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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 习近平那代人更相信维持政治神话的必要

    汤名晖2022年09月10日

    为苏联共产政权闭幕的戈尔巴乔夫离世,中国的政治氛围更为敏感。(资料照片/美联社)

    2022年8月30日,为苏联共产政权闭幕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Gorbachev)离世,中国的政治氛围更为敏感。政治学者沃格林(EricVoegelin)虽早预言苏联解体,但这种“宗教运动”和“威权主义”的神话,历经30年前仍未抹灭,更成为当时初步仕途的中共政治人物的意识经验。

    而今这一代人历经三十年一个世代,早已是中共二十大的决策者,更影响未来五年的国际秩序。3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和苏联旧事仍如影随形,这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 order)怀抱不信任,更因此信奉威权主义带来的稳定秩序。

    面对美中贸易战和乌俄战争的外部压迫,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双重衝击,中国的天安门政治符号仍屹立高悬,被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思想”,还是被中共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救赎。即使“一带一路”不如初始几年亮丽,经济成长也不若胡锦涛时期稳定,但在中国百年近代化的历程来看,仍被视为满足民族主义的期待。毕竟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难得能将影响力走出国门,甚至将影响力伸进欧洲国家,这是百馀年前遭受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所不能想像的境地。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历程虽然满足部分的“中国梦”,但是在共学的过程中却也看到威权国家难以“放下”的课题。从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革的路上没有模板,政治与发展模式矛盾的潘朵拉盒子打开后,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外国势力介入,也因为如此中国才有机会介入“苏联们”的机会,特别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独立国协各国。

    此外,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不是没有走过弯路,若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手式定调发展路线,中共也难以经济成就持续政权的“合理性”,即使在波涛汹涌中渡过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让中共和社会各阶层受到震撼。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就在“柏林围牆”后,迅速地在自己手上落幕,影响所及不只是当代中共领导团队,同样对初涉政治的干部子弟圈烙下深刻的印象,短期间改革的代价过于庞大,但国情与庞大的国家体量又没有相似的经验,只能更倾向保守。

    诚如《纽约时报》9月的评论,苏联的教训在中国极为受到重视,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诞生的独立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正是习近平毕生致力所避免。伦敦大学历史学家布朗(KerryBrown)也表示,“中国领导人会把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视为一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的教科书”。

    习近平本人早期经历的福建经验,更让他对自由与威权的两种制度之间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虽然中国从自身或“一带一路”的经验,并未放弃在威权神话与发展之间寻求有序的途径,但是台湾却曾在过去对习近平造成相当的影响,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甚至引用蒋经国的“计利当计天下利”。

    若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手式定调发展路线,中共也难以经济成就持续政权的“合理性”。(维基百科)

    1991年底,习近平尚在福州市任职,任内兴建长乐国际机场、福州至厦门公路、开发马尾新港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接触将近300间台企,佔引入福建的外企五成,让他从原有的政治体制中首次接触到来自其他价值与意识的群体。虽难以断言习近平从台湾人身上被影响多少,但是从台湾人身上言说的威权到开放的发展历程,恐怕让习近平感受到两种不同发展与制度的衝击,并且对于秩序和发展有自身一定程度的见解。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经历也给予习近平相当的影响,习仲勋本人出身西北野战军,与“抗美援朝”的名将彭德怀元帅有旧,在1959年4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长达10年,深知中共建政初期的民生经济问题。由于政治因素,习仲勋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遭受文化大革命衝击,并且被下放地方,直到1978年底才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正式重回政治序列,并且在邓小平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广东经济。

    这段浮沉的经历对于习近平在干部子弟圈之间的排序颇为不利,也是后来薄熙来不甘屈下的原因。薄一波的级别是“正国级”,而习仲勋到后来任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过“副国级”。由于其父的经历,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习近平而言格外重视,稳扎稳打的低调做人,更是习近平在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谨守为人的最佳写照。习仲勋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经历,更让习近平深刻体会到戈尔巴乔夫贸然开放和苏联解体的关联。

    “天安门事件”期间,习仲勋和万里是中共元老中较同情学生者,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因此被迫远离政治核心。由于两人同样遭受整改的经历,以及历练地方的经验,较为深刻体会经济和改革的关係,中国甚至有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习仲勋在1993年3月退休后长居深圳兰园迎宾馆,平时以游泳锻鍊度日,深居简出不见客,其境遇更像是一个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初起宦途的习近平缺乏强大的庇荫,因此在福建期间游离边缘,更像是被安置地方的干部子弟。

    由于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个人经验,让习近平更加追求稳定的秩序观,以及个人如何一偿父愿,在历史上为中国写下一笔。然而苏联旧事和个人经验,让他更加追求内生稳定,对内反腐和维稳也因此成为其重要的施政措施,他不想也不能让自已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体认到西方国家在相异制度上的不可信任性。俄国在叶尔钦(BorisYeltsin)时期未能受到西方接纳,也未能走入欧洲的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Solzhenitsyn)更称:“叶尔钦时代的结果是,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都被摧毁或洗劫。”

    对于习近平那一代的中国政治工作者而言,苏联解体的惨痛经验深植人心,民族主义和忠诚的意识形态更成为政治神话维持的必需,这也让习近平主政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和纪律的工作。习近平上任后陆续推动“反腐运动”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点工作,也不难预见在二十大前夕,加强封锁与控制,这种新常态不只是因应政治活动,更是反应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唯恐重现历史感的思虑。

    由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更向西伐利亚体系下的晚期民族国家,必需藉由“民族的统一”来形成发展所需的秩序,而所谓民族的统一并非是基于客观历史事实,更多的是基于旧有的神话体系和民族情感,所形成的精神想像,形成现今中国对现实绝对认知加以掌控的思维,这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历程相去更远。但是对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而言,如何在内外挑战之中避免苏联旧事,才是维持政治秩序的首要之务。

    中共领导人与习近平的当代经历与个人体验看到自由民主的好,也曾走过压迫与外部挑战交织的考验,能否从历史中提取真实的意识经验,而非将重蹈覆辙作为虚假秩序的理由,将决定中共二十大走向真实的秩序或是当代神话。

    ※作者为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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