。 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打压中，中国政府钳制了科技巨头的发展，因为担心这些公司对中国消费者有太大的影响力。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公司的收入增长正在下降，裁员人数正在增加。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仅增长了0.4%——这是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最差表现。 小张说，“如果没有新技术的突破，我们的发展可能会开始放缓甚至倒退。” “数字蓝领”的焦虑与躺平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压力。 27岁的李梦珍（LiMengzhen，音译）是一家短视频平台的战略专家，她说科技界的从业人员现在都谦卑地自称“数字蓝领”。 她说：“我们的处境类似1990年代的农民工。” 她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却为在上地供楼而焦虑。在那里，房价动辄达到每平方米10万元，她将永远买不起。 她说，“我们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但不能说自己是北京人。” “我们的程序员就跟在踩缝纫机或者拧螺丝的农民工一样，很容易被人取代。”她说。 这种焦虑在她这一代人中蔓延。许多人开始“躺平”——放弃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城市生活指标而无休止地工作。 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让这些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中国城市的青年失业率一再创下新高，在7月份达到顶峰——16-24岁的年轻人中失业率达到近20%。 但是新的城市文化也提供了另外的机会。 在上地南面的一家咖啡馆，红光满面的冯静（Feng Jing，音译）说她刚刚辞去了一家视频平台的工作，当上了一名瑜伽教练。 “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这位29岁的女士说，“我不觉得自己应该被金钱或其他流俗的观念束缚。”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变化中的生育政策与观念 在上地的爱情公园里，孩子们正在嬉戏追逐。旁边的石头塑像上，还保留着中共过去的计生口号。 “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一座塑像上刻着这样的标语。这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强制执行的减缓人口增长政策，该政策限制许多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如今，政府正在鼓励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以防止人口危机的到来。不断减少的、疲惫不堪的年轻劳动力将会承担数亿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这也许是“中国梦”面临的最大挑战。到2040年，国家需要为大约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金。 根据官方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口将可能在下个十年的末尾达到顶峰，然后进入持续下降的阶段。 该报告称，这种下降将对中国造成“极其不利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中国试图通过税收政策来刺激新的婴儿潮，但是收效甚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父亲说：“一个孩子的花销已经足够昂贵了。” 还有一些人质疑是否一定要结婚或生子——在一个逼婚的父权社会，这是一种激进的立场。 科技工作者陈安娜说，她的目标是赚到足够的钱去环游世界，以及资助父母安度晚年。 她告诉法新社说：“世界上的人口已经够多了。”她要求匿名，以避免来自其雇主的麻烦。 她说，“而且社会正在发展，你可以不结婚或不生孩子也能活得很好。” 农民工的中国梦 正午的阳光炙热， 70岁的王玉福（Wang Yufu）正躲在北京一幢豪华公寓的阴影之中打瞌睡。 大约在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同时，王玉福从东部的江苏省搬到了北京。 他带领着一支农民工队伍，美化着上地的绿地，每月收入约6500元人民币——是他刚来北京时工资的好几倍。 在过去四十年里，中国依靠大量的农民工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有2.9亿来自农村的人员在城市地区工作，很多人薪资低廉。 但是严格的户口政策以及飞涨的物价让其中大多数人无法在自己参与建设的城市中定居。 午休结束后，王玉福劝说他带领的团队在附近的一家公园里继续工作。 他说，现在的情况比十年前要好，但伟大的梦想仍然属于别人。 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4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核不扩散和军控司司长叶尔马科夫在向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致信中表示，俄罗斯完全遵守拥核五国领导人关于不可发生核战争的声明，该信件由俄罗斯代表团副团长沃伦佐夫宣读。 报道称，沃伦佐夫表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保持五个核武器国家都遵守不允许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发生任何战争的假设，拥核国家领导人 1月份的联合声明中反映出这一点。俄罗斯完全遵守（这一点）。" 近来，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10 月 1日，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曾发文分析俄军战局不利的原因，他还提到 " 个人见解"，认为俄罗斯应该考虑使用低当量核武器。对此，综合塔斯社、俄新社等多家俄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10 月...

神颜父母真会生下丑崩的孩子吗？ 前阵子贝嫂和儿媳闹矛盾上热搜，就看到有人重新讨论起她生的三儿子。 没想到顶流父母神颜组合，也被大家质疑儿女没遗传父母优良基因。 如今大布年纪轻轻发福走样不说，一副经常没睡醒的颓废面貌，更让人分分钟想到流浪汉。 其他两儿虽然比大哥观感要好不少，但颜值走向也已发展到猜不出下文的地步。 老二罗密欧身高 183，曾是家里最有超模感的型男好苗子，小时候又帅又萌。 如今被网友认为身上有长残后的比伯影子。 还有曾被认为长得最像贝嫂、成熟中带点童真的小儿子克鲁兹。 无意间翻到他 14 岁到外公外婆家玩和亲戚的合影，这孩子就连身高都没拿到王牌，要面子的他，拍照时居然还偷偷踮脚以为大家看不到…… 小七也没好到哪去，还没脱去婴儿肥的她，不知道最终定型后会不会华丽转身。 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其实样貌遗传也是个技术活，稍不留神就把好基因埋没了。 大家还记得张柏芝和谢霆锋生的两个儿不？ 老大 Lucas 谢振轩今年 8 月已满 15...

作者 | 阿树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有些冷门，给了人类进化遗传学。 获奖者只有一位，瑞典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 · 帕博，古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意味着，折合人民币 640多万的奖金，由他一人独享，也是该奖项近年少见的情况。 同时，这也是进化遗传学在该奖项上的首次亮相。 学科虽然冷门，但斯万特 · 帕博却是一个明星级的学者，他写过畅销书，参与电视节目，还上过《花花公子》。 不过登上《花花公子》的，是帕博关于尼安德特人的研究。他曾说，" 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出现在《花花公子》上的机会"，所以他接受了采访。 学术成就上，他对古人类基因和人类进化的研究，也确实是开创性的，刷新了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认知。 斯万特...

翻译：猫星蛮夷译者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正在逃离动员。他们中有神有熊（兔）（年轻人用语，神：指不爱极权的人，熊：指无脑爱国的人），也不乏精英人士。安德雷和叶夫根尼，这是两个成功逃到德国的俄罗斯年轻人的故事。 安德雷的背包里背着他的全部家当 安德雷最早是在献血站发现不对劲。他在莫斯科经常献血，因为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房租。安德雷来自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出身贫苦。他来莫斯科只是因为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可以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上学。这是俄罗斯最好的大学之一，且是外交部直属院校。 之前安德雷去献血时时常被拒绝，因为他的血型太普通了。但自从二月起，一切都变了，在血站一路绿灯。安德雷想，大概是国内哪个地方突然需要大量血液储备吧，虽然在电视上他们什么都没说。而且，由于他有能力一点一点拼凑线索，安德雷清楚地知道，这些血液最终会流向何处。 叶夫根尼来自俄罗斯中部的新西伯利亚，在那里很多人为战争的爆发欢呼雀跃。叶夫根尼将这帮人蔑称为“木头人（Holzmenschen）”，在他们眼里，西方除了基佬，就是炼铜和纳粹。哦对，还有马上就会占领西方的绿教徒。他们会说：西方只是在伺机而动，等待俄罗斯虚弱时大举进攻。在叶夫根尼的家乡，大部分居民都很贫穷，当他们无法自己去赢，那么对他们来说，归属于一个不断在赢的国家，非常重要。叶夫根尼相信，宣传机器就是这样运作的，但他不吃这一套。他学过国际关系，他不傻。然而自二月以来他时常希望自己就是个傻子，因为傻子在俄罗斯能活得轻松一点。甚至祖父母都在不断对他说，普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有时他还提议自掏腰包，让朋友们去欧洲旅行，见识一下这个世界的真貌。他是认真的，但他的朋友们只是笑话他。他觉得，自己就像身处1932年的德国一样。 弥漫在俄罗斯公共空间中的冷感 实际上，他已经觉得自己像一个异乡人很多年了。四分之一的俄罗斯人从未有过马桶，只有老式旱厕。叶夫根尼15岁第一次出国时，他惊讶地发现很多路人在街上和电梯里会互相打招呼。在他出身的地方，就算有人死在路上旁人也只会面无表情地经过。其实很多俄罗斯人非常热心，但只在私下里，俄罗斯的公共空间弥漫着冷感。 战事一升级，叶夫根尼就在计划怎么跑路。他在国外有银行账户，但战争一开账户就因为制裁被冻结了。他认识的一名军方人员知会了他动员的可能性，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叶夫根尼不是预备役，但是他有持枪证。他有一把AK，用于荒野狩猎，像他一样的人也会被动员。普京在电视上撒了谎。叶夫根尼随时都把他的护照和申根签证抓在手里，无论如何，他才不想为了什么什么劳什子【数据丢失】死在顿巴斯。他既不想跟同胞手足开战，也不想变成“炮肉”。在俄语里，炮灰被称为“炮肉（Kanonenfleisch,пушечное мясо）”。 今年夏天叶夫根尼申请了斯洛伐克签证，但被拒绝了。领事馆说他的证件是伪造的，他不住新西伯利亚，而是住在库尔斯克。叶夫根尼气的不行，他委托了一位律师，但流程非常拖拉。于是他又试了德国领事馆，这下成了，他拿到了为期6个月的工作签证。哈萨克边境离新西伯利亚700公里远，紧急情况下坐车也能到。这就是他在夏天定下的逃离计划。 于此同时，安德雷在莫斯科的生活一切如常。他在一家国际建筑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工作，正在和女友规划假期，新年夜晚上他们想跟父母一起在红场上溜冰（想得真好，不如一起去顿巴斯溜冰？）。每年九月的生日他总是和一个仅在他之后几天出生的朋友一起庆祝。这个朋友已经在一年前被公司调动去了柏林，他也想去柏林度假。德国和俄罗斯互相驱逐了对方的大使，所以他拿不到签证。虽然德国大使馆还是留了几个人在俄罗斯处理签证申请，但是排队的人一眼看不到头。安德雷有三个选择：希腊，西班牙，或者瑞士。在希腊大使馆预约要500欧元，瑞士只要250欧，所以他选了后者并拿到了整个申根区的签证。假期开始了。 圣彼得堡年轻人路过征兵广告 安德雷不敢相信，普京居然来真的（指动员） 安德雷先飞明斯克，然后乘大巴前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再到柏林。这个假期十分美好，生日那天他们一起去了佩加蒙博物馆欣赏文物雕塑，时间过得很快。安德雷的女友经转伊斯坦布尔飞回莫斯科，安德雷则必须先去日内瓦，因为他拿的是瑞士签证。当时就已经有传言普京要局部动员了，但他能怎么办呢，回程机票已经定了。当他在日内瓦机场落地时，一开手机就看到了一堆短信和未接来电。安德雷不敢相信，普京居然来真的。他在俄罗斯预备役里是个中尉，战时任务将会是把敌台从法语翻译成俄语。很多俄罗斯的年轻学生都通过这种手段逃兵役：长年累月修军事理论课然后参加军训，结束之后自动成为士官。安德雷属于第一等预备役，他很健康，受过教育，还是军官，他会第一批被动员。此时此刻，他站在日内瓦的机场里，很快将踏上飞回莫斯科的航班。他仅剩下几个小时，来决定自己将来的命运。 远在新西伯利亚的叶夫根尼也经历着差不多的事。虽然他不是预备役人员，但他还是接到了征兵办的电话。一个男人说，他应该马上去征兵办报道。叶夫根尼扯了个谎，说他一年半前就出国了。对方说，这不可能，他在电脑上确认过了。叶夫根尼继续虚张声势，坚称自己在国外。他提议，自己可以马上飞回俄罗斯去报道，明天或者后天就到，毕竟他是俄罗斯母亲的好大儿（wieder gute Bürger, der ersei）。男人表示，如果叶夫根尼明天没有出现在征兵站，他会用尽手段把叶夫根尼扔进监狱关三年，然后挂断了电话。叶夫根尼事先准备了录音，录下了这段对话。这通电话理论上并不合法，然而你跟你我说法律我都觉得好笑.jpg（aberwas heißt das schon,...

今天，微信朋友圈的好几位同行都在关注一件事。 中国人民大学李石教授，因为自己的学术著作《讲义》获得了一个差评而大为光火，竟然报案称“自己被侮辱”，坚决要走法律程序，讨还公道，控告给自己差评的那个人。 本来，对中国的学术早就幻灭的我，对事关学术小丑们的闹剧，从来不感兴趣，不屑于置评。但是，一看这位李石教授和我算是政治学专业的半个同行。于是，我忍不住在电脑前，坐了下来，敲打着键盘，想说上几句。 让我听闻学术界的这个笑话，立马便手痒痒的是，“政治学”这三个字。 在厦门打工那几年，这三个字仿若金光灿灿的明灯，在远处召唤着只有技校文凭的我，为“将来立志研究中国问题”这一学术理想而苦苦奋斗。 2008年3月底，通过初试之后，在面试现场，我回答浙大政治学系几位教授（毛丹、董晓燕、高力克、潘一禾）提问的时候，“大言不惭”地当场道明了自己内心这份炙热的理想。 入学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专业的硕博研究生，都资质平平，言谈乏味，毫无思想，毫无审美，毫无情怀，甚至连基本的阅读兴趣都没有。 研究社会学的博士，对现实毫无痛感；研究政治学的博士，一点都不关心政治；研究教育学的博士，抓不住教育问题的根本…… 当然，这绝对不是因为985高校博导们没有眼光，而是读研读博大军的整体水平严重下降了，以至于哪怕是国内一流大学，也很难招到优秀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然而，这些人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后备大军。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国内学术圈那些平庸的文科学者教授们，普遍意识不到自己是庸才，自我感觉大都好到走路都几乎要飘起来。 自我陶醉的原因，就出在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术业用专攻”。换言之，就是越到博士和教授，研究领域就越窄。 在本科生阶段，同一个专业所有学生修的课程大体相同，分数高低的差别，让学生们能自觉意识到，外人也能相对容易地判断出，谁在某些方面不如谁。所以，本科生有高傲的，也有谦卑的。 到了博士和教授阶段，每个人的专业、选题和方向不一样，失去了可以相互比较的共同尺度，却拥有了“我是专门研究……”的万丈光芒。 由于头上顶着“专门研究……”的光环，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平庸的文科教授学者们，比普通人，更难发现，自己精神世界的贫瘠。 正是因为这个“专门研究”，不是本专业同一个研究领域的外人，很难对教授学者们的真实水平，做出判断和评价。就好比你根本不懂金矿，自然无法识别矿渣，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教授学者们的”学问“做得越是“专门”，外人就越是看不懂。外人越是看不懂，他们就越是容易装×。x装得越多，他们就越容易高看自己。 然而，在研究越来越沦为“生产”，科研越来越沦为流水线的高校圈子，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术”，“学”哪怕再差，也能一篇一篇地发表学术论文，一本一本地出版学术专著。 这些论文，对于学术增量几乎毫无贡献，只适合于小圈内同行之间相互吹捧，却赋予了平庸的教授学者们轻飘飘的幻觉和“我是专业人才”的优越感。 正是因为他们看不清自己是水货，而且优越感实在太强，所以，面对哪怕仅仅一个差评，也会暴跳如雷，觉得自己被轻视了，被侮辱了，以至于连“诉诸法律、讨回公道”的闹剧，都敢公开上演。 因为我性格耿直，不愿曲学阿世，不屑于从事拉帮结派混圈子的勾当，对学术幻灭之后，我选择了主动边缘化，不参与任何名利角逐。 不过，我毕竟还算是学术中人，对内业很多为外人所不知的奥秘和玄机，或多或少还是有所洞察的。 今天，我再次不惜得罪国内的各路学术同行，告诉大家一个一眼就能识破文科学术水货的便捷利器。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研究的源驱动力，应该是来自对人类生存终极价值和政治社会理想的真诚关怀。 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在于，用人文情怀和社会理想为人类发展导航，防止人类整体迷失方向。 因此，优秀的文科学者，一定是一个有思想的、心怀社会理想的人。 满脑子功利市侩的研究者，不可能做出真的有价值的学问，因为没有痛感的驱动，他们的思维根本就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只能浮皮潦草、隔靴搔痒地拼凑论著。 “思想”和“理想”这两个词，我们经常挂在嘴边，可是，要准确地解释它们的含义，却有一定难度，辞海提供的解释又不够通俗易懂。 我不妨在此对这两个词语的概念做一个简化，提炼其最精华的核心属性。 我不试图直接定义它们，我只想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但凡思想和理想，一定是走在现实和现状前面的。因此，无论是思想，还是理想，都必定与现实存在一定的紧张感。 一个学者教授，只要有思想、有社会理想，那么，从他的文本和言辞中，外人能首当其冲地感受到的，一定是与现实的张力，而不是远远地逃避现实，坐在云端，高谈阔论，把玩辞藻，卖弄高深。 失去了社会理想和思想的指引，所谓的“学术研究”，就会沦为封闭的职业游戏。除了评职称，别无他用。 这就难怪几位著名文科教授多次说过，中国90%的文科研究，毫无现实意义和价值。 所以，我们无须看一个文科“学者”的论文和专著有多少本，论文专著题目逼格有多高，拿了多少课题，获了多少奖项。那些东西只能忽悠外行。 一个专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思想和社会理想，这个人基本上等同于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其真实水平非常值得怀疑，学术不过是他们的饭碗，而不是志趣。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看到同样曾经是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张鸣教授为弱者和正义说话。我们经常能看到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发表犀利见解。 作为人民大学研究罗尔斯《正义论》的所谓政治学“学者”，大家看过“著作”等身的李石教授，向公众展现过现实关怀和正义冲动了吗？她为弱势群体发过声了吗？ 区区一个差评，就咬牙切齿地控告差评者，李石的小丑闹剧，是对自己研究的罗尔斯的侮辱，是对自己研究的罗尔斯《正义论》的侮辱，更是对正义本身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