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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已经扶不上墙,是时候重估一切了

    克里姆林宫坚持在俄乌战时举办“卫国战争胜利”77周年纪念阅兵式,以提振由于战场挫败及西方制裁而趋于倾颓的民心士气,稳住对乌战争和国内政局,但未达目标。

    美国情报显示,俄参战部队的士气低落导致纪律问题频发,前线的军官们拒绝服从命令和行动,仍在部队蔓延。这是俄军高阶军官、甚至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不得不靠前指挥并导致重大伤亡的重要原因。

    而国内形势通过阅兵过程中的一个细节表露无遗:克里姆林宫期望鼓舞军民的阅兵活动变成了反战人士和战死疆场官兵家属表达诉求的舞台,由他们组成的方队影响到正常的阅兵活动,以至于总统及其助手们为避免尴尬局面不得不提前离场。

    在阅兵进行的时刻,美国会众议院于5月10日晚间快速通过了拜登当局提出的对乌额外援助法案,在白宫提出的数字基础上扩大到400亿美元,出手比总统还要“大方”。

    同时,总统拜登已于周一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之前通过的《2022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意味着其正式生效,成为白宫绕过“繁文缛节”向乌克兰及欧洲其他受到莫斯科威胁的国家即时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的重要依据,从而保证其对俄罗斯的攻势快速作出反应,保证美国援助能够源源不绝地供应到位。

    这两项法案的重大进展标志着华盛顿成为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进攻的最可靠和稳定的战略后援,就像二战期间一样,成为乌克兰当局领导抗俄战争的“军火库”和“造币厂”,满足其适应作战的紧迫需求,最终赢得战争。

    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核心盟友决意与华盛顿坚定站到一个战壕里,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用同一个姿态面对莫斯科,用同一种政策态势因应局势发展,突出表现在对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和对俄实施能源制裁方面的突破和解禁。

    当它们这么做的时候,自俄乌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以来不断加码和深化的对俄制裁的效应正在显现,西方对俄技术限制及出口控制导致俄军工产业链出现断裂,影响最重的是电子零部件,使其在大量导弹在战争中损耗的情况下面临精确制导弹药库存难以为继的问题。而这只是俄军整个军需和武器供应的一个缩影,随着战争的延续,武器和物资的损耗巨大。在西方的制裁日益严密、严厉的背景下,俄方的武器和军需供应越来越难以支撑克里姆林宫对乌打持久战。

    问题不单是表现在物资和武器上,同等重要的方面还包括俄军兵员及指挥官在战争中的巨大损耗甚至使俄军无法在前线开展正常的战术活动,并且兵员短缺的难题会与战争同步发展。

    正如前述,困扰克里姆林宫的还有,国内反战声浪高涨,子弟们为一场侵略性的不义战争牺牲生命或受伤,而经济与民生也在西方的制裁与限制抓紧推进的情况下危机重重。

    一方面对乌战争“输不起”,借阅兵之机,普京仍在为战争辩护并鼓劲,一方面内外交困、能力与资源不足以持续支撑克里姆林宫的野心,莫斯科的战争资源、能力和潜力日益消耗与克里姆林宫领土和地缘政治野心上升且无法面对输的结果这一基本矛盾总有一天将面对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促使危机爆发:很可能是战场形势恶化、俄方挫败与国内局势撑不住的双重结果,或者在最坏结果出现之前,克里姆林宫主动寻求“刹车”或者政权内部自我消化、解决。

    然而莫斯科不得不面对的战略现实是,战争如何收场已经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同时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就利用战争之机,遏制俄罗斯,削弱俄罗斯,消除其发起新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挑战的能力和潜力,已经成为一项共识,华盛顿及其盟友不仅不允许莫斯科“赢”,而且不打算让克里姆林宫全身而退,普京当局必定要为其决策开展军事冒险付出代价——高昂到在今后很长时间里,莫斯科都很难“东山再起”。

    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全面制造一个态势,即确保不会像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后那样露出西方自身的缝隙,或者使莫斯科有机会获得战略外援,获得喘息之机,进而克服国际制裁、限制和孤立,打翻身仗。

    基于这些重大因素,从中长期看,俄对乌战争难以持续,克里姆林宫没有能力支持持久战,打赢的希望极为渺茫,相反乌克兰赢的希望不断上升。与战争形势相应的是,俄罗斯将面对相当长时间里陷入衰落的风险,其严重程度使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即便有意,也无法弥补其由战争本身及国际制裁、限制和孤立联合导致的国家危机。

    一句话,克里姆林宫错误地发动对乌战争后,在本世纪的很多时间里,俄罗斯都很可能“扶不上墙”,美国及其盟国将竭尽全力将其装入“瓶”中,确保其无法出来“作怪”,甚至变成一个地缘政治棋子。

    战争改变的不光是俄罗斯的“出局”,而且使冷战之后形成的美国“首要大国”地位在新世纪失落一二十年后得以“重振”,多极化世界运动遭受重创,美国的单极地位更为突出,其全球领导力得到强化。

    同时,欧盟利用俄罗斯牵制华盛顿的希望破灭,欧洲地缘政治发展将出现新的局面,华盛顿可能会鼓励欧洲大陆的重要大国与其核心盟友英国一起,牢牢地牵制住莫斯科,即便有像法国马克龙总统那样突发奇想,要构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并将其变成国际政治制衡工具,也无法阻挡目前已经形成的总体趋势。相反,美国、英国和德国将是欧洲新秩序构建的主导力量。

    亚洲的日本发挥了华盛顿希望其发挥的作用,积极介入欧洲冲突,并为维护大局宁愿短暂牺牲本国的能源利益,促成七国集团刚刚就减少或禁止进口俄能源达成重要共识。而日本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着眼点是其在亚洲面临类似的局面,用岸田文雄的话说,比起东京的能源利益,七国集团的“团结”更重要——这样的日本将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施战略的可靠帮手

    我们在战争早期就作出一个论断:俄乌战争虽然只是欧洲局部的事态,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战争结果将改变世界格局:莫斯科在多极化运动中的关键角色日渐淡化,一个新的以华盛顿为核心的民主同盟体系正在形成,包括那些过去不时离心离德的部分。

    面对它们,不仅华盛顿一个阵营的国家要适时思考本国的新定位及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而且其在全球各地的对手们,在面对一个首要大国地位更为巩固和加强、国际核心角色日渐鲜明、基于民主价值观的同盟体系更为完善的美国时,可能更需要重估一切,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相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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