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5周年 镇压发生第二天，黛安娜.拉里前往北京不同地点协助撤离加拿大人
戴安娜.拉里保存的剪报。1989年，时任约克大学教授的她回到加拿大，在皮尔逊机场与前来迎接的两个女儿拥抱。
照片：Radio-Canada / Submitted by Diana Lary)
Yan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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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学教授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是1989年六四镇压的亲历者，她把这段历史称为人生最具戏剧性的经历
—— 当然是一场悲剧。
共产党政府总是要人们勿忘国耻，‘六四’才是中国最大的国耻日。
协助撤离加拿大人
2023年7月，UBC历史学教授戴安娜.拉里在温哥华家中。
照片：Radio-Canada / Yan Liang / RCI
1989年，黛安娜.拉里是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的汉学专家。六月四日凌晨，军队乘坦克进入北京，对抗议学生和市民展开镇压的那一晚，她恰好在济南做一项研究。
所有见到她的人都问，你去了天安门广场吗？她当然去了，并且对现场的工人们的出现感到欣慰。
但镇压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开枪了
— 她回忆说，每个人都在哭，不停地哭，非常悲伤。
加拿大大使馆打电话给她，要她立即回北京，一是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再有希望她回去协助撤离在北京的加拿大人。
她于四号晚间回到了北京。火车站没有计程车，她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在建国门外的公寓。路上很黑，马路上甚至立交桥上都停着坦克，站在坦克附近的军人枪口对准各个方向。
他们只好骑上人行道，而三轮车司机不住地问她：你说，这是不是法西斯主义？
她和加拿大使馆人员都聚集在大使馆内，她睡在办公室，中国雇员们在紧张讨论，有多少人死亡。大使馆武官告诉他们，依然能听到枪声。
外国政府对中国即将发生什么同样毫无概念，大家都觉得恐怖、担心。加拿大政府决定撤离所有在中国的侨民。
第二天，使馆的加拿大军人开着一辆面包车出门去接载住在北京的加拿大人。
因为能讲流利的国语，黛安娜.拉里勇敢地承担起领队的责任。
她告诉加广记者，出发前，他们把车子用加拿大国旗包裹起来，人人都认得枫叶
。
街上诡异地寂静，宽敞的街道上没有车辆，沿途看到很多烧毁的车辆，偶尔还传来枪声。
记得在一处地方，他们被解放军拦住了，禁止他们入内。
她记得，战士看上去很友好，但却向她提问：我们这是在哪里？
她立即明白，这些士兵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告诉了对方位置。
加拿大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波顿（Charles Burton）曾告诉CBC记者，（黛安娜.拉里）无所畏惧，决心把所有加拿大人都安全地带离中国。
他称赞拉里热情洋溢，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信念和理想，而且非常善良。她是位有些古怪的阿姨，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喜欢和她在一起。
那一天，她和加拿大军人从大学宿舍、宾馆等地接到了大约 20 名加拿大人，这些人非常震惊，都不会说中文，其中一些人来到北京只有几天
。
我一直对当局敢于这样做有种冷冷的愤怒。我爱北京，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真这么做了。
她和其中一部分加拿大人在6月7日乘飞机前往日本。起飞前一刻，大家还是很紧张，警察上机，一个个重新查看大家的护照，她猜测是不允许中国人离开。
她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拥抱两个女儿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封面，颇有劫后余生的释然。
之后，每一年六四，她都会发文，或现场前往悼念活动。
六四是中国的国耻日
黛安娜.拉里表示，直到现在，自己依然相信，共产党当时一定有其他办法解决（天安门学生抗议）带来的危机，而不用暴力镇压。
作为历史学家，她认为，人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意义。
中国历史上，一些日子是一直会被记住的。我们回头看，五四运动
改变了中国，尽管它规模其实不大，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
六四会成为中国人一直铭记的日子，共产党在字面上或是经济上可能赢得了1989，但经济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因为经济会发展向上，但也会停止下降。六四事件没有赢得人心，失去了执政合法性。中国政府总要求民众记住国耻，六四才是中国的国耻日。
1989年6月5日，一位市民站在北京长安街的坦克队列面前。坦克人成为了“六四”事件象征性图片。
照片：The Associated Press / Jeff Widener
她认为，六四令中国流失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这个损失无法用具体的数字衡量。此外，六四之后，人们都开始专注于个人和挣钱，是激进资本主义
，再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一套意识形态理想了。
她还表示，三十年后，中国出现了习近平。他对中国的设计、中国当下的变化，令她联想到了文革，而这也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的体现。
戴安娜.拉里就中国女性研究著作“中国的祖母们”（2022年）
照片：Radio-Canada / Yan Liang / RCI
在中国的日子
黛安娜.拉里一生都在研究中国，
她在六四镇压之后五年重返北京，而北京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之后，拉里多次往返加中，主要是调查她感兴趣的中国历史上内部迁徙的问题，比如闯关东，也关注中国女性问题，她的最新著作《中国祖母们》（2022年）探讨性别、家庭、和老龄化问题。
她依然会想起1964年初次去中国的情景。她介绍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前苏联共产党闹翻了，英国共产党拒绝再向中国派遣英语教师。
所以，中国通过英国著名亲中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物色愿意前往中国教授中文的年轻人 —— 还要拥有模范口音
（标准英式口音）。
她的朋友和李约瑟一家是世交，她于是和四、五个年轻人到了北京。
她在当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授课，每天五个小时。她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的学生，她喜欢他们，还遇到过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教师。
有一次，受到煤炭部的邀请，她前往观看了名角出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印象深刻。
1966年初，她因为结婚而回到了英国。不久，文革爆发，其他几位年轻人也被迫离开了中国。
黛安娜.拉里回忆说，在北京，她和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成为了好友。文革前，杨宪益已经警告她，更大的事件正在到来，要做好准备。
果然，文革时期，杨宪益夫妇双双入狱。而他们的儿子杨烨经历更加坎坷，饱受折磨，精神出现异常。1979年初，杨烨在英国自杀，年仅36岁。
六四之后，拉里第一次重回北京，拜访了老朋友杨宪益夫妇。杨宪益在六四镇压之后，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而他的夫人戴乃迭当时重病在身。
Yan Liang文章来源于RCI:【专访】历史学家黛安娜.拉里：“六四”才是中国的国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