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后疫情时代中青年职业取向的代表话语。2月23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大学生不要满脑子“央国政”（央企、国企、公务员）。此言瞬间登榜热搜，引发社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
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为稳就业，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各地都在出台措施，面向高校毕业生挖掘更多的政策性岗位。数据显示，“国考”近年仅面向应届生招录的人数，由2019年度的39.17%，上升至2023年度的67.4%。
“大学生求职求稳心态在增强，从个人看是理性选择，但从社会层面，这达到了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提出疑问。
该如何看待大学生求职偏向“考编”？“铁饭碗”能否成为大学生就业“避风港”？近日，海报新闻记者采访了多名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学者以及备考学生，对此现象进行解读。
“就业季”成“赶考季”
1月8日下午，2023年国考笔试落下帷幕。山东一高校的嘉佳走出考场后不敢松懈，直奔火车站，马不停蹄赶回学校，投入2月份北京、山东省考的备考中。
嘉佳身边未选择考研或出国的同学大多和她一样，打算连报多场公务员考试，奔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我们觉得这句话真‘香’。”
“就业季”正成“备考季”。备考近2年的苏橘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是普通二本文科专业，了解学长学姐找工作的困难，因此她提前备考，希望利用应届生身份成功“上岸”。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11点，“这两年我基本没有玩过，不是在自习室，就是在去自习室的路上。”
“一些大学生家长对于体制内‘铁饭碗’岗位的热爱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一部分学生受社会就业趋势、家庭支持等的影响，对寻求具有‘铁饭碗’性质的工作表现出较强的执着。”高校“慢就业”的情况引起了天津某大学一位辅导员的担忧，“一些毕业生甚至只将考编作为自己的就业出路，毕业当年未成功，再续战第二年、第三年，从毕业数据统计上看，这类毕业生也属于‘慢就业’群体中的成员。”
“大学生本应是创造社会价值的群体，部分‘保就业’的举措，是否反而消耗了社会价值？”张成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质疑。此前，陕西神木市为解决全日制研究生就业问题，曾宣布招聘100名协管员，需研究生学历，月薪为2500元，聘用期三年，引发广泛争议。
编制缘何成为“宇宙的尽头”
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有近260万人报名过审，同比上涨25%，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达到70:1，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赶考场景再现于大学生的就业路上。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广利与其博士生何海清撰文分析称，在后疫情时代的风险透镜下，高风险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现为裁员、失业与降薪，现代生活的脆弱性与趋向保守与传统的职业观念耦合，社会心态的动摇使青年的“体制内信仰”愈发强烈，在加班文化、中年失业、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996”、“35岁就失业”的畸形就业市场映衬下，公共事业部门因其福利好、稳定性高成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家勇告诉海报新闻记者，“考公热”愈演愈烈，是三年疫情背景下职业选择走向的阶段性特征。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体制内工作稳定可靠的优势凸显。
对备考人员而言，扩招意味着更大的“上岸”希望，但在不少专家看来，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财政供养群体，长远来看并非好事。
张家勇坦言，“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将体制内工作作为首选或单选，既不现实也不正常。体制内工作岗位数量毕竟有限，财政供养能力不是无限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生利者’而非‘食利者’。”
江南大学副教授、教育政策博士田贤鹏也提到同样观点，“体制内能够提供的岗位数量是有限的，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毕业生报名涌入势必会加剧进入体制内工作岗位的内卷化竞争。”
而在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杨国庆看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当前的发展背景下，青年人的这种选择是合理的。
“青年人涌入体制，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也反映出体制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在增加。”杨国庆对海报新闻记者分析称，“如果说下海和创业活动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的话，进体制和考公取向则体现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整合能力在加强。提升整合能力是中国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安全，在强调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自立自强。因此，青年人竞相涌入体制，参与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符合当前国家需要和关注重点，放在时代和国际背景下这种选择是合理的。”
人才培养的挑战
中新社报道称，官方人士近期透露2023年就业工作面临就业总量压力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双重挑战。在研究生扩招、高职百万扩招政策推动下，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海归人才供需双增，呈上扬态势。
“青年失业率比较高的问题也是多因素形成的，其中的根本性因素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专业设置与市场的需求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因为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体系需要有一定的关联度匹配，但在现实中这种匹配并不强。”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分析称，国家“十四五”产业结构调整表示要更多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放弃了原来预期第三产业占比不断增加的目标。劳动力市场、学校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没有适应这样一个大方向的改变，这是目前青年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深层次原因。
在李超看来，比如鼓励考研、推迟毕业、鼓励大学生参军等等用一些方法来间接化解就业问题，不是根本性的方式方法。他认为，首先要做好教育和就业的匹配，“就业政策和教育体制的设置是否应该适应‘十四五’重大经济产业结构变化，这其实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甚至快速落地的。”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能够担当大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体制外是更加广阔的天地，需要年轻人勇于担当、勇敢开拓。”张家勇激励学生“到市场中去”，让三百六十行行行兴旺，社会发展才有活力和动力。
“对地方政府来说，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市场主体做好服务能够有助于促进本地就业市场平衡。对国家来说，做好失业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减少各种群体收入差距，增加全体居民就业的确定性至关重要。”杨国庆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