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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思政课面临师生软抵触,洗脑还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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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高校一间教研室里,一位不久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正在讲商业文化课程,其他三位教师在旁听,包括一位外校教授。大约三十分钟后,听课者对这位博士的授课内容、方式、方法等进行点评,重点是“课程思政”情况。

    年轻教师一般被认为是搞“课程思政”的薄弱环节。在中国教育部力推“课程思政”、“大思政课”的背景下,他们如何讲课受到校方更多关注。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无孔不入

    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思政课程”发展到“课程思政”与“大思政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政治色彩正在变得越来越浓厚。马鞍山一所高校的万姓教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略显无奈地说:“所有社会活动都要参杂思政元素,所有教师都要把思政元素加入课程中,所有项目都要做思政研究。这是政治任务。”

    高校“思政课程”主要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树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课程,主要内容都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为了控制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而大力推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高校的各门课程。“大思政课”则是一种所谓的广义思政课,试图将思政小课堂置于“社会大课堂”、“国际大课堂”中。

    为督促开展“课程思政”和“大思政课”,有的学校还会抽查教师教案。万老师说,从2022年到现在,学校要求所有课程的课件都要重做,以符合‘课程思政’的要求。各学院院长、副院长会抽查教师的电子教案,看思政元素是否占到一定比例。教务处也会对教案进行抽查,每个学院总会有几位教师被抽到。“但不可能检查所有老师的教案,因为全校教师太多了,”他说。至于上课过程中教师究竟用多少时间搞“课程思政”,领导难以控制。不过在领导听课时,任课教师还是会注意思政元素达到课堂教学的一定比例,否则可能被批评“思政任务未完成”。

    福州一所高校的毛教授所做研究主要涉及教育学相关领域。他告诉美国之音,据他了解,同系老教师对“课程思政”、“大思政课”多有抵触情绪,认为这不过是形式主义做法。而马鞍山的万老师则说:“课程思政”、“大思政课”是政治任务,“无论教师是否感兴趣,每个人必须要做”——即便是工科课程的实验课都必须包含思想政治因素,让人感到荒唐至极。

    不过,厦门大学一位工科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所在的学校并未对每门课都要求搞“课程思政”。尽管教务秘书会发邮件,让大家申报“课程思政”示范建设课之类,而且有奖励措施。他提到:“年轻教师对此比较感兴趣,因为对评职称有用”。而他表示自己早已评上职称,就没搞“课程思政”之类的东西。记者在厦门大学官方网站上找到《关于划拨2020年研究生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与教改建设经费的通知》,里面有:“2020年全校共立项17门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建设课程,为了进一步做好课程建设,按2万元/门的标准划拨课程建设经费”。

    山西太原高校教师周博士则表示,他上课也未搞“课程思政”之类,也不清楚其他老师如何。他所在的二级学院领导在开会时,并没有强调“课程思政”或“大思政课”。不过周博士说,因为过去他在课堂上发表不符合“主旋律”的言论,已被学院领导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所谓的“课程思政”、“大思政课”并不关心。

    对于学校强调“课程思政”、“大思政课”对教学有多大影响这样的问题,福州毛教授答道,他个人在学校倡导“课程思政”前后讲课方式变化虽然不大,但还是有所改变,“主要是对一些涉及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原来不会强调的,现在会作为重点”。而马鞍山的万老师则表示,以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在“三观”教育等方面总体来说比较弱。现在为搞“课程思政”,把“三创”(创意、创新、创业)、“大国工匠”等都作为思政教育元素。

    “课程思政”、“大思政课” 导致逆反心理

    马鞍山的万老师认为“课程思政”、“大思政课”的教学效果难以评估,“不能定量,只能定性”,“很难具体量化”。他所在学校对“课程思政”、“大思政课”有“软性考核”,而没有“硬性指标”。全体教师都得做这个工作。不过,每个老师做法不同,最后结果也不同。

    对于学生是否能意识到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课程思政”这样的问题,马鞍山的万老师认为,大学生作为成年人,上课时会明显地感到这门课程与时政、国家政治有联系。而桂林高校四年级的张同学则说,普通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加入了“课程思政”。

    桂林的张同学还说,他作为学习委员,与学院来往较多,了解到大多数课程多多少少融入了“课程思政”元素。不过学生们对此也不是很敏感,“一堂课‘课程思政’占比多少很难判断”。另外,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融入授课内容,他认为学生们“可能不会感兴趣”。

    2022年大学毕业目前在广西钦州一所中学任教的梁老师,依据她以往在校的学习经历,指出“课程思政”枯燥无味,令人厌恶:“在课堂上有时太过生硬地引进思想政治教育,会少了很多趣味性。太频繁地进行思政教育,有些同学会感觉枯燥。每节课、每个科目都要讲到这些问题,听多了会厌烦,产生逆反心理。”她认为,这种搞形式主义或者灌输式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较差。

    多数学生对思政内容缺乏兴趣

    2024年3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发表文章《切实把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建设好》(光明网、中国新闻网、新华报业网转载),里面提到:要“加强思政课建设,更好地发挥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成为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重点。”

    然而桂林的张同学告诉美国之音:“大家上思政课都不怎么听。很大一部分学生低着头玩手机,干自己的事情,比如写其它课的作业,或者忙社团工作等。有时老师提个不难的问题,需要问过五六个学生,才能有一位学生回答上来。”桂林张同学所在班有六十多人,他说听课的往往只有十几个,大家都认为思政课是“水课”——也就是内容枯燥、考试好过的课程,“考试前大家临时看一下甚至不看,也能过。”他表示,在他们这种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学校,普通学生上学就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到文凭,对思政课只要能应付过去就成了。

    钦州的梁老师告诉美国之音,在她上大学期间,由于疫情原因,部分思政课采取网课形式,师生们更是敷衍了事。疫情前上过两门线下思政课程,多数学生也缺乏兴趣,“在课堂上互相聊天,看手机,打游戏,或做其它事情”。据她观察,听讲的学生,少的时候只有1/3左右,多的时候或许有一半。不过,他们班学生缺课情况比较少见,即便不听课也会来教室应卯。

    思政教育中的利益集团与“宗教化”

    “当前的思政教育就是洗脑,而且是非常有系统的洗脑,”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告诉美国之音。“现在的政治思想教育,把整个中国高教体系带回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用大量资源给学生们灌输精神垃圾或者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

    赖小刚认为,中国高校思政教育实际上与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有关:“这个高教体系存在于马列主义党国体系中,经过这么多年演变,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多少人读了博士、硕士等,靠这个谋教职、维生。这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果取消的话,这些人就业怎么办?”

    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洛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看上去更像是宗教式的灌输,而没有任何正常高等教育启发心智的授业解惑功能。“中国思政教育的目的就是强制学生接受共产党的理论,不要谈论实际问题与社会弊端。”他认为思政课根本不属于教育范畴,跟教育完全无关。“学生们从小反复学习、背诵、考试,多数人可能都形成条件反射了,”洛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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