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葛优在《我和我的家乡》首映礼上。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葛大爷教你四种姿势”“‘躺’着能工作，‘躺’着能赚钱”“假如葛大爷也炒股……”这些都是出现在裁判文书网上有关“葛优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判决中的内容。“葛优躺”曾是2016年的网络热词。知名演员葛优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扮演纪春生，该角色在剧中将身体完全瘫在沙发上的放松形象被网友命名为“葛优躺”。许多新媒体账号都曾以此蹭热点营销，相关表情包随处可见。2023年3月16日，随着昆明航空针对7年前的“葛优躺”配图文章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葛优躺”再次引发关注。可以发现，不少企业因使用“葛优躺”图片涉诉赔偿。南方周末以“葛优躺”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截至2023年3月22日，与之相关的民事案件判决文书共600份，涉及544起案件，案由均是葛优起诉企业使用“葛优躺”照片侵犯其肖像权。544起案件中，葛优胜诉率达99.6%，仅有两起案件一审因取证程序瑕疵未判定企业侵权，另有一份判决仅判企业道歉无需赔偿。542家企业在赔礼道歉的同时，赔偿葛优经济损失、合理维权成本等共计759.4392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侵权文章大多发布于2016年，有企业于2022年涉诉出庭时表示惊讶，数年前发布的文章至今仍在有效诉讼期内吗？删除文章后，仍需为侵权文章付出高额赔偿吗？（赖子欢/图）542家企业平均赔偿14012元根据裁判文书信息，2016年“葛优躺”成为网络热点期间，蹭热点的企业涉及各行各业：某挖掘机公司强调“躺”着赚钱，附上该公司的挖掘机系列产品；汽车公司称家用轿车的后排也能完成“北京瘫”动作；中医按摩店则介绍“葛优躺”对身体造成哪些伤害；等等。按照年份分布比例，南方周末随机抽取100份判决文书进行分析。100家被告企业中，商务服务业、批发业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出现频次最高，此外汽车销售、建筑装饰、餐饮等其他行业也有分布。这些判决文书中，一审的起诉方均为葛优，代理律师主要出自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都律师事务所及北京市爱申律师事务所，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其中多位相关律师，均以“涉及当事人隐私”为由未受访。葛优方起诉企业未经授权许可擅自在微信公号等平台发布的文章中使用其多张肖像图片，旨在利用网络热点“葛优躺”和原告的社会知名度引人关注。此外，葛优方强调，这些内容具有明显的业务导向和商业属性，极易使众多浏览者及消费者误认为原告与被告存在某种合作关系，侵犯了原告依法享有的肖像权。针对此类侵害肖像权行为，葛优方要求企业公开道歉及赔偿，赔偿包括经济损失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合理维权成本等。根据南方周末整理的裁判文书，葛优索赔总额以155000元、205000元居多，最高索赔经济赔偿30万元、合理维权成本1万元。大部分法院判决认定被诉公司侵犯葛优肖像权，至于葛优主张的赔偿，则因双方未提供具体损失、获利证据，往往由法院综合被诉企业对葛优肖像的具体使用方式、数量、范围、时间和影响酌情确定。对此，葛优方主张其肖像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提交了诸如“葛优”百度百科内容打印件以证明其知名度及影响力。而有的被诉企业方则说明无主观故意，只是紧跟社会话题，出于对葛优演绎的角色的喜爱才发布相关内容，且微信公众号阅读量小，影响范围小等。不少公司甚至表示“委屈”，提出“涉案文章阅读量为15人”“涉案文章发布当天的浏览量为5人6次，发布后第一周的浏览量为7人8次”“公众号已于2019年3月8日停更”等等。受理法院普遍认为葛优主张的金额过高，不予全部支持。根据南方周末统计，542家企业平均赔偿14012元，54.8%的案件赔偿额度在“1万至2万”区间，26.7%的案件赔偿额度在“5000至1万”区间。对于合理的维权成本费用，法院根据葛优是否提供费用证明如公证费发票等，对部分费用予以支持。最高赔偿额出现在2020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令一家村镇银行向葛优赔偿经济损失80000元及合理开支2000元。该案赔偿金额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酌情判定，裁判文书并未提及判罚较高的原因。企业方和葛优方都曾因对判赔金额不满提出上诉。2022年，一份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中，葛优一方上诉表示，一审判赔5000元数额过低，既不能弥补上诉人的损失，又无法有效惩戒被上诉人的行为，还会导致此类侵权行为增加。葛优代理律师通过检索一审民事判决相关案例称，2020年12月17日—2021年11月30日间，类似案件平均经济赔偿数额为22178.57元，5000元的经济赔偿远低于平均水平，更是低于最低判决。但最终二审法院未对此作出改判。（赖子欢/图）诉讼时效如何计算在“葛优躺”相关案件中，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为另一个争议焦点。在2021年一份判决书中，临汾市某文化传媒公司上诉称，转载“葛优躺”相关文章的时间为2016年7月8日，葛优起诉时间是2021年2月3日，距发文时间已相距四年半，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在按年份随机抽取的100起案件中，涉诉文章发布于2016年的便有93起。而葛优方一直坚持维权，取证时间分布在随后数年间，如2020年取证的案件有31起，2021年取证的案件18起，共占比49%。在上述临汾某文化传媒公司相关案件中，法院认为，基于人格权被侵害产生的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次，根据现有证据，案涉文章发布于2016年7月8日，但葛优一方取证时间为2020年12月7日，案涉文章于2020年12月删除，综合以上事实，葛优一方本案中关于赔偿损失的请求权，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对此，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邓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民法典规定的3年诉讼时效，起算点为侵权行为结束时，即该微信公号停止继续刊发、使用“葛优躺”照片的时间点。如果2016年至今该微信公号并未对相关侵权行为进行修改或删除，则该行为属于持续性、未完结的侵权，葛优有权追究其侵权责任。至于删除文章，刘邓认为这属于事后补救行为。侵权行为自2016年文章发布时便已经发生，至2020年删除时终结，此后3年内葛优皆有权追究该公众号的侵权责任。但该公号删除文章的行为可视为弥补过错、减小损失的行为，有利于降低其需要承担的赔偿数额。在544起案件中，唯一一起仅被判公开道歉、无需经济赔偿的案件便存在主动道歉的情节。在葛优与中国联通泰州分公司一案中，后者曾收到葛优的律师函，删除涉案文章后，主动回函致歉。北京互联网法院据此认为，联通泰州分公司主观过错较小，且积极弥补过错，未造成损失扩大，加上涉案文章影响范围有限等原因，未支持葛优的经济损失赔偿请求。600份裁判文书中，北京市法院受理此类案件最多，达到579份，其余散见于广东、上海、浙江等地。有涉诉企业在庭上质疑葛优批量告状，是否涉嫌恶意诉讼。刘邓认为，这一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部分明星艺人出于对肖像权和公众形象的维护，往往会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制止他人丑化、污损、伪造个人肖像，该行为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手段。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明星艺人会将肖像权维权业务“打包”给法律咨询公司，由其使用网络搜索软件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可能的侵权方，并从中选择具备赔付能力的侵权主体进行诉讼、索赔。刘邓觉得，从一般人的朴素情感上，该行为涉嫌“碰瓷”、滥用诉讼权利，但目前这一情况属于司法空白领域，尚无限制性规定，因此葛优有权在合法尺度内继续主张权益。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甄景善则认为，其中涉及两个概念的价值判断，一个是人格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是企业生产经营权的维系，而自然人人格权的价值位阶应当高于企业的商业价值位阶，最终的裁判金额应当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果。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更关心自己使用“葛优躺”表情包是否会被追责。对此，刘邓认为，是否面临侵权的关键在于是否“公开”。如果未经葛优允许，公开使用与其肖像有关的表情包，且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时（合理使用情形包括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为新闻报道、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该行为构成肖像权侵权。但如果在非公开场合（例如私聊、小组讨论）仅用于聊天、表达个人情绪时，该行为不构成侵权。

美国企业大裁员不仅限于科技大厂，传媒和娱乐业巨头迪士尼本周也开始大规模裁减人手。每日经济新闻 谭玉涵 摄 （资料图）据财联社3月28日消息，迪士尼已开启首轮裁员，预计裁员7000人，这是该公司今年2月宣布的55亿美元成本削减计划的关键部分。周一，迪士尼首席执行官BobIger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表示，第一批员工将在未来四天内收到裁员通知。据悉，第二轮规模更大的裁员将在4月份进行，将影响数千名员工。最后一批被裁员工将在夏天前收到通知。2月迪士尼公布的四季度营收超预期增长8%，EPS盈利的同比下降幅度低于市场预期，而重要流媒体服务Disney+的订阅用户数1.618亿，低于市场预期的1.64亿。除了裁员和削减成本的计划，迪士尼公布财报时还公布，将业务重组为三个部门：包括其主要电视和电影业务的娱乐部门、ESPN体育网络，以及包括游轮和消费品在内的主题公园及产品部门。换言之，ESPN网络将从娱乐部门拆分出来。裁员或涉及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据央视财经，当地时间2月8日美股盘后，迪士尼宣布，计划裁员7000人。根据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文件，截至2022年10月1日，迪士尼雇员总数约22万人，其中美国本土约有16.6万人，海外近5.4万人。以此计算，此次裁员数量将占迪士尼总员工数量的3%左右。企业表示，裁员是实现公司节约55亿美元成本计划的一部分，其余举措包括削减销售、管理费用及其他运营成本等。“我不是轻易做出这个决定，”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2月8日说，“我们将认真审视所有制作项目的成本，包括电视和电影……因为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里，成本会更昂贵。”据参考消息3月22日报道，迪士尼数千人的裁员计划将包括娱乐和体育电视台（ESPN）的工作人员。ESPN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三大业务板块之一。报道称，ESPN每日脱口秀节目《第一镜头》的著名主持人斯蒂芬·A·史密斯在其播客上提到了迪士尼的裁员计划。史密斯暗示，尽管自己参与《第一镜头》、该频道其他脱口秀节目以及ESPN的篮球报道，仍可能被裁员。据报道，史密斯说：“迪士尼自己宣布将解雇7000多名员工。ESPN是迪士尼的分支机构。他们要削减开支。该死，就我所知，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表示怀疑。但这是有可能的。没有人知道。”帮竞争对手拍电影，迪士尼解雇漫威特效部门一把手据澎湃新闻3月26日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漫威影业任职多年的阿根廷电影制作人维多利亚·阿隆索（VictoriaAlonso）已接到来自迪士尼总部的一纸辞令，结束了她在漫威影业十七年的任职生涯。这在好莱坞引出不少争议。1965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维多利亚·阿隆索，年轻时怀揣演员梦想来到美国，却误打误撞进了特效制作领域，参与过《第六日》《大鱼》等影片的后期工作。2005年，她以高管身份加入漫威团队，负责后期制作和特效团队的管理。没过多久，她便以联合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钢铁侠》《雷神》《钢铁侠2》和《美国队长》的制作，稍后更是晋升执行制片的高阶，参与了由《复仇者联盟》开始的所有漫威电影及电视作品，还在2015年和2021年两次晋升，而她这次被解职前的最后职务是漫威影业专管后期制作、特效制作和动画制作的一把手。据悉，在迪士尼娱乐集团联合主席艾伦·伯格曼（AlanBergman）亲自主持的内部会议上，迪士尼集团人力部和法务部同仁共同做出立即开除维多利亚·阿隆索的重大决定，理由是她以制片人身份参与电影《阿根廷，1985》（Argentina,1985）的做法，违反了双方在2018年时签订的职业合同规定，违规参与了迪士尼竞争对手的业务操作。据悉，已被辞退的维多利亚·阿隆索，依然有望以执行制片身份出现在今年即将上映的《银河护卫队3》和《惊奇队长2》的演职员表之中。而明年才会上线的《旺达·幻视》衍生剧《阿加莎：混沌女巫团》（Agatha:Coven ofChaos）应该就是最后一部带有她烙印的漫威作品了。最为讽刺的或许还在于，阿隆索的个人回忆录《无限可能就是你的超能力》（PossibilityIs Your Superpower）早已撰写和编辑完成，按计划今年下半年就会由迪士尼图书部门负责出版。迪士尼任命索尼娅·科尔曼为新任首席人力资源官据华特迪士尼公司美国官网，美国当地时间3月13日，华特迪士尼公司发布公告称，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Robert A.Iger）宣布任命索尼娅·科尔曼 (Sonia...

最近，席卷中国足坛的反腐风暴，可谓疾风劲吹。截至目前，除了国足前主帅李铁，以及相关涉案的球员、教练员、俱乐部官员之外，主管俱乐部以及联赛的中国足协，也至少已经有6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被带走调查。然而，这场风暴依然在持续发酵。3月27日晚，长期关注中国足球，致力于帮助球员维权的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冰律师，就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今晚，裁判开始被拷（铐）走，我今天的第二个预判实现……这无疑等于往已经泛起涟漪的池中，又丢了一块大石头，以至于水面起了波澜。众所周知，在一些教练、球员、官员陆续被带走之后，不少球迷就产生了疑问：难道裁判群体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其实，球迷的疑问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实中，无论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其中一些场次的裁判判罚，的确引来了诸多质疑。这些问题的出现，如果只是技术差错、能力不足，倒也有情可原，毕竟裁判也是人，在快节奏的对抗中，有时候会出现看不清等技术误差。然而，如果是因为受到了利益的驱使，故意错判、漏判、重判，那就另当别论，性质也变了。另外，在中国足坛诸多从业者，尤其是握有实权的足协相关部门负责人（比如纪委会主任王小平），纷纷接受调查的背景下，确实也会让球迷感到，裁判群体很难完全清白。当然，裁判群体中，肯定也有业务能力强，品行道德优的好裁判。我们宁愿相信，出事的只是个别害群之马。考虑到张冰律师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形象，他发布的“裁判被铐走”的信息，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至于“被铐走”裁判具体是谁，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想必很快会有答案。值得一提的是，3月29日至4月3日，中国足协将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2023年中超、中甲联赛赛季前裁判人员培训班。根据此前发布的消息，除了技术讲师、体能讲师等人之外，还会有来自中超、中甲联赛的252名裁判人员，作为学员参加培训，包括中超裁判监督30人、中超裁判员43人、中超助理裁判员42人、中甲裁判监督32人、中甲裁判员47人、中甲助理裁判员42人等等。届时，会不会有裁判临时缺席，或者会不会有裁判在培训期间被带走，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26岁的四川女孩牛钰，妆容精致，乐观向上，笑容里自带着感染力，其实，她是一个残疾人，11岁那年，她经历了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她在废墟下被埋了三天三夜，失去了右腿，她还失去了自己的弟弟和9个小伙伴。这个带着机械假肢走路的女孩，向世界呈现了出人意料的乐观：她给自己的机械腿装上最酷炫的粉色荧光灯，走起路来一蹦一跳，欢欢喜喜，照亮一条街，被称为“闪光女孩”。她爬上了4500米的雪山，参加了马拉松，2021年10月，她带着机械腿在上海时装周走秀，这则新闻一度冲上了热搜榜第一。T台上的牛钰饶是这样乐观的女孩，却还是成了网络暴力的猎物。“你怎么能这么恶心，一天到晚只知道博同情，你觉得你配吗？”“看你一天笑嘻嘻的样子，真的心烦，觉得你没腿活该，对自己要有点自知之明”“你拍视频为了什么？懂的都懂。”……赤裸裸的生理羞辱，阴恻恻的诛心之论，黑沉沉的人身攻击，这一切的言语污泥浊水试图将一个女孩失去一条腿之后15年的付出和努力，都扣上了“搞炒作”“博同情”的污名，消解她的希望和向上的力量，将牛钰生命中的闪光、善良、乐观、热情拖入阴谋论的黑暗当中。牛钰试图向这些网暴者做出解释，“你这个话说的不太对，不好意思，给你发私信打扰了”，却陷入了自证清白的陷阱中：要不断证明自己拍视频不是炒作。甚至后期的恶评已上升到对残疾人的攻击：“你们残疾人都这么恶心吗”，牛钰就不再做解释了。网络里，总有人把刻薄当成清醒，把偏执当成率真，把对陌生人的无边敌意，当成自我存在的证明。在仇恨中寻觅队友，在口水中踩踏人性，把美好毁灭，把单纯践踏，希望这个世界只留下一道黝黑、腥臭的人性阴沟。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春风，有阳光。他们以己度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失去一条腿之后，还能继续保持闪闪发光的心态；他们不相信陌生人之间有纯朴的帮助；他们不相信人间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们对一起与己无关的事件，投射出情绪深处的自私、刻薄、仇恨、怨毒、撕裂，再正常不过的事件，也被他们刁钻地找到角度，勾连上各种无稽的阴谋论。为爷爷献上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女大学生，染了粉色头发，那就是自甘堕落；癌症晚期的女孩“松饼君”因为发了几条不那么病态的动态视频，被“人间清醒”地认定为借癌炒作；至于，像牛钰这样不甘屈服于生理残障的女孩，甚至还要高调地秀出自己的钢腿，在“网络暴徒”看来那更是隐藏着巨大的阴谋。于是，牛钰就这样遭遇着一波波的人格上的羞辱、阴谋论式的逼问、有罪推定的构陷。这个26岁的女孩没有因为命运不公而自怨自艾，没有龟缩在与世界为敌的躯壳里面，她愿意展示自己的美，展示自己闪闪发光的那条机械腿，告诉全世界：残疾人不需要俯视的怜悯，却遭遇了龌龊的网暴。黑夜中行走的牛钰有一句话叫“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也不知道好人有多好”。这句话可能是网络世界里打不通的次元壁，把刻薄当成清醒，把偏执当成率真的人，真的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相反，他们会通过网暴的手段，传播龌龊的阴谋论、卑鄙的诛心说，把整个舆论场的价值观拉进自己熟悉的泥淖中。如今，网暴已经成为当下热议的社会话题。在政策和技术层面上，国家职能部门陆续推出一系列整治措施和技术规范，平台也推出了“一键屏蔽”等措施，但是，网暴之所以难以治理，还在法不责众——或者说，那些“按键伤人”的网民，数量众多，心态扭曲，让人性幽黑成为网络流量的收割器，在冰冷的赛博空间里聚拢了“同志与战友”。在法律治网暴，技术治网暴的同时，还需要用“心”去治理，让我们学会本该在幼儿园里就学会的与人为善、相信有光，别把执拗、偏激伪装成清醒、高深，沉迷于刻薄的阴谋论，那是智力和道德的双重缺陷：网暴是可耻的！

“现在患者红细胞比积是21％，你会选择输血吗？”“不会。”“18％。”“患者严重贫血，我会输血。”“你的意思是红细胞比积18％就该输血，21％就不需要输血吗？”这段对话来自《我在美国当医生》一书，描述的是美国一家医院，考生参加住院医师培训模拟考试时的场景。“患者是活的，手术正在进行，一切都是动态的，回答问题也应该是动态的。如果用一个数据来决定是否输血，在临床上是失败的。”作者写道。近年来，国内每年从普通高校毕业的医学生逐年增加，2016年至2020年累计毕业392万人。但一直以来，国内医学生培养面临着学制多、学位混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规培）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加强医教协同，落实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医学教育系统一直没有被清晰化。这也是为何国家花大力气培养很多医学生，但最终会看病的人没那么多的根本原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葛均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制多、学位混杂张曼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广州当地一所有名的医学院，经历了“5+3”一体化培养，即5年临床医学本科和3年专业硕士，读研期间同时接受规培。2021年，张曼专硕毕业，如今成为广州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的乳腺科医生。医学教育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性，国内外公认是由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组成的连续统一体，其中，毕业后的医学教育又分为规培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专培）两个阶段。专硕并轨规培的医学生，一方面在医院规培轮转，受医院管理，本质上又是硕士生，归学校管理。读研期间，张曼要完成规培，才能拿到规培结业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专业硕士毕业证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俗称“四证合一”。张曼所经历的“5+3”一体化学制，是国内目前主流的医学生培养模式，2015年，这一模式在国内设立。当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要求，从该年起，停止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招生，调整为“5+3”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2017年9月19日，山东青岛一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在上入学以来的第一堂局部解剖课。图/视觉中国目前，国内医学生培养的学制还包括三年制专科、五年制本科、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下简称八年制）等。葛均波表示，八年制等同于医学精英教育，全国仅有十余家院校开设。但实际上，八年制学生用于写论文的时间只有半年左右，有的学生论文水平可能达不到博士毕业要求。如果读完本硕，再读博士，同样面临这一问题。科研型医学博士一般三年毕业，第一年要学基础课，第二年做实验，之后，准备毕业论文。在葛均波看来，由于时间紧张，这一阶段医学生所写论文大多是重复别人做过的东西，缺乏创新。苏州大学原校长、从事分子免疫学和病毒学研究的熊思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学院培养的是经过医学教育、具有医学知识的学生。现在他比较担忧的是临床医学科学化的趋势。对八年制学生而言，除了学习基础课程和医学基础知识，毕业后还要完成3年规培，才能开展临床工作。规培要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进行，有些医院接纳学生的数量有限，这就导致有些学生在医学院教育后，有可能没机会完成规培，部分人最终会选择从事科研工作。熊思东表示，现在很多高校的医学教育“眉毛胡子一把抓”，求高贪大，从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四年制改为五年制，如今甚至延长至十年制。这一基础上，有的高校还要求学生获得双博士学位，即MD和PhD，前者为临床医学博士学位，后者为学术型的博士学位。“一刀切的医学生培养体制需要调整，并非所有医生都要8年甚至更久培养时间。”熊思东说。在美国，学生本科期间要先读四年理工科或其他专业，再报考医学院，即“4+4”模式。美国“4+4”模式培养的医学生不一定非要写论文，毕业相当于MD。高磊是美国一名心脏科临床医生，也是北美华人医师联盟主席、美国心脏病学会专家会员（FACC）。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4+4”八年制医学教学模式也一直被美国业内诟病。有观点认为，这种培养方式花费更多资金和更长时间，并非培养医生的最好途径，而且，全世界只有美国这样做。国内部分高校也在不断探索与美国类似的“4+4”学制。上海交大医学院早在2002年，开启了“4+4”培养临床医学博士模式，迄今为止，已连续招生20年。2018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式实施“4＋4”学制改革，同年，试点班开始招生。但前述两所医学院“4+4”模式的招生人数一直不多。2023年，上海交大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分别招生25名、18名。在高磊看来，国内医学学位的复杂性反映在对医学生和医生的要求模糊，过度强调了科研的重要性，反而对于医生治病救人的本质有所忽视。中国在医生培养方面设置了太多学位制，打乱了自己的培养系统。上世纪90年代，葛均波曾在德国学习、工作长达10年。1990年，他从上海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被公派至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院联合培养。1995年，他开始担任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葛均波认为，自己走了很多弯路。在他看来，应合理缩短医生的培养时间，让其在尽可能短时间内掌握各亚学科知识，成为一名好医生。葛均波观察到，在德国，临床医学并非是大家熟悉的本科-硕士-博士制，而是类似于一个总学时为6年零3个月的大学学习课程，得到的毕业证书也并非一般学位证或毕业证，而是行医资格证。整个临床医学学习阶段被分为临床预备课程2年、临床课程3年、临床实习1年。临床实习阶段，要在各个科室轮转，出科室时，达到一定临床考核指标。葛均波分析称，国内应把硕士、博士合并培养，因为单纯读医学硕士很难学到“真材实料”。一名医学生完成5年医学教育和3年规培，完全可以获得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5年阶段要学医学基础，3年阶段在每一个科室轮转学习各个系统的疾病，整个培养期间不硬性要求做科研。规培该如何进行？1994年，高磊从国内一所高校的临床医学本科毕业，当时他应聘到苏州的一家医院工作。“当时我注意到，苏州已经有比较好的住院医生培训计划，虽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医学院毕业后，高磊入职苏州一家医院的心内科，当时先经历了3年的内科各科室轮转，涉及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等细分科室。完成轮转后，才有机会成为专科医生。轮转期间，医院给每人发笔记本，接触的病历和临床操作次数都要记录清楚，每科轮转结束时，带教老师会在本子上签字。轮转具体安排由医院医教科负责，个人还是归属于心脏科，工资由心脏科发，还可以拿到心脏科的基本奖。每年卫生局会组织一次住院医生知识考试。桂林医学院医学生毕业前的临床技能考核。图/中新“这算是当地规培早期的雏形，总体感觉当时培训很正规。师生关系也融洽，老师愿意教学生，我获益匪浅。”在高磊的印象中，那时像胸穿、腹穿、骨穿等普通内科操作，他可以熟悉到闭眼操作。2013年12月，原国家卫计委等7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标志着国内正式建立、实施规培制度。2014年，原国家卫计委先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等系列配套文件，初步构建起国内规培的政策体系，使其更具操作性。《指导意见》指出，到2015年，各地要全面启动规培工作。到2020年，所有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须接受规培。在熊思东看来，近十几年来，国内的规培是规范、成系统的，和较早开始实施规培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做得并不逊色。高磊认为，尽管现在规培整体做得不错，但各个地方没有同一性，出现复旦模式、华西模式、协和模式等，缺乏全国统一标准。生活在南方某城市的李洲，现在是一名三甲医院病理科的副主任医师。距离他从医学院本科毕业，已过去20年。2007年，他所在的医院推荐他以定向培养的方式读研究生。李洲回忆，2010年硕士毕业时，正好赶上当地开展规范化培训的第一年，他所在医院那年也成立了儿科和妇产科两个规培基地。李洲表示，一些医院开展规培，更多从自身需求出发，并未过多考虑规培后医生返回自己医院，规培内容是否对口的问题。2017年，他曾到一座县城出差，当地一家医院院长告诉他，“我把医生送到你们医院规培。规培时在你们医院学习的是微创的腹腔镜手术，但县城医院没有相应条件开展这类手术。规培医生回到县城后，还要重新学习开腹手术”。在李洲看来，这样“不对症”的规培，使得培训完，医生回到所在医院的临床意义打了折扣。葛均波分析说，目前，国内规培制度已完全建立，但执行时又存在问题。比如一名本科毕业的临床医学学生，不考研情况下直接进入规培阶段，需要在消化科、呼吸科等多科室轮转，之后通过执业医师执照考试，可以开始看病。但规培这3年，这名医学生没有学位，最后只能拿到执业医师执照。这和当时同一批考研、考博的医学生又有点“脱节”。现在全国不同地方、不同医院的规培时间仍不一致，有的医院两年，有的医院三年。葛均波提出，这方面全国应统一，不能说在一线城市规培要三年，到了其他城市就降低标准为两年。各地规培基地的水平参差不齐。熊思东分析，综合实力强的医院规培质量好一些，但全国医学生规培的规模很大，这导致这些医院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会向下级医院扩展。熊思东称，有的科室、有的医生带的规培生数量过大，他印象中，有的科室规培生数量则达上百名，甚至一名医生带的规培生就有几十名，导致规培医生缺乏精细指导。“各个医院对规培把握的严格程度不一样。”张曼说，有的医院特别严格，严格按照规培轮科计划进行；有的医院很“划水”，规培医生3年都在自己导师的科室，如果医院完全不把关的话，规培手册都自己填，最后出科室的表格，找科室主任签字就能通过。赵琳是上海市一家三甲医院的规培医师，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很多规培医生，都没上过临床，只会书本上的东西，可病人又不会按着书本生病。”“规培生的收入并不高。”李洲说，他所在的医院，2010年～2012年期间，规培生一个月所有收入仅一两千元。现在他所在医院规培生月薪水涨到5000元/月左右，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和医院的补贴。广州工作的张曼算了笔账，她规培时每个月的所有“收入”大约总计2000元，这其中还包括学校发的助学金、学校每月学费返还等。张曼表示，各个医院规培待遇差别很大，月薪从几百元到几千不等。如果医院不提供住宿，这一收入在大城市租房都不太够用。除了规培，近年专培的推广也在逐渐加大，即在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要求进行2～4年的专培。2015年，原国家卫计委等8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2022年12月7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对于政协委员的“提案答复函”中提到，专培制度试点工作2016年正式启动，先后选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心血管病学、神经外科、内科危重症医学等10个代表性较强、社会需求较大的专科作为试点，共遴选224家专培基地，累计培训专科医师7500余人。“进行过专培的医生，并不意味着水平就更高，大部分医院也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进行专培。”葛均波表示。五六年前，为和国际接轨，他联合其他几名政协委员呼吁，在国内成立专培试点。在美国，学生获得MD学位后，进入住院医师培训阶段，不同专业时间不同，内科系统需要3或4年，外科系统需要5至7年。此外，美国医学从业者需要经过3次医学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医师执照，考试内容覆盖理论和实践。现在全国范围内，专培还没有正规化。葛均波认为，是时候回顾下，看能否制定一套标准化的制度，对什么人群需要专培、从什么阶段开始专培。通常，医学生毕业进入医院五年后，就可以申请升至主治医师。他思考过，是否主治医生职位以上的医生就不需要专培。不过，主治医生这一群体在医院占比很高，如果不进行专培，这一群体的知识面掌握得可能并不那么全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目前的医学生主要由三大类院校培养，包括综合型大学的医学院、传统独立的医学院、职业高中及大中专院校的涉医涉卫院校。熊思东指出，从数量上看，每年培养出的医学生足够满足全国需求。不过，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并非全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因此出现毕业生多于医院需求的现象。让熊思东明显感受到的一个趋势是，医学院对学生的培养方式是同质化的，都向培养顶级医生的方向走，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从事全科、社区医养结合的贴近老百姓的医生越来越少，而去顶级三甲医院成了大部分医学生梦寐以求的选择。客观情况是，现在基层医生高度缺乏，顶级的三甲医院很多医生挤破头却进不去。“如今医学毕业生想进入大医院很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去年他所在的神经内科，接到了七八十份简历，但最终只有一个招收名额。李洲所在的医院在当地属于大型三甲医院，今年一个普通技术员岗位现在已有十几名硕士报名应聘。李洲认为，规培的一些具体细化政策上，国家卫健委应更多征求一线临床医生的建议。他认为，虽然各地规培体系不一的现象虽已逐步得到纠正，但年轻医生为此付出不少精力和代价。据张曼了解，她所在医院一些外科主治医生，主刀手术的机会很少。越是大医院，这种现象越普遍。张曼现在在乳腺科做的大部分工作，跟规培阶段其实没太多区别。她说，“就是能做一些小手术，有工资了。”“医学教育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缩短还是拉长医生培养时间的问题，而需要进行医学教育结构再造。”在熊思东看来，一方面，医生培养要有注重更扎实的基础，可以从非医学本科专业的大学生中选择要培养的人才，保持医生持续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医生能获取更精准的医学知识，使其具备合适的岗位胜任力。张曼所在的医院，想要进一步晋升，更多看的还是论文，发了多少篇研究，医生临床操作水平能力在晋升考核体系中并不占优势。“手术好坏无法量化，名头很大的医生，可能手术做得一塌糊涂。”她说。赵琳所在医院招人一般不招“四证合一”的医生，而是倾向于招收科研实力强的医生。“国外基本上80％的医生不需要做科研。”高磊分析说，他有PhD和MD的双学位，但他在美国做医生十几年了，很少接触科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给患者看病上。葛均波认为，不同医院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不一样。大型三甲医院承担了更多科研任务，对各地县医院来说，没有必要一定要考核医生的论文水平，或者将学位门槛设得很高。因为现在老百姓看病，80％的人到县医院，对县级医院而言，看好病更重要。现在很多医院要求医生既会看病，又会做科研，实际上没有必要。葛均波指出，以美国为例，美国华裔心脏协会的医生，一般有自己的独立诊所，更多进行日常看病，不太涉及科研，也有一些专门做学术科研的医学科学家。哈佛医学院等高校学科带头人，可能两者兼顾。在国内，临床医生做科研，似乎是一种常态，也是国内人才评价和晋升的重要指标，想要改变这点需要从考核机制入手。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开一个研讨会，由国家教育部、卫健委和知名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一起共同参与，一起讨论制定标准化的医学培养流程。因为这涉及到学科教育、医学专业知识的应用，需要各个领域专家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弄清楚弊端在哪，进行改进。孙永安认为，医学教育体系改革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多部门配合推进。现在比较关键的是，尽快建立有效的临床评估体系，让临床医生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到临床疾病诊治，培养更多真正能看病的医生。熊思东分析，要在医学生的结构和质量方面下大功夫，特别是前者。明确未来需要什么岗位的医生，然后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应不同岗位、不同层级医生的需求。此外，应建立全国范围内医生岗位的预警制度，及时了解哪些医生岗位缺人，予以培养，避免时间上太过滞后。（张曼、赵琳、李洲均为化名）

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孔乙己文学”引起了一些“读书人”的共鸣。“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这种自我调侃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面对高达约20％的青年失业率时深深的焦虑和迷茫。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年轻人放不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优越感。例如，有媒体称，学历的价值，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依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一时的困难不等于一生的失败。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仅仅号召年轻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衣”；或者号召“孔乙己”去当“骆驼祥子”，肯定是不够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长衫的人，想忽悠别人脱下长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了关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学生似乎“过剩”了——这些年来，大学一直在扩招，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3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再创新高，达到1158万，同比又增加了82万人。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是的，供求关系变了，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供求关系的变化，没有带来相对应的就业格局的变化。现在，对一般地受过大学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白领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下降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蓝领）相对来说上升了。这种变化却似乎对有些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意愿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是“孔乙己文学”流行的根本原因。何以如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从个人决策的角度来讨论。工资和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众所周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个人来说，之所以愿意在教育上投资，主要是因为存在教育工资溢价；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参加工作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以美国为例，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美国的教育工资溢价是相当可观的。1915年的时候，多接受一年中学教育或大学教育可以让自己的收入提高11％。在接下来的1915年到1950年间，不同教育年限的人的工资差距大幅缩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差距略有扩大，然后到70年代又再一次缩小。20世纪80年代，各受教育年限组之间的工资差距又一次显著扩大，90年代继续温和地增大。最后，到2005年时，多接受一年大学教育的工资溢价又大体回到了1915年时的高水平上。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教育工资溢价。网络上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的报告称，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毕业生的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另据《2020年企业薪酬报告》，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高中及以下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373元、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4443元，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5029元，硕士毕业生平均起薪为7057元，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平均起薪为9853元。由上可见，从教育工资溢价来看，中国大学教育投资的回报是很高的，此外，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学历证书）往往还与落户、购房、报考公务员的条件、以及获得特定补贴的资格直接挂钩，因此有相当可观的附加价值。当然，关键在于，对教育的投资还要从个人层面来看，因为平均数可能会掩盖不少问题。沉没成本导致大学生不愿脱下“长衫”上述数字反映的是所有学校的情况，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中国薪酬网的统计，在2022年，985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为9088元，双非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仅为5724元。更重要的一点，上面给出的数据，是不包括不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之所以决定不就业（包括决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他们原先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预期落空了。我们不妨用不愿意脱下“长衫”来概括这种情况。根据梁建章等人的《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将一个孩子从0岁养大到17岁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从0岁养育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则平均为62.7万元。在一定意义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在大学本科教育上的投资成本为14万元左右。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个大学生，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上述14万元的投资支出就已经成为“沉没成本”了——在进行就业决策时不应该再加以考虑了。但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人在决策时能够完全摆脱“沉没成本”的影响。对于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决策时为什么难以脱下“长衫”，我们也可以从心理账户与沉没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出一个解释。假设某甲和某乙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甲考上了大学，乙则直接就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四年后，甲从大学毕业，一时之间难以找到符合当初上大学时的预期的白领职位，但是可以找到与乙当前正在从事的工作类似的蓝领职位。纯粹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甲或许应该选择接受这个蓝领职位（也就是脱下“长衫”）。但问题是，甲在考上大学时，就对“在本科教育上投资然后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开立了一个心理账户，因此他会把不能找到合意的工作视为这个账户中发生的损失。这里的机制是这样的，甲已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投入了14万元，而乙则分文都没有投入，如果甲也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心理账户的借方记入14万元。心理账户是有“债务厌恶”倾向的，人们更喜欢有盈余的心理账户。这就是说，甲如果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会导致他的心理账户出现14万元的赤字，而这会令他非常不快乐。在中国，这种心理账户的威力，还会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加强。现在，我们的社会在看待“干体力活的人”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许多人明里暗里地“鄙夷”体力劳动，认为只有“坐办公室的”才是正经工作，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去做体力活。当然，这种认知是落后的，蓝领工作与白领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并无高下之分。但在目前，这种社会认知会极大地强化了前述心理账户的力量（特别是学生父母的观念，影响极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沉没成本不但不能快速贬值，反而会继续积累，进而造成更大的影响。下面以《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决策为类比，说明这种激励机制对沉没成本的促进作用。社会激励机制让大学生更难脱下“长衫”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一般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沉没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我们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假设你买了一双鞋子。在购买的时候，鞋子看上去似乎很合脚，但是你穿了一天之后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试着继续穿这双鞋子，结果发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然而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把鞋子退回去了（因为鞋子已经有些磨损了）。既然鞋子不能退回去，你购买时付出的价格就成了沉没成本。塞勒给出了两个推测。第一，鞋子越贵，你勉强坚持穿它的时间越长；第二，鞋子越贵，你即使不穿它，将鞋子留在鞋柜里的时间也会越长。然而，不管沉没成本有多高，这双鞋子最终肯定是会被扔掉的（从长远来看，沉没成本终将会全额贬值，从而不会影响到决策）。因此，要消除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关键是让它快速贬值。前面指出，有些人在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就业，是受到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如果沉没成本能够快速贬值，那么它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就会下降。但是“考公（考编）、考研”的机会及其相关规定会拖延沉没成本的贬值。范进是另一个“读书人”的典型形象，他寒窗苦读几十载，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饱尝落第文人的辛酸和苦楚，到了50多岁仍然只是一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到最后范进终于中举，结果乐极生悲发了疯，幸亏他的屠夫岳父一巴掌把他打醒。范进每参加一次科举考试，都是在教育上继续投资，从而一次次增加沉没成本。这一点一望而知。关键是，当时的社会为他这样的只在“八股教育”上投资的决定提供了极强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范进的继续增加沉没成本的选择可以说是完全理性的！在《儒林外史》描述的那个世界里，除了皇权，只有官绅阶层的地位才是稳固的、尊贵的，而且只要进入了这个阶层，钱财名声等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过来。其他阶层，哪怕是富户、豪强，都可能跌落至底层。因此，对范进而言，只要仍然有一线“中举”的机会，就应该继续投资、继续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数越多，沉没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这种教育“投资”，已经与真正意义上的人力成本积累全然无关了，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无效率的“内卷”，因为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现在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难以脱下“长衫”，可能面临着与范进类似的沉没成本困境，尤其是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考公”上岸的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就业，而选择“考公”近年来，许多人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进入体制；据说，有的地方，“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已经成了流行家训。众所周知，这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关，而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增大，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优质岗位”了。有人曾经将当今的“考公上岸”类比为科举制度下的“中举”。这两者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但就导致沉没成本无法快速贬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励机制而言，两者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例如，公务员考试对“应届毕业生”的优待，就特别容易激励大学毕业生暂时不就业而去参加“考公”，从而加大其沉没成本。许多岗位都要求“只限应届毕业生”报考，而“应届毕业生”实际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毕业生——除了毕业当年的那一年之外，在两年的“择业期”内，如果没有落实工作（没有签订合同、缴纳社保），档案又保留在原学校或者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场，那么就仍然算应届毕业生。其次，服务基层四项目且目前未就业的人员，也可以报考限应届毕业生的职位。“四项目人员”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人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中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他们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2年内，都可报考限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职位。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么毕业后又可以成为应届毕业生，继续享受倾斜政策若干年。现在为了将来“考公”而去报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数。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指出，大学生不就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不肯进入制造行业，“因为来制造业要去培训，要动手。他们不会做企业的事情。”因此，大学生“毕业就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不要技术，只需要磨嘴皮就行了。”是的，中国的大学，由于入学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几乎每个大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大学本身就严重缺乏激励大学生更加努力积累人力资本的机制了。如果大学毕业后，不断“考公”考研，那么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沉没成本，以致许多人越来越脱不下“长衫”。在个人层面，这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而在宏观层面，当然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创新活力下降。然而，在给定当前社会提供的激励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的优越性越来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没成本的陷阱这个责任，完全归咎于大学生自身的观念。

随着通胀阴云挥之不去，当地时间周一，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遭遇最新一轮罢工。这场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将导致大规模交通和机场瘫痪。本次罢工由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威尔第（Verdi）和铁路运输工会（EVG）联合发动，该国 35万名公共交通部门的雇员将进行 24小时的警告罢工，波及铁路、机场、港口、各地公共交通以及高速公路，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员工、教师、护理人员等通勤将受影响。实际上，作为大罢工的前奏，某些地区周日就已遭遇运输中断。德国第二大机场慕尼黑机场 26日已开始为期两天的警告罢工。机场公司称，由于员工罢工，这两天的航班运营将暂停，共有约 1500 班航班受到影响，20万名乘客不得不改变行程。在最新一轮罢工的前几个小时，工会老板和雇主双方僵持不下。工会老板警告称，大幅加薪事关成千上万名工人的 " 生存问题"，而雇主则称工人的加薪要求和由此产生的行动 "...

马云与云谷学校校长交流 来源：云谷教育作者丨程潇熠编辑丨康晓出品丨深网·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马云回国，第一站没有去阿里巴巴集团，而是去了阿里合伙人2017年创办的15年制“非营利性”国际化学校——云谷学校。“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3月27日，马云和云谷学校的校长们聚在一起探讨“技术变革对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时说，ChatGPT只是AI时代的开始，虽然人的体力、脑力比不过机器，“但机器只有‘芯’，而人有‘心’”。类似的观点，马云在2019年与马斯克的45分钟“激辩”中也提到过，他认为想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存下来“爱商”要高。“机器可以取代保姆，但不能取代母爱；机器可以取代护士，但不能取代关爱。”退休近四年，马云离阿里越来越远，离农业与教育越来越近。蚂蚁上市风波后，从2021年开始，马云开启全球农业考察之旅。2021年9月，前往浙江省嘉兴平湖参观农业大棚；10月19日，首次出国前往西班牙考察农业和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技术；10月26日，造访荷兰研究机构，考察农业技术；2022年，参观日本海洋养殖大学，研究海洋养殖技术；2023年年初，马云又被泰国网友拍到参观一家海虾养殖工厂，照片中的马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穿着白褂和雨鞋，肤色黑了不少。2023年3月26日，马云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海外考察，落地杭州，有报道称，由现任阿里董事局主席、CEO张勇和蚂蚁集团执行副总裁邵晓锋专程接机。不过此时不论对于阿里还是蚂蚁集团而言，马云已是局外人。马云隐身，因蚂蚁始，由蚂蚁终马云两年的“隐身”，因蚂蚁集团开始，又因蚂蚁集团而结束。回国两个月前，马云已切断了自己与蚂蚁集团关系。1月7日，《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协议》等多份文件签署后，马云放弃了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三年前后者估值曾高达2.1万亿元。蚂蚁集团相关管理层成员也不再担任阿里合伙人，强化与股东阿里集团的隔离。有前阿里员工告诉《棱镜》自2022年10月起，蚂蚁就和阿里完全隔离、独立，员工内部直接转岗通道关闭，只能离职后再入职；蚂蚁的工牌也进不了阿里集团的园区；此前绩效特别好的阿里员工，年终奖会额外授予部分蚂蚁期权，目前这一激励方式也已取消。有蚂蚁员工在上述采访中乐观预计，整改完成后可重启上市，预测时间从2023年至2025年不等。蚂蚁上市或将重新开启，但马云注定缺席。马云隐身的两年多时间中，随着阿里股价暴跌，马云个人身家缩水了1694亿元。2022年新财富500人榜显示，马云以1327.2亿元财富排名第14位，跌出前十名。而在2022年马云曾以3021.4亿元的身家登顶首富。阿里集团股价从2020年10月最高点319.32美元/股跌到了如今的86.9美元/股（截至3月26日美股收盘），最低点曾达58.1美元/股（2022年10月24日股价）。如今马云的回归只在二级市场引起了短暂的“异动”。马云回国消息确认后，阿里巴巴港股曾一度转涨至5%，带领科技股跌幅收窄，但后续走跌，截至3月27日港股收盘，阿里微跌0.06%，报收85.25港元/股。早在创业初期，马云便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50岁前赚钱，50岁后做公益。从实际行动来看，马云可以说从40岁开始谋划退休。2006年，阿里巴巴引入了职业经理人，41岁的马云将总裁让位给卫哲。2013年，48岁的马云将CEO位置交接给了陆兆禧（花名：铁木真，已退休）。2014年，阿里用合伙人制度代替职业经理人制度，淡化“创始人”概念，马云和蔡崇信设为永久合伙人，其余为暂时合伙人。2015年张勇（逍遥子）接替陆兆禧出任阿里集团CEO。2019年，马云正式卸任董事局主席一职，张勇接任。“为了这一天，我认真准备了10年。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制度传承的开始。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制度的成功。”马云彼时称。交棒张勇一年后，马云从阿里披露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中消失，彻底退出阿里董事会，截至目前，马云在阿里只保留了永久合伙人这一身份。张勇时代：最有权力13人只剩其一张勇全盘接手阿里后进行多次组织架构动刀，如今的阿里可以说是已完全从“马云时代”走出，进入到了“张勇时代”。一位阿里内部人士告诉《深网》，从阿里近两年的人事变化可以看出，张勇大权在握，成为真正的阿里掌舵人。阿里的组织架构近些年一直保持着一年一调整的节奏。2019年前的两次组织架构调整中，张勇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2019年及以后，张勇才称得上是从执行者变成“真正领袖”。2019年12月19日的组织架构变革中，阿里的权力体系被再次集中。拥有向张勇直接汇报权限的高管有所减少，蒋凡及戴珊被赋予更高权限；散落在各个业务主体的投资部（除蚂蚁金服战投部）被全部划归于集团投资部统一管理，包括饿了么、菜鸟、阿里健康、阿里影业等业务的投资部。“曾经在阿里巴巴，不能动的是马云和蔡崇信，现在的阿里巴巴，不能动的是张勇。或许在这次调整过后，张勇会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中供铁军。”一位阿里人士曾对《深网》表示。据《财经》披露，阿里经济体发展执行委员会由张勇亲自牵头，统一阿里巴巴所有经济体战略。成员共计13人，被称作是“阿里巴巴最有权力的13个人”。其中经济体发展执行委员会的13人分别是张勇、井贤栋（王安石）、张建锋（行癫）、蒋凡、胡晓明（孙权）、王磊（昆阳）、戴珊（苏荃）、倪行军（苗人凤）、黄浩、王帅（奔雷手）、邵晓锋（郭靖）、武卫、童文红。马云隐身三年中，这一名单产生了剧烈的变动。据《深网》不完全统计，业务及管辖内容未变的仅有张勇一人。主要业务及管辖内容未变，但因为蚂蚁上市失败正在与集团做更多切割的蚂蚁系三人：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蚂蚁集团执行副总裁邵晓锋、蚂蚁集团CTO倪行军，蚂蚁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业务产生巨大变动的有，受网红出轨事件影响的蒋凡，受蚂蚁上市未果事件影响的胡晓明，受本地生活业绩影响的王磊，随着toB业务变动逐渐掌控更多权限的戴珊，受阿里云“宕机事件”影响离开阿里云转任达摩院院长的张建锋等五人。除此之外，阿里CPO（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将在今年4月1日卸任。武卫卸任CFO，由徐宏接替。公关市场体系负责人王帅此前有消息称内部宣布退休，阿里方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张勇时代”，阿里被拼多多围追堵截、“二选一”重罚、“性侵事件”风波等多个事件重创。淘宝、天猫两大阿里支柱营收与利润同时走弱，阿里“动物园的小动物”们开始自食其力。开源节流之下，阿里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大幅超过市场预期，最新财报（截至2022年年底的202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阿里剔除股权和摊销费用后的利润达530亿元，远高于市场预期的470亿元。马云带回来的农业技术或将帮阿里打开新的赛道。据35斗梳理，阿里数字经济体涉农业务颇多，包括农资供应、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科技服务、乡村数字基建、农产品上行、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物流、新零售等。35斗将其概括为：深度参与农产品种植，服务农产品从农地到餐桌、农资从工厂到农地。同时，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等提供金融、云计算、物流等“基础设施”服务。今年2月23日，阿里投资通用型生物育种平台博瑞迪，瞄准中国种子被长期“卡脖子”的问题。马云曾在2015年提出“亩产一千美金”计划，“我非常尊敬袁隆平先生，他把亩产做到了千斤，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的手段，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把亩产做到一千美元，土地将成为农民真正的财富来源。”

前总理之女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原罪”。文 | 晨　沐2023年5月份，泰国将面临大选。近日，潜在候选人佩通坦·西那瓦（Paetongtarn Shinawatra）已经摩拳擦掌，掀开了竞选的序幕。佩通坦。资料图光说佩通坦，你或许不知道是谁。但说起她的爸爸和姑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意味深长地“噢~”的一声，她是他信的小女儿，以及英拉的侄女。两人都曾担任泰国总理，在泰国政坛树大根深。佩通坦和父亲他信（左二）、姑姑英拉（左三）、姐姐萍通塔（右一）36岁的佩通坦目前已有近8个月身孕。轻松获得民调支持率第一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佩通坦，下一届泰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011986年8月21日，佩通坦出生于泰国知名的豪门华人家族西那瓦家族，祖籍是中国广东丰顺县，祖上姓丘，大约于清朝光绪年间移民泰国，在泰国清迈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她是他信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得意”的孩子。佩通坦排行第三，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早在8岁时，也就是他信还担任泰国外交部长之际，佩通坦就开始接触政治。但直至前几年，她都没有显现出参政的兴趣。拎着爱马仕的佩通坦从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佩通坦在英国萨里大学学习国际酒店管理。英拉出走后，佩通坦接手了房地产开发商上市公司SC，身价超过43亿泰铢。2019年，佩通坦结婚时，泰国国王的大姐乌汶叻公主还到场祝贺。佩通坦在婚礼上挽着父亲他信。图源：亚洲新闻台在2021年以前，佩通坦更像一个“名媛”。从她过去在社交平台上发的照片可以看出，佩通坦常常化着精致的妆容，到处吃喝玩乐；她是香奈儿的忠实粉丝，出门游玩也有私人飞机接送。佩通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而在与父亲他信的合照中，佩通坦也总是妆容得体，喜欢散下长发，依偎在父亲肩头。佩通坦和他信合照2021年10月，佩通坦步入政坛。据彭博社报道，她现在担任泰国最大反对党泰党（PheuThai）的公众参与和创新事务首席顾问，领导该党的宣传与公关事务。目前，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有50多万粉丝。从政后，佩通坦晒出的穿着变得亲民朴素，也会发布自己的竞选照片。佩通坦挺着孕肚参加大选活动据《曼谷邮报》报道，佩通坦承诺要完成他信和英拉在任期间未竟的事业。在泰党“大胆地想、明智地做”的竞选口号下，佩通坦宣称继承他信和英拉的政治衣钵。她在近期的竞选活动中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对公共服务进行补贴，建设高速铁路系统以及应对干旱和洪水的基础设施，这些承诺与他信和英拉执政时期的政策相似。“有些是未竟的事业，有些是正在恶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佩通坦称。除了政界资源丰富之外，西那瓦家族还是泰国数一数二的巨富，足以支持家族成员在各行各业风生水起。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佩通坦政治生涯中强大的助力。据外媒3月20日报道，佩通坦的支持率为38.2%，是现任总理巴育的两倍多（15.7%）。泰国总理巴育。资料图此番佩通坦“强势”宣布参选，不禁让人联想她会不会是“下一个英拉”。而如果她能顺利当选，也将会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02众所周知，“他信”家族前后出了3位总理。据公开资料显示，他信是泰国第23任总理、泰党创立人、前泰国皇家警察中校和商人。他信的妹夫颂猜·翁沙瓦是泰国第26任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是泰国第28任总理，也是泰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一家出了三个总理，左起为颂猜·翁沙瓦、他信、英拉。2001年，他信当选泰国总理。他信政府一直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说农民是国家的心脏。他信这样做显然得罪了中产。而泰国是君主制国家，国王掌握着军权。泰王的权力根基又是上层精英，并不是农民。因此，矛盾自然产生。2006年，他信政府被指滥用职权，引发国内持续的抗议示威。2007年，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泰爱泰党在大选中舞弊违宪，责令其解散。他信本人长期流亡海外。2011年，妹妹英拉当选总理。她一如既往地执行了哥哥的惠农政策。而且并无避讳，直截了当。2014年起，英拉上台后推行的政府大米收购政策被批评导致国家财政亏空以及滋生腐败。同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以滥用职权和违反宪法为由解除英拉总理职务。随后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英拉同样流亡海外。许多泰国人并不希望看到西那瓦家族“卷土重来”。毕竟家族三人三段执政时期可谓毁誉参半。支持者称该家族推动泰国经济发展，改善民众收入状况。批评者称这个富豪家族任人唯亲，中饱私囊，利用民粹主义政策来收买低收入群体。支持者手持他信和英拉的照片。因此，前总理之女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原罪”。目前，我们无法推断佩通坦是为父辈们“复仇”才参与竞选，还是家族血统就是偏好从政。但即使如愿当选总理，佩通坦的前景也并不明朗——她面临的政治局势，比父亲和姑姑执政的时候更加复杂，而农民也将会是她绕不开的政治话题。佩通坦与地方选民合影。佩通坦能否顺利登上总理之位，她又能不能坐得稳当？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