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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连创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青年群体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不过，也有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关注青年失业率，理由是，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在2023年6月份“创下了新低”，而25岁到59岁劳动力的总量肯定比16岁到24岁要大得多。从大数看确实如此。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同比增加24万人。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月持平。16－24岁、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分别为21.3％、4.1％。25－59岁劳动力失业率已经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在青年失业率（16－24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创新高的同时，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却创了新低，这是一个有点令人奇怪的现象。因为从原则上说，这两个失业率的变化方向，似乎应该保持一致才对。原因何在？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认为，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不会受到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太大的影响，因为在全部劳动力中，25－59岁的劳动者才是主力军，16－24岁的青年群体只占到了一个很小的比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6－24岁人口在16－59岁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18.8％；并且，16－24岁青年群体中有2/3为非劳动力（主要为在校学生），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劳动力，因此总体劳动力中16－24岁青年的占比就更低了。张丹丹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计算，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大约有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人口占到了三分之二，即6400万，其余三分之一为劳动力人口，大约为3200万（包括2570万就业和630万失业人口）。因此，16－24岁城镇失业青年人口，大约只占到了16－59岁城镇失业人口的6％－7％。由此可见，与25－59岁城镇劳动人口相比，16－24岁青年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很小，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恶化不会对中国整体的就业状况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个因素只能用来说明：青年失业率即便创下了新高，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也不会上升多少（或者说，能够基本维持不变），但却不足以说明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什么反而会降低。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已经强劲复苏、就业形势确实好转了。但是，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原因呢？也不尽然。粗略一想，至少可能还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可能原因是，青年就业意愿下降等因素，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就业替代，从而在降低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同时，提高了就业主体人群的就业率；或者换句话说，青年失业率创新高，本身就可以视为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可能原因是，对年龄达到60周岁的农民工就业的或明或暗的限制，可能会导致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替代，从而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下面分别讨论。就业的两个替代因素为了说明屡创新高的青年失业率是如何推动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的，还要回到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从失业率的计算公式说起。众所周知，计算失业率的基本公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力。其中，劳动力是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因此，上述基本公式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第二种形式是：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这两种形式是等价的。我们在这里采用第二种形式来说明。从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这个式子马上可以看出，影响失业失业率的因素有三个：第一，失业人口；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第三，劳动参与率。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显然，在讨论失业率，这三个因素都不能忽视，尽管很多人在谈到失业率的上升或下降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只考虑作为分子的失业人口的变化，而忽略或不怎么关注作为分母的劳动人口和劳动参与率。根据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在2010至2020年间，16－24岁青年失业人口只增加了4万，但青年劳动人口却减少了1578万，从而使得16-24岁人口失业率大幅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内，青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了7.1个百分点。假如当前青年劳动力保持在2020年的水平上，在青年失业人口从500万左右增加到630万左右的情况下，对应的青年失业率本应该只会从12.8％提高至16.2％左右，但是现在却达到了21.3％。这几年青年劳动参与率之所以急剧下降，德邦证券的研究报告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16-24岁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二是部分青年因就业形势恶化而退出了劳动市场；三是就业观念的变化导致初次进入劳动市场时间推迟，降低了16-24岁劳动参与率。因此，即便青年失业人口可能会减少，但是由于青年劳动力（＝青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趋势，因此青年失业率仍有可能继续创出新高。在青年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情况下（因为未来几年的青年都是在多年前就已经出生的，而且新出生人口的趋势也很难扭转），可以改变的是青年劳动参与率。如前所述，当前的青年劳动参与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即在全国大约9600万16－24岁城镇人口中，有6400万为非劳动力，其中在校学生大约为4800万，其余1600万人为非在校生。提高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关键是如何增强这1600万无就业意愿的青年的就业意愿。但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而这1600万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就业的青年人，再加上失业的630万青年人，也许会影响到1500万个家庭的就业决策。无论自己的子女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愿意就业或无法就业，做父母的一般来说总会更加努力去让自己就业。他们有可能本来不用工作了，但是现在也得去工作了，或者至少要努力保住现有的工作。这就会形成一种代际替代效应，导致本来可能由16－24岁青年人承担的工作，转而由他们的父母一辈承担了，从而降低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顺便提一下，25周岁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关口，因为它正好也是一个人本科毕业后能够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的最大年龄。根据现行国家政策，国家统一招生的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期为二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都按照应届高校毕业生来对待。应届毕业生身份，在考公、考研等方面等有非常大的“优惠”，因此许多大学毕业生，还有他们的父母，都非常希望保留这个身份直至“期满”为止，那正是25周岁左右。当然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这些青年大学毕业生把就业时间推迟到了25岁以后，这应该也有助于降低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自2019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有媒体报道称，为了继续打工，许多“超龄”农民工迫于无奈，不得不通过谎报年龄、购买假证来维持就业，或者流入零工市场做“日结”。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最多的行业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过去十年内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022年达到了5358元，比十年前增长了87％，收入水平和增速都位居农民工所从事的各个行业的首位。有不少媒体甚至报道称，建筑业农民工月薪过万都不是幻想。另一方面，建筑业从业者的年龄结构却在迅速老化。50岁以上建筑业从业者的占比，从2013年的16.3％一路提高到了2022年的29.3％；同期30岁以下的青年从事者的占比，则从21.5％下降至14.1％。在各地的“清退令”出台之前，建筑工地上60岁以上的农民工绝不罕见。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从上一年的19％下降到了17.7％，降低了1.3个百分点，总共有325万农民工离开了建筑业。这当然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有关，但是肯定有不少人是因为“清退令”而不得不退出就业市场的。从原则上说，60岁以上的劳动者的就业受到了限制，那么对其他年龄段的劳动者的需求相对而言就会有所增加，从而导致不同年龄的劳动者之间的就业替代。考虑到中国劳动者的人口结构，这个因素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几年也许不能小视。原因是，1961年至1963年出生的劳动者，刚好在最近这几年陆续年满60周岁，而1961年至1963年这三年恰恰是1949年之后中国出生人口变化最大的三年：1961年出生人数为1141万，1962年几乎翻番至2092万，1963年又增加至2787万。综上所述，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之所以下降，除了经济复苏带来了就业状况的改善这个可能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由于未能获得详细的分年龄就业（失业）人口数据，无法准确计算这些原因的具体影响。失业率是个复杂的问题，任何过于简单化的讨论都可能落入陷阱。只讲16－24岁青年失业率高企，而不讨论25－59岁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肯定是不完整的。但是，即便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下降，对青年失业率创新高也必须予以特别关注。青年失业不仅关系青年本人的福利，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前景。中国当前的青年失业率在全球范围内也属于极高国家的行列——截至2023年4月，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为14.3％，英国为11.3％。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那么在一定意义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才是真问题，而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的短期下降则有可能是青年失业和其他因素推动的结果。

困顿于职业瓶颈期，有人放弃互联网“大厂”高薪岗位，有人放弃在国企的稳定工作，决定重返校园，从“打工人”的身份变回“学生”。根据新东方教育发布《2023中国留学白皮书》，25岁及以上出国读硕博意向人群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在职人士希望通过出国留学提升学历、增强就业竞争力。有人目标明确，要以硕士学历换回应届生身份，再加上此前积累的工作经历，以期在求职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优势。还有人以辞职留学为契机，试图转变职业发展的道路，一边向外学习新知识、一边向内探索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事与愿违，在校招时却颗粒无收、转行无果。对辞职留学者而言，这个决定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说走就走”，它承载着突破现实困境的希望。然而，当毕业后再回望这段经历，有受访者坦言，最大的收获或许不是期待中的升职加薪，而是在学习、探索中逐渐充盈的内心。【人物名片】何紫盈：前国企电台主持人。辞职后就读于新南威尔士大学新闻传播相关硕士项目，时长2年，留学总花费超80万元。仍在求职中。阿顾：曾在头部互联网公司运营、市场、产品岗工作。辞职后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相关硕士项目，时长1年，留学总花费约30万元。目前就职于另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岗。杜雯：曾在传媒行业工作。辞职后就读于英国罗素集团院校之一的市场营销相关授课型硕士项目，时长1年，留学总花费约40万元。目前就职于某事业单位。工作进入瓶颈期辞职留学寻求职业道路的突破口在北京某国企工作的3年里，何紫盈从事着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主持工作。然而，随着广播听众减少、领导不断施加压力，即使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何紫盈仍感到些许倦怠。另外，部门的改组更是让何紫盈被迫迎接变化——除了产出广播节目内容，她需要肩负起更多广告、营销的工作，可是这些新工作让何紫盈感到无所适从。面对停滞不前的职业发展，她准备好简历、重新投入招聘市场。然而，她发现，现如今的招聘行情，早已不是她本科刚毕业时的那副光景了。“和我竞争同一岗位的候选人，学历几乎都是研究生起步，虽然我有三年工作经历，但在学历这道‘硬实力’关卡上，始终拼不过别人。”于是，何紫盈将目光投向学制短、学校排名高的境外硕士项目，希望给自己的学历“镀金”，以提升自己的招聘竞争力。与此同时，何紫盈也在思考，是否应该借此机会，换一条职业道路，例如，火热的互联网运营、品牌营销等等。“说实话，我当时并未对这些岗位有深入的了解，也未曾想清楚自己究竟是否适合这些岗位。”抱着对新发展方向的憧憬与幻想，何紫盈将申请目标锁定在QS世界排名前100的院校，并最终前往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新闻传播相关硕士学位。何紫盈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拍下的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学制短、学校的世界排名高，是吸引在职工作人士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留学也是为了让自己获得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然而，本科毕业于生物专业的阿顾辞职后所入读的项目，与她二次择业的目标几乎毫无关联。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两年时间里，阿顾在运营、市场、产品岗位辗转，并慢慢明确，自己更喜欢让“理想”落地成实体的产品岗位，“这能给我带来成长感。”可是，公司内的恶性竞争、不近人情的企业文化让她感到疲倦，即便这份工作的薪资令人艳羡，阿顾依然想要另寻出路。带着无比明确的求职目标，阿顾在搜索相关岗位时发现，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岗对个人经验和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仅凭此前在产品岗的一年工作经验，阿顾深感自身的竞争力不足。起初，阿顾的父母和一些朋友略有不解：“大厂”的薪资待遇这么高，何必辞职留学呢？“我也隐隐担心过，留学回来后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工作。但我不想再以这种消沉的状态继续工作了，于是果断放弃了那份表面光鲜的工作。”阿顾说。虽然阿顾在申请季投递了不少计算机、编程等与互联网产品相关的硕士项目，事与愿违的是，由于她的本科专业与这些硕士项目的匹配度较低，阿顾没有收到任何与产品岗直接对口的offer。阿顾最后决定入读香港科技大学化学专业相关硕士项目，“虽然这个项目与我的求职目标相差甚远，但我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我需要给学历‘镀金’、重新获得应届生身份，再加上此前的工作经验，或许能找到更符合我职业预期的岗位与工作环境。”怀揣清晰的就业目标读书不再是无忧无虑的“真空状态”“有过在职场打拼的经历，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和规划有了更加细致的思考，留学期间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也更清晰和强烈。”杜雯说。2019年，曾在传媒行业工作的杜雯辞职后，怀着对市场营销、零售行业的向往，她花光了自己3年的积蓄，再加上父母的资助，她入读了英国罗素集团院校之一的市场营销类授课型硕士项目。“一年下来的所有花费约为40万元。”杜雯很珍惜重回校园的时光。同时，她也很明确地感受到，那种只顾着享受读书、做研究的“真空状态”，已经回不去了。杜雯的同班同学中，大多数是本科毕业后无缝衔接至硕士的学生，“与他们相比，我不仅会提早考虑毕业后的工作问题，还会考虑是否要换个赛道发展、换到哪个行业发展，权衡这些转变会给我带来哪些挑战、机遇和风险。”杜雯说。通过听课，杜雯对零售业有了清晰的了解，“老师在上课时偏重讲解案例，理论只是辅助我们去理解案例的‘工具’，这种教学方法让我对零售业的实际运作方式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杜雯学会如何打造品牌营销方案，对零售业的实际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国外教学方式的包容度高，还让杜雯形成了不一样的观察视角与处世心态。杜雯回忆道，在留学期间，她时常冒出许多新奇的想法，老师也总会鼓励她进一步去探索和实践，不要将这些火光局限在脑海里。“重返校园，我好像获得了更多自由探索的机会，可以摆脱掉条条框框的限制、摆脱世俗价值的附加。”杜雯就读大学的图书馆讨论室“搜索、分析、评估、推理，看到事物的两面性，也看到自己的偏见，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和视角，是我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收获的重要能力。”何紫盈说。为了探索不同方向的岗位，何紫盈还在朋友的公司做起了品牌营销的工作，这也是何紫盈尝试转行的方向之一。可是，随着工作慢慢深入，她却发现，她对品牌营销难以找到认同感，大多数时候只觉得自我矛盾。另外，硕士学历也未能成为她转行的“敲门砖”。2022年底，何紫盈参加了国内快消公司的市场、品牌岗位的校招，结果杳无音信。何紫盈顿感失落，“我光有学历，却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优势，证明我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想转行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与此同时，何紫盈还要迎接生存的挑战。最初，何紫盈预估所有花费约为60多万元人民币，并从父母处获得了资金支持。然而，悉尼的高房租、高物价远远超出了何紫盈的预估。在留学后期，这笔钱无法支撑她的所有开销。“我还有个妹妹，父亲也已经退休。虽然我开口问，父母也会给钱，但我是个已经有赚钱能力的成年人了，实在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了。”于是，何紫盈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最忙碌时，她一周内要同时兼职三份工作，为了兼顾课业，有时甚至要早上5点半起来写论文。当日的兼职结束后，何紫盈回校上课，她时常坐在这片草地处吃午饭、看书­­与何紫盈、杜雯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硕士项目与就业目标几乎毫无关联的情况下，阿顾在选课时直接剔除了实验类课程，全部选择了以上课、作业、笔试等形式为主的授课课程。“因为我很明确，我不会再走学术道路，实验课程太耗费时间，对我的未来发展也没有太多意义。”于是，阿顾在保证课业完成的同时，一边进行国内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远程实习，一边投简历找工作，她实习获得的工资还能覆盖她留学期间的生活费。阿顾直言，与同班同学相比，她上课并不够认真，“我不太在乎绩点，只要考试能通过就行，因为我更想通过实习累积产品岗的工作经验，为校招打好基础。”结果与预期或有落差没有“经济效益”的留学体验同样珍贵留学归来、硕士毕业，就必然会在求职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吗？在2022年的校招期间，阿顾收到了多家一线互联网大厂和外企的offer。毕业后，她入职了读研期间已实习接近一年的公司，在自己认同的工作环境中，延续产品岗位的职业生涯。从结果看来，辞职留学的确达成了她预期的结果。阿顾建议，做出辞职留学这个决定前，要慎重考虑，“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阶段性目标，然后再去权衡，辞职留学是否能帮你达成这个目标。当然，选择重回校园读书，当做拥有一年的‘休整期’，我觉得也是蛮好的选择。”2022年10月，阿顾前往香港嘉顿山爬山何紫盈更是坦言，不要过度美化辞职留学这件事，最终结果很可能与最初的期望之间有落差，要考虑清楚所有可能性，做好迎接失望的准备。“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同专业和行业都有各自不同情况，读完硕士未必就一定有更强的竞争力。”初到澳大利亚时，何紫盈买了一本全新的笔记本，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今年7月底，上完最后一门课时，日记正好停留在本子的最后一页。“我翻看整本日记，其中频繁出现的一句话是——‘虽然我现在还不确定我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在结课那天，我好像终于想清楚了，我还是想做回我最喜欢的媒体内容生产工作。”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两年里，何紫盈很庆幸，辞职留学为她撕开一道裂口，让她在困顿中获得了重新选择、试错的机会，“我‘折腾’了一番后，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有了许多全新的了解。”此外，何紫盈着重建议，一定要从多方面、多种渠道了解留学目的地的消费水平，把学费、生活费等所有开销计算周全，并衡量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实力后，再理性作出决定。三年前，杜雯毕业回国，参加了零售、互联网、汽车等行业公司的招聘，也收获了几份符合预期的大厂offer。但是，彼时这几个行业的发展状况起伏不定，再加上家庭等现实因素，杜雯不想再仓促地开始一段不够稳定的职业生涯。最终，杜雯回到家乡，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并顺利入职。杜雯在英国剑桥拍下的金黄色的柳树“辞职留学的初期，我们可能会赋予这个决定很多重大的意义、压上了很多期望。或许最终我并没有走上当初预设的那条道路，可是我依然觉得，这是人生中很宝贵的一段经历。”杜雯表示，辞职留学的目的并不单一，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升职加薪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花一段时间，去体验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而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找到人生新的可能，“这些看似没什么经济效益的体验感，或许同样意义非凡，甚至更加宝贵。”（文中受访者何紫盈、阿顾、杜雯均为化名）

近日，湖南张家界市“千万富翁罗某忠在与儿子争执后被送精神病院”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方面，罗某忠姐妹们和媒体讲述“营救”罗某忠的经历；另一方面，罗某忠儿子罗凌（化名）也开始针对大家的质疑做出回应。双方各执一词，这位62岁老人进精神病院的经过成了“罗生门”。62岁老人被送进精神病院8月19日，有媒体报道湖南张家界市62岁男子在与儿子争执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媒体报道中介绍，罗某忠曾因城市建设获数笔征地拆迁补偿款，他用这些钱作为启动资金累积了数千万资产，在张家界市区不同地段均有门面。张家界市永定区崇文路红沙湾巷，巷口处有一栋6层建筑“红沙湾壹号”，该楼低层均已出租。罗某忠的一名近亲属介绍，“红沙湾壹号”由罗某忠所建，但产权已转给了其子罗凌。罗某忠与罗凌均住在6楼，通往6楼处的楼梯间建有一道铁门。2022年10月，罗某忠查出“脑胶质瘤”，同月做了全麻下行左侧额叶占位切除术。2022年10月，罗某忠做了全麻下行左侧额叶占位切除术。此前媒体报道，罗某忠的其他近亲属介绍，罗某忠和儿子罗凌、女儿罗媛媛（化名）原本相处融洽，可自从罗某忠脑部手术后，双方因为家产分配问题变得剑拔弩张，关系每况愈下。罗某忠的户籍地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崇文街道办事处思善桥社区，社区书记秦远跃介绍，就罗某忠和子女之间的“矛盾”，社区曾数次调解过。在调解双方矛盾时，秦远跃发现，罗某忠、罗凌父子“均很固执”。秦远跃认为术后的罗某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但他也并没有表现出一些“脑胶质瘤”病人开颅手术后脾气暴躁的特点，“他与此前没什么两样，也没有给社会造成危害。”罗某忠的妹妹罗某任称，罗某忠手术后仍能独自驾车。当地一名已经退休的政法系统干部陈某也向媒体证实，罗某忠尽管做了手术，但仍然是“正常人一个”。罗某任委托律师所作的一份律师函称，2023年5月25日，罗某忠召集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沟通借款偿还、家族产业传承及自己的养老问题。罗某忠希望子女能偿还部分借款，却遭到子女的抵制，家庭会议不欢而散。4份手写借条显示，2020年4月，罗某忠的女儿罗某慧、女婿张某向他借走了88万元。当年8月、9月，儿子罗凌、儿媳杨某，又分三笔向他借走了40万元。罗某忠打砸房间一段视频显示，罗某忠持金属长棍，打砸室内的电脑、电视、橱窗玻璃等物。砸完后，其坐在椅子上，对手上的血迹进行擦拭。而根据罗某忠进入精神病院后所写的申诉书，2023年5月26日，罗某忠因与子女家庭经济纠纷，被儿女会同他人强制送往慈利县精神病医院，后又被强行送往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躯体疾病精神科。罗某忠在申诉书中称，自己没有精神病，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偏听偏信，完全不顾其精神状态正常的事实，控制其自由，强行为其用药，致其身心大受损伤”，对此“我十分愤怒”。罗某忠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制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不合法收治行为”，如有需要，他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对我所谓的病情进行鉴定”。罗某忠住院后写的申诉书（图源：红星新闻）此前媒体报道，罗某忠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为了“营救”罗某忠，罗某任姐妹三人多次向张家界、长沙两地警方及卫健部门投诉。因罗某忠家属投诉，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向湖南省卫健委的相关质询进行了回复。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称，罗某忠于2022年9月因头部不适在某医院诊断为胶质细胞瘤，术后出现了疑心重，觉得子女都是要搞他的钱，脾气大，言行紊乱。2023年5月26号，其因家庭矛盾再次吵闹，打砸门窗、家具，打儿子，在民警的协助下，罗某忠被送入了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器质性精神障碍。因治疗效果不佳，罗某忠于6月2日由其第一监护人——儿子、女儿，以及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陪同，转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治疗。主要诊断结果第一为“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第二为“大脑神经胶质瘤并术后”。罗某忠已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出院8月14日，罗某忠已经被罗凌方面送往另外一家医院治疗。罗某任则称已向张家界警方提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指出罗某忠与近亲属失联，其人身安全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罗某忠子女的行为，已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及遗弃罪。8月23日，海报新闻记者针对此事致电张家界公安局、张家界公安局永定分局，两部门均表示目前不便回复该事件。老人儿子回应多项质疑在媒体发布“千万富翁被送进精神病院”报道后，罗凌在8月20日发布抖音解释来龙去脉。罗凌抖音中介绍，罗某忠“打砸现场”的房间就位于“红沙湾壹号”6楼。“红沙湾壹号”产权人一直为张家界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罗凌母亲曾发现罗某忠婚内出轨，并生育一子，2006年12月30日两人协议离婚时，该旅游开发公司的股东为罗某忠及罗媛媛。离婚协议中，罗某忠自愿全部放弃在该公司的全部财产份额及婚姻期间的四栋房屋、一处房产、一台车辆。这部分财产及婚姻期间的债权债务由罗凌母亲享有及承担。2007年1月11日，该公司完成股权变更，股东变更为罗凌母亲及罗媛媛。罗某忠与前妻离婚协议罗凌母亲则在2016年立下遗嘱，其名下多处房产由儿女继承，遗嘱见证人为罗某忠。“我父亲名下是否有资产，广大网友、媒体记者可以采访我父亲的同居女友，我父亲所有产权的权利凭证均由我父亲的同居女友保管。”罗凌说。罗凌母亲遗嘱（其一）而媒体报道中提到罗凌、罗媛媛等人向罗某忠借款一事，罗凌表示因罗媛媛、妻子从事经营活动需要流动资金。但家庭中的所有收入均由罗某忠掌握。以“红沙湾壹号”不动产为例，该不动产虽登记于旅游开发公司名下，但房屋出租所得的房租，全部由罗某忠收取。此外，罗某忠曾于2021年11月以罗凌的名义向银行借款100万元，并以罗凌名下的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借款由罗某忠支配。到目前为止，该笔借款仍下欠50万元的本金。对于罗某忠被送精神病院的经过，罗凌也在抖音中回应：罗某忠结束住院治疗后，总是怀疑子女欲意谋夺其财产。罗凌曾携带罗某忠病历向多家医院咨询，得知其父行为符合“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典型症状。5月26日，罗某忠打砸房屋前报警2023年5月26日，罗某忠自己报警后在家中打砸。民警到场时，罗凌联系张家界市精神病医院收治罗某忠。对于积极“营救”罗某忠的姑姑罗某任，罗凌称姑姑实际上与罗某忠一方已有近20年没有来往，两人曾在2005年左右因继承纠纷诉诸法律。罗某忠在张家界市精神病院诊断说明目前罗某忠已转出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对于罗某忠是否为精神病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一事，罗凌称已向法院提起申请，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现已进入诉前鉴定程序。8月22日，罗凌代理律师熊先生向海报新闻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6月26日向永定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请书。书中请求依法宣告被申请人罗某忠为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罗凌为罗某忠的监护人。“现在已重新选定北京法源司法科学鉴定中心，准备对罗某忠进行精神病法医学司法鉴定。罗某忠姐妹们委托的律师和我们加了微信，但没有联系过。”熊先生透露。“如果我父亲经鉴定不是精神病人，我将立即为我父亲办理出院手续，接回家中赡养，并愿意接受一切法律处罚，包括坐牢。”罗凌在回应结尾声明。8月23日，海报新闻就罗某忠精神司法鉴定一事致电永定区人民法院立法庭，电话无人接听。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当年，也就是2011年10月底，日本官员园田康博为证明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安全无忧，当众将半杯号称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一饮而尽”。十二年过去了，这位官员怎么样了？经查证，在“一喝成名”后，园田康博两度参选众议院议员，失利后还到民间企业工作，并曾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公开信息显示，园田康博出生于1967年6月9日，现年56岁，曾于2012年10月出任日本环境部副大臣。其维基百科词条最新信息停留在2015年。日媒《每日新闻》在2015年6月14日发布《园田元副环境相政界を引退へ民主県连が公表／岐阜》的报道，内容是园田康博宣布退出政坛的消息。目前该链接已失效。在此之前，园田康博曾先后于2012年12月16日、2014年12月14日参加岐阜县三区第46届和第47届众议院议员选举，但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在谷歌搜索“园田康博、そのだやすひろ”等关键字，最新相关链接是区块链资讯平台“CoinON”2019年7月17日的报道。其标题为《从日本到世界，ACD的区块链电商丝绸之路》，内容是访问一家名为“ACD”的日本公司，受访者是该公司CEO园田康博。之后，以标题进行搜索，查找到《知乎》CoinVoice官方账号发布的这篇采访原文，其中包含CEO园田康博的人像照。经比对，确认是同一个人。文章提到ACD公司是由“全日空（ANA）”投资的跨境电商平台。利用网页存档工具搜索后，可以看到该公司第一任“代表取缔役”（代表董事）是佐藤贵夫，而园田康博大约是在2018年3月接任。在ACD公司的官方网站搜索“园田康博”后，查找到2020年11月1日的相关新闻稿，内容是园田康博于2020年3月14日卸任代表董事一职。目前该公司的代表董事兼执行长由古居弘道担任。此外，园田康博的社交媒体个人账号更新停留在2014年12月，最后一条发贴是竞选演讲视频。虽然园田康博并非完全杳无音讯，但其目前健康情况如何，仍不得而知。据中新网此前报道，2011年10月31日，日本政府和东电的福岛核事故联合对策室召开记者会，期间有部分自由撰稿人提出“如果说对环境和健康没有影响，就喝喝看吧”，内阁府政务官(副大臣级)原田康博于是当着记者们的面，端起一杯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一饮而尽。喝完后他说了一句：“事实证明，处理过的水是安全的”。当时日本新闻网报道指出，原田的举动没有赢得记者们的喝彩，反而被认为是“作秀”。

掌舵北京银行20年的董事长闫冰竹，陷失联传闻。 8月23日，据财新报道，已经辞任北京银行董事长6年多的闫冰竹，从上周起疑似失联。 而在去年11月，北京银行“逃逸式”辞职的原副行长许宁跃已经被调查。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反腐调查的深入，北京银行“闫冰竹时代”的腐败黑幕或将陆续浮出水面。 闫冰竹其人 据一位与闫冰竹比较熟悉的媒体高管告诉财经众议院，闫冰竹虽然是在金融系统工作，但一直有“从政”的理想，也喜欢与政界人士来往。 不过，与闫冰竹交往密切的不少官员，陆续在反腐风暴中落马。 在闫冰竹掌舵时代，北京银行在金融街的总部大楼高层曾有一个内部餐厅，闫冰竹曾自豪地向该媒体高管称，在这个餐厅就餐时，可以望见不远处的某地，因此这个餐厅可以叫“望海楼”。 闫冰竹也喜欢拜访地方要员。据悉，北京银行在南昌开设异地分行时，闫冰竹力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出席开业仪式。 当然，后来苏荣落马，这是后话。 闫冰竹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十年，因此每到两会时间，闫冰竹总要抛出一些议案，在金融界代表委员中比较吸引眼球。在2013年3月13日，闫冰竹还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闫冰竹，1953年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全国青年之友联谊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研究工作站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掌舵北京银行20年 1996年成为闫冰竹事业、甚至整个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服务组织安排，时任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总稽核的闫冰竹参与筹建北京城市商业银行，出任首任行长。刚满40岁的闫冰竹以创业者姿态掌舵北京银行。 刚刚上任，摆在闫冰竹面前的是组建初期人心浮动、队伍涣散的严峻形势，以及当时90家城市信用社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困难局面。特别是在推行一级法人体制，统一财务管理，上收贷款权力的改革中，触动到了个别人的利益。 在闫冰竹带领下，北京银行化解重重困难，终于进入平稳过渡期，可就在此时，初生的北京银行却遭遇灭顶之灾。1998年，原中关村城市信用社爆发了高达239亿元账外经营的严重违法案件，造成实际损失67亿元，直接将当时资本金只有10亿元、总资产只有200多亿元的北京银行，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闫冰竹提出，在加快发展中化解风险、维护稳定。为清收巨额不良资产，他数十次拜会市政府、政法委、法院、工商部门，表明北京银行收回资产的决心，寻求帮助和支持。 不得不承认，闫冰竹带领北京银行，在没有政府注资和资产剥离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身创造积累的税后利润，彻底化解核销了近百亿元的历史遗留不良资产，走出了生死存亡的边缘，维护了首都金融的稳定安全，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闫冰竹带领北京银行相继完成了“更名、引资、改制、上市”的目标。2005年，北京银行成功引入国际知名的荷兰ING集团和国际金融公司作为境外投资者；2007年，北京银行启动上市，刷新境内IPO多项历史纪录，募集资金150亿元。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到闫冰竹离任时，北京银行的表内外总资产从200多亿元增长到接近3万亿元，增长了近150倍；净资产从10亿元增长到近1500亿元，增长了近150倍；品牌价值超过300亿元，跻身全球百强银行，已经成为中小银行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成为全国城商行的“龙头老大”。 但在70岁时突然失联，闫冰竹涉及的案情还有待进一步披露。 功过是非，或要重新评价。 副行长被调查 闫冰竹的落马，此前已有迹象。 2022年11月，原北京银行副行长、丝路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许宁跃传出正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许宁跃是北京银行的老人，他1996年即加入北京银行，历任长安支行行长、燕京支行行长、行长助理；2005年3月担任北京银行副行长，2006年7月兼任该行公司业务总监。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12月，当了11年副行长的许宁跃突然辞去该行副行长职务。 同年2月，许宁跃在香港创立资管公司中国丝路控股集团。 据财新报道称，许宁跃被查可能源于与北京银行的关联交易。许宁跃当年带领数名从北京银行辞职的高管一起创业，通过在香港的丝路资本承接了大量与北京银行有关的业务。 例如，北京银行客户到香港发债，会指定丝路资本承销；或者担任北京银行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顾问。丝路资本承接了大量业务，但其在香港证监会备案的持牌人员却只有13人，全部员工也只有40多人。 财新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没有北京银行的支持，他们怎么能做这么多的业务”，此外，这些业务涉及到的大量收益去了哪里，也是个问题。 闫冰竹辞任北京银行董事长后，由原行长张东宁接替董事长一职。2022年初，来自北京市金融局的霍学文空降北京银行，成为新一任董事长。 财报显示，2022年北京银行实现营业收入662.76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归母净利润247.6亿元，同比增长11.4%；上年末不良贷款率1.43%，同比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10.04%，同比下降0.18个百分点。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北京银行资产规模达3.5万亿元，是全国1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 反腐舆论旋涡中的北京银行，还会发生什么样剧情，大家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