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美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一无所获。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德斯蒙德认为，美国社会处理贫困问题的方式是把矛头指向穷人本身，而回避了“谁从这样的贫困中受益”这一终极问题。《纽约时报》邀常驻美国的深深中文媒体人詹涓从华人视角解读为何美国无法消除贫困。
住在美国休斯顿富庶的郊区小城，贫穷似乎离我非常遥远：几乎人人都住在自己拥有的房产里，家庭平均年收入是得州总体水平的两倍。可能也是因为如此，社区公园某一天突然出现了一顶帐篷和一位无家可归人士时，网上邻里论坛一下子热闹起来，有邻居指责这位流浪者年纪轻轻不肯工作，有人担心她可能吸毒成瘾影响玩耍的小朋友，但也有邻居问：我们就不能去帮帮她吗？
疫情后美国的餐馆和超市里随处可见招聘广告，因此无论是怀揣高学历或丰厚家产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还是生活在田园牧歌般郊区的中产阶层，如果未曾体验过真正的贫困，都有可能会对街头的流浪汉或者在超市里用政府发放的粮食券购物的人产生类似的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更努力，为什么要依赖福利？
这些恰恰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修·德斯蒙德在《纽约时报杂志》长文《为什么贫困在美国持续存在》中的观察。长期关注美国贫困问题的德斯蒙德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处理贫困问题的方式是把矛头指向穷人本身——比如，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或领取的社会福利提出质疑。”
这并非美国社会独有的问题。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而对于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红利的许多城市人口来说，买房买车、成为中产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稳定的社会上升通道。城市中产对还在为温饱挣扎的人们的生活感到陌生甚至一无所知。许多人将底层民众的穷困和错误选择归咎于“不努力”，甚至“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个人命运”都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语。
德斯蒙德认为，在讨论贫困问题时，不该问穷人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定，而是应该问一个终极问题：谁从这样的贫困中受益？
德斯蒙德指出，50年来美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一无所获，原因主要是因为穷人在劳动力、住房和金融市场上遭受了剥削。关于这个观点，他解释说，社会科学家对“剥削”有着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当人们因为失去了权力而对交易失去议价能力时，就可能会被剥削利用。
放在美国的实际生活中，这种剥削论不难理解。几十年来，美国工人失去了工会保护，低学历工人的实际收入甚至低于1979年，那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适的人，比如中餐馆的服务员、星巴克的咖啡师、亚马逊的仓库工人，他们工作兢兢业业，但仍然无法实现阶层上升。而许多中国人——辛苦种地一辈子到头来每月只有100来块钱养老金的农村老人、被算法操纵用生命送外卖的600万骑手、生活在社会边缘的3亿农民工——对此都会心有戚戚焉。
可能最让一些读者难以接受的观点是，德斯蒙德在这篇文章和一篇后续的观点文章中指出，不仅仅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和企业主从这种剥削中受益，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幸运的人同样也从剥削中受益，因为“我们享受着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享受着丰厚的投资回报，尽管它们往往需要以虐待工人的形式做出某种牺牲。……我们建立并捍卫排外社区，将穷人拒之门外，迫使他们住在弱势群体集中的社区。”思考一下：亚马逊当天可达的快递服务是不是也是一种剥削？在中国廉价便捷的外卖又是不是呢？
正因为美国的贫困问题反映出了集体道德的失败，德斯蒙德相信解决贫困问题不仅需要政治方案，比如组织工会和征富人税，普通人也要关注经济正义，比如不再反对在自己的高档社区旁建立经济适用房。
德斯蒙德的观点算激进吗？在时报汇编的读者来信中，很多读者赞美了他的杰出思考，一位读者写道：“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其最贫穷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水平，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任何理由。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口号、虚张声势、文化战争和一个装备精良的失败国家。”
我们这个小社区最终决定伸手帮助最贫穷的邻居，那位无家可归者获得了社工的支持，最近她刚刚找到工作，搬进公寓，邻居们有的搬来一张床、有的支援一套餐具，帮她拼凑出了一个新家。她得到了一个脱离贫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