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5 月 12 日，随着 2022年广州统计年报的公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我国一线城市的最新人口数据就都公之于众了。这份公报显示，广州常住人口截至 2022年末为 1873.41 万人，对比 2021 年末的数据，减少了 7.65 万人。
在此之前，根据深圳的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末深圳常住人口 1766.18 万人，同比减少 1.98万人。此外，上海人口减少 13.54 万人，北京人口减少 4.3 万人。
至此，北上广深这四座一线城市均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
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人口流动性最好的一线城市，这种集体开始的人口流出局面，到底说明了什么？又是否具有转折性意义呢？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负增长并非始于今日。北京是第一个人口减量发展的一线城市，自 2017年开始，北京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至今累计减少近 12 万人。上海此前也提出控制人口规模，除了 2022 年外，上海曾在 2015年和 2017 年都出现过短暂的负增长。
但是，深圳和广州也加入到负增长的一线城市之列，多少让人感到不安。不仅这两座城市在过去十余年间，常住人口均增长了数百万，是全国增量最高的两座城市。而且，2022年的负增长，乃是深圳自 1979 年建市以来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对广州来说也同样罕见。
城市人口规模将逐渐趋于均衡，维持在最优水平上
对于这种局面，若还以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为托辞，恐怕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解释。
首先，生活成本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高房价和高消费，一个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人自然会感到有压力，认为其生活成本高。但生活成本的高与低，只能相对于收入而言，如果收入较高，那么生活成本虽然比那些收入较低的城市来得高，人们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压力。
其次，生活成本的高低由人口 -资源相对多少决定。也就是说，生活成本之所以被抬高，乃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追求太少的生活资源，市场通过价格的调节来反映各种经济资源的稀缺程度。由此可知，生活成本的高低，反映的恰恰是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此外，大城市人口规模也不会无限地增加下去。城市人口的增加，会为城市带来规模化的收益，庞大的经济体量往往意味着市场集中，经济的集聚效应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为城市带来更大的收益。
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也会为城市增添运行的成本，当这一成本大到超过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总体收益时，城市规模的扩张自然就会停止。于是，城市的最优规模就会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不会出现继续增加或开始下降的情况。
由此可见，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并不是人口负增长的原因，相反高生活成本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果。一旦城市规模稳定在最优水平上，大城市中人的生活成本并不会无限上涨，也会趋于稳定，与大城市中人们的收入形成稳定的比例。
反过来说，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也是小城市中人们收入与支出形成的均衡结果。离开具体的城市谈论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没有意义的。
撇开政府的人为限制，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的规模会稳定在一个与城市中人们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上。那么，人们的收入从哪里来？对于在城市间流动的人口来说，他们的收入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工作。
工作机会是关键，离开的人还会回来吗？
如果一个城市创造工作岗位的能力下降，那么，人们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也会下降。我们游牧时代的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则是逐工作而居。就像当年顾况对白居易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但像白居易这样的有为青年，仍然络绎不绝地要到长安去，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才有做官扬名的机会。与白居易一样，现代的青年人要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当然也要到大城市去，那里不但工作机会更多，收入也更高。
而根据 2022 年 8 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 年 7 月份我国 16-24 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连续多月创下新高。今年 5 月份国家统计局最新就业数据显示，2023 年 4 月份 16-24 岁青年人失业率为20.4%，比 3 月份上升了 0.8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国城镇就业的主力军中的一支——青年人的失业率是持续高企的，几乎相当于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中五个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那么，这一因素叠加失业压力，这些人口流出一线大城市就是很自然的趋势了。毕竟，离开一线大城市，至少可以减轻压力。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作从哪里来？
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经济时代，工作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部的需求，一个是来自内部的投资。
一般而言，一国国内如果不出现较大的自然自然灾害或政府刺激措施，来自国内的需求是不大会出现较大的变化的。但来自国外的需求则面临着诸多变动不居的因素，这类因素很可能会带来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下降，从而减少了对国内劳动岗位的需求。
而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来自内部的投资则显得更为重要。这部分的决策是由企业家来完成的。
企业家投资开办企业，对未来的收益预期充满期待，一国经济对工作岗位的需求就会增加；如果企业家阶层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就不会投资建厂，不会扩大经济规模，甚至为了安全过冬，还会缩小规模，把本来打算开展的投资项目撤下马来，这个时候，经济就会趋于萧条，失业也就随之而来。
如果只是外部需求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企业家对经济的整体判断和未来的长远打算并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 梅纳德· 凯恩斯所说，人们总是有一种干事的冲动，这就是所谓的 ” 动物精神 “。
在这种 ” 动物精神 “的驱使下，企业家总会在外部需求有所恢复时，迅速开始寻求新的经济机会，此时再辅之以适当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经济的复苏也就不远了。
那些离开这些一线大城市的人们，也会很快回来。当预期转好，收入增加，人口规模还会加大，不需要担心城市过大，因为它受那只 “看不见的手 ” 调节，会停留在边际最优的水平上。
危险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低迷变成了常态。这种情况下，投资萎靡将会导致经济长期失衡，资源配置的优化趋势受到阻碍，经济最终会稳定在一个低水平均衡上。
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一线大城市人口负增长的局面，就可能将持续下去，直至经济萎缩到另外一个均衡水平上，而庞大的失业人群也将成为那样一个时代伤痛的背影，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