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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的马斯克，在推特贴上讽刺的表情图，将总理杜鲁多与希特拉相提并论。 马斯克在推特回应CoinDesk的报道，指加拿大政府打击透过捐赠加密货币来协助正在进行抗议活动的货车司机事宜。 Elon Musk表示：“别把我与杜鲁多作比较”，“我有预算”；而Elon Musk更使用希特拉的相片做底。 这条推文在发布12小时后被删除，主要是受到其他推特用户批评，其中1名用户表示：“这是极差的品味，一点也不好看”。 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更发声明谴责马斯克。 AJC表示：“再一次，马斯克透过引用希特拉在社交媒体发表观点，作出极其差劲的判断，他必须停止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 声明指出：“马斯克可能认为将杜鲁多与灭绝数百万人的种族灭绝独裁者进行比较，是作为他不同意的政策适当方式；这不是，从来都不是”。 该组织表示：“马斯克必须道歉并寻找其他方式表达其不满”。 根据《紧急状态法》，加国政府可以扣押货车，及冻结其银行账户，这引发了杜鲁多过度干预的指责。 马斯克经常批评政府的封锁措施，及强制接种疫苗政策，他对示威的货车司机表示支持。 马斯克与加拿大是有关联的，因为他的母亲Maye Musk是加拿大公民，他小时候随家人由家乡南非搬到加拿大，年轻时移居美国。 （图片：Elon Musk推特 / 互联网） T02

温莎市一名31岁女子因不满该市的疫苗强制政策，在社交媒体扬言要炸毁市长的家，被警方拘捕。 温莎警方表示，疑犯是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贴出威胁言论的，宣称要炸毁市长Drew Dilkens的家。 美加边境的大使桥因卡车司机抗议而被关闭，市长就此事对抗议人群进行批评，由此惹怒了该女子。警方在周日驱逐了抗议者，大使桥重新开放。 女子被拘捕后，面临一项恐吓财产罪，目前被有条件释放。 （Shawn，资讯来源：CP24，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调查组一经成立，各式各样的媒体，迅速转发，你都不知道，我国居然有这么多的媒体，可是在此之前，很多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哪怕只言片语，哪怕去到现场，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我国有多少媒体，中央级别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有些中央级媒体就连通报都反应迟钝，更别说指望他们去报道什么真相了。还有很多省级媒体，及数不清的蓝色大v，它们占着国家资源，既不为百姓发声，也不为国家分忧。看看这些数不清的浓眉大眼的媒体，矩阵弄的倒是不错，一家媒体好几个号，都是百万千万粉丝，可它们却不敢接近真相，也不用说敢不敢了，它们压根儿就不去报道，也不说不报道了，它们都不碰这个话题，权当没看见。我们始终认为，“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之所以闹这么大，之所以让公知境外势力钻了空子，媒体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它们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人民的声音你不传达，党的声音你也不传达，靠着退休的胡锡进放风，谷爱凌的户籍问题也是，都是胡锡进在传达党的意图，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媒体失责。媒体是什么？看看78年的光明日报，记者是什么？看看九十年代记者是怎样报道拐卖案的。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武勤英调查文章《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文中最轰动的事件是：家在河南的同济大学某女研究生，于1988年2月在郑州火车站转车途中，被一个17岁文盲小姑娘拐卖到山东郓城县候集镇，作价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该女受尽欺凌。71天后，该女被上海和菏泽几十名干警成功解救，家人抱着她大哭。买主最终被判刑五年。该女生后来再次回到大学，患上了心理疾病，在长时间的治疗下才得以好转。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2007年，导演李扬将这个事件改编成了电影《盲山》。你再看看现在，万马齐喑。这是党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恐怕不是。这是人民期待的结果吗？恐怕更不是。遇事不报，转发通报，这是你们的初心吗？请扪心自问。

（1）徐州位于苏鲁交界地带，本来绝大人口都是汉族，除了有些回族外，基本没有什么其他少数民族。根据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徐州有18个少数民族，共9000余人。但是短短18年以后，到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徐州少数民族增加到47个，共20268人。这期间徐州市人口仅仅增加了30%左右，但是少数民族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为什么少数民族增长如此迅猛呢？是徐州经济发达，像广东那样吸引了各地打工人口吗？显然不是。徐州经济原以煤炭、机械等重工业为主，改革开放后就不断衰落。这些新增加的少数民族，无疑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婚姻迁徙方式而来的西南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比如江苏“五普”对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布朗族、景颇族、佤族、怒族、拉祜族人统计显示，其中女性为3116人，而男性仅有227人，不足总数的7%）。有必要先指出的是，这些以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为主的远程地域通婚，普遍都是买卖性质的，或者是非自愿、强迫性婚姻。远嫁东部的女性一般具有学历低、年龄小的特点，根据《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一书作者陈业强教授，对小龙梅所在的福贡县100位跨省婚姻女性所做的调查，只有两人是初中或初中以上学历，其他都是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因此，这些女性对婚姻选择缺乏判断能力，即使出于人的本性来讲，也不愿背井离乡来到陌生遥远的地区，她们往往都是都是父母贪图买婚者的彩礼，或者受他人胁迫拐骗而成婚的。另外，根据专门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流动的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杨筑慧教授的调查访谈，这些远嫁东部的女子，家人一般都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走之后也很少跟家里联系，更凸显了这种婚姻的买卖交易性质。徐州发布的八孩母亲调查报告，展示的细节显然符合这些特征。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徐州市人口的民族细分统计（表一），揭示了这种买卖、强迫性婚姻的一角，结合社会学者们的研究，以及更多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表一，徐州市2000年“五普”民族人口统计，来源：《徐州市志》第1169-1171页）第一，这种买卖、强迫性质的婚姻不是偶发个例，而是广泛存在、成千上万，仅官方统计的徐州市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多达近6000人。如果加上近二三十年来自西南贫困地区的汉族女性，及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女性，数量更为庞大，可以说买卖强迫婚姻几乎每个村都有数例。并且，官方的人口普查统计也不完整全覆盖的，徐州发布的调查结果称小龙梅为来自云南福贡县的傈僳族，然而，2000年及2010年的两次人口调查均显示，风县没有傈僳族人口。因此，可以说明，在人口统计之外，本地仍有不少被拐卖的妇女。第二，这些买卖、强迫婚姻女子，普遍进入苏鲁落后地区的乡村，比如“五普”显示，嫁入来江苏的傈僳族789名女性，仅有18人来到城市，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嫁入苏北农村。她们婚姻匹配的家庭，又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最贫困的家庭。因此，这意味着她们在婚姻迁徙中，一般都是流落到当地社会最底层，注定了她们很多人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第三，由人口统计数据倒推到他们的来源地，可以发现，这些迁徙婚姻涉及了几乎所有西南少数民族，甚至连基诺族、普米族、怒族、布朗族此类居住在最边远深山、人口稀少的民族也都被裹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买卖婚姻洪流中。可见当年西南地区人口拐卖是多么严重，几乎渗透到云贵川桂的每个角落。（2）现在人们把矛头都指向徐州，似乎这是徐州特有的现象，其实买卖人口（不仅包括买卖妇女，更包括买卖儿童）这在苏南以外的整个江苏，以及附近的山东、皖北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甚至在一些地方比徐州更严重。比如，江苏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在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比1990年的“四普”增加了62%以上，增量为10万余人，最主要来源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其中苗族1.7万人，侗族7394人，彝族6284人，布依族6167人，哈尼族1926人，白族1847人，傣族993人，傈僳族789人。这些外来女性的流向又集中在封建意识较为浓厚的苏北苏中地区。以彝族在江苏的分布情况为例，70%分布在苏北和苏中地区，最多的依次是徐州934人、宿迁856人、连云港689人、盐城575人，而苏南地级市都在400人以下。显然，这种人口迁徙不是经济务工因素驱使，而是婚姻迁徙因素所导致的。跟徐州毗邻的山东省，改革开放以来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数量要比江苏更多。从2010年的“六普”统计看，山东是全国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女性第二多的省份，仅次于他们的主要聚居地云南；也是普米族女性第三多，布朗族女性第四多，傣族女性第五多的省份（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处于最东部沿海的山东与西南地区，远隔千山万水，按照人口自然分布辐射规律，本来不应该有什么西南少数民族人口；从经济上讲，山东是人口总体迁出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多，吸引的外地人口少。山东有如此规模突出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显然也是非自愿性婚姻迁徙的结果。（3）为什么徐州，乃至苏鲁两省的非自愿性婚姻如此普遍，并且屡禁不止呢？从根本来讲，这是长期重男轻女的恶果。首先，重男轻女导致严重性别失调。实行计划生育之前，苏鲁新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107的正常范围，1990年山东和江苏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6和114，2010年分别为119和117。作为封建传统家庭伦理观念最顽固的苏北鲁南地区尤其高，比如徐州达到121。徐州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男女人口差异就在30万以上，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是本地婚配的话，有30万男人找不到媳妇。其次，重男轻女加剧了那些过剩的男性必须要结婚、传宗接代的意愿，进而加剧这些地方婚姻市场上的供需不平衡。为了解决这种婚配不平衡，像董志民那样的、在本地没有婚姻竞争优势的男性，通过买卖的方式，从比本地更落后的西南边远地区引进女性，成为解决婚姻供给短缺的最重要途径。我们可以看出，同样作为东部省份的浙江以及东北地区，因为女性地位相对高，社会风气相对开化，流入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就少的多。比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山东、江苏两省的哈尼族女性分别是2938、1926人，而浙江789人、辽宁74人；佤族分别是山东4424人、浙江230人、辽宁69人；景颇族分别是山东335人、浙江38人、辽宁6人。因此，人口拐卖与女性权利保障程度，与经济发展情况没有必然关系，传统的男女观念，是导致女性受压迫的罪恶之源。再次，在重男轻女的社会氛围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普罗大众，在骨子里都普遍缺乏对女性权益的尊重，他们都认为这种强迫性婚姻是无罪的、天经地义的，整个社会都在默许纵容这种丑恶现象。比如，在买卖婚姻最猖獗的时候，苏鲁某地政府有关部门曾经专门发文要求：“对外省婚嫁妇女，要认真核实，想方设法办理户口迁移”，（许新民：《少数民族迁入以后》，《中国民族》2003年第二期）。最近，很多网友又搜出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到丰县解救被拐卖妇女失败的新闻。可以说，由于强大的传统意识，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法律和公权力都出现失灵，女人既不能免除被贩卖的自由，也不能在进入婚姻状态后，免于家暴或虐待的自由。苏鲁地区比较传统的社会，存在着这种令人绝望的链条陷阱：重男轻女——男多女少——买卖婚姻——政府和社会默许——女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女人在这个链条中始终是牺牲品，尤其是那些外地过来的，她们是这个以繁殖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系统内最卑贱、权利最无法得到保护的人群。这次丰县事件，县政府及当地老百姓对此事的高度容忍，见怪不怪，就是这种病态社会文化的反映。因此，社会有必要继续保持对徐州丰县事件的关注，这并不是简单地为某个个体伸张正义的问题。“铁链女”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徐州周边数百公里内，居住着两三亿人口社会中不知还存在多少买卖、虐待妇女的丑恶现象。在中国很多地方，社会开化、文明进步，路漫漫其修远兮！

安省即将取消疫苗证明，但许多医院表示，仍会要求员工和访客打疫苗。（Frank Gunn/）【2022年02月18日讯】（记者楚方明多伦多报导）安省将很快会取消对餐馆、健身房和其它公共场所的疫苗接种要求，但一些医院仍会要求工作人员甚至访客接种疫苗。 去年，省长福特拒绝让医院员工实施强疫苗接种政策，尽管只有一家医院反对，但许多医院都实施自定强制疫苗政策。加通社询问了其中十几家医院，如果安省下个月取消疫苗证书制度，它们是否会取消强制疫苗政策，所有的医院都说不会。 剑桥纪念医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加斯金（Patrick Gaskin）说：“我们还没有摆脱瘟疫。现在，这是医院内部的另一层安全措施，并确保患者周围的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 安省的疫苗证书系统将于3月1日结束，届时公共场所将不再要求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尽管企业可能会自行选择保留该系统。但加斯金说，这些地方与照顾体弱患者的机构非常不同。 许多医院的访客仍被要求接种两剂疫苗，医院限制了疫期的访问人数。 休伦珀斯（Huron Perth）医疗保健联盟（HPH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ms）表示，作为病人，能够接近自己所爱的人很重要，但保持医院的安全环境也很重要。 威廉姆斯说，位于安省西南部的4家医院属于HPHA，它们要求家庭看护接种两剂疫苗，这一要求将暂时保留。他说，他们想先看看全面重新开放后，医院的容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安省医院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东尼·戴尔（Anthony Dale）在一份声明中说，“绝大多数”医院实施了自定的强制疫苗接种政策，协会希望这些政策能够继续下去。 他说:“安省医院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在受雇时已经被要求证明对某些传染性疾病，如麻疹、风疹、水痘、结核病等具有免疫力。” “归根结底，我们没有理由区别对待COVID-19疫苗，我们都有责任接种疫苗，因为它有助于保持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人的安全，包括我们在医院和其他卫生保健设施中最脆弱的人。” 多伦多儿童医院（SickKids）、大学健康网络、渥太华医院、汉密尔顿健康科学中心、Queensway卡尔顿医院、蓝水健康中心、查塔姆-肯特（Chatham-Kent）健康联盟、伦敦健康科学中心和圣玛丽综合医院等机构表示，将继续实施强制员工接种疫苗政策。 一些医院表示，可能会重新审查探访限制政策，其中包括强制接种疫苗政策，以及限制探访人数。 责任编辑：文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