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人们带着鲜花和毛绒玩具来到临时纪念碑前。
周二，法比安·帕迪拉（Fabian Padilla）和他的妻子为他们的幼儿园孩子研究防弹装备，他们浏览了带有装甲衬里的笑脸背包和专为防止枪击设计的儿童帽衫。
这位来自奥兰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在一个文明国家是疯狂的”。但这对夫妇不确定还能做什么。听到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消息，他们热泪盈眶，震惊不已——又一起，这一次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
“作为父母，你会感到无助，”35岁的帕迪拉说。“你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你和你的孩子都只能受命运摆布，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他又重复了一遍：“无能为力。”
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市的罗布小学（Robb Elementary School）， 19名儿童和两名成年人被枪杀，在得知此事后，全美各地的家长都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他们想到了那些听到最坏消息的家庭，想到了那些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想到了那么多生命的破碎。
他们特别想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
近年来，校园枪击事件呈上升趋势，《华盛顿邮报》收集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校园枪击事件的增长相对稳定。只有一个例外：2020年，新冠大流行迫使学校将课程转移到网上。
当学生们回到教室时，枪击事件又开始了。2021年有42起，是20多年来的最高记录。今年到目前为止有24起。
安全咨询公司危机现实培训（Crisis Reality Training）的负责人赫苏斯·维拉赫莫萨（Jesus Villahermosa）说，总的来说，一个人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是在教室里被枪击中的两倍。但是，他补充说，“挑战在于，数据显示，我们看到这些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多，死亡人数越来越高。”
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克里斯汀·鲁斯特伦（Kristin Ruthstrom）回忆说，她产后六个月时，有一天，电视屏幕上闪过了一场大屠杀的画面，那是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惨案。“这怎么可能发生在这里？”她回忆说，当时她因恐惧而抽泣。
但10年间反复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和另外两个孩子改变了现年39岁的她的看法。乌瓦尔德枪击事件等场景带来的破坏不再令人震惊，悲伤被愤怒所取代。
鲁斯特伦说，反对枪支游说团体的权力和影响“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我只想尖叫，”她说。“这是2022年的美国，我们拥有所有可能的资源，但我们仍然让这种事情发生。”
54岁的玛拉·斯托特（Marla Stout）是一名母亲和代课老师，她也住在堪萨斯城，对她来说，离开美国似乎已经开始成为答案。
她说，她的家庭一直专注于培育爱国情怀，所以一家人都曾从军。但她在美国越来越没有归属感。她和丈夫已经认真地讨论过离开的事。
“我觉得现在唯一能保护我孩子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带出这个国家，”她说。
为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大规模枪击案中遇难的学生和教师举行的纪念活动
一些学生——尤其是年纪较大的学生——也感到紧张不安。
当16岁的布雷伦·凯恩（Braylon Kane）走下他爸爸的斯巴鲁车，准备走进位于威斯康星州斯托顿的高中时，他带着讥讽和警惕的语气说，“我马上就是个靶子了。”
他爸爸一整天都在想这句话。
51岁的约翰·凯恩（John Kane）在Twitter上写道：“这让我很伤心，因为在我长大时，我从来不会觉得自己在学校有可能被枪击。作为父母，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比我们好。遗憾的是，今天我意识到我失败了。”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他情绪激动地谈到，他相信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枪胜过爱孩子的国家，这真的让你很生气。”
布雷伦·凯恩说，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只是无心之语，但他确实对缺乏改变感到沮丧。他的年龄还不到投票的年龄，但他已经感觉到，似乎大多数当选官员都不愿意倾听或采取行动。
“我希望人们能问问，在我们愿意改变法律之前，这种情况还需要发生多少，”他说。“在人们愿意放弃对枪支的控制之前，我们还要经历多少悲剧？”
对于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问题在于是否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如果要告诉，又该如何告诉他们。
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布里安娜·沃尔克（Briana Volk）周三没让她5岁和8岁的孩子去学校，让他们留在了家里——她就是没法想象让孩子们坐校车。所以她带他们去吃午饭、吃冰淇淋，还带他们去玩具店，在那里他们可以花零用钱。这是美好的一天。
40岁的沃尔克说：“我觉得以他们的年龄，他们应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想主动告诉他们枪击案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未来几天从朋友或者媒体那里听到了这件事，跟我提起来，我愿意并且准备好讨论它。但我希望别现在就提。”
34岁的梅根·卡罗兰（Megan Carolan）是非营利机构儿童成功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ld Success）的研究副总裁，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父母必须在预防的必要性和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她没有告诉她5岁的孩子德州的事。周三早上，他蹦蹦跳跳地跑到学校的街道上，渴望见到他的朋友们，“我还没来得及紧紧拥抱他，提醒他我爱他，他已经跑到了学校的那一头。”
当她想到持续不断的枪击事件对童年的影响时，她哭了。一位朋友告诉她的事情似乎说明了这种失落：在一次射击演习中，她的女儿不得不学习如何关掉她那双会发光的运动鞋。
卡罗兰说：“像你的发光球鞋这样纯粹而快乐的东西，我们必须把它视为一种风险和威胁——我们从他们的童年偷走了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看到成年人竭尽全力，努力把童年还给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