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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我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继李文亮之后，又一次最大的舆论事故。 我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早上的，就有同行在转发《丰县有哪些城投债》。 文章没有文字，就配了几张丰县城投债的图片，文末有一张铁链女。结果，那个债市公众号平时只有两千左右的阅读量，今天10w+，“在看”量就有近4k。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金融公众号都含沙射影地写了铁链女。其中一个很小众的融资租赁公众号，“作为本份的租赁自媒体，不写民生题材”，但今天“破处”了，作者也说明了原因： 金融圈众多自媒体都出动表明态度了，咱们租赁自媒体要不要写点啥？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这么多的金融公众号写同一件民生事件。 不写都不好意思了。 两年前的李文亮烈士，朋友圈人人转发，但我并没有看到哪个金融公众号写李文亮。 的确活久见！ 1. 抵制 今天的金融圈，出现了很多抵制某州、某县的事件。 “把持有和帮发行某县和某州城投债的金融机构也曝光一下” “二级狗已经抵制某州股票了，是良知也是规避风险。” “做非标的朋友们早就已经行动起来了，华鑫信托发行的某县经开信托计划，好几家代销方已经从产品柜台下架了，连江苏新沂的产品都受了影响” “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 “投资某县，显然违背ESG的投资理念” “还有租赁民工说，暂缓了一笔业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融机构集体自发抵制某个区域。 看得我这个老狗热血又热泪。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关注了那么久，作为前从业人员第一次看到泪目。金融业不少见被称之为吸血行业，但这次看到了良心。” 我在朋友圈看到的那些转发者，有金融屌丝，也有部门老总；有普通人，也有官二代、富二代。 其中一个公子哥的转发评论是这样的：“Feng”了。 文章《丰县有哪些城投债》的留言里还多次出现这个字眼：拐县。 终于有这么一刻，我觉得电脑旁的名片更鲜艳了。 2. 星星之火 我发现这次转发潮有个特点：发文的金融公众号都是小号和个人号，只有一个是金融机构的公司号，而且还是很边缘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那些正儿八经的金融机构，没有一个来发。 至少我看到的是如此。 这跟当下的社会全貌是一样的：基本都是个人在报道传播，公司媒体和大媒体集体哑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好样的！ 有这样的国人，何愁星辰大海？ 曹德旺说得没错："中国民众不坏，坏就坏在精英。" 曹德旺这句话的后面还有较长一段：“有些’精英’、’公知’是拿人们的善良，来透支自己的信誉，终有一天人们会觉醒，’精英’、’公知’的信誉会破产，到时这些’精英’、’公知’就会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我有一篇文章一直舍不得删，《微博，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人民至上？》，说的就是曹德旺要表达的意思。 3. 超世俗 很多话想说，确实不知道该咋说。 我对金融行业一直有个偏见：不接地气，离社会真实有距离。 就如同一个人一边在在地铁里啃包子，一边在电话里讨论几个亿的融资生意。 那些出身良好的金融从业者，本就不了解底层；出身一般的，在光怪陆离中混迹久了，也容易忘了自己来自于哪里。 我们国家在21世纪的高速发展，在经济模式上偏向债务驱动，这就使得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的一块利润，而且无论经济怎么波动，金融行业始终光鲜。疫情两年，实体经济大受影响，但银行业2021年利润增加12.65%，大大超过2019年的利润规模，公募基金的规模增加一倍，投行的项目更多了。 风景这边独好。 这就容易对很多现实问题产生失真的看法。 我曾经跟跟一个金融老江湖聊养老产业，说到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时，他直接说子孙们不争气，自私自利，就不能给老人打点钱？或者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天就这么聊死了。 我这周花了点时间，把各大券商首席专家的研报读了一遍，得有个10万字吧。感觉就是： 写得都是什么**玩意儿？（本来爆粗口了，想了想还是用星号代替吧） 实习生又扩招了？ 文章主旨千篇一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哪里有曲折，有哪些曲折，看不出来，反正机会很多，结果会很光明。具体怎么干，看不出来。 这哪里是研报？分明是鸡汤文啊。说得头头是道，读完没有收获。 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但这些研报确实展现了金融人员的一种心态：甭管平时自嘲多么狠，其实内心总是乐观有信心，未来就是光明。 言归正传，你让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关注”负能量“的民生事件，多么不容易！ 一群钻到钱眼里的理性人，总是把收益率算到小数点后四位，现在头脑发热要去集体抵制某地区的金融产品； 软磨硬泡求爷爷告奶奶才到手的项目，说撤就撤，就暂停就暂停，现在拉一单项目多么不容易啊。 而且江苏还是经济发达的好区域啊。 这是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一件超越人性的事情。 我们常说经济决定一切，这在社会平稳时期是成立的，但在一些关键时期，人的思想能超越经济。 那些公开实名发声的律师、作家、教授，又何尝不是思想超越了经济？ 用大白话讲，是个人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上午，我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继李文亮之后，又一次最大的舆论事故。 我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早上的，就有同行在转发《丰县有哪些城投债》。 文章没有文字，就配了几张丰县城投债的图片，文末有一张铁链女。结果，那个债市公众号平时只有两千左右的阅读量，今天10w+，“在看”量就有近4k。 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金融公众号都含沙射影地写了铁链女。其中一个很小众的融资租赁公众号，“作为本份的租赁自媒体，不写民生题材”，但今天“破处”了，作者也说明了原因： 金融圈众多自媒体都出动表明态度了，咱们租赁自媒体要不要写点啥？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这么多的金融公众号写同一件民生事件。 不写都不好意思了。 两年前的李文亮烈士，朋友圈人人转发，但我并没有看到哪个金融公众号写李文亮。 的确活久见！ 1. 抵制 今天的金融圈，出现了很多抵制某州、某县的事件。 “把持有和帮发行某县和某州城投债的金融机构也曝光一下” “二级狗已经抵制某州股票了，是良知也是规避风险。” “做非标的朋友们早就已经行动起来了，华鑫信托发行的某县经开信托计划，好几家代销方已经从产品柜台下架了，连江苏新沂的产品都受了影响” “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 “投资某县，显然违背ESG的投资理念” “还有租赁民工说，暂缓了一笔业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融机构集体自发抵制某个区域。 看得我这个老狗热血又热泪。 有一个网友的留言令我印象深刻： “关注了那么久，作为前从业人员第一次看到泪目。金融业不少见被称之为吸血行业，但这次看到了良心。” 我在朋友圈看到的那些转发者，有金融屌丝，也有部门老总；有普通人，也有官二代、富二代。 其中一个公子哥的转发评论是这样的：“Feng”了。 文章《丰县有哪些城投债》的留言里还多次出现这个字眼：拐县。 终于有这么一刻，我觉得电脑旁的名片更鲜艳了。 2. 星星之火 我发现这次转发潮有个特点：发文的金融公众号都是小号和个人号，只有一个是金融机构的公司号，而且还是很边缘化的金融服务公司。 那些正儿八经的金融机构，没有一个来发。 至少我看到的是如此。 这跟当下的社会全貌是一样的：基本都是个人在报道传播，公司媒体和大媒体集体哑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好样的！ 有这样的国人，何愁星辰大海？ 曹德旺说得没错："中国民众不坏，坏就坏在精英。" 曹德旺这句话的后面还有较长一段：“有些’精英’、’公知’是拿人们的善良，来透支自己的信誉，终有一天人们会觉醒，’精英’、’公知’的信誉会破产，到时这些’精英’、’公知’就会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我有一篇文章一直舍不得删，《微博，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人民至上？》，说的就是曹德旺要表达的意思。 3. 超世俗 很多话想说，确实不知道该咋说。 我对金融行业一直有个偏见：不接地气，离社会真实有距离。 就如同一个人一边在在地铁里啃包子，一边在电话里讨论几个亿的融资生意。 那些出身良好的金融从业者，本就不了解底层；出身一般的，在光怪陆离中混迹久了，也容易忘了自己来自于哪里。 我们国家在21世纪的高速发展，在经济模式上偏向债务驱动，这就使得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的一块利润，而且无论经济怎么波动，金融行业始终光鲜。疫情两年，实体经济大受影响，但银行业2021年利润增加12.65%，大大超过2019年的利润规模，公募基金的规模增加一倍，投行的项目更多了。 风景这边独好。 这就容易对很多现实问题产生失真的看法。 我曾经跟跟一个金融老江湖聊养老产业，说到农村老人的自杀问题时，他直接说子孙们不争气，自私自利，就不能给老人打点钱？或者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 天就这么聊死了。 我这周花了点时间，把各大券商首席专家的研报读了一遍，得有个10万字吧。感觉就是： 写得都是什么**玩意儿？（本来爆粗口了，想了想还是用星号代替吧） 实习生又扩招了？ 文章主旨千篇一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哪里有曲折，有哪些曲折，看不出来，反正机会很多，结果会很光明。具体怎么干，看不出来。 这哪里是研报？分明是鸡汤文啊。说得头头是道，读完没有收获。 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但这些研报确实展现了金融人员的一种心态：甭管平时自嘲多么狠，其实内心总是乐观有信心，未来就是光明。 言归正传，你让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关注”负能量“的民生事件，多么不容易！ 一群钻到钱眼里的理性人，总是把收益率算到小数点后四位，现在头脑发热要去集体抵制某地区的金融产品； 软磨硬泡求爷爷告奶奶才到手的项目，说撤就撤，就暂停就暂停，现在拉一单项目多么不容易啊。 而且江苏还是经济发达的好区域啊。 这是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是一件超越人性的事情。 我们常说经济决定一切，这在社会平稳时期是成立的，但在一些关键时期，人的思想能超越经济。 那些公开实名发声的律师、作家、教授，又何尝不是思想超越了经济？ 用大白话讲，是个人都看不下去了。

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锁链女事件自虎年春节前夕引爆舆论以来，关注热度居高不下，持续至今。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八孩母亲”的两名女性志愿者，进一步激怒网民，扩大了事态，北大、清华等多所高校的学子、校友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相继发表公开信，敦促北京采取行动。在强大民意步步倒逼下，江苏省周四宣布成立“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组，对这起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重新调查。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因为三周来持续发酵的徐州锁链女（或称铁链女、狗链女）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北京极为重视的冬奥盛会，甚至有可能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 中国民众走上湖南岳阳街头举牌呼吁彻查锁链女奴案。（取自推特照片） 调查升级是民意和形势所迫？ 在要求调查真相、解救被拐卖妇女的民意诉求一浪高过一浪的压力下，2月17日，中共党媒央视网报道说，“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对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惩，对有关责任人员严肃追责，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 中国官媒（包括中国妇女报）随后集体出动，纷纷转载上述报道，或附加评论。 在此之前，官媒只有央视上周作过独家报道，到实地采访丰县精神病院医生渠立泉，被一些网民怀疑替当地官方洗地帮腔。 近日网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身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的彭丽媛对徐州锁链女事件震怒，坚持追查。有传言称，彭麻麻在决定查办该事件方面起了作用。许多网民预判官方即将第五次改口。 推友Michelle Lee 留言说，“习主席，如果您愿意救救这个苦命的女人，你会得到大家的拥护，您只要一句话就能办到，何乐而不为。” 对于彭丽媛是否参与了再查丰县事件的决策，在美国的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秦鹏认为，在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下，中共为维护其统治而做出了不得不做的选择，而不是彭丽媛或习近平个人的决定。 秦鹏指出，徐州锁链女事件几周来获得世界各地数十亿人的注意，而同期北京冬奥的收视率比往届冬奥会大幅降低。 高校学子联名 吁解救被拐人员 近日中国多所著名高校的校友、独立艺术家和普通公民不顾当局严厉的言论监控，纷纷联名或自行实名就锁链女事件暴露的种种社会问题控诉呐喊。 2月15日，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百名北大学子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采取公正、严谨、透明程序“对杨某侠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对杨某侠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仍在受害的被拐人员。 公开信还“建议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杜绝此类恶行再度发生。” 与北大相邻的清华大学的校友也在1月15日发起了联署呼吁行动。截止17日，参与实名联署的人数已达552人。呼吁书写道：下一个铁链女，“也可能就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自己。” 呼吁书要求“严厉打击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把监控头用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民生上来。” 其中关于监控头的要求，分析人士认为，显然是对中共当局几十年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法轮功人士和访民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维稳政策提出批评。 季风：每日发帖关注锁链女事件，不发对不起良知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铁玫瑰园艺术家严正学等人发起了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彻查徐州铁链女事件，保障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北京异议人士季风来自贵州一个县城，他也是一位独立艺术策展人和诗人，长期遭到当局边控。 季风对美国之音表示，锁链女事件1月28日在曝光以来，他每天都在网上转发相关信息，尽管国保警告他不要发这类东西，但他觉得不发对不起自己的良知。 当前，大量聚焦徐州丰县“疯女”事件的原创帖子、调查记者报道、自媒体评论和网民留言与日俱增，令人目不暇接。推特上流传的图像显示，湖南岳阳一些市民走上街头，举牌要求“彻查锁链女奴案件”。 多所高校学子跟进呼吁 关注此事件的网友高小奇在海外中文网站留园网发文称，清华、人大、浙大、川大、武大、南开等中国名校的校友成立了多个“拐卖关注群”。 这篇题为“老兵怒了，学子怒了”的文章认为，“如果更多的中国学者、大V、官员站出来为底层人民说话，关注社会底层的现状，徐州八孩案才不会石沉大海，变成又一桩“迷案”。” 北大、清华、浙大、川大等高校学子发出的联署公开信遭网管屏蔽后，山东大学百余名校友发出致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公开信。称该事件“是违背人伦天理的野蛮行径”，“是给小康社会抹黑”，“是对脱贫事业泼脏水”。 北京当局两年前宣布，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高清监控摄像头网络遍布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官媒报道称，中国2020年全国群众安全感指数达到98.4%，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不过，公民呼吁书联署人之一季风认为，中国广大的中产家庭今年春节不再像以往那样关心名牌汽车、赚钱或出国那样的事情，因为影响极为广泛的锁链女事件给他们敲响了警钟，谁能保证自己的女儿、姐妹和母亲不会成为另一个小花梅？ 刘梦熊：依法治国的风向标 香港特区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向北京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长约1800字的公开信，要求彻底查处“杨某侠”事件和发生在中国各地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种种反人类罪行及相关利益链条，彻底根除地方基层黑社会化毒瘤。 他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内强调“人民为中心”，对外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若是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万千位“杨某侠”的人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谈何“以人民为中心”？更谈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位率先向北京上书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注铁链女，为其发声，他感到义不容辞。” 体制内媒体人爆料 2月14日，老家在徐州丰县的《中国网》制片人兼导演王圣强发微博称， 事发地“就在我们临镇。都知道是李莹，但是有人不能让她是李莹”，就因为李莹的父亲是军人，“保家卫国，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保护的了，好说不好听”。 他表示，锁链女掉的牙齿是被钳子掰掉的，他有当地村民的录音为证。这位官媒导演稍后披露，“老家政府领导来电话了，不让我说这事。” 他随即删掉上述言论。 2月16日，知名调查记者、公益活动人士邓飞微博上传了知情网友发给他的杨某侠和董志民的结婚证图片，网上舆情再次炸锅。 徐州市丰县县委宣传部日前在回答财新网提问时表示，董某民和杨某侠的结婚证是违规办理的，此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邓飞发布的图片上显示，盖着钢印的结婚照上的杨某侠（杨庆侠）与锁链女的相貌全然不符。结婚证上填写的杨庆侠出生年份为1969年，而不是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姓官员上周对美国之音所说的1977年。 官员：杨某侠是小花梅不是李莹 2月18日，美国之音记者第三次致电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外宣处。该处接电话的马女士表示，徐处长在开会，外媒采访需要按照流程预先提交申请及核实记者身份。 一周前，该处徐姓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拐卖妇女在徐州地区并不是常见现象；小花梅和她的孩子们都受到有关部门很好的保护，大家不必担心。他说，经过DNA比对，结果显示那八个孩子都是董某民与原名为小花梅的杨某侠所生，而小花梅不是李莹。 徐州市政府此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称，公安机关经过DNA比对，确认小花梅不是李莹。 网传1996年在四川南充失踪的李莹是援藏武警军官李大忠的女儿，当时只有12岁。 在北京的独立诗人季风指出，当局急于把锁链女与年龄吻合而相貌高度相似的李莹脱钩，是担心李莹的军人家庭背景会影响军队和退伍军人的稳定，而中产阶级对于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家里不发生锁链女悲剧的普遍恐惧，正在动摇执政当局的统治根基。 锁链女悲剧被指攸关每个家庭 辽宁访民付楠是一位已故空军军官的遗孀。她表示，她丈夫在部队被领导儿子逼死后，经历了告状20年的磨难仍未讨回公道，曾遭信访局勾结黑社会人员殴打。 付楠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春节她最让她牵肠挂肚的不是谷爱凌，不是彭帅，更不是那些莺歌燕舞、粉饰太平的春晚，而是杨某侠、小花梅、李莹。她说，因为锁链女和每个普通家庭只差一闷棍距离。 在上海的人权活动家冯正虎长期受到当局监控。他认为当局早就应该把对付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访民的巨量资源用在保障孩子、妇女和大众安全上。 冯正虎对美国之音指出，积极妥善处理锁链女事件对于北京高层和整个中国社会而言，是个重大考验，也是关键性的历史机遇。

丰县人民法院原法官黄涛，要求被拐女性“以家庭为重”、不准被拐妇女离婚。 黄涛担任审判员的一份2013年12月民事判决书中，当一名自述“从重庆被拐卖到丰县”的女性到丰县法院要求离婚后，黄涛却在判决书中无视该女性自述“被拐卖”的情况，而是描述成“双方经人介绍后同居生活”。 黄涛不准这名被拐妇女离婚。他在判决书中写：“只要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多为孩子和对方着想，共同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份判决，被网友们称为“荒唐的判决”。有网友评论： 法律明确规定，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如果发现涉嫌犯罪，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但是，丰县法院的法官黄涛，在面对涉嫌拐卖人口的严重犯罪行为时，不但不将其依法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还判决“不予离婚”—— “看过装睡的，没看过如此明目张胆装睡的。” 这给人一种感觉：看到一个人在火坑里痛苦挣扎，非但不拉一把，反而顺手往里踹了一跤。 随后，网友们还扒出：这名要求被拐妇女“多为孩子和对方着想”的丰县法官，自己却曾婚内出轨，并在五年时间内，给情人写下七封“离婚保证书”。 更离谱的是，身为丰县法院顺河法庭庭长的黄涛，除了在这些离婚保证书上签名、按指印外，还加盖了“丰县人民法院顺河法庭”的公章。 2015年11月，丰县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称，黄涛行为构成通奸，严重违反党纪，加盖公章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决定予以开除党籍并撤职处分。 陆火Media注意到，黄涛生于1964年，1987年开始就始终在丰县法院工作。2014年11月，江苏省高院评选表彰了40名全省“优秀人民法庭庭长”，黄涛获选。 而在其被撤职的四个月前，丰县人民法院还在其官网“典型宣传－道德风尚”栏目，刊发了一篇题为《大沙河畔的司法行者》的文章，对黄涛在工作上的“优秀事迹”进行宣传。 尽管黄涛早已被开除党籍、撤职，但关于他的这篇“典型宣传”文章，一直挂在丰县人民法院的官网上。 直到昨天，自媒体予以关注后，丰县法院悄悄撤下了这篇“自己扇自己耳光”的虚假宣传报道。 这篇文章对黄涛进行了如此的描述：“浓眉大眼，孔武有力，果敢勇猛，这的确符合一个豪侠形象……黄庭长对待老人孩子，对待弱势群体，总是一腔柔肠。” 该文还称，黄涛是个非常有原则、有纪律意识的法官，“业务水平可以慢慢提高，但为人处事要从一开始就立下规矩。他不仅这样教育年轻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如今回头再看，丰县法院刊发的《大沙河畔的司法行者》一文，这篇所谓的“典型宣传”报道，并没有塑造一个典型法官，反而成为典型宣传报道“翻车”的一次典型。 陆火Media注意到，在现实中，众多政府职能部门在进行此类人物宣传时，时常陷入某种“过度拔高”之中，至于内容是否真实、事迹是否经得起审查、人物品质是否经得起考验，却并不是那么在乎。 类似黄涛法官这样的，“上个月才被宣传、下个月就落马”的体制内官员并不在少数。

编者按： 30年前，他们给童话大王郑渊洁写信，把自己的故事、情绪和理想大胆地讲出来，在几百万人的记忆中留下一笔。 30年后他们人到中年，当年的管束和反叛，究竟如何开花结果？他们自己也成了父母甚至老师，是否对社会与家庭有了更多的理解，与自己的童年握手言和？ 去年年末，郑渊洁宣布《童话大王》停刊。我们找到了四个当年的孩子，跟他们聊了聊。 郑渊洁给冯明丹的回信 1 “《童话大王》停刊了？” 这天是全国中小学生放寒假的第一天，45岁的徐州市商聚路小学教师冯明丹刚第一天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她感到很突然，起身打开书柜，找到珍藏了30多年的宝贝。那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有蓝色的王冠、图书LOGO，外加四个字：“童话大王”。 信封上，手写着“江苏徐州师范学校911班冯明丹同学收”；落款：“北京通州260信箱 郑渊洁”。 在给郑渊洁写信的千百万读者里，冯明丹属于运气极好的一个。郑渊洁不但给她回了信，而且还是手写的。 “冯明丹同学：看了你的信，我觉着你们这一批人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中国的教育战线的面貌定会改观。向喜欢我的童话的朋友们致意，我的童话就是为你们这些人写的。郑渊洁，92.4.6。”这张信纸上统一印着“郑渊洁专用信笺”。 之后郑渊洁再给读者回信，多用一张印制好的统一回信，签上一个名字。这还算好的，因为他每天收到几百封来信，实在回不过来。邮局特地为他设立了一个收信的信箱。信越来越多，家里很快就放不下了，他在北京一口气买了十套房子，专门用来放信。 当时北京的房价，一平米大概是1400元。如今30多年过去，它们的身价翻了少说百十来倍。多年后，郑渊洁说，这些房子从来没有卖，也没有出租。 “我从来不理财，不会买股票，不会买理财产品，从来都不会。现在这些房子都是学区房了，现在一想，这就是最好的理财。” 2 那时候，《童话大王》是整整一代未成年人的情绪出口。 198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00多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邓小平还要四年才去南海边画圈；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是3.7%——每100个青少年里，能上大学的不到4个人。 也是在这一年，《童话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过了百万大关。按照当时的一般规律，一本杂志平均有6个读者，这就是600万人。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在这一代孩子心中有巨大的共鸣。 一个贵州丹寨县的高中生来信，想交几个爱看《童话大王》的朋友；半年内他竟收到全国各地3400多封来信，不得不再次写信给郑渊洁告饶。 这一年9月，《童话大王》开始发表一种全新类型的作品《郑渊洁与皮皮鲁对话录》。对话人物，是郑渊洁和他笔下的皮皮鲁，每一期都会从来信内容中选取一些，然后由郑渊洁作公开回复。 冯明丹的来信，出现在1992年7月的《对话录》上。小学五年级时她发现了《童话大王》，从此每个月都去书摊寻觅。她最爱看的童话之一，是《驯兔记》。 《驯兔记》描述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故事：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学校和家长的任务就是把孩子的个性磨平，让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对老师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从肉体到精神都变成一只循规蹈矩的兔子。“我就想，为什么小孩子非得把自己的个性抹平呢？” 冯明丹和孩子们。（图片由本人提供） 1992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学校鼓励学生给心中的偶像写信。正在徐州师范读一年级的冯明丹选择了郑渊洁。她的一番心声，也因此登上《童话大王》： “我从《童话大王》里知道我们的儿童很不自由，是《童话大王》使我下了决心，长大当一名好老师……我一定不干那种在教师的位置上摧残学生的事。” 郑渊洁点评：“我希望今天《童话大王》的读者朋友将来当了教师后，学生的日子好过一些。”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质用骇人听闻形容毫不过分。很多父母和老师对待孩子的方法，放在今天都是够上热搜的。《对话录》列举的读者来信就有不少。一封信来自河北廊坊某中学：“一次我上课时手动了一下，就被老师打了一耳光。老师还叫全班同学每人打我一耳光，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 郑渊洁在书中提到：他妹妹的孩子在北京某小学上学，一天上课时嫌热，就脱掉了外套。老师说：“既然你热，你就把衣服全脱光了！”他只好把衣服都脱了，光着脊梁上完了一堂课。 武汉某小学一位学生来信，班主任对全班同学说：“你们只配给日本731部队做试验用！” 直到《对话录》开始刊载的4年后也就是1992年1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在新中国才第一次成为明文规定的法律。这是后话。 虽然生活在农村，父亲是个在家说一不二的煤矿工人，但冯明丹的童年还算不错。班里有同学被老师拿教鞭抽屁股，这已经是她记忆中最过分的一幕。她从小立志当老师，考上了师范学校。 19岁那年冯明丹毕业，直到今天整整当了28年的一线小学老师、班主任。继《童话大王》之后，这些年她的名字至少又上了两次媒体——当地的《徐州日报》。因为，她多次被评为区优秀辅导员、十佳班主任和“徐州市师德先进个人”。 “我从小就立志当老师，但郑渊洁影响了我当一个好老师。” 当然，换位思考几十年下来，冯明丹也理解了当年的老师为何如此严厉。只要你老师稍微放松一点，很多孩子就反弹得很厉害。比如你今天不严格检查作业，下次很多孩子就不写了。至于体罚——如果不认真学习、不守纪律的孩子得不到惩罚，那下次谁还认真呢？ 对郑渊洁的承诺，其实冯明丹并没有完全做到。她刚当老师的时候，也气急了拿教鞭抽过学生。“我打过学生以后，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也有自己反省，确实是违反了郑渊洁给我的影响。” 当然，那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现在再有学生不写作业，她只能把他们带到办公室督促补上，再就是找家长。她带的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有些家长也不怎么重视孩子学习。幸好，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也不再是过去那一套分数、升学率挂帅的打法。学生成绩是保密的，只有“优”“良”，也不公布排名。 虽然老师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成绩，还是心知肚明，但再不较真儿了。“当年你成绩不好，被老师打了，回到家还得被家长再打一顿；现在老师要敢打学生，家长来找老师都是轻的，职业生涯有可能都得结束。谁敢冒这个险？” 3 那是一个中国孩子压力空前的年代，自觉人生被耽误的一代父母望子成龙，把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 1991年，《童话大王》上印制了一张《民意测验表》，三个月内共收到读者邮来的11万3654张测验表，50%是初中生，剩下的小学生和高中生基本各占一半。很多人邮寄时用上了挂号信甚至当时最为昂贵的特快专递。 测验表上有一个问题：你赞成评选“三十差”——“十差爸爸十差妈妈十差教师”吗？高达91%的人也就是10万余人投了赞成票，“无所谓”的占8%，反对的只有1%。郑渊洁宣布评选活动暂缓，“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 孩子们发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大人理解他们，说出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话，于是一股脑儿地涌向他——郑渊洁。《对话录》上刊登的孩子来信，大多是诉说生活中的苦闷和压力，希望他帮忙伸张正义。 1989年11月，在泉州一中读初三的男生潘海天上了《对话录》。 中考考完，他整理出6月份发的537张练习试卷——平均一天要发17.9张。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书面作业、练习册。“……我真怀疑这些教师没当过毕业生，难道他们当年没受够罪吗？” 潘海天跟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泉州，听不懂同学们讲话，一个朋友都没有，倍感孤独。外加父亲本身就是老师，从小管得特别严，连动画片都不让看。长大以后，每当同龄人聊起变形金刚、太空堡垒……他都茫然无感。 幸好有《童话大王》。初中的时候他就开始给《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写续集，写他们开着玩具航母环游地球，写了满满一个笔记本。“虽然职业规划可能有过很多打算，画家、程序员、建筑师……但写作是我很早就确定的人生目标，这个始终没有什么疑问。” 从考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那年也就是1993年起，潘海天在《科幻世界》上开始发表小说，如今他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科幻代表人物中的佼佼者”，先后五次获得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品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 郑渊洁给他的影响有多大？他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你往前走的时候，一路上会遇到很多人，会和很多人说再见，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些人离开了但一直都在。” 潘海天（图片由本人提供） 名字登上《童话大王》后，潘海天收到了郑渊洁寄来的一封回信，打印的，配上一个潦草得看不清的签名。这件事没在他身边造成什么轰动效应。下一期的《对话录》上，登的一封信就不一样了。 这封信来自广东汕头市华新小学五（2）班的女生张跃瑜。郑渊洁给了堪称奢侈的篇幅，用来展示和点评她的痛苦。 “尊敬的郑渊洁叔叔：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从小到现在可以说足足流下十大桶泪水。我六岁时，在爸爸的逼迫下，不得已学了小提琴和钢琴。爸爸的理由是，姑姑、姑父、外公都是搞音乐的，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条件。可我不喜欢搞音乐。” “学琴很苦，每天要学六七个小时。我有时坚持不住，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爸爸竟说我是‘咳嗽多过念经’，我真想大声喊：‘爸爸，我的手实在太酸了，让我歇会儿吧！’可慑于爸爸的威力，我又不敢喊，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 “爸爸常常把我关在家里练琴，不准我跟小伙伴玩耍，还说‘音乐家是没有童年的’。我失去了人最宝贵的东西——童年，我只有您的《童话大王》作伴。” “有一次，我的语文中考只得了91分。当我战战兢兢把考卷交给爸爸时，他大动肝火，说‘你还有脸活在世上，有脸来见我？你的脸皮真厚！’我大着胆子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爸爸竟说‘怪只怪你瞎了眼，投错了胎。你既然生在这个家庭里，就得听我们的话！’” “为此，好几次我想到出走，甚至想到死。可我如果出走，去哪儿呢？要死，我才11岁啊！” 张跃瑜当年学琴 （图片由本人提供） 郑渊洁点评： “……这封信文笔流畅，用词准确，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深深打动了我。这样的学生即使语文考试不及格我也认为她是语文尖子。” “从张跃瑜同学想到过死这一点，可以看出她享受的父爱母爱实在不多。” “能对自己11岁的亲生女儿说出诸如‘你还有脸活在世上’这种话的人，我实在不愿和他共同享有‘爸爸’这一称呼。” 30多年过去了，当年让她痛苦不堪的事情，如今已经甘之如饴。搜索一下张跃瑜的名字，第一个结果是广州星海音乐厅的网站上对她的介绍：“自幼学习小提琴，199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星海音乐学院附中……” 儿童时期的张跃瑜（图片由本人提供） 如今的她，是广东省小提琴教育学会的副秘书长、广州广电少儿艺术团副团长，整天忙着推广指导小提琴、组织各类演出活动，只恨分身乏术。谈起往事，她发来一个捂脸的表情。“当年不懂事啦，觉得练琴好委屈，现在不知道多感谢我爸妈。” 当年她发表在《童话大王》上的那封信，把父亲气得卧床不起。他以为自己在亲友同事眼里是一个好父亲、教育女儿成功的榜样，结果竟然从别人嘴里知道：女儿给杂志写信投诉了他！ 张跃瑜吓得躲到了姥姥家。另外一个后果她没想到：自己的人设因为这封信有些崩塌了。 因为，她当时的琴艺在汕头可以算是数一数二，得过不少奖项，是“邻居家的孩子”。但《童话大王》上的投诉信一登出来，其他孩子变得理直气壮：“你看，人家张跃瑜还不是被逼的而已，根本不是自己主动练琴的！” 写完那封信不久，张跃瑜以全省唯二的名额，考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专业的公费生，想法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独自来到异地寄宿生活，每天课室—琴房—宿舍三点一线，周围不乏刻苦练琴的同学，学校里的琴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琴房练琴要抢时间。在这样的氛围下，她练琴自然而然地越来越主动，最终彻底走上音乐道路。 今天她评价：回过头看，其实还是蛮感谢父母的严格和坚持，没有他们这种严格和坚持，就没有今天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和每天跟高雅艺术、孩子们打交道的舒适感。“所幸我的‘叛逆’也是有度的，小小的反抗过后还是坚持下来了，说实话还真是庆幸。” 押上童年赌一个未来，这大概是那一代中国琴童们共同的宿命。 如今，两个给《童话大王》写投诉信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对孩子的态度，都跟自己失去的童年有很大关系。 潘海天的儿子想看什么、想玩什么，他都很放任。也知道这是一种代偿。“不对儿子有任何期望，我只希望他能快乐。‘期望’这个武器只能对自己使用，想要什么，要自己去努力。” 张跃瑜始终收藏着那期《童话大王》，也记得郑渊洁给她的点评：“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自己教学生的时候，她会先放慢进度，放低专业技术要求，设计各种游戏、童谣、故事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然而，在她的家庭里，历史似乎在重演。 当年她五岁被父亲强迫学琴，如今自己的儿子两岁时，她就拿着一把特制的小提琴让他比量。“我看我的学生，风里来雨里去，交那么多学费；我这么好的先天优势，为什么不教自己的儿子？” 张跃瑜教琴（图片由本人提供） 这些年逼迫儿子学琴，导致母子关系很紧张。她11岁给郑渊洁写信说要离家出走，结果11岁的儿子也离家出走了。而且这种叛逆还更倔强。当年她不敢还嘴顶父亲，儿子却敢当面顶她：为什么我妈妈是小提琴老师，我就非得学小提琴呢？ 此时他姥爷就在一旁观看。 4 6年内，《童话大王》一共刊载了44期《对话录》。 跟郑渊洁对话的人物，从皮皮鲁一直扩展到鲁西西、舒克、贝塔等；内容也变得包罗万象。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是各种名人不循规蹈矩的成功故事。 从中学退学最终成就事业的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到九十年代红遍全国的“点子大王”何阳，再到当时在美国声名鹊起的川普，郑渊洁把这些人的故事讲给读者，为的是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要有独立性，尝试走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不必挤在高考这条独木桥。 不知有多少人受到他的影响，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在当年名字登上《童话大王》的小读者当中，至少有一个——而且是其中最传奇的那个。 1991年4月19日晚间，在省重点中学武汉六中读初一的男孩汪成志对父亲说，我想去北京看长城，外加见郑渊洁。他父亲，一个工艺装饰服务部的经理竟然同意了，给了他200元钱，说：“准备充分了再出去就没意思了，你最好现在赶快走，要不一会儿我细想后准变卦不让你去了。” 就这样，13岁的汪成志书包里背着三本书，《中国地图》《童话大王》和《人性的弱点》，一个人上路。到武汉火车站买车票时，售票员见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去北京，叫来了警察。他们判断汪成志是从北京离家出走的孩子，就把他送上火车“遣返”，于是汪成志一分钱没花到了北京。 更令人惊奇和不解的是，汪成志到北京的当天，就见到了深居简出的郑渊洁——凭《童话大王》上登的郑渊洁通信地址，“通州260信箱”。 在《对话录》里，郑渊洁把汪成志的故事完整地讲了一遍，忍不住大加称赞“可见他的本领之大”“独立生活能力的确很强，脑子应变力也不错，运气也好”。 回武汉后，校方没有给汪成志任何处分，高二一位班主任还请汪成志去班里讲了三个小时这次“历险记”的经过。 数不清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样，瞬间产生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同学是怎么找到郑渊洁的呢？按郑渊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他为了集中精力创作，不见记者。31年后的今天，通过几位朋友的不懈帮助，我拿到了汪成志的电话号码。 “我当年啊？纯粹是无知无畏！”电话那头的汪成志笑起来爽朗热情，一听就是惯于在商海中左右逢源的角色。细聊之下不免令人感叹，他的人生之路，恰如郑渊洁推崇的那一条。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汪成志就打听明白了，靠一个信箱就想找到郑渊洁是天方夜谭。但他也并没有害怕。正如在武汉火车站，售票员和警察问他是不是北京来的孩子，他哼哈答应一样。“当时我想啊，我要是跟他们实话实说，这趟旅程估计就over了。” 到北京，汪成志开始各种街头访问，光小卖部和卖冰棍的就问了三四个，怎么从火车站坐车去通州，到了通州怎么去邮电局……到了通州邮电局，人家并没有告诉他怎么能找到那个“260信箱”。他也不急，坐下跟人家喝水聊天：我不是简单的追星，他是个作家，很有想法，想跟他交流一下。有个工作人员觉得他有趣，下班时把他用自行车驮走了——带到了260信箱。 这个信箱其实位于通州一个干休所。在门卫处，那位邮局的工作人员照着一个内部电话簿挨家打电话，说有这么个小孩从外地来，想找作家郑渊洁……一连问了三五家，问到了。 在门卫处的屋里，汪成志听到外面有人哈哈大笑地一路过来——郑渊洁的父亲郑洪升老爷子。那天正好是郑老爷子过生日，郑家人都来吃饺子。这样，到北京的当天，他见到了笑眯眯的郑渊洁。晚上，他被安排到郑渊洁弟弟的邻居家住，第二天跟郑渊洁呆了一天，第三天又去了长城。一切顺利。 汪成志独自在长城（图片由本人提供）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家提防的心理没有那么高。一看这个小孩来找郑渊洁，觉得挺有意思，能帮就帮了一把。”汪成志感慨自己的好运气。那时，他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郑渊洁读者。 接着，许多信件陆续邮到学校，向他表示钦佩，说他是英雄，要跟他交朋友。这次寻访极大推动了汪成志的性格发展。小时候，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从这件事之后，他变得越来越不循规蹈矩。 “郑渊洁的作品，以及这次去北京找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是没有定式的。” 初中毕业，汪成志并没有考重点高中，而是上了同样能参加高考，也可以直接工作的一所职业中专，学美术。这时他对计算机产生兴趣，很快上手了3D设计这，做装修设计图。1994年武汉的平均工资不过七八百块，他一个月可以赚七八千。 这种财务自由的兴奋感让他觉得不能放弃。外加读了比尔盖茨的自传，发现世界首富居然也是大学退学开始创业，于是他干脆没参加高考。 开了两年工作室，又升级成公司以后，汪成志又进入了互联网领域。他给自己的公司做了网站，被雅虎收录后排在了中国内地公司的第一位；1999年他又搞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跟阿里巴巴的十八罗汉在杭州创业同步。思路也一模一样，想帮中国的企业把商品卖到国外去。 结果，命运在这里出现了分岔口，他没能成为马云，去了深圳闯荡。打过工、创过业，最后在智能互联网行业站住了脚跟。目前，他是一家智能产业园区的常务副总经理，既管技术又做管理。用他的话说，目前这家公司在行业里“能排个1.5线吧”。 汪成志（图片由本人提供） 他不在乎文凭，但重视知识，全靠自学成为一个互联网技术专家。在工作间隙，他修了一个本科的法律文凭，还拿了律师资格证。 汪成志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封闭得很，只能走高考一条路，所以孩子们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弹，和郑渊洁这个唯一的出口。如果没有当年寻访郑渊洁这件事，他八成会考重点高中、考大学，走另外一条人生之路。 “今天回头看，当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给他也添了很多麻烦。但他还是很平等地对我，言行合一。现在，我对我们公司的年轻人，也尽量平等地和他们交流、相处。这大概是郑渊洁对我人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5 2021年年末，《童话大王》杂志封面和郑渊洁个人微博上，刊登了“郑渊洁挥泪写的一封信”。 66岁的郑渊洁说，因为成都和江苏的三个商家恶意注册皮皮鲁、舒克和《童话大王》商标，而他费了很大力气维权都没有结果。这三个商标只是代表，它们身后还有672个侵权商标。为此，他只能从下一年起暂停写作《童话大王》月刊，用全部精力用于维权。早在几年前，《童话大王》已经不再刊登郑渊洁的新作，理由也是他要维权。 虽然坊间对《童话大王》休刊的真实原因还有所猜测，但当年的小读者们，都或早或晚地知道了这件事。哪怕郑渊洁的童话早已离他们很远。 这些年，冯明丹还是会特别注意有关郑渊洁的新闻。她经常带儿子去书店，给他买郑渊洁的书。但儿子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更喜欢看《藏地密码》《盗墓笔记》。 有时候她也不免迷惘一下：那个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现在的中国孩子也压力不小，但他们不再需要郑渊洁提供的那个宣泄口。截至2018年，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已经是54.4%。跟《对话录》开始刊登的1988年比，上升了十倍有余。再有哪个老师敢像《对话录》里记录的那样对待学生，分分钟够他上热搜瞬间成名的。 在纸媒不断崩塌、娱乐消费爆炸性增长的如今，儿童文学不再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打电脑游戏、看视频、刷手机，对孩子们来说可比一本杂志的吸引力大多了。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复制郑渊洁创造的奇迹，包括他自己。 宣布《童话大王》休刊的这篇宣言，在郑渊洁微博上的阅读量是750多万，评论却不到500条。而《童话大王》的真实销量，已经很久没有公布过。这本号称40多年来累计销量2亿册的杂志，看来是要走向终点了。 它带给一代中国人的影响有多大？它对两代人的关系改变了多少？这个社会又改变了多少？这些问题，都没人能说得清楚。 至少，在当年《童话大王》的一些读者身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潘海天花了好多金钱和时间，专门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父亲。虽说理解教育理论是一回事，贯彻挺难，但他回想起郑渊洁的那些童话，仍会觉得：教育是一门大功课，父母要一直学怎么做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些年，他跟一些作家同行聊天的时候，偶尔会提起郑渊洁，提起《童话大王》给他人生的影响。有些人听到了会跟一句：我当年也喜欢。一般就这一句，没有更多的话。 “挺好，这说明我们都成长了。也都知道我们的成长路上有过他。”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张蕾、施雨华、刘昊、何忠洲、王丹薇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