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陌复东阡
王安忆
到目前为止，我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是从小长大、城市中心的一条弄堂。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便拆除一面墙，与相邻的杂弄打通，杂弄又通向杂弄，我的小学也分散间杂于这片纵横交错的弄堂内。我完全无法画出一幅准确的地图，就像前边说过的，一个只不过住了几天的地区的方位与交通我反而经纬清楚。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彼此间是什么关系。
在我们小学校的某一个天井里，推开后门，忽然间静下来，一条鹅卵石路面在了眼前。这里有一股陡然的寂寞，其实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间隙。我们的成长奇怪地与所居住的建筑格局唇齿相依。有一种心境，是被“后弄”这一式样标明。从这条后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我至今也搞不清，在人口壅塞、四面八方跑着小学生的弄内，这一条短巷，如何会是难得有人。短巷的一面临了一排教室的窗，小学生的读书声，在这里显得格外清脆。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击在鹅卵石面上，也是清冷的。这里关系到房屋的结构，问题就复杂了，而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稔熟到已经没了排序。拉开时间的距离，我只看得见自己像只虫子样，在水泥砖瓦的阡陌里徘徊，有一种盲目，令人心悸。
并不是说，这城市没有受光的面。当然是有，灯的光甚至比自然的，更为流丽。可它到底是轻盈的，不大容易沉淀，而一经沉淀，就成了“垢”。我依然不明白这街区复杂的比邻关系。有一家复兴西餐社，据说旧称为“文艺复兴”，夏季时就将后院辟成露天餐座。这后院其实是一片空地，相当辽阔，远远的四边隐在灯光的暗处，更显得幽深。有一晚，我们一家在座上晚饭，夏日天长，所以没有黑尽。忽从空地那边一排楼房的窗口，传出喊叫声，喊的是姐姐的名字，那里居然是姐姐同学的家。这名女生带领了弟弟妹妹一迭声喊我姐姐名字，声音里既有兴奋，又有讥诮。我姐姐先是笑，然后便窘得哭起来了。
这片露天餐座是如何绕到了这同学家的窗下，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这同学分明住在一条庞大嘈杂的长弄里，却对了这片仲夏夜中的西餐座，座周围的树上，结了小电灯珠子，洁白的桌布上，立着烛台，烛光摇曳。这样的复杂街区结构，造成许多不期而遇，使得两个，或者三个四个本不相识的人，远兜近绕，相交起来，形成一种类似宗族的关系。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回，我表姐带我去她朋友家，这朋友家是在我另一家表亲的楼下，而这朋友的朋友，其中有一个竟然是与我同校的女生。还是有相反的例子，有一些人，就与我相邻，在同一个街区走来走去，可是，数十年后方才认识。这些楼房蜂巢般的格子里，不知住着多少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会与你的命运撞到一起。就这样，你在这些巢穴间的沟壑里走来走去，等待着传奇忽然间开头，不知不觉中，走入了青春期。
缓慢移动的梅花和料峭柳色
金宇澄
市中心
我住的公寓楼，离作协很近，像个办事处，没有小区，出门就是市井小马路、老弄堂、小店、菜场，回家也同样方便，几乎推门就到了。
写《繁花》那些个夜晚，经常有人吹笛子，初以为笛声是由南面长乐路飘来，一次买烟才发现，吹笛人就坐我家楼下，一位瘦弱的老者，声音是直升的，雨天停止，或长期消失，直到笛音再起，才想到他确实已消失了好久，总算是从某个远方归来了……他是我最熟的音乐人，翻来覆去这几个曲子，陪伴我完成了小说。
午夜时分，各种狗仍然在叫，风也吹来萨克斯管或调笑的碎片、大马力引擎的喧嚣最为真实，消失也最迅捷，在这样的背景里，眼前无数的上海屋脊逐渐沉入黑暗。而笼养画眉、芙蓉的音符，固定在黎明的某几处；东一句西一句呼唤的斑鸠、白头翁，在鳞次栉比的屋脊和广玉兰间自由出没，分外凄清。在2019年的本子里，我记有“最近每早八时十五分，人民广场方向准时送来某男歌声：‘我要飞得更高……我要飞得更高噢噢噢……挣脱怀抱……挣脱怀抱……’这更像是纸鹞的忧伤——即使飞得再高、更高……”
耳中的“市声”，即也是自行车铃声、京胡、越剧调门、邓丽君老歌，循环播音“收购旧电视机旧冰箱”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每年的初夏，一个高亢男声最有辨识度，“喂……卖晾衣裳竹！”春笋变老之后就是砍竹竿吗？我不知道，这些声响已自带节奏，自有表情。
静安寺
我知道阿城也喜欢这环境，有一次去杭州领奖，主办方安排住新新饭店，发现他一天都没住过，虽然西湖风景那么好。他笑笑说，他更习惯十字路口有各种小店、半夜也能出门买些什么的小旅馆，他的《威尼斯日记》也充分表明了市井的亲近感。
费里尼说，罗马是一个生有更多孩子的母亲，她根本不会管这些孩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上海也一样——这里无数的人，无数的建筑，什么时候存在，什么时候消失，仿佛都那么寻常，只有日夜生发的种种声响，提示“你在其中”“你在这里”。
上海1981
严 锋
1981年11月，我因为高考失利，在南通市第三中学插班复读。一起复读的还有同学M、C、P。复读的日子是缓慢而焦虑的。有一天，M提议说：我们去上海玩吧。他说他有个表哥叫王伯昭，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已经拍过几个片子，是个小明星了，我们可以住他在戏剧学院的宿舍。我们都很来劲，家长也不反对，给了一点路费，几个复读生就兴高采烈地出门远行了。
当时从南通到上海，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江汉客轮，叫“东方红XX号”，分五种等级的船票。我们买的是最便宜的五等票，在最下面一层船舱，里面挤满了人和各种鸡鸭水产。舷窗密闭，烟气、水汽与家畜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浓郁熏人。我们几个情绪高昂，一路说说笑笑。早上十点钟的船，下午四点多钟到达十六铺码头，上岸后直奔上海戏剧学院。
我至今还记得公共汽车下来的那一站叫美丽园站，这个名字很难忘记。当时的我不会知道，几十年后我会在这附近的某一个建筑里工作。穿过华山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们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门口。
门卫：找谁？
我们：找王伯昭。
门卫：王伯昭不在。
我们：他去哪里了？什么时候回来？
门卫：他在外地拍《笔中情》，这几天不回学校。
晚上，我们去了外滩。1981年的外滩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种天堂般的光彩比今天更觉震撼。然而，当我们把头转向江边，却看到远比那些传奇的建筑群更为壮观的风景。在靠江一侧的防汛堤边，在马路对面老洋房灯光的映照下，在11月的寒风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一对对的情侣，从南到北，一望无际。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上海传说中的情人墙，一个缺少私密空间的年代的约会圣地。我们几个从小城市来的复读中学生，平生第一次看见这阵势，口干舌燥，浑身麻木，如遭电击。不敢走近，又舍不得离开，只呆呆地停在离人墙十来米开外。那些情侣们相互缠绕，千姿百态，视世界如无物，但一律向着黄浦江，无人回头。
我们也朝着黄浦江，背后是曾经的十里洋场，百年外滩，千盏灯火。对面十米之外是动人心魄的旖旎风光，在那后面是流过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滔滔江水。在江水的那一边，是零星的几点光亮。
我们当时不知道，那零星的几点光亮，就是陆家嘴，就是上海的未来。
因为岁月
陈 冲
我踏进如烟的往事，隔着身边浮动的尘粒，看到那栋童年的房子。它像时间的废墟中一个完美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在一束阳光下闪亮。房子门前是一个花园，上三步楼梯有一块铺了细小瓷砖的廊庭。那里有两扇钢框玻璃门和两扇窗户，边门里是一间卧室，正门通往客厅。经过壁炉再往深处就到了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有一个储藏室，再下三步楼梯厨房。厨房后门外有一条通道，似乎总是有人在那里拣菜、洗菜、洗衣、聊天。我们平常进出用侧门，进门有一个暗厅，听母亲说她小的时候警报一响，全家都躲在这里，因为这是唯一没有窗户的地方。从厅往上走半层楼梯是亭子间和一个小阳台，拐弯再上半层有两间卧室和书房，还有两个盥洗室和一个阳台。再上一层是阁楼，阁楼的对面有一个晒台。
啊，晒台，那也许是房子里最快乐的地方吧。我的电脑旁放着几张父亲大学期间在晒台上为母亲拍的照。也许是那时的胶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阳下拍的，还都带着一点仰角。我曾经以为，仰拍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也特别喜欢那些带着天空和树顶的通透的构图。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才提醒我，当时仰拍是因为照相机的取景框在相机的顶部。拍摄师总是把相机挂在胸腰间，瞄准拍摄的对象。原来一个时代的美感，经常是产生于某一种限制。在父亲为母亲拍的许多照片里，我最喜欢那张穿翻领连衣裙的。她脸上的笑容是那么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几乎从未见到过母亲这样一览无余的笑容。
抗战胜利后，母亲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这栋房子里过上了安稳的日子，那时候她还不知道生活将给她的磨难和这栋房子里将会发生的变故。
母亲回忆起老房子的时候说“我们9号”，难道她连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吗？很小的时候——那几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记忆——母亲教我背诵“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在那些动荡的岁月，这句话让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谁，我有归属。
20岁的时候，我也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遥遥无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爱情也死亡了。绝望的时刻，总是记忆中母亲的声音融化了我内心的冰川：“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这句话提醒我生命中的归属和牵挂、责任与使命，它把我带回梦乡里童年的房子——篱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园里瘦瘦的枇杷树，窗沿上种着青葱的红瓦盆，和瓦盆边熟睡的三花猫，晒台高墙上骑着的男孩女孩，和他们仰头看烟花的脸、眼睛里的光彩……
上海食色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 毛 尖
大肉圆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上海读大学，我在食堂买的第一个菜，是大肉圆。吃着面粉主场的傻大傻大的肉圆，我没有被乡愁击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着急，明天它会再骗你一次，校园歌手在食堂外面弹唱着，一边向我们兜售到寝室就可能坏掉的花里胡哨的挂件。如果你恰巧被他的哪句歌词说中，那就花一块钱呗。一块钱，也就两个半肉圆。
大肉圆是大学生活的全部度量衡。宿舍床就是一千个肉圆的尺寸，体育老师的臂力值是一千个肉圆，吃完一千个肉圆，大学毕业。肉圆，构成了我们对上海食色的最初想象，而红烧肉圆，在很多外地学生看来，就是上海和上海传统。
肯德基
我闺蜜是一个诗人的女友，或者说，她一直养着这个诗人。当她终于和诗人分手后，她请我吃饭，什么呢，肯德基。
1989年，上海第一家肯德基开在外滩东风饭店。我们走进肯德基，那种干净和安静令人肃然起敬，人很少，有一对老夫妻带着孙子来的，手里还拿着一口锅，商量着买半只还是一整只。这是我们第一次吃西式快餐，虽然肯德基跟老家的鸡汤是食物链两端的鸡，但在崇洋媚外的年代，一顿肯德基简直让我们有了现代化的高潮感。
农家乐
终于这些年，上海饮食开始去花边。上海人开着车到近郊，看到一群正在游泳的鸭，眼睛发亮。这里有走地鸡，就在这里吃饭吧。这里有野生鱼，就在这里下锅吧。
农家乐本身，其实也不过是新一轮的消费口号，不过，这个过程有一个好，中国各地特色菜出手赶走了神神叨叨的国际菜，似乎又是一夜之间，原来叫维也纳美食的，重新改回翠花贵州菜。
上海，长期顶着洋务帽子的魔都，终于重返自己的共和国青春期。粗野的农家菜开在外环，精致的农家菜坐落在内环，美食重新一点点向食物回落，这让我想到里尔克的诗，如果春天要来，大地就使它一点一点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