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斌（音）和女儿穿越了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达连峡谷，于今年3月抵达美国。他在路上试图安慰生病的女儿，女儿呕吐、肚子疼。 今年2月24日，高志斌（音）和女儿离开了北京，去寻找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在接下来的35天里，他们坐飞机、火车、轮船、公交车，加上步行，途经九个国家，于3月下旬抵达美国本土。那时，高先生的体重已比出发时轻了近15公斤。 行程中最恐怖的部分是徒步穿越巴拿马名为“达连峡谷”的险恶丛林。39岁的高先生说，上路的第一天他就中暑了。第二天，他的脚肿了。由于脱水和没有力气，他只得扔掉帐篷、防潮睡垫和换洗衣服。 后来，他13岁的女儿生了病。她躺在地上，不断地呕吐，脸色苍白，还发着烧，她用双手捂着肚子。高先生说，他认为女儿可能喝了不干净的水。他们缓慢而费力地在泥泞、险恶的达连峡谷雨林里行进，每走10分钟就休息一下。直到晚上9点才到达了目的地——巴拿马的一个露营地。 高先生说，他觉得除了离开中国别无选择。 “我认为只有来到美国我们才安全，”他说。他还表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把国家带入饥荒，甚至有可能带入战争。“这是保护我和家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说。 据巴拿马移民当局，今年走穿越达连峡谷路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数量上仅次于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线，以前主要是古巴人和海地人使用，此外还有少数尼泊尔人、印度人、喀麦隆人和刚果人。中国人正在逃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中国人正在通过学生签和工作签等合法渠道移民，以逃避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政治压制，走达连峡谷路线移民的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走这条路线的人大都使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指南：徒步穿越达连峡谷，再越过几个国家的边界后进入美国，入境后向美国边境官员自首，被送进关押非法移民的监狱后，用如果返回中国会遭受迫害的可信理由申请庇护。许多人会在几天内获释。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接受后，就能在美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的逃离是在用脚对习近平的统治投票，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他曾在2021年吹嘘“东升西降”，说事实证明中国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民主制度，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 我今年采访的每个穿越达连峡谷（中文叫“走线”）的移民都来自中下阶层。他们说，他们担心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他们会陷入贫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自己或孩子的未来。 在习近平的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打击的对象。如果你是基督徒、穆斯林、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你会有麻烦。如果你是抗议老板拖欠工资的工人，或抗议开发商迟迟无法交房的房主，或“翻墙”上Instagram的学生，或被发现读禁书的中共干部，你都会有麻烦。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财年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已超过2.4万。而过去十年非法穿越南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移民只有不到1.5万。 因绝望走上达连峡谷移民路线的中国人数量猛增，是一个长期模式的逆转。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数百万中国人为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自由的社会而移民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随着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一些控制，大批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回国。那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快速增长，还有很多就业机会。 直到2018年9月前，高先生曾一直是一个中国式的成功故事。他在山东省的一个村子长大，2003年去了北京，在一家电子设备厂的装配线上当起了农民工，每月大约挣700块钱。高先生凭借街头智慧，靠帮助工厂和建筑工地雇人赚了钱。 2007年，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有100多个小房间的楼，出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一年有约20万元的收入。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还把父母也接到了北京。 2018年，当地政府要将土地收回用于开发。高先生拒绝了。当局对楼断水断电，并将厕所污水抽进院子，迫使住户离开。他赢得了针对政府的行政诉讼，但没拿到任何赔偿。他去上访，结果他和家人遭到骚扰、威胁和殴打。为了让当局放过妻子，他与她离婚。 接下来的几年里，高先生靠打零工谋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上访和学习法律上。疫情期间，生活变得非常艰难。高先生仍和前妻住在一起，今年1月，两人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在他有四个孩子，但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他已智穷计尽。 今年2月，高先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中国人走达连峡谷线进入美国的帖子。他和女儿申请了护照，几周后他们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大多数中国人从那里开始他们去美国的行程。 我采访过的另一名穿越达连峡谷的移民是钟先生。由于担心遭报复，他只给出了自己的姓氏，他的背景与高先生的相似。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四川省的一个村庄走入城市，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16岁时接受了厨师培训，后来在中国各地的餐馆工作。他在疫情期间遇到了经济困难。2020年，为了支付每月约6000元的房贷和车贷，他在一家工厂的装配线上找了份工作。 钟先生今年30岁出头，他的麻烦始于去年12月。警察在拦住他的车进行例行酒精检测时在乘客座位上看到一本《圣经》。他们对钟先生说，这是一种邪教，并把《圣经》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警察拿走了他的手机，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他后来发现，该应用程序对他的行迹进行了跟踪。 去年圣诞节那天，钟先生和三名基督徒同伴正在家中祈祷时，四名警察闯了进来。他们被带到警察局，遭到了殴打和审问。 和高先生一样，钟先生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达连峡谷线的帖子。他借了大约7万元人民币，于今年2月22日离家出走。 他说，一路上他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达连峡谷度过了他的第一天后：他躺在帐篷里，非常后悔，觉得这条线太难走了。第二次是在他和一名中国移民同伴骑着摩托车，冒着倾盆大雨穿越墨西哥的三天期间。第三次是他被关进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非法移民中心时。他申请了庇护，但不知道他会在那里关多久。他以为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七天后，他就被释放了，得以飞往纽约。 他来到纽约皇后区的中国移民聚居地法拉盛后，感到很失望：这个社区既破又贵。“我以为走线就够难的了，”他今年4月初说。“到了美国重新开始更难。” 没过多久，钟先生就搬到了阿拉巴马州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他是在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成都附近长大的，现在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感。他说，他在一家中餐馆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天也不愿意休息。他学会了做左宗棠鸡和其他美式中国菜。这里的工资比国内好很多，他能把更多的钱寄给国内的家人。每个周日，他都参加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一个教会主持的在线礼拜，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是另一个有大量中国移民的社区。 他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人问中国移民“你为什么去美国？难道你对你的工资、福利、生活不满意吗？”后者回答：“对，我非常满意，但只有到了美国我才能说自己不满意。” “我在美国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他说。 高先生和他的女儿正在旧金山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我们今年4月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帮助他们在旧金山使命区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找到了收留所。 他们能在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待在那里，在体育馆地板上铺的垫子上睡觉。白天要带着他们所有物品离开。高先生的女儿来到旧金山后不到两周开始上学。他希望女儿有朝一日能回国去看母亲。 他们现在已搬进收留所的一个单间公寓。高先生后来获得了工作许可，他买了辆车，开始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送货。每送一个包裹挣两美元。送得越多，挣得越多。 他多次表示，自己非常感谢离开中国后遇到的善意。他和女儿曾被被抢、受过勒索，还有人朝着他们的方向开过枪。但也有陌生人送给他们瓶装水和食物。在敞篷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后，他们遇到一对墨西哥夫妇，他们坚持要他和女儿在他们家洗个澡。 高先生说，今年11月的一个周三，他凌晨4点就起了床，送了100多个包裹，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第二天他请了假。那天，习近平在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会晤，当习近平的车队驶过时，高先生与其他抗议者一起站路边，用中文高呼，“习近平，下台！”

俄罗斯正试图在全球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展开对阿联酋和沙特的访问，希望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之际，在中东得到两个与美国结盟的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支持。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总统专机周三（12月6日）降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国际机场。俄罗斯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普京在停机坪上受到阿联酋官员的欢迎，随后在骑兵护送下前往总统宫殿。 普京因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孤立，他正在中东寻求盟友，并将与中东国家讨论石油、贸易和以哈冲突等议题。普京预计周三访问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周四在莫斯科接待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Raisi）。 普京在抵达时对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表示：“由于你们的立场，我们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普京上一次访问阿联酋是在2019年，当时受到了时任阿布扎比王储谢赫-穆罕默德的热烈欢迎。此次访问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继访问伊朗和中国之后，第三次出访前苏联以外的国家。 今年3月，普京因战争罪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他被指控绑架乌克兰儿童。为了避免被逮捕，普京缺席了8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也未出席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20国集团（G20）峰会。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条约，这意味着它们没有任何义务在普京踏上其土地时对其实施逮捕令。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俄罗斯与欧亚高级研究员古尔德-戴维斯（NigelGould-Davies）指出，“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普京现在讲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自信。” 俄罗斯的防线在很大程度上抵挡住乌克兰利用西方国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所发起的反攻，而西方国家正对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进行辩论。 另一方面，随着石油收入的反弹，莫斯科已开始适应西方制裁。 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称，阿联酋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经济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90亿美元。。 此次双边会谈还将重点讨论能源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作为欧佩克（OPEC）10个伙伴国之一，此前已表示将额外自愿减产。克里姆林宫表示：“几乎所有主要领域都正在发展有前景广阔的项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但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说明普京是否会参加任何相关活动。 深化与中东国家关系 在普京到访之后，阿联酋将于周五和周六迎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莫斯科正推进与能源丰富和有具影响力的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与沙特阿拉伯。 普京预计周三晚些时候前往沙特，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Salman）就贸易和石油等一系列问题举行会谈。 克里姆林宫在会谈前表示，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合作是“维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和可预测局势的可靠保证”。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以哈战争等国际局势议题。 克里姆林宫称赞“与沙特王国保持对话对于维护中东和北非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两国领导人还将“考虑如何推动冲突降级”。 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返回莫斯科后，将于周四与伊朗总统莱希举行会谈；面对西方制裁，两国将加强经济和军事联系。 普京是否出席COP28？ 普京访问阿联酋之际，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苏纳克等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刚在COP28大会上发表讲话。长期以来一直是普京盟友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在会上发言。 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周三在报道中并未提及普京是否可能前往COP28会议举办地点，只援引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YuriUshakov)称，普京抵达阿联酋并与谢赫-穆罕默德举行“宫殿会晤”和一对一会谈。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报道称普京可能会在气候对话中露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言人赛尔（AlexanderSaier）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不清楚普京先生是否会来参加会议，但我还需要向东道国外交部核实”。他拒绝就联合国警方是否有义务实施逮捕的问题作出回答。 阿联酋COP28组织委员会将相关问题提交给阿联酋外交部，但后者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在经合组织主办的PISA国际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中，新加坡遥遥领先，澳门、台湾和香港也名列前茅。欧洲国家则大幅滑落。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新比萨PISA国际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是2022年进行的，对81个国家的69万名学生进行了测试。不过，报告也显示，表现最佳的国家的学生未必更快乐。 比萨PISA调查由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进行一次，测试的是15岁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该组织教育分析师艾琳·胡（IreneHu）表示，在这次调查中，学生的总体表现大幅下滑，程度前所未有。 在这次的测试中，新加坡在三项--数学、阅读和自然科学均居首位。PISA报告称，测试结果显示，从平均水平来看，新加坡学生相当于比其它国家的同龄人超前了三到五个学年。 另外五个亚洲地区--澳门、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在数学上仅次于新加坡，在阅读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名列前茅。 OECD驻柏林办事处（BerlinCenter）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上一次的PISA调查中，中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参加了测试。但这次中国大陆因疫情学校关闭没有参加调查。 亚洲学生害怕失败 这次的调查中，经合组织也首次对学生是否快乐进行了问卷，比如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对生活的满意度，所获得教育资源，心理健康，承压能力，社会关系，学习与生活的平衡等。 PISA报告写道，比如数学表现最佳的新加坡、澳门和台湾，许多学生表示很害怕失败，也较少参加课余活动比如体育运动。这三个亚洲经济体70%以上的受访学生对他们所认为的失败很忧心。他们也表示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们。 相比较之下，PISA测试平均分较低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秘鲁，学生们经常有较少的焦虑，而更重视体育。报告认为，这显示，即便是PISA名列前茅的国家，也有改进的潜力。心理健康、社会互动以及接触不同的文化，都对学生的状态、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总体的幸福感有着影响。 此次的PISA测试除亚洲表现良好以外，其它地区都大幅下滑。比如德国、冰岛、荷兰、挪威和波兰在数学上的表现都明显下降。欧洲表现最佳的是爱沙尼亚。欧盟两个最大的国家德国和法国排在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和英国之后。

近日，在经过各环节评选后，吴敬琏先生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个奖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学者。吴老在领奖时表示，“我们现在还面临很严重的爬坡任务，希望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吴敬琏曾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日报》曾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那就是吴敬琏。” 93岁高龄的吴敬琏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他的焦虑和不安常常来自对国家命运的牵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老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财经》：若要重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议程，在改革大方向或者叫做“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要进一步讨论各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了。 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财经》：国有经济的垄断，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垄断，即国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倾斜政策所支撑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压制竞争对手；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保护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国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国有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限制竞争。 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财经》：根据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过去的经验，不少人担心，如果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 吴敬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监督比较有力，或者采取的办法比较得当，国有经济改革的效果就比较好。消极地避开改革，并不能免除权贵以其他方式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危险。 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财经》：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 吴敬琏：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财经》：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这样一个大课题了。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财经》：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国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国家辛迪加”的许多遗迹。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公害”。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但是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注意。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财经》：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损害市场竞争，应当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财经》：由于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日益繁复多样而且变动很快，为了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除了法院的执法，还出现了其他执法形式，如行政监管这种准司法的执法形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在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加以解决。 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财经》：不管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而且诸多社会矛盾也无法解决。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the rule of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ruleby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财经》：不过，民主制度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宾式的民主。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哪里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财经》：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财经》：如果说，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内容。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吴敬琏：对。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财经》：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放弃部分权力和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权力和进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他们或者竭力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阵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进自己的私货，把改革扭曲为新的寻租机会。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2023年12月07日讯】多伦多市第57届圣诞灯节（Cavalcade of Lights）系列活动于11月25日热闹展开，除了一如往常的在市府前的Nathan Phillips Square广场为圣诞树点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就属舞台上来自台湾的铁四帝舞团的表演。结合台湾特有的宫庙乐音及黑白红绿蓝金的典型配色，再加上动感的街舞原素，铁四帝舞团的表演吸引了现场民众的目光。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3/12/id14131434-682af37cbef5c1c8d39a3514812e0dbe.mp4 铁四帝舞团的服饰采用了庙宇典型的黑白红绿蓝金配色，舞者面容呈现的是八家将的脸谱特征。表演中，点兵点将，并以中文逐次介绍甘柳谢范将军，他们脸谱不同，手持戒棍法器也各异。年轻舞者时而手挥羽扇“照面”换位，时而挥舞旌旃，脚踏八家将特有的八字步，融合街舞元素，让传统文化以新的面貌与现代接轨。 现场，锣鼓唢呐齐呜，融入电音，再加上摇滚，台湾特色的宫庙乐音动人心魄。当晚气温接近零度，舞者或刺或踢身手俐落，尽情展现台湾人的热情与活力，赢得现场观众的欢呼与肯定。就读多伦多大学的台侨Tina直呼：“这个表演太酷了，台湾就是赞！” 铁四帝舞团成军七年，致力于推广台湾的“家将文化”、“庙宇文化”，过去曾前往多国推广演出。此次是首次，也是唯一受邀参演“加拿大多伦多灯节晚会”的台湾团体。铁四帝舞团表示，此次演出除感谢多伦多侨教中心协助本地的交通安排外，还有台湾商会前会长钟文权先生慷慨解囊赞助访团生活费，使得铁四帝舞团能顺利来多伦多演出，不但接触更多的年轻侨民，也让台湾文化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中留下了美丽的印记。◇ 责任编辑：吴玌

2023年将尽，美国的乌克兰援助拨款将快将用尽。白宫的预算办公室12月4日就去信国会严词警告，直言美国已经没有钱，也快没有时间，指出97%的军援拨款已经耗尽，美国目前对乌克兰的军备输送已经受到限制，如果国会不通过拨款，俄军胜利机会将会增加。拜登近两个月前已经提出了600亿美元的援乌拨款要求，此拨款还跟援助以色列、台湾和加强美墨边境移民管控的项目綑绑，合计达1,100亿美元，希望立场各异的国会议员能各取所需。但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两次临时拨款法案之中都迴避了向乌克兰追加拨款。为了亲自游说美国国会，泽连斯基12月5日原本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Schumer）的安排下与参议员举行闭门视像会议。而舒默也试图在较为支持乌克兰的参议院中推动上述1,100亿美亿拨款法案的通过，但以往一直力挺乌克兰，甚至曾支持拜登的綑绑法案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McConnell）此刻却重返共和党大队，要求援乌拨款要同恢复特朗普时代边境移民政策綑绑，单单是拜登新增边境管控拨款并不足够，而是要兴建新的边境围牆、收紧难民资格等等。这些条件民主党当然不能接受。以往多次投票反对援乌拨款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MikeJohnson）亦表明援乌拨款要与边境移民政策綑绑，并要求白宫提交援乌拨款具体运用情况的具体资讯。眼见共和党人反对援乌立场坚决，泽连斯基自己也免得自讨没趣，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原本同美国参议员举行的闭门视像会议。不少分析都认为，共和党反对援乌的态度主要是出自特朗普式“美国优先”（AmericaFirst）的“孤立主义”，主张美国不要再插手海外事务，以美国人民的即时利益为先。人们普遍预期，特朗普如果2025年真的重返白宫，其第一步就是抛弃乌克兰，任由欧洲自生自灭。可是，奇怪的是，在援助以色列的问题上，共和党却是立场一致的力挺。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发生之初，特朗普曾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Netanyahu）“准备不足”、黎巴嫩真主党“非常聪明”，马上引来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NikkiHaley）、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等共和党总统初选角逐者的猛烈批评。如今，眼见民主党内部因为以巴冲突的不同立场而陷入分裂，特朗普的说词已回到了利用以巴冲突去攻击民主党人“挺以不力”的共和党主线。不同民调也显示，共和党选民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明显高于民主党人。例如在上月的一个NPR民调中，有79%共和党人同情以色列人多于巴勒斯坦人，而此数在民主党人中只得45%。这种差距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却刚好相反。一些以美国孤立主义维度去分析共和党民情的评论，也开始以“半调子”弧立主义等用词去调侃此刻被特朗普化的共和党政治倾向。为何“美国优先”的共和党人愿意力挺以色列，却不愿意支持乌克兰？箇中原因，各方都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影响，他们相信巴勒斯坦是圣经中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有人说这是种族或宗教歧视，以巴冲突给人的印象是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对抗，是自由世界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而俄乌战争则是白人打白人。有人认为这是出于以色列政治右翼主流与美国右翼的天然意识形态契合。有人认为这显示出美国右翼对于以色列这个坚实中东盟友的重视，而相较之下，乌克兰只是俄罗斯与欧洲的缓冲区。这些说法都各有道理，例如特朗普自己就多次提到福音派基督徒选民的影响。例如，他在任内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搬到有主权争议的耶路撒冷之际，他就公开表示他这样做是为了“福音派”；又例如他在最近的演说中，曾声言他不能想像“任何爱以色列的人——老实说，福音派实在很爱以色列——会投票给民主党”。然而，从2024年的大选策略来看，共和党力挺以色列却反对援乌克兰的政治路线，还有一个更犬儒的解读：他们想要达成的政治效果是，一方面使乌克兰变成拜登的第二个“阿富汗”，另一方面依靠长期流血不止的加沙冲突来分裂民主党，使拜登失去民主党左翼和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失去了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年春天一到，在欧洲客观上也无力取代美援的背景之下，乌军恐怕难以抵降俄罗斯的大规模攻势，最终无论是在战场上惨败，还是在绝对劣势之下被迫重返谈判桌，这将构成拜登欧洲政策的重大挫折，美国24小时新闻频道和社交媒体上将会充斥乌克兰战败求和的画面。大家不要忘记，拜登支持度大幅滑落而持续低迷的交叉点，正正是出现在2021年8月塔利班攻克喀布尔、外国人和阿富汗人聚集机场慌亡逃难的时候。而保留血腥的以巴冲突在国际新闻头条上，则能时刻提醒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主党左翼和传统上倾向支持民主党的穆斯林选民，拜登对巴勒斯坦人是如何麻木无情。虽然这些选民不太可能会将选票投给特朗普或共和党，但只要他们不出来投票，在美国两党制的“零和游戏”以及选举结果往往取决于摇摆州的十数万票差距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和共和党将有更大优势击败拜登和民主党。上述这种对于共和党的解读，当然没有共和党人会宣之于口，但箇中逻辑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精明的选举计算。

北本那比一家企业上月于24小时内被人爆窃两次，被人偷走价值超过50万的设备。本那比皇家骑警今日表示已经追回相关赃物。骑警指出，该店是位于Still Creek Avenue 夹Douglas Road附近的一家企业。案件发生在11月13日早上6点左右，有贼人闯入了该企业并偷走了价值约50万元的专业测量设备。在案发后的21小时，同一间企业再次被人爆窃，这次就有3万元的专用设备被盗。在11月15日，本那比皇家骑警打击罪案组对Mission市的三间房屋执行搜查令，并搜回被盗的设备。警方指，他们还扣押了三辆车，并以入室盗窃罪名逮捕了一名男子和女子，但目前该两名疑犯已获得释放。骑警表示，案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北一女加拿大校友会两年一度的艺文双年展上周六在台加艺廊开幕，双年展主题是『绿艺盎然』，有多达20件校友及眷属们的创作参展，包括画作与摄影作品。一些业馀的校友画家，利用闲暇时间创作，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力，注入丰富的情感，表现不同的美感，叙述动人的故事，值得细细品味。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金康丽校友与同是艺术家夫婿何汝楫于10月时，为校友们开班授课国画秘传班，教授中国水墨画，以木片为画布，传授黄君璧画法与中国抽象水墨画法，校友们的成果，也参与此次展出。短短的两堂课，启蒙了校友们对中国水墨画的兴趣，期许下次双年展，能够展出更成熟的作品。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邱建义组长、侨务组黄庆育秘书，加西艺术家协会会长蔡霞芬，艺术家金康丽、何汝楫，甘锦城与校友及眷属共40多位，共聚一堂，现场艺文气息浓厚，欢乐融融。艺文展同时准备了精致的笔记本，将每件作品展出在笔记本上，欢迎校友们购买。『绿艺盎然』艺文双年展，即日起至2024年1月11日在台加艺廊展出，欢迎大家莅临欣赏。台加艺廊地址是8853 Selkirk St. Vancouver。连络电话是604-267-0901。

从视频中可见2名男子在镜头未关的情况下大打出手（红框处），顿时上演起武斗片。 图／撷自YouTube@JARUJARU オンライン授業、小さい画面で派手にケンカするやつwwww草 pic.twitter.com/7Q5fVxrGXA— 馬壹晨 (@BoJack83473397) December 4, 2023 日前有一则视频在社群平台X上广为流传，疑似日本的一场线上座谈会中，有2名男子在镜头未关的情况下大打出手，顿时上演起武斗片。但让网友吃惊的不只是那2人，还有其他13名目睹全程的参与者，竟仍一脸正经地继续讨论，让不少人惊呼：“为什么日本人这么能忍笑”。有网友贴出一则视频，疑似正在举行一场线上讲座或说明会，当14名参与者讨论正事到一半时，画面中突然有陌生男子闯入某位成员家中，接著2人便开始扭打互殴，双方打架难分轩轾，堪称“神仙对决”。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左上角的讲师，只见他探头近看一脸疑惑，却仍继续淡定讲课，其馀12人虽然也不动声色，但眼神明显飘移，一直到视频最后才有几人忍不住撇头偷笑。视频曝光后，获得网友热烈回响，“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蹦住（表情）”、“好尴尬啊”、“他们为何不笑呢？”、“要怎么做到不笑？我笑疯了”、“这就是有浏海的好处吗？头往下一甩，谁都看不到偷笑”、“日本人真是能动能静”、“格斗解说啊，现场直播”、“要打就要打得华丽”。不过，底下有网友解惑，指出该视频应是出自日本搞笑艺人组合JARUJARU，只是近日又重新在社群平台上流传，“日本有很多恶搞节目，这打得太搞笑了”、“YouTube上的一个节目”、“都打空气，肯定假的恶作剧”、“这是那个搞笑艺人专门做的，我记得还有一个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