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著有《中国问题》。在这本书中，罗素用自己的理论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了系统阐述。其中罗素指出中国人有三大缺点
1，冷漠：在罗素看来，“中国人的冷漠必定会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为惊异”。罗素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在中国的街头看到很多饿死的人。父母为了几块大洋，就会将自己的孩子卖掉。但街道上赈灾的人却很少，罗素为了证明中国人的冷漠，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在中国如果一条狗被撞成了重伤，路过的人见了大多数都不会同情，而是会对狗发出的嚎叫感到好笑。罗素用这两个例子来佐证，中国人太过冷漠。
2，胆怯：罗素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忍耐力的民族。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中国长期遭受侵略，但人们却普遍选择忍受。而这种忍耐，实际上就是一种软弱和胆怯。
3，过分传统：罗素认为，中国是个尊卑观念十分明显的国家。数千年来礼法的熏陶，的确让中国人讲礼貌，重道德。但也正是这种传统的影响，让中国人对阶层十分看重，也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再加上佛教对中国人民的影响，让老百姓习惯忍辱负重。而这种过分传统在当时的社会来看，的确是缺点。罗素认为，过分的传统让中国人民，缺少反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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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想起了古代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历史学系教授谢天佑在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对两千年官场博弈的透视，看“权游”中如何明哲保身
权游，即权力游戏的简称。
历史上，皇上和大臣们之间的关係，绝不能用我们熟悉的那种上下级格局去形容。
从辅佐刘邦夺取天下的韩信和萧何，到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再到「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的魏徵，无一不是活在「一旦邀君宠，无草亦做花，不久君意转，字字皆可杀」当中。看清这点，方能理解古代皇权至上年代，何以会有「伴君如伴虎」一说。
所以，古代历史从来不只有文人骚客风雅浪漫的一面，朝堂之上的残酷超乎想像。
谢天佑指出，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环境决定的——它是「专制」的产物，是不平等君臣「关係」的产物，而且是双方「合谋」自设的困局。
在这本聚焦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研究著作中，谢天佑教授以君臣关係、臣民心理为切口，剖析专制主义的内涵。从专制主义的产生、权力结构的确定到臣民心态的种种表现，将扑朔迷离的官场沉浮、血雨腥风的名利争斗，淋漓尽致地显露在世人眼前。
在专制主义高压下，古代臣子的命运，几乎都很悲催。急流勇退、适可而止乃名利场上一条血的教训。明初勋臣大都难逃「走狗烹」的劫数，唯有像功成身退、告老还乡的汤和那样，才能独善其身。而在位当政时，更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韬光养晦、讳莫如深……
功名利禄，人之所欲。为此，必须攀龙附凤，选准主子甘当奴才。然而，稍有不慎，犯龙颜，触「逆鳞」，必遭厄运。韩信与萧何。一个恃功自负、天真义气被猜忌后任我行我素，最终祸及自身；一个懂得如何求田问舍，力释猜疑、委曲求全以宽君心，落得个好下场
生活在专制主义的夹缝中，臣民要知晓自己的「本分」，懂得最大限度地发挥才智。
中唐名臣李泌全心全意为唐王朝卖命，又与李家几代皇帝有很深的个人感情，但却几次引退、避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苦心支撑。直到晚年，方敢死谏，这种无奈和苦衷正如他自己所表白，「臣老矣，馀年不足惜」，「不敢不尽言」。
在专制主义这部庞大的机器里，每个臣僚、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固定的零件，机器操纵者是皇帝。许多官员官场失意、理想幻灭后，或潜遁山林，或蹈入虚无。
哪怕是作为对立面的改革派与维持派之所为，也不过是彼此争夺皇帝喜好，企图赢取君主支持的一场政治游戏。无论是商鞅还是吴起，或者是王安石、张居正，他们本质上并无轩轾，一旦支持他们的君王身故或转向支持另一方，厄运立刻降临。
在这本书中，谢天佑教授史论结合，用大量的权术小故事，透析自先秦至清代几千年朝堂上的臣子生存法则。不仅有「千古谏臣魏徵」「杯酒释兵权」「王安石变法」等跌宕起伏、动人心弦的故事，也有围绕日常互动中呈现的君臣关係、派系政治，堪称一部古代官场现形记。
拍马屁、说假话、做违心事，是历朝历代大臣的生存之道
臣子乃至民众拍马屁、说假话、做违心事等等性格、语言、心理和行为，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因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臣民承受著重重压力，国家利益、个人尊严、人性底线都可以用作换取君心的筹码。
不论庙堂之上的大臣，还是散处江湖的百姓，心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扭曲，纷呈出光怪陆离的「社会性格」，诸如嵇康的放荡、岳飞的愚忠、海瑞的固执、郑板桥的怪异……不一而足。
谢天佑教授《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详述了那些「小心谨慎，明争暗算，攀龙附凤，明哲保身，避嫌勇退，假话连篇」的心理表现及形成机制。
在对韩非子关于臣下向君主进言时有可能遭遇七种杀身之祸和八种猜疑的分析中，谢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假话、违心话是专制主义之下臣民的特有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
性格多疑、善变、骄横、独尊、虚荣……君主独裁兼具随意性和神秘性，那麽臣子如何见机行事，既完成进言又避免杀身之祸呢？韩非总结了十三种说假话、讲违心话的伴君术，鼓励进言者在君主面前讲不同的假话来顺应君意，换取生存之道。
所以，古代官场盛行讲假话、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统治的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也使辅佐君主的臣子不得不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包裹起来，培养「为君者讳」、委蛇曲折的伴君与做官功夫。
谢教授笔下描述的那些「忠臣义士」，在那种高压环境之下，同样需要殚精竭虑地苦心应对，这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制度之弊是如何激发人性之恶的。
结合罗斯所说的中国人三个缺点，再看看谢天佑作为史学家的「随想录」，就知道他的用心。书中所引史料繁複广泛，上至春秋战国，下至明清，都可谓信手拈来；很多耳熟能详的古人，都有详细分析，比如——
「我多阴谋」的功臣陈平，明哲保身的介子推，急流勇退的张良，善于把握君臣分寸、懂得君尊臣卑道理的魏徵，力避嫌猜的李泌、徐达、汤和，还有那些改革者商鞅、王安石、张居正……
作者通过一个个历史故事，透视凝结于历史人物活动中的微妙心迹，又恰到好处地插进少许精彩议论，收到了史论结合、相得益彰的效果，从而成功地刻画出一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态史。
谢天佑先生20世纪80年代未竟遗作，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研究视角别致，从政治史、心理学等角度著笔，笔触精准细腻，见识高远，是国内心理史学、情感史学研究的先驱之作关键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主义的研究，揭示了它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臣民心理对人性的摧残。
中国人的三个缺点，也许随著时代的变迁，还有更多的添加删减，但历朝历代的君臣关係，拍马屁、说假话、做违心事以求生存之道，专制主义制度之下的政治文化，军民心理等文化劣根性，时至今日，仍然若隐若现，也有众所周知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