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培育的创投为中国科技行业发展提供了帮助，但如今中共却实施打压政策。
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对该国最成功的数家企业进行了多方面整顿，尤其是阿里巴巴。中国的风投投资人也适时地将投资重点转向了中共看重的领域。
去年中国科技股大跌。今年美国科技股也步了后尘。但两者下跌的原因却截然不同，意味着中美两国之间的新竞争迎来了潜在的转折点。
纳斯达克指数的调整是面对投机性泡沫自然会发生的结果，这波投机热潮令许多未盈利的公司上市，并让许多拥有成熟业务的公司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估值。
相比之下，中国科技股的大跌源于执政的共产党实施的打压政策，此举旨在控制国内肆意发展的企业家阶层，并重新规划国家投资重点。
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中美的科技行业原本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羡慕美国的创业文化，并试图打造出本国的“硅谷”。以资金筹集规模和创业公司估值这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在效仿美国硅谷方面是最接近于成功的。这并不是巧合：按照Sebastian Mallaby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权力法则：风投和创造崭新未来》(The Power Law: Venture Capit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Future)中所述，硅谷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的风投行业。
这不仅仅是关乎财富的问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学者Mallaby把风投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机制”，其作用不同于股票市场和公司。
Mallaby认为，股票投资是被动投资，而风投则是主动介入，引导资本、关键员工和大客户流向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是受人尊敬的，但Mallaby展示了风投投资人是如何例行公事般培养这些创始人，有时甚至还会逼迫这些创始人离开公司，就像对待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 Inc., CSCO, 简称：思科)和优步(Uber Technologies Inc., UBER)创始人那样。
Mallaby写道，风险资本已经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个支柱。他指出，中国DJI大疆创新制造的无人机有军事方面的应用。图片来源：KEITH BEDFORD/BLOOMBERG NEWS
市场走势呈“正态”分布，就像人类的身高：大多数人的身高处于平均水平附近，只有少数处于极低或极高水平。相比之下，风投呈“幂律”分布：大多数公司的回报都接近零，只有极少数回报惊人。因此，对风投投资人来说，高于平均水平还不够好。为了弥补所有输家的损失，风投投资人需要找到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公司。该书引用了已故风投先驱托马斯·帕金斯(Tom Perkins)的一句话：“如果不是10倍的不同，那就没什么两样。”
但Mallaby称，与公司不同的是，风投投资人持续不断地让其投资服从市场纪律。一家公司如果不能吸引新投资人或买家，就会被抛弃。市场财富的魅力促使风投支持的公司尝试传统公司做不到的业务，这就是当初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半导体领域超越老牌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和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 Inc., TXN)的原因，也是如今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ies Corp. (简称SpaceX)在太空领域胜过波音公司(Boeing Co., BA)的缘由。仙童半导体的创始人还创办了英特尔公司(Intel Corp., INTC)。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等美国投资者将这一模式带到了中国，在这些投资者及大学校友们的帮助下，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9988.HK, BABA, 简称：阿里巴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Tencent Holdings Ltd., 0700.HK, TCEHY, 简称：腾讯)、百度(Baidu Inc, 9888.HK, BIDU)、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JD.com, Inc., 9618.HK, JD)、字节跳动(ByteDance Ltd.)、美团(Meituan, 3690.HK)等无数公司应运而生。Mallaby写道，中国的风投投资人“曾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在美企任职，又一丝不苟地学习消化了美国的风投策略：股权投资基金、分阶段融资、亲身参与、以及为初创公司员工提供股票期权”。
到2018年，中国吸引的风投资本几乎和美国一样多，而受到风投支持的公司也做到了其他中国公司无法做到的事情，开发出了领先美国的真正创新产品，比如无需通过银行或信用卡发行机构的移动支付。
中国的风投似乎一如既往地强劲，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去年中国吸引了1,110亿美元风投资本。但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该国最成功的数家企业进行了多方面整顿，尤其是阿里巴巴，有关部门指控这些公司违反法律法规，比如违反竞争法规、信息保护不力、导致用户游戏成瘾等。受此影响，这些企业的市值蒸发了逾万亿美元，许多知名企业家道歉或辞任。中国的风投投资人也适时地将投资重点转向了中共看重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半导体行业。
Mallaby对习近平的打压行动对中国创新的影响持悲观看法。他写道：“中国的威权政治文化在根本上与推崇思想自由的企业家精神相抵触。一个对维持现状具有既得利益的政府不会冒险释放颠覆性的创新活力来打乱局面。”他写道：“不断升级的打压行动……似乎可能迫使人才离开中国。与此同时……硅谷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的创业精神仍然令人震惊。”
也许这并不太要紧。即使政府引导的中国风险资本被大量浪费，但风险资本不计其数，必然会产生一些创新。此外，大多数增长并不是来自新的想法，而是采用和传播现有的想法。经济史学家Robert Gordon指出，美国的生活水平在1970年结束的一个世纪里进步最大，当时风险资本还没有进入大发展阶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缺少的不是创新，而是制造能力、技术和相关人才。中国公司近几十年来的成功要归功于复制（在某些情况下窃取）其他国家的技术，然后利用受过教育、有积极性、薪酬较低的劳动力，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所需产品。
不过，如果中国希望在经济上或军事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就不能对创新的产生方式漠不关心。Mallaby指出，中国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SZ DJI Technology Co., 简称：DJI大疆创新)制造的无人机和商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SenseTime Group Inc., 0020.HK, 简称：商汤)开发的人工智能都有军事方面的应用，而且这两家公司都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支持。在美国，SpaceX和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也是如此。Mallaby写道：“风险资本已经成为国家力量的一个支柱；不能将它排除在地缘政治的考量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