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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10月发动恐袭后，以色列取撤销了多达上万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的工作许可。印度劳工可能会填补这一空白。不过有人权组织喊话印度应拒绝以色列建筑部门的要求，不要将民众送往危险地区。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以色列建筑市场2022年创造价值为710亿美元 （德国之声中文网）加沙地带战火不断，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寻找替代巴勒斯坦建筑工人。据信，有多达9万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从事建筑行业，今年10月极端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导致以色列当局撤销了巴勒斯坦人的工作许可。有媒体报道，以色列建筑商协会敦促政府采取措施，从印度雇佣多达10万名工人。以色列建筑商协会副主席费德林(HaimFeiglin)告诉美国之音目前正在与印度进行洽谈，他说："我们正在等待以色列政府批准这一决定。"他还补充指出，希望从印度引进5万到10万名工人，让整个行业恢复正常。 据信目前有约2万名印度人在以色列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老年人护理。印度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University)国际研究学院教授、以色列问题专家库马拉斯瓦米(P. R.Kumaraswamy)告诉德国之声，尽管近年来暴力事件不断增多，但外国工人的数量有所增加："早些时候，来自印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人主要从事护理行业。在建筑行业的存在是近来才出现的，是暴力出现而促成的，"他还指出:"与此同时，由于本土缺乏就业机会，巴勒斯坦人非常依赖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更多外国人涌入，或者被允许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巴勒斯坦人减少，都会增加他们的困境。" 坚持留守在以色列 以哈战争也可能威胁到外籍劳工的安全。来自印度喀拉拉邦的本尼(SherlyBenny)说，鉴于这种情况，一些印度护理人员已经撤离到酒店。她知道事态的危险，三年前，她的嫂子在与加沙地带接壤的阿什凯隆市（Ashkelon）被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开枪打死。尽管如此，本尼告诉德国之声，她没有离开以色列的打算："我们努力注意安全，努力正常生活。像阿什凯隆这样的地区有大量护理人员，同时局势很紧张。"目前在以色列的许多印度人愿意冒这个安全风险，以换取有吸引力的薪酬和其他福利，其中一些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在特拉维夫工作了16年的印度护工迈拉卡杜（SolomonMylakkadu）告诉德国之声："在以色列，大多数护理人员只需要照顾一个人，而且工资很高。现在，建筑业和酒店业都开放了。以色列是个安全的地方。"铁穹"拦截了来自加沙的数千枚火箭弹，让每个人都有安全感。" 有关欢迎工人到以色列工作的报道并没有受到印度工会的欢迎。工人代表表示，这会让印度人面临"严重风险"。虽然工人替代计划的细节信息尚不明确，但10个主要工会已经呼吁印度政府拒绝以色列建筑部门提出的要求。 另外，英国人权组织"公平广场"（FairSquare）敦促印度政府不要派本国公民到以色列取代被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工人，称这是不公正的。该组织负责人麦吉汉（NicholasMcGeehan）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印度应该致力于敦促停火，而不是从更多的暴力中获利。" 以色列的建筑业每年增长2% 根据全球数据存储报告，，预计在2024-2027年期间将迎来逾2%的年均增长率。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是发展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同时增建住宅。印度外交部对印度务工计划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ArindamBagchi）说:"在以色列，已经有很多从事护理行业的工人……我们一直在讨论建筑和护理行业的双边框架。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倡议，我不知道具体的要求。"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提到的这个框架，是在以色列外长科恩(EliCohen)今年5月访问印度期间双方签署的。根据该框架，将有4.2万印度人在以色列工作，其中包括建筑工作。5个月后，极端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恐怖袭击。

在加沙地带管理权归属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现了明显分歧。 拜登11月18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他重申美国在以哈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以色列必须自卫，这是它的权利”，同时他也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平民面对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心碎”。 他表明：“我们的目标不应只是今天停止战争，而应该是永远地结束战争，打破无休止的暴力循环，在加沙和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力量，让历史不再重演。”“两国方案”是确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长期安全的唯一途径。 拜登说，美国提出了走出当前危机的几点基本原则，其中首要的一项是“加沙决不能再被用作恐怖主义的平台”。他也反对强制驱逐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重新占领、围困、封锁加沙，也不能减少领土。 他强调，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应该重新统一，最终由“一个重振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美国和各方都在为两国方案而努力。“我一直向以色列领导人强调，必须停止针对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极端暴力，必须追究实施暴力者的责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月18日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当局没有能力控制加沙地带，因为他们没有谴责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的哈马斯。 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以它当前的状态无力接管加沙。我们难道应该在我们做完所有事件和战斗之后把加沙交给他们吗？阿巴斯已经43天拒绝谴责（哈马斯）对犹太人所做的事……这些必须改变。”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冲突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将保留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自由，因为这是确保其非军事化和防止飞地出现新威胁的唯一途径。内塔尼亚胡说：“至于战后，以色列国防军将在加沙地带自由行动，抵御任何威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加沙的非军事化。” 他还说，军事行动的目标保持不变，即彻底消灭哈马斯，释放人质并保障加沙地带不再出现威胁以色列国安全的势力。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另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1月18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宣布，以军将在加沙地带南部开展地面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高级顾问雷格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的居民撤离，以避免平民伤亡。

曾被中国逮捕的两名加拿大间谍，在回国后居然闹内讧了！而且这一闹，不仅把大量两人涉及的案情曝光了出来，更把加拿大政府的脸都给抽肿了！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几年前，在华为公司的高管孟晚舟遭加拿大政府非法扣押的那段时间，我国的执法部门曾逮捕了两名涉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一个叫康明凯，一个叫迈克尔。 康明凯 迈克尔 然而，尽管两人很快就对我方认罪悔罪，可加拿大从政府到媒体，乃至两人的家人，还有其他美西方媒体，却都坚称两人不是间谍，是被“冤枉”的。加拿大的《环球邮报》甚至还在两人被我方羁押满1000天的时候，煽动加拿大民众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给两人写信去支持他们。 但恰恰是这家《环球邮报》，如今却曝出了一个势必会让加拿大政府、舆论以及西方极为尴尬的大猛料：这俩人确实曾在中国从事过会被认为是间谍行为的活动——而且这个大猛料，还是因为两人起了内讧，那个迈克尔把康明凯以及他背后的加拿大外交部给告了，才被披露出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迈克尔在诉状中控诉说，他当年之所以会被中国政府逮捕，是因为他被康明凯以及加拿大外交部给坑骗了。当时，他曾经把他在中国期间了解到的朝鲜方面的一些情报，分享给了曾经供职于加拿大外交部，但当时自称已经离职并在一家国际关系智库就职的康明凯。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康明凯居然不仅和加拿大外交部仍然有联系，而且加拿大驻华大使馆一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也将他视作“情报资产”，结果迈克尔给康明凯的信息，就这样被康明凯通过加拿大政府这个渠道，最终传递给了那个加拿大所属、由美国控制、臭名昭著的“五眼联盟”情报网络。 截图来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截图来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然而，即便面对这一重大猛料，加拿大政府目前仍然在拼命否认，称康明凯是加拿大间谍的说法是“谣言”，但这种否认恐怕只会令加拿大政府进一步自取其辱。 因为一名曾经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工作过的前外交官就直言不讳地对《环球邮报》透露，尽管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那个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并不属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这个加拿大的正牌间谍机构，但这个部门搜集的情报对后者而言一直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名前外交官说——也难怪中国方面会将康明凯视作间谍。 截图来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而另一名同时认识迈克尔和康明凯的人士更表示，他认为迈克尔在面对专门找上门来套取他情报的康明凯时，确实“太过天真”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截图来自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报道

“我在这干了十年。不会把我清走吧？” “不会。你走了，部门谁来顶事儿。”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南方某地的县级机关单位里。提出问题的是接近40岁的领导，而回答的是26岁单位新人的徐奕。 今年4月初，清退编外用工的消息在内部传开，流传的版本是将清退500名编外人员。 大多数人并不意外——清退编外人员的举动，已在多地陆续进行。 2023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中央和地方都要进行编制精简。此后，多地开始清理编外人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湖北省十堰市、云南省楚雄州、湖南省株洲市等地陆续出台清理编外人员的方案。 不止是今年。绍兴、道县等多地在数年前对编外人员进行清理和规范。 内部消息传开后的半个月，也就是4月底，徐奕和她的领导从具体消息里看到，多个部门要出台清退计划，比如医疗卫生系统、教育系统需各清退500人，在2023年年底到位。 气氛变了。 徐奕的领导紧张起来。她冲击编制十年未果，一直以编外的身份担任部门副主任，算是部门的顶梁柱。但她心里没底，合同将在明年初到期，是去是留，或许都身不由己。 其实，徐奕自己也是。 县里缺钱了 在这个南方某省的县城，了解清退方案制定的人少之又少，这让不明就里的人开始无限猜想。 实际上，清退编外人员的工作从今年3月开始。参与清退编外工作的刘涛说，清退的主因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遇阻，计划清退的人员不是500人，而是1500人以上。 年轻的徐奕对清退并不在意。她所在的部门，半数皆是编外。 况且，作为一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她还有不少可能性，回到县城是求个安稳。 偶尔提早下班，徐奕可以在江边茶馆坐一下午。若是觉得孤单，她一个电话就能招呼来小时候的玩伴。 县里节奏比不到50公里的省城惬意不少，即便她曾经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回来久了，她习惯了和大部分人一样，“不卷了”。 徐奕有着戏谑的体验，表现在最近几年她和闺蜜的微信群名上： 2021年，刚回县城的徐奕将一个5人小群命名为，“赚钱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022年，“人间喜剧”。 2023年，“吃饱就行”。 徐奕所在的县城坐落于长江中游，区域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略大，但人口只有深圳的5%，至于财政收入，更是遥不可及。 县城北面临江，南边串起了23个乡镇。县城方圆4公里的面积里，汇聚了医院、商圈，以及学校，再往远走，就进了国道，路边的景色由散落在山丘中的田野和低矮民居占领。 在不少当地人眼里，县城缺乏支柱产业，“难发展”是代名词。但其实，这座县城一度想大兴基建。 未完工的大桥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比如多年前，县里计划再盖一座跨江大桥，刚打完地基，工程就因财政问题而停工。直到2023年，才重启修建工作。当地人甚至记不起动工的时间，只是笑称，“一座未完工的大桥，成了遗址”。 在县城里土生土长的出租车司机李艳的印象里，中心区域的商业街关了一批店铺，原本5000—6000元的租金减至4000元左右。饶是如此，每隔10几米就有临街店面贴着转租告示，即便租金低于2000元依旧无人问津。 县城街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李艳时常听到在企业上班的朋友抱怨工资低，工作忙，但换工作却没什么去处，只能“熬”生活。 这也是徐奕成为编外人员的原因之一。相比于普通私企的员工，编外人员工作安定，薪资也能维持在4000—5000元的水平线上。 个人在“熬”，县里苦于没有大型支柱产业，财政也是在“熬”。 据当地财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县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为60亿元左右，这其中还包括上级补助性收入大约34亿元，也就是说当地自己的年预算收入只有26亿元左右。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产生了巨额地方债务。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各地启动编外人员的清退除了响应“精兵简政”的号召之外，与地方财政困难有一定关系，“在财政遇到困难的时候，减人或者降薪都是方案之一”。 刘涛也说，编外人员的离开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但至少能在短时间内节约钱。 如果按月薪4000元来算，以清退1500人计算，这一次至少能节约政府一年开支7200万元。 走不出的小县城 对34岁的张蔚来说，“铁饭碗”丢得猝不及防。 五月初，他就被叫到行政办公室。5分钟的谈话，张蔚是模糊的，只记得一句：“主任觉得你不太合适。” 合同条款里明晃晃写着：用工单位因体制改革按法定程序裁减人员的情况，可以解除合同（N＋1或提前一个月通知）。 张蔚没有任何可周旋的余地。 他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清退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之前在市里一家国营单位上班，因为父母年老，便拖家带口回到县城老家图个安稳。 他还记得当初面试，主任特意问了接下来的考编安排。 结果被命运开了个玩笑。 张蔚是徐奕的同事，他走了以后，徐奕总能听见不少传闻，某某部门、某某人被清走了。她回忆，机关单位的清退编外的工作大约在9月前后基本完成。不过，在卫生与教育系统内，清退编外造成的不确定仍在持续。 25岁的陈佳在卫健系统熬了一年，2021年从实习生转入编外。 她和编内护士做的工作大同小异，薪资差距在300—500元上下。唯一不同的是，编内护士交的是五险一金，而陈佳只有四险一金。 她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年纪小，攒实操经验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一旦有机会能往更好的地方去，她说自己肯定毫不犹豫地离开。 不过，今年9月份开始，陈佳感到莫名的惶恐。 陈佳回忆，自己直到10月底都没收到5、6月份应发的奖金。除此之外，医院的部分科室遭遇合并，还需要应对新的考核制度。 考核分为笔试和实操两部分。笔试还好应付，陈佳像是回到了高考，每到考前三天就拼命刷题。 但实操部分是最无奈的。按照规范，止血带需要扎在静脉上方6厘米处，操作中都以目测为准，但一考试就严格按照规定，差一点都要扣分。 她觉得这是在“找茬”，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清退一部分人。医院里的老护士也觉得是如此。不过，老护士宽慰陈佳，医院是为了维持人员的更新换代，要走的肯定是年纪大的。 按刘涛的说法，过去几年卫生系统人手紧缺，进了大批编外人员负责基层的医疗保障和行政工作，给当地财政带来负担。到了2023年，卫生系统也亟待清理编外人员。 上海某三甲医院负责行政工作的主任说，医疗系统内的启用编外护士是个常见现象，尤其是急诊科。为保证工作效能，医院一般会在3-5年的周期内进行人员轮换，保证年轻护士在医院内的占比。 30岁以上的编外人员是紧张的。他们到了人生关隘处，不像年轻人一般进退自如，只能提前准备。 33岁的编外老师张紫娟就打算好要换工作，从公立学校转去工资待遇稍好的私立中学。10月，到了新学校的张紫娟看着到手的5000多元工资，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私下里，她还和朋友讨论着清退。今年4、5月份学校本来提到过可以提供转录窗口，让非编教师转进编制，结果没她的份。 张紫娟觉得，自己就是没有编制命，不如早点放弃。“反正也不会出去（县城）了，总得有个地方待着。” 更符合实际的做法 这个小县城不是第一次遭遇清退编外人员，张紫娟对清退的印象是“翻烧饼”。她说最近三年大环境不好，清退在县里时有发生。 张紫娟的说法在数据中表现得直接。 比如2021年当地机关单位的工资福利支出为8.56亿元，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亿元。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方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政府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比如疫情防控需要的情况下，现有的人员不能满足需求，便会启用编外人员来组织应对。 而在响应上级“精兵简政”的要求之时，相比于编内人员辞退的繁琐，先从编外人员着手更符合实际。 但他也觉得，编外人员存在有其必要性，短时间内无法舍弃，就会导致清退行为只是能是以“运动式”、“常态化”方式来进行。 回溯历史，不论是编内或是编外的清退之举都与机构改革相互伴随。 此前八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有两次编制缩减： 一次是1982年，当时中国国务院有100多个部门，人员超过5万，缩减后变为41个机构、人员3万多； 另一次在1998年，也是缩减力度最大的一年，行政编制从3.23万锐减至1.67万。 徐奕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原是国企的科长，因90年代的编制改革而下岗失业，就此走上了创业路。她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忙到深夜，每周都要折返于不同的城市，找货源谈价格。 即便经历了下岗潮，徐奕父亲仍旧觉得机关单位是“铁饭碗”，踏进去的敲门砖，便是编制。 有天吃饭的时候，徐奕向父亲提到张蔚。这让父亲想起了那段下岗创业的回忆，他害怕女儿跟自己一样，过上那些劳碌的生活。他开始翻旧账，埋怨她明明有机会签3年的合同，为什么只签一年。 她没接话，忙顾着闷头吃饭。后来，她从母亲那边知道，当天晚上父亲根本没睡踏实，隔天一早翻出了老早的通讯本，找老同事问清退编外的情况。 在绝大多数的小县城，熟人社会，或者说“脸熟”往往是立足的关键。几个月后，徐奕续约合同下来了。 在编公务员与编外人数对比 图源：国元证券研究报告 国元证券的报告《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招录会反弹吗？》中，根据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的事业单位与公务员总数为1637.8万人，编外人员的数量高达921.1万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表示，编制内人员的管理是与机构编制管理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央编委办会以“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原则来配置与设置机构。 如需增加相应的编制内人员，就会牵涉到顶层的制度建设。在此背景下，各地部门只能在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启用编外人员。 医院内，和陈佳同期以编外身份进入医院的护士约为30名左右，他们经历了2年的工作后分散在各个科室，成为生力军。 “我们走了，其他人的活就多了。”陈佳这么想。 小县喧嚣 今年的清退工作已近尾声。 张蔚的离开似乎没给部门带来大变化。徐奕说，领导把他的工作安排给了另一位编内的同事，部门运转如常。 对当地政府而言，清退工作付出了不少善后代价。 刘涛记得，清退编外人员首先会给予经济补偿，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1740元乘以工作年限发放。其次，针对大龄（35岁以上）的编外人员提供了一批公益性就业岗位。最后，就业培训和推荐就业相并行。 清退编外的一个深层逻辑是地方财政欠佳，而地方财政又与大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 在刘涛的这个县里，财政问题是引发清理编外人员的最大诱因。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暨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毅在其作品《小镇喧嚣》中曾提及一个可循环的公式： 财政（投入）＝名声（招商）＝影响（持续）＝市场（收入）＝效益（税收）＝政绩（升迁） 吴毅认为，当在衡量一个乡镇治理能力之时，财政能力是首要的指标，也是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而徐奕所在的县城，如果仅凭清退这一举措，显然无法走出财政困境。 前述不愿具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人员说，县城财政问题应该以开放更多的县域自主权来解决。该研究人员表示，有了自主权的县城便会用尽各种方法来创收，比如卖地和更大尺度的扶持政策来招商引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编外人员在县城内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如何从制度上保证编外人员的有效利用，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汪玉凯认为，首先应当合法、合规、合理的聘用编外人员。其次，明确编外人员的角色定位。同时，编外人员也需要有相应的发展体系，以及考核标准，提供转录窗口或建立起一套与民营企业相同的制度，提高相应部门的行政效率。 有学者曾提出过编外人员的另一种解决之道——劳务外包。即将事权委托给相应的企业，通过市场化的逻辑来节约当地财政。 2023年10月上旬，清退编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当地发布了2023年度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的招聘公告，公开向社会招聘医师、护士共计251名。 陈佳报了名，她觉得反正试试不吃亏。“如果能考上最好，不行就继续在编外干着。” 2023年10月21日，当地人才市场的就业招聘会如期举行，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861个。 已经退休的徐阿姨满心欢喜地来到现场帮孩子求职，那天上午，人才市场空空荡荡，总人数不足10人。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人才市场内景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而大厅左侧一角，两个红色的编织袋塞满了简历，随手掏出一沓：XXX 本科 建筑行业 XXX学位认证证书…… 10个求职者和两袋编织袋的简历，徐阿姨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的，11点半左右，她一无所获的离开了。

蔚来总裁秦力洪：蔚来不会倒闭也不可能倒闭 在2023广州车展现场，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表示：“当前市场充满巨大机遇，对每一家公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当下的市场机遇，既要努力抓住它，又要保持战略定力，蔚来不会倒闭，也不可能倒闭，请大家放心购买和体验蔚来的汽车，并相信所有中国新能源品牌的产品和服务。” 本月初，李斌发布《组织优化与两年优先事项》内部全员信，信中确认蔚来将减少10%左右的岗位，具体调整会在11月完成。李斌表示，“很抱歉这次调整会影响到一些同事，也请理解这是公司面对激烈市场竞争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紧接着，蔚来子品牌阿尔卑斯也被曝出相关岗位裁减，此后或不再是独立项目。 其实，裁员对于蔚来并不算坏事，特别是巨额亏损的背景下，降本增效成为必然的选择。据接近蔚来内部人士透露，导致裁员的直接导火索是蔚来三季度财报不达预期，在降价计划实行之后现实情况仍与预期存在距离，使得管理层对未来的形势并不乐观。据公开财报显示，2018年至2022年，蔚来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33.28亿元、-114.13亿元、-56.11亿元、-105.72亿元和-145.59亿元，2023年上半年净亏损109.26亿元，同比增长139.08%，而同期的理想汽车已经实现盈利。 同样是在本月初，蔚来发布最新交付成绩，2023年前10月累计交付12.61万辆，同比增长36.30%，但距离全年24万辆的销量目标还差近12万辆。总的来说，蔚来交付量似乎开始稳定增长，但增速远不及其它新势力品牌，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要想赢得参与决赛的资格，必须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并确保关键业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 此前，据36Kr报道，国内造车新势力公司已将2024年的销量预测传递到供应侧。其中，蔚来预计2024年交付超过23万辆新车，将目标细化到每月，蔚来每月需完成约1.9万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销量预测并不包括子品牌。据了解，2024年蔚来将不会推出全新车型，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子品牌——阿尔卑斯品牌上，首款车型将于2024年上市。在李斌看来，蔚来二代平台的车竞争力可以保持在两年以上，但市场瞬息万变且极度内卷，让蔚来的优势不再优势。 进入2024年后，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理想汽车将推出多款纯电车型，20-30万元的理想L6将直接影响蔚来，小米汽车首款车型即将量产上市，而华为在现有的赛力斯、奇瑞基础上，将与北汽、江淮推出其他“界”品牌，届时蔚来如何靠现有车型保证销量稳定，也是巨大的难题。蔚来子品牌阿尔卑斯将成为蔚来在2024年的希望，这一品牌或许拥有更低的市场定价，但也将面临包括比亚迪、特斯拉、小鹏汽车、小米汽车等对手，届时阿尔卑斯品牌的生存压力也将大大提升。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或许，正如秦力洪所言，蔚来不会倒闭，但是以后的日子谁知道呢，就像当初的诸多品牌一样，曾经也在中国创造了辉煌的成绩，但最终也面临退出市场的抉择。现今的蔚来，仍然需要资本不断输血，但重复建设、组织低效、成本控制力的不足，以及庞大的业务版图，让蔚来再一次面临挑战。 或许，蔚来不会像2019年一样，但2023年后的今天，蔚来缺的不仅仅是钱，而是资本市场的投资信心，这也是蔚来持续需要明确且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