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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管”来了,与中国“城管”大不一样?

    最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这个新名词进入人们视野。

    其实,这支队伍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挂牌成立,2021年各地启动执法大练兵活动,2022年组织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搞得非常热闹。

    可是看到执法队员们穿着整齐制服,枕戈待旦时,很多人不由得产生顾虑,他们会不会像“城管”一样存在,成为面向农村的“农管”?

    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实践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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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担心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进行过多干涉。

    前段时间,南方有些省份大搞退林还耕、水稻上山等声势浩大活动,一片片翠绿青山被挖掘成层层叠叠的梯田,看着特别壮观,说是要种水稻增加粮食产量。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样的地理条件,明显无法进行机械化操作,各项生产活动只能靠徒手徒步进行,究竟有多少可行性?

    中国地幅广大,农业生产地区差异性大,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最怕的是瞎指挥、一刀切,这方面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

    当年大办集体食堂,不让农民自己在家烧火做饭,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面积不可思议的饥饿,想让人吃饱最后却吃不饱。

    土地怎么耕种农民最有发言权,结果小岗村18户农民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破冰。

    农民家里的厕所也南北东西建成一个样,最后花了钱却不讨好,变成了笑话。

    因此,突然间农村来了执法队,就会让人担心执法队会不会变成搞运动的先锋队,这是其一。

    第二,担心把城管作风和习气带到农村来。

    尽管城管在维护城市的面子上出了很大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城管执法水平的粗暴野蛮以及对待社会底层人群的不友好态度,让人这个群体极具污名化。

    人们不希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成为城管执法队第二,不希望被一群粗暴无礼的低素质人员管理着,更不希望农村自然和谐的社会生态变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

    第三,担心抬高社会管理成本。

    全国范围内增加一支执法队伍,必然会在人员和装备配备、行政运转等方面扩大开支,这些管理成本与收益能否成正比,会不会变相转嫁为农民的负担是需要打问号的。

    最近还流行一个词“妄议”,不懂不知的事不能瞎议论。但也正是因为不懂不知,所以才会对可能涉及自身利益的事给予重大关切。

    4月15日,《农民日报》刊发答记者问,专门回应社会对“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的疑问。其中有几个关键信息点:

    1、这支队伍编制来源于原来承担执法职责的机构和单位,2022年底市县两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已全部组建完成。

    2、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并非什么都管,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农害农违法行为,全国统一印发《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明确执法边界,实行清单式管理,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

    3、成立至今工作成效明显,2020至2022年,三年间全国各级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累计查办各类违法案件30.47万件,调处纠纷1.89万件,挽回经济损失14.96亿元。

    从职责任务来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不是管理农民,而是通过打击坑农害农行为进而保护农民、保护农业生产。

    若能坚守这条权力边界,认真履行职责而不任意扩大权限,那么对农民和农村来说确实是利好消息。

    不看广告看疗效,希望各级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能够多做惠农利农的好事,守护好农业生产,赢得农民信任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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