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山火雾霾持续侵袭纽约，气象学家预计本周末情势会因降雨好转，但烟雾或将笼罩整个夏天；雾霾导致纽约市医院哮喘病急诊室病患飙增一倍，机场航班大量延误或取消，公校也与游乐园、动物园、百老汇一道被迫紧急关闭。纽约空品蝉联全球最差突如其来的山火雾霾打乱着纽约市的正常步伐，使该市的空气品质在8日蝉联全球最差榜首；截止昨日下午，仍因处于“不健康”范畴而遭纽约州环保厅(TheNew York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持续向市民示警。周末降雨 情况或可改善市长亚当斯(EricAdams)表示，情况或许会在9日早晨或白天好转，并在周日(11日)恢复如常。然而气象学家却并非如此乐观，“尽管周末和下周初会因降雨而缓解，但未来几个月，起码整个夏天，纽约都不得不忍受这种烧烤般的烟雾缭绕。”美国私人天气预报公司AccuWeather安德森(BrettAnderson)说。糟糕的空气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根据市卫生局最新数据，已经有超过300名市民因突发哮喘涌向医院急诊室就诊，比雾霾来之前的人数飙升一倍，成为4月下旬花粉季以来的最高值。霍楚强烈建议待在屋里州长霍楚(KathyHochul)及相关卫生部门均强烈建议人们待在屋里，尤其是容易受空气污染影响的小孩、长者和呼吸道疾病患者，并嘱托民众外出时，最好配戴N95或KN95口罩。市消防局(FDNY)在8日早上开始在全市五大区发放免费N95口罩，详情可参考https://twitter.com/FDNY/status/1666653237498224641。教局允公立高中转网课原定要于9日到校上课的公立高中生，也在8日中午接到市教育局的紧急通知，允许高中可在9日转为远程教学。市教育局表示，由于9日是公校的文员日(ClericalDay)，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生可正常休假；高中生则可改为居家网课，教职员工可远程办公，除了部分校园食品工人必须到校工作。百老汇演出、户外体育项目、动物园、游乐场等，也纷纷取消了近期的活动，恢复时间未知。甘迺迪机场(JFKAirport)、拉瓜地亚机场(LaGuardia Airport)、纽瓦克国际机场(Newark InternationalAirport)部分航班遭取消和延误，机场发推特建议乘客提前与航空公司连络，了解航班运行状况。

真人版“小美人鱼”在日本时间6月9日于日本公开上映。对于这部由高人气动画翻拍的真人电影，光在上映前就出现了许多讨论声量。不过就在上映前不久，日本迪士尼突然发出紧急公告，表示这部片的闪光场景，很可能会造成观影上的不适，要影迷多加留意。根据日本媒体“体育日本”报导，就在小美人鱼即将上映的6月3日，日本迪士尼突然发出公告，表示对光线敏感的观众在看这部片时，部分像是出现闪光的场景，可能会触发像是光过敏性发作，或者是癫痫等症状。因此呼吁对于光敏感的影迷，在进场前要再三审慎评估。对于这项警告，日本网友认为“西方电影好像很常有类似的状况，重点应该不是闪光，而是激烈的运镜”、“其他国家都很早就上映了，怎么现在才发布警告”、“技术上来讲还是上映前就讲了，所以没问题”。除了日本之外，“小美人鱼”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上映约三周时间。尽管不少外媒影评盛赞电影及女主角海莉贝利（HalleBailey）的表现，但剧外却出现许多讨论，质疑女主角的人选是否恰当。而本片在中、韩的票房也不理想，就看现在日本上映之后，能否在日本市场扳回一城。

今年高考的大新闻来了。很多河南考生反映，考场发的笔很不好用，换了两支都不行。有不下水的，也有墨水下得太快不容易干的，卷子和手都弄脏了。有些学生还会担心因此影响成绩。很多家长知道这事，都很气愤。（具体聊天记录截图就不发了）原因很清楚：几年前，河南为了防止作弊，就统一发放文具了，学生自己不能带笔。这个政策搞了好几年了，也许时间久了就放松了，反正今年的笔出问题的很多——在网上，这被称为傻笔。网友都在质疑招标问题，为什么就不能选好一点的笔呢，哪怕是贵一点，自己出钱也行啊。我不想使用“傻笔”这个词，这一点都不幽默。作为一个从河南考出来的学生，在这样的事情中能感受到的只有残酷。记得当年我考试的时候，最怕自己的笔出问题。可怕的是，考语文的时候，我的笔就出问题了。换了一支，发言颜色有一点差异。我很担心，阅卷老师会不会认为我是故意给试卷做标记？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心理。你一个贫民子弟，谁会相信能做什么标记？等到分数出来，我考得不错，我舅舅却愁容满面来到我家：“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找一下，别被人顶替了呀。”我们总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竞争太激烈了，你必须想办法击败其他河南考生。北京上海的升学率和你无关。在这种激烈竞争下，或许真有人用自己带的笔作弊？我没搜出什么报道，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手段。但是，河南省教育厅的“防作弊”措施一定是全国一流，他们还出台文件，打击“高考移民”，其实哪有外省的人跑到河南考试呢。这种所谓“防作弊”手段，只是加剧河南考生的内卷而已。我们不但升学率更低，能考上的好学校更少（长期以来省内都没有985，后来郑州大学评上211，疯狂扩招，也许是国内最大的211大学吧）。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外部阻力”，包括不能使用自己的笔，或者突然发现邻座安排了领导的孩子。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境遇。可能有两种高考，一种是全国高考，一种是河南高考。这两天，很多朋友在讨论“读大学是否能实现阶层跃升”，或者是否能够改变命运。我不太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对“河南考生”来说，答案和外省又是不同的。想起当年我和弟弟高考的时候，叔叔说：“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考出河南。”这是我们填报志愿的第一原则，可怜的是，在那之前，我们连省会郑州都没去过。“出河南”，外面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而且我们知道，河南除了豫西外，是一个大平原，但是要真正考出河南，又无比困难。历史上的“出河南”，大部分都是“逃荒”，比如电影《1942》所描绘的。要堂堂正正考出河南，实在太难了。当然，这种执念是有问题的。比如，你考到内蒙或者甘肃，估计也比河南好不了多少。但是，而是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叔叔的建议还是很有道理——能够考出河南，或许就算改变命运了。每一个考出去的河南考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没能考出去，或许会更不容易。如果有可能，如果能有顺手的笔，能考出好成绩，那就离开河南吧。我突然想起去年富士康的员工步行回家的场景。走在麦田里，脚下松软，这会让脚步沉重。他们要步行回家，这个方向可能错了。河南考生应该努力克服这种故乡的“万有引力”。离开，这就是你爱家乡的方式。

5月30日，美国媒体发了一条不起眼的新闻，按照彭博亿万富翁全球排行榜”十亿富翁指数”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1个富豪的身家，超过了美国联邦政府手上可以支配的现金总数。后者手头只剩下388亿美元（约3026亿港元），远低于5月早些时候的2000亿美元。在这”比美国政府更富”的31人中，有18个是美国人。刚结束访华的Tesla（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ElonMusk），位列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Jeff Bezos）、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Google创始人佩奇（Larry Page）和布林（SergeyBrin）、Facebook创始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另一边，美国联邦政府却面临着付不起账单的窘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Yellen）曾屡次警告，如果不能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在6月5日耗尽资金，无法履行政府职责。两党极限拉扯下，6月3日，终于签署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政府继续借钱，总算短暂度过了这场危机，但也只是暂缓。一边是疫情时代富豪们的狂飙，一边是捉襟见肘的政府，对于作壁上观的普通人来说，这个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去年年初，乐施会发布一项名为《致命的不平等》的研究，疫情后，全球99%的人收入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十大首富身家却暴涨一倍，而一年过去，分化还在持续加剧。疫情时代以来，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被人们忽视：全球大部分财富，被极少一部分人收割了。疫情加剧马太效应美国政府兜里没米，而美国的极个别人却富可敌国，这种景象不光是我们看起来觉得十分奇怪，美国总统拜登（JoeBiden）也早就看不下去了。2021年时，拜登就曾在演讲中提到：”CEO的平均收入过去是普通员工的20倍，如今这个比例是350多倍。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十亿富翁的财富增加了1.8万亿美元。这并不公平。”拜登指出了一个比较尖鋭的社会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来愈大。1980年，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拿到了全国所有人收入的不到10%；到了2015年，前1%的美国人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疫情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马太效应——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更穷，这是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的趋势，而美国政府应对重大危机的方式，通常为推出刺激政策保护资本，让劳动力通过失业等方式承受打击，然后交由自由市场重新配置资本和人力，因此在美国，马太效应也很显著。如2020年3月美国政府最先批准的两兆美元纾困款项，绝大多数（61%）都流向了大小企业和地方政府，只有三成是分配给美国老百姓的。而贝索斯、盖茨、朱克伯格等超级富豪的财富，在疫情爆发的两个月里就增加4300多亿美元，增幅近15%；疫情暴发一年后，2000万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是有650个美国十亿富翁的身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了4万亿的惊人数字。2021年美联储的数据显示，美国收入前1%的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首次超过了收入在中间60%的全部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总和。疫情期间，欧美各国疯狂降息和印钱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上涨，让富人的身家更上一层楼。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全球底层90%的人每赚1美元，十亿富翁就会赚170万美元。参与编纂彭博社”十亿富翁指数”的记者本·史蒂夫曼说：”在疫情期间发生的（最主要）事情，是很大一部分的财富都被富人收割走了。”然而，这些巨富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却并没有回报社会。巨富避税有道根据美国调查新闻机构”为了人民”（ProPublica，又译为了公众）在2021年的一项分析报告，马斯克、巴菲特、贝索斯等最富有的25个美国人，在2014年到2018年间上交的实际税率只有3.4%。该报告显示，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没有缴纳一分钱的联邦所得税，而马斯克则在2018年没有缴纳所得税。其中，股神巴菲特避税的额度最高。在2014年至2018年间，他的财富增长了243亿美元，但是他只交了2370万美元的税，缴纳的实际税率不到0.1%。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在著作《不公正的胜利》（The Triumph ofInjustice）中指出，现在最富有的美国人缴纳的税率是近5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8年特朗普发布税改之后，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平均缴纳的实际税率为23%，这一比例竟然比美国社会后50%的群体的平均税率24.2%还要低。美国超级富豪享受的税率比教师、工人等职业更低，造成这种”税率倒挂”的畸形状况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富人聚集财富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其持有的资产或股份的升值，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领薪水。例如马斯克就曾发推承认：”我不从任何地方领取现金薪水或者奖金。我只有股票，让我交税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我卖掉股票。”而巴菲特的通常策略是看好一家公司就一直持有，较少卖出，所以交的税也比较少。没卖出的股票属于未实现收益（unrealizedgains），目前美国政府无法对未实现收益征税。所以富豪为了避税，除非迫不得已，通常不会卖出股票。很多人的股票到死都不会卖，然后直接把自己的股份传给后代。那么，这些富豪一直持着股票不卖，到了他们需要用现金的时候怎么办？答案是找银行借。富豪的巧妙策略是，以自己的资产或投资品作为抵押，从银行借出低息贷款。银行知道这些人挣钱和投资的能力很强，所以往往会比较爽快地掏钱。富豪花这些借来的钱，不需要给政府上交一分钱的所得税。例如，马斯克去年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社交巨头Twitter，不是因为他的储蓄账户里有这么多钱，而是因为他拥有的Tesla和其他公司的价值早已超过千亿美元，他可以通过质押股份的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到这笔钱。此外，富豪还有一个最后的避税手段，就是通过个人关系或者花钱买通政客等方式，弄清楚如何巧妙地钻税务相关法律的空子，然后将自己公司的业务重新组合成可以最小化税额的模式。特朗普在2016年参加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时候，发表过一番经典的言论。当主持人问道，他是否在1995年通过汇报多家企业亏损的方式进行逃税时，特朗普非常坦诚地回答：”我当然逃了。希拉里的大部分金主也一样。他们使用了大量的税费减免措施……我比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更了解税法。”特朗普还吹嘘成功逃税这件事显示了他”很聪明”。一直持有资产不出售、借钱生更多的钱、充份了解税法的漏洞，这三大法宝让美国的富人总能比收税官领先几步棋，轻松逃避各类赋税。“不应该诋毁富豪”残酷的现实，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统计，近些年来有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对十亿富翁持有负面看法。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已经有超过半数认为，一个人拥有十亿美元以上的家产对国家并不是好事；过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交的税比实际应该交的更多。不少经济学家也指出，富人应该交更多的税。美国加州伯克利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等人长期主张应当对富豪征收财产税。他们认为，对富豪征税可以防止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王朝”的形成，所征得的税款也可以投入儿童医护、清洁能源等使经济受益的产业。广泛的民意支持，经济学家的背书，但为什么始终不能对富豪加税呢？其背后有相当复杂的政治原因。美国的政客不是没想过这件事。号称”左翼”的民主党中，就有不少政客提议加征富豪税。2021年拜登就曾说：”在疫情到来之前，劳动人民生存得十分艰难，大公司和非常富有的人都过得很好……如果你能赚到数百万或数十亿美元，那很好，愿上帝祝福你。但我要求你们上交和你们资产匹配的税，像中产阶级交他们应该交的税一样。但目前你们并没有这么做。”同年3月，民主党籍的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及公开表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BernieSanders）等联邦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超级百万富翁税收法案》，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征收2%的财产税，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3%的财产税——这里的财产是按照富豪们拥有的财富来计算，无论他们是否领工资或者出售股票。遗憾的是，诸多类似法案很快胎死腹中。首要原因就是缺乏充足的选票动力。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的一篇文章指出，近几十年来，有两位民主党的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成功做到了给富人加税，但他们都在翌年的中期选举中遭遇了挫折。尽管大多数选民在民调中都声称支持对富人征税，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将这件事作为投票的主要依据，共和党也会用各种方式阻挠民主党政客提出的加税方案。今年3月，拜登也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税改计划，其一措施有，对十亿富豪征收25%的最低所得税（包括股票等未实现的资产增值部分）。然而，此时的美国政府，还深陷债务上限的僵局，让民主党不得不在加税问题上让步，计划随之泡汤。民主党内部也并不团结。在拜登提出”十亿富豪税”不久，民主党参议员曼钦（JoeManchin）公开反对说：”我不喜欢对不同的人群区别对待。超级富豪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也为慈善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诋毁他们。”这场政治游戏中，不会有人真正把财富差距当一回事。在美国的十亿富豪中，近一半的人都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这两个民主党的铁票仓（舒默本人就是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这些州的民主党政客害怕加征富豪税，会得罪他们的选民和金主。美国杜克大学会计系教授斯科特·戴伦悲观地表示：”即便国会有足够的政治意愿通过『十亿富翁税』或者其他类似的法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些超级富豪仍然有办法绕过它。”

珠峰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人性的不同面。登珠峰从来都不是单纯比拼体力和专业，而是需要大量金钱支撑。在海拔8300米处，湖南省登山队领队范江涛救下一名女子。为此，他和队友谢如祥承诺夏尔巴向导，只要将这名女子送回C4营地，就给1万美元的奖励，无论生死。幸运的是，女子转危为安，可她却只愿承担救援费中的4000美元。此事一出，引发各方热议。在珠峰救人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方面，因为环境极其恶劣，一不小心就会赔上自己的性命。另一方面，登珠峰实质上是一场金钱游戏，一次至少四、五十万，救人意味着所有投入付诸东流。范江涛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人性闪光的一面，也让我们窥见登珠峰背后的成本和代价。冒着生命危险救人「8000米以上无救援」，是登山界的惯例。这个高度又被称为「死亡区」，空气极为稀薄、气温极低且地形险恶，冰崩和雪崩随时可能发生。遇见这名女子时，范江涛的夏尔巴向导劝他不要施救，可他在走出20米后，依旧选择折返回去救人。因为出发不久，他的体力还很足，氧气和水也消耗不多，于是为女子更换了氧气、补充了糖和水分。救援时，范江涛甚至哭起来。此前，他为登顶投入的近50万元金钱和大量精力，都白费了，任谁也难以割舍。何况，今年是人类首次登顶珠峰70周年，颇有纪念意义。不过，善良战胜了一切，「都是湖南人，我作为领队和指挥，陈学斌（贵州登山者，今年5月18日在珠峰遇难）的事我也比较清楚。当时看到是中国人，下意识地还是要了解一下情况。」可事情的走向，却出乎他的意料。最终，是他和队友谢如祥承担了费用。「救了人，放弃了几十万元，放弃了这么长时间的准备，最后还是我自己出钱。但是我不好多说什么，但我非常想知道这是为什么。」登珠峰为何这么贵？范江涛曾透露，为了攀登珠峰，每名队员要花费约50万元人民币，其中自身装备费、向导服务和氧气费占据大头。登珠峰的费用，为何如此高昂呢？钱主要花在了这4个地方。登山向导（8000+美元）尼泊尔政府规定，所有的外国登山者，都需要配备一个夏尔巴向导，他们的工资超过8000美元。多年来，雪巴人数一直生活在海拔3000米到4600米之间的地带，在高海拔地区的表现比普通人更好。他们会判断什么时候该攻顶、什么时候该下撤，尽量保证游客在山上的安全。历史上第一个登顶的两人小队里，就有一个是雪巴人。这是一份拿命换钱的工作，很多雪巴人死在登山的过程中，留给他们家人的只有可怕的回忆。2014年，16名雪巴人的生命在昆布冰川被夺走，他们一度拒绝继续登山，整个商业登山季都因此取消。装备物资（15000+美元）攀登装备是最能拉开差距的项目，丰俭由人。食物、高山靴、8000米羽绒服、手套、睡袋、背包等是刚需，一个好的高山靴、羽绒服，价格都在五位数以上。氧气也是大头，一瓶氧气550美元，起码要5-6瓶才够用，这次范江涛就给每个队员配备6个氧气瓶。除此以外，还需要一个450美元的氧气面罩和一个450美元的调节器。有数据统计，97%以上的登山者要在氧气上花近4000美元。攀登许可（16000-21500美元）目前，珠峰主要有两条商业攀登路线，一条是从日喀则出发，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另一条是从尼泊尔卢克拉地区出发的南坡路线。因为北坡需要在岩石上攀爬，难度较大，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从南坡攀登。尼泊尔政府会向每位国外攀登者收取1.1万美元的许可证费用，还有2500美元申请费、3000美元联络费、4000美元垃圾押金、1000美元保险。光这些加起来，就已经21500美元了。虽然申请费和联络费可以和团队成员AA，可依旧不是笔小数目。今年3-5月，尼泊尔获得580万美元的许可费，珠峰收入达到500万美元。交通费用（1500美元左右）从国内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交通很方便，成都、昆明、西安、广州等城市都有直达航班，价格从一千多到几千不等。以上海为例，直达加德满都的机票在2000元左右，来回总计约4000元。抵达加德满都后，还需要转机到距离珠峰大本营最近的机场卢卡拉，往返机票300到500美元。卢卡拉距离大本营的这段距离，只能徒步。在路上一周时间，沿途食宿预计500美元。毕竟离珠峰愈近，物价愈高。这些费用都是无法节省的，还有些其他零星费用。比如移动网络，大本营只能用通讯公司的Wifi，10G流量200美元。在去之前，还要进行体能训练等，也需要金钱支撑。也因此，登珠峰的大多数人，都有极强的「钞能力」。在《第三极》一书中，就提到了这一现象：以前登珠峰的人，是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专业登山者，现在则增加了不少40-60岁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去支付庞大的开销。无独有偶，有位叫特蕾莎.库巴卡的数据科学家，专门研究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她发现登珠峰的人数之所以剧增，是受到50多岁男性人口的推动，男性人数是女性的4倍。因为人数激增，去珠峰的费用每年都在水涨船高。刺激与危险并存 300多人永远被留在珠峰这两年，登珠峰成为一件很时髦的事。这项原本属于冒险家的游戏，每年吸引着近10万名游客「扎堆」前往。攀登世界之巅，真的变得容易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刚刚过去的春季登山季，有上千人尝试冲顶珠峰，创下历史新高。然而根据最新数字，有12人死亡、5人失踪，尼泊尔旅游局形容这是「有记载以来最凶险的登山季之一」。因为疫情，前些年很多人的登顶计划被搁置，今年终于成行，但沿途危机丛生。从人类攀登珠峰至今，超过300人在这里遇难，大部份尸体还在失事地点。因为在珠峰处理尸体，实在太难、太花钱了。直升机无法降落，也无法运转，只能依靠人力。保守估计，把遗体从珠峰搬运下来，至少需要14万美元，很多家庭无力承担。因此，一些逝者直接暴露在路边，成为「彩色路标」。1996年遇难的「绿靴子」遗体，一直是东北山脊上的著名地标，遇到他就代表你已经身处8500米。还有一名「睡美人」，是第一位没有借助氧气成功登顶的美国女性，在下山途中因为低温和缺氧丧命。有的尸体无法辨认，只能靠穿着命名，比如一具被称为「牛仔裤」的女子，死于1979年，距今44年了。登珠峰如此花钱，又如此危险，人们为何依旧乐此不疲地前去呢？登山家托马斯.霍恩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那些伴随人成长的异想天开的梦想中，攀登珠峰便是其中之一。我敢保证，珠峰梦绝非我所独有。它是世界的最高点，难以逾越，是许多男孩和男人们追求、向往的目标。」人类可以为梦想付出很多，但还是要衡量自身情况，理性攀登。

8日凌晨，梅西终于宣布了自己的未来——他没有回巴萨，没有去沙特联赛捞金，而是选择加盟了美国大联盟球队迈阿密国际。迈阿密国际的老板，正是贝克汉姆——这家美国俱乐部，也是“老贝”在2018年组建的。至此，梅西和C罗都远离了欧洲五大联赛，一个时代就此别过。梅西选择加盟美国联赛。对于自己为什么选择加盟迈阿密国际，贝克汉姆在接受西班牙《世界体育报》采访时做出了解释，他同时也表示巴萨俱乐部有人不希望他回去。“赢得世界杯后，我更想要平静的生活。”“我整个赛季都关注着巴萨，我永远是巴萨的支持者。我也和哈维聊了很多，其中就有关于一些比赛的。”“我真的很希望能回归巴萨，我对于有机会回归巴萨感到非常兴奋，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在我离开时经历的那些事，我不想再一次遭遇那样的处境。我听说巴萨需要卖球员来降低开支，我不想经历这一切。”贝克汉姆几年前就希望买下梅西。“在我的巴萨生涯中，我曾因很多不实的消息遭到辱骂，我有些累了。这两年我也并不开心，去巴黎对我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影响。”“我和巴萨主席拉波尔塔的沟通很少，肯定有人不希望我回来，就像当时他们不希望我留下来一样。”“如果以金钱为目的，我可能会去沙特。但事实是，我的决定不是因为钱。我也收到了来自其他欧洲俱乐部的报价，但唯一我想加盟的欧洲球队就是巴萨。”

越南华人作者｜雄鹰责编｜Thomas华人是全球最大的海外移民族群，截至2022年总规模达到6000万左右。气候温润，与中国山海相接的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与中国联系紧密。从汉代至唐代的一千年间，越南北部作为中国王朝的领土，大批华人官吏、驻军来到这里。10世纪越南独立后，华人移民越南的浪潮并未停止。▲越南华人会馆华人移民族群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历史走向和经济发展。到20世纪初，越南华人凭借庞大的族群规模成为越南第二大民族，对越南经济发挥着重要影响。二战后，越南剧烈的局势变动致使当地的华人群体规模产生波动。1975年，越南华人规模突破120万，达到历史最高点。此后因地缘局势变化，越南华人数量日益缩减，至2020年已不足80万，在人口继续繁衍的情况下，不到50年间就萎缩了约30%，跌落至越南第九大少数民族。华人群体曾在越南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为何短短半个世纪，越南华人规模就断崖式下跌？▲华人在东南亚的分布一、下安南古代越南的历史与中国紧密相连，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王朝逐步将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版图，生活在当地的骆越人在汉化后，发展成今日越南的主体民族——京族。▲西汉版图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初，越南北部始终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领土。特别是唐朝时期，大批来自北方的官吏、驻军、流放的刑徒来到越南。他们一些人后来选择落户当地，形成越南华人较早的一个群体——唐人（越南语：NgườiĐường）。较著名的有唐德宗时期的宰相姜公辅，他出身爱州（今越南清化），祖先来自中国甘肃。▲越南的姜公辅祭祀10世纪初，大唐帝国在藩镇割据的乱局中灭亡，越南北部趁机脱离了中国的统治。公元970年，越南向中国的北宋进贡称臣。此时的北宋已控制中原但尚未统一中国，对于地处偏远的越南，北宋承认越南独立并与其建立宗藩关系。自此开始，生活在越南境内的汉人成为了海外华人的一支。▲越南北部长期归属中国封建王朝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经历了辽金宋的先后并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1279年正式统一中国。频仍的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流民，特别是元灭南宋的战争中，大量不愿意接受异族统治的南方汉人选择迁居海外，地理相邻的越南成为这批华人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元灭南宋1273年，越南官方史籍中首次出现了华人大规模移民越南的记录“宋人来附……至是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来。引赴京，安置于街媾坊。”越南独立后在经济上与中国依然联系紧密，华商在中越之间往来不断。12至15世纪，越南的云屯、万宁、会潮等商港就成为重要的华人聚居地。受地理和实力限制，越南独立后只能向南方扩张，即今日越南南部地区。随着越南南进并不断蚕食占城等国领土，部分华人移民也随之南下，成为越南开发新领土的主力之一。▲越南南进中国元明易代后不久，公元1400年，统治越南的陈氏王朝被权臣胡季犛架空并夺权。明朝作为越南宗主国，决定出兵越南控制当地局势。明军很快征服了当时越南全境（今越南中北部），时隔400余年再度将越南纳入版图。一度有超过50万的明朝官吏、驻军及其家属来到越南，占当时越南总人口的6%~10%。▲明军进入越南明朝的统治激起了越南的反抗，越南地方豪族黎利领导的蓝山起义让明朝的财政、军事负担沉重。1427年，明朝宣布承认越南独立，黎利建立后黎朝。明朝退出越南后，超过10万被俘明军及家属就此留居越南，成为越南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中叶，中国正处在明末动荡时期。特别是满清政权的崛起与南下，大批不愿接受异族统治的明朝遗民、不愿或因海禁不能回国的商人、谋求生计的农民、小手工业者等接续而来越南定居。由于这一时期的华人移民规模较大，为分化华人势力，越南将为逃避清朝统治而来的明朝遗民称为明乡人。▲19世纪的明乡人当时统治越南的后黎朝已经衰落，郑阮两家权臣分别控制着越南南北，即越南历史上的“郑阮纷争”。郑主占据着富庶的红河平原，通过控制后黎朝君主来把持朝政。而阮主辖境（今越南中部）相对贫瘠，也无法“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对抗郑主，阮主在彻底吞并占城国后，继续向柬埔寨控制的湄公河三角洲扩张。▲郑阮纷争华人移民在政治才能、财力和劳动技术上都能量强劲。阮主为拉拢华人帮其扩张，允许其辖境内的华人保留民族文化，赋予其较大的自主管理权，并许以华人经商特权和一定的免税权利，华人某种程度上成为享受阮氏特殊优待政策的族群。湄公河三角洲土地肥沃，阮主在18世纪初从柬埔寨手中割占这里，为尽快消化新领土，就必须改变湄公河三角洲的民族构成，降低高棉等原住民的人口比重。▲湄公河三角洲土地肥沃大批华人前来，如明朝遗臣陈上川、杨彦迪率众三千帮助阮主垦殖美荻、边和。后又建设堤岸，使堤岸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大米市场。17世纪后半叶，越南铺宪、会安等地就已成为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例如阮主控制的会安大唐街长三四里。1768年，仅会安一地就有华侨6000人，他们都是重要的商贩，从中国运送茶、生丝、瓷器等入越。▲会安古城华人通过不懈努力在如今的胡志明市周围初步形成了一个华人网络，为后来华商在此地聚集打下了基础。明朝难民莫玖被阮主安置于河仙，将河仙开发成为当时越南著名的贸易港口，吸引了大批越南人以及外商到河仙经商，阮主甚至允许莫氏子孙在河仙地区开矿、铸钱。他们将原本的荒地变成良田,使越南农业有了巨大发展。▲河仙政权北方的郑主与清朝接壤，一直担心清军南下介入越南局势，因而对其辖境内的华人有很强防范心理，规定侨居的华商只能在指定地区定居经商，最后干脆要求凡寓居者皆命入籍，纳入当地越民的户籍管理体系。越南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一直试图在中南半岛建立山寨版的朝贡体系。越南不仅在官方层面自称“中国”。而长期占据越南人口80%京族在古代也会自称“汉人”，而越南将周边的少数民族称为蛮夷。▲越南京族分布综合来看，古代越南华人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的朝代更迭、越南的扩张及开发紧密相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华人迁入越南，他们有的逐步融入越南的京族之中，绝大部分则继续保持华人的语言及民族特色。二、“特殊民族”1802年，阮主后裔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此时的阮氏家族不再是避居僻壤的割据政权，但阮朝延续了早先阮主政权的政策，继续接纳华人移民，并借此获得劳动力和经济利益。▲阮朝明朝末年迁入越南的明乡人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虽然仍保留华人语言、习俗等，但在思想认同上已切断了自身与中国的联系，逐步融入越南社会。清朝时期的中国依旧与越南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留着辫子的清朝移民被越南称为清人或北客。1802~1839年间，华人垄断了越南的矿业，例如阮朝时期的几个主要矿场：太原送新银厂 (年产银锭高达200万两)、宣化银矿、嘉定边和铁丘铁矿、越北金矿、承天明浪铜矿、鸿基煤矿等均被华人掌控。▲越南北部大量矿山被华商掌控除此之外，越南南部的边和、美萩、河仙、堤岸四大主要贸易中心都被华商控制，华人在越南的手工业、票号、造船、粮米等行业都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商品不断涌入中国，以闽粤两地为主的破产农民开始大量涌入东南亚寻找工作和生机，进而形成了下南洋的风潮，这也是明末清初后，华人移民越南的第二次高潮。▲下南洋与此同时，1859年后法国不断入侵越南。先后控制了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红河平原。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击败清朝，清廷被迫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全境沦为法国殖民地。富饶的湄公河三角洲是越南的经济龙头，从18世纪阮主控制此地后，华人就成为开发此地的急先锋。法国人到来后，华人依旧在当地保有强大经济影响力，完全控制着当地的大米经销、造船、渔业、运输及日用商贸。▲法属印度支那1904年，全越经济总投资额为2.24亿法郎，其中法国资本1.26亿法郎、约占56%，华人资本9600万法郎，约占43%”法国人一方面想利用华人谋取经济利益，利用华人继续开发越南南部等地；同时也忌惮华人的经济影响力，随着殖民的深入，法国人对越南华人的商业发展进行了多重限制，逐渐使华侨失去了原有经济优势。法国在越南大力推广用拉丁文表计越南语的“国语字”，以此取代汉字在越南的影响，试图削弱中国对越南的文化影响。▲20世纪初的河内法属时期，华人的公司、企业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商业领域，只有少部分从事食品加工。工矿业、运输业等行业逐步被法国资本控制。法国在二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二战后越南等法国殖民地掀起了大规模独立斗争，在军事压制失败后，法国于1954年撤出越南。法国撤退时，越南也以北纬17度线为界一分为二。两国总人口约2800万，华人占3%左右，约90万。其中较为集中的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约35万，占当地总人口7%。▲越南华人1954年，华人在越南的投资约8000万美元，约占当时越南外国投资总额的21%，由此可见，在经过法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后，华人群体在越南仍保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三、难民之波越南分裂后，南越加入西方阵营。南越吴庭艳政府推行越南化政策，目的是强化民族国家构建，同时剪除华人传统特权。越南其他少数民族未遭受同样待遇，一方面，南越境内除华人外，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相对减少，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上，其他少数民族与越南华人也不可同日而语。▲吴庭艳访美南越的同化政策导致华人怨声四起，数百年间，华人在越南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甚至看不起京族人。如今华人却要被强制服兵役，讲越语，这让具有独立民族意识的华人难以接受。数万华人选择二次移民，主要流向了东南亚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北越由于同新中国有相同的社会制度，且接受了大量中国援助，因而在华人政策上较为宽松。北越不强迫华人入籍，只是提倡“华人爱越南是为了爱中国”、“在越南与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是不必要的”。▲北越军队1975年，南越政权被北越及其指挥的游击队消灭。战争影响下，大批南越民众蜂蛹逃离故土。除了少部分搭乘美国军舰撤离，绝大多数只能乘坐简陋船只离开南越。这就是著名的越南船民。1975年至1995年之间，离开越南并安全到达另一个国家的船民数量总计近80万。船民中大多数为京族，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越南华人。他们将东南亚其他国家、中国香港等作为目的地。更远的则去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关继威，美国演员，华裔越南船民统一后的越南不仅改变了中南半岛原有的政治格局，越南境内的华人也面临着新的考验。生活在越南南方的华人本控制着当地纺织、钢铁等重要工业部门，但越南统一后，大量华人企业被越南政府国有化。1976年，越南华人总规模突破120万，达到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峰。华人占当时越南总人口的2.6%，是越南第二大民族。越南试图称霸中南半岛，将与其地理相邻的中国视为地缘对手。与中国交恶的苏联与越南越走越近，在苏联支持下，越南不仅酣然出兵入侵柬埔寨，还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蚕食领土。▲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两国关系日趋破裂，在越华人这种模糊的或双重的认同不能再被越南政府接受。从1976年起，越南开始要求华人加入越南国籍，对于居住在越南北部，尤其是中越边境的华人，越南政府分批次将他们迁入越南南方。1976年下半年，越南政府调整政策，以“肃清边界地区”的名义开始有计划的驱逐在越华人。至1976年底，超过4万华人被驱赶到中国境内。随着两国关系恶化，越南更是在不做通知的情况下，单方面驱逐越南华人。进入1977年，越南的驱赶力度不断加大。数十万本来在越南安居乐业的华人瞬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酿成了震惊国际的越南难民危机。▲难民产生在越南的驱赶下，小部分难民进入中国香港，绝大部分难民走陆路，向北涌入中国内地。仅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及友谊关口岸涌入的越南难民就超过26万人。这些人中, 具有中国血统的为222713人，保有中国国籍的华侨6989人，越南京族人仅20322人。面对不断涌入的难民，中国方面积极应对，就近在滇桂粤等省份对难民进行初步安置。▲友谊关口岸1979年2月，因越南的挑衅行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中越关系降至冰点，在越华人被扣上“间谍”的帽子，不由分说的被越南人逐出家园。越南境内，特别是其北部与中国街上的地区，一些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因为华人被驱逐，显得十分荒芜。如越南北部的广宁省姑苏县，1978年人口约7000人。因占县内人口9成的华人被驱逐，1979年该县仅剩600余人。▲姑苏县至1980年，总计约29万越南华人涌入中国。与之相对的，越南无偿没收了华人们近4亿美元的财产。而难民进入中国后，除了华人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再无实际依靠。自1978年5月起，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地设立接待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79年8月4日，中国成立“国务院接待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同年11月，中国和联合国难民署签订该署援助在华印支难民的项目协议，联合国难民署自1979年10月起在华设立任务代表处。▲中越边境口岸按国际惯例，难民一般采取专设难民营方式，待时机成熟时将他们遣返原籍国。中国政府没有设难民营，而是实行社会融合安置，一部分人安置在6省区的农林场和农村生活劳动，一部分人在机关、学校、医院、商业部门工作，这使得难民与当地居民在经济、生活上融为一体。1978年,难民安置工作的第一批拨款为6000万人民币，农场中每安置一个难民，需下拨相应的安置费2020元。在当时中国人均月工资仅为三四十元的年代，这笔费用无异于巨额资金。1980~1994年间，中国先后接受联合国难民署等部门提供的9000多万美元的援助，不断提高难民群体的生活保障水平。▲联合国难民署至1989年，越南华人规模从1976年的120万缩减至96万。在越南的人口占比从2.6%下降到1.5%。仍然保有相当规模的原因是越南驱逐的华人主要来自越南北部，而越南北部的华人数量本就少于南方。越南南方的华人在越南统一前，就大都被要求入籍越南，因而人口变化不大。1990年后，中越关系开始缓和，但越南因入侵柬埔寨造成国内经济困顿，华人减少的势头仍未停止。1999年，越南华人规模下降到86万，人口占比约1.1%。▲中越山水相邻在华越南难民中99%为华人，分布在闽粤滇赣桂琼六省区的196个安置点中。从人口分布上来看，以广西（12万）、广东（10万）、云南（4万）为主。分布最少的江西，难民人数不到4000人。对于难民集中的地区，中国通过建设新城镇，帮助难民融入中国，著名的有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等。2007年，中国政府开始起草立法，授予居住在其境内的印度支那难民完整的中国公民身份。如今95%以上的难民家庭已实现经济自足。▲北海侨港镇截至2020年，越南境内华人规模缩减至74万左右，约占越南人口的0.78%，从巅峰时期的越南第二大民族下跌到第九大民族。现时的越南华人集中分布在湄公河三角洲，1986年越南经济革新开放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以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为例，如今华人在当地人口占比约6%，但控制着该市30%的经济产能。这也是华人帮助越南开发湄公河三角洲的历史延续。▲胡志明市如今的华人是越南人口54个构成民族之一。除了华人，越南的艾族（约2000人）、山由族（约14万人）也是从中国迁入的客家人、黎族等与越南当地民族的混血后裔，但已不被计算入华人人口。另有明乡人等早期迁入越南的华人，已经逐步融入京族之中。▲艾族艾灸如今的越南华人大都保持着族群认同及华人文化习俗，但是华语水平已严重倒退。大多数已无法流利使用中文。虽然中越两国在南海等问题上仍存在矛盾，但越南华人群体因不断融入越南，故而未受太多影响。纵观越南华人的形成史，从汉唐时期初步形成，到17世纪与19世纪两次移民大潮。越南华人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在越南南进扩张领土、推动越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华人会馆20世纪后，越南华人的命运在法国殖民统治、越南分裂的局势中起起伏伏。越南统一后，居住在越南长达数个世纪的华人沦为越南地区霸权追求的牺牲品，被逐出了世代生活的家园。如今的越南华人基本集中在越南南部，虽然族群规模不断缩小，但凭借着历史积累，仍在越南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南华人

在日语中有一个词“Chikan”，直译为“痴汉”，也译为“色狼”，这个词在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和漫画中经常出现。据报道，日本的“痴汉”经常有，尤其集中在地铁上，女性时常面临性骚扰。最近她们面临着一个新威胁——被性骚扰的视频被不法分子上传到网络上出售。在长达一年的调查中，BBC揭露了网站背后利用“性”获利的男子。日本的“流行病”东京早高峰，地铁上挤满了人。贵子（Takako）正在去学校的路上，她在摇摇晃晃的地铁上紧紧抓着扶手。突然她感到一只手按在了她的背后，起初贵子以为有人不小心撞到了她，但当那只手开始摸她的背，她才终于意识到那是性骚扰。“我对此无能为力。”贵子含泪来到学校，她回忆自己是第一次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到性骚扰。在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又在地铁上遭遇几次性骚扰。很多个夜晚，她都在哭泣中睡觉。“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希望。”更让贵子感到绝望的是，每次被性骚扰时，她发现自己由于恐惧和羞耻而无法说出话。每个晚上，她都用毛巾捂着嘴，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如何在地铁上大声举报性骚扰者，“这个人是’痴汉’！”在日本每年都有数千人因“痴汉”罪行被捕，但更多人的罪行未被发现。心理健康专家齐藤昭（SaitoAkiyoshi）表示每年大约只有10%的受害者报案。1988年，一名女性在大阪地铁上看到一名男性正在对另一名女子实施性侵犯后大声制止他，然而这名男子变本加厉，与同伙一起将举报的女性从地铁上拖下来，带到附近建筑工地实施强奸。许多女性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一个事实：当看到或被性侵犯时，最好什么都不说。日本警方鼓励受害者和目击者发声，但由于这个问题十分普遍，罪恶并非一日可以根除。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甚至提醒前往日本旅行的游客注意“痴汉”问题。为了吸引游客，减少“痴汉”行为，日本地铁千代田线专门设置“女性专用车厢”。男性在车厢内抗议，称排斥男性是一种歧视行为。他们对着地铁上的女性大吼大叫，驱逐其他女性乘客，甚至按下了站台上的紧急停车按钮，导致地铁大范围晚点超过15分钟。随后日本政府解释，“女性专用车厢”只是希望男性不要在早晚高峰使用车厢，其他时间并不禁止。△贵子。售卖“性骚扰视频”的网站除了性骚扰外，东亚女性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性骚扰的经过被录制下来并上传到网络售卖。在BBC记者的调查中，一个中文名为“顶不住”的网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些视频的内容全部都是“痴汉”在公共场所性骚扰女性，拍摄地点为日本、韩国、中国等地。网站允许用户订阅套餐。记者发现了一个拥有4000名成员的Telegram群组，里面男性在分享如何对女性进行性侵犯的技巧。网站的许多视频来自一个名为“齐叔”（UncleQi）的人，有一次网站管理员在Telegram群里表示自己与“齐叔”一起，在东京池袋站性骚扰了一名女性。BBC记者通过调查网站关联的PayPal账户和谷歌邮箱地址，发现账户所有者是一名住在东京的30岁歌手，他是金属乐队TheVersus的主唱，名为Noctis。记者假扮为音乐星探与Noctis在东京一家豪华屋顶酒吧见面，他们从音乐话题切入，很快就转到了性话题，当记者表示他的公司计划投资色情网站，并询问Noctis是否了解这项业务时，Noctis提到了“顶不住”网站，透露背后的创建者是一名住在东京的中国人，绰号“毛米”（Maomi），并表示自己和其他朋友在网站上担任管理员角色。他们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东亚性文化非常压抑，有些男人只想也只能通过视频看到女性，这给了他们挣钱的机会。△BBC镜头下的Noctis和朋友。记者在一家KTV酒吧与“毛米”会面。出乎他们意料，出现的人与记者想象中大不同——瘦弱的小伙子，戴着半框眼镜，身穿深色风衣，看上去像个大学生。记者问他创建的色情网站赚了多少钱，“毛米”自豪地展示着手机上的交易记录说道：“我们每天的营业额约为5000到10000元人民币。收入很稳定吧？”“毛米”承认自己就是“齐叔”，但“齐叔”不止一个人。他管理着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团队。“关键是要真实，必须是真实的。”“毛米”甚至透露自己的网站还上传真实强奸视频。当“毛米”谈到他的“生意”时，就好像它如同其他刚刚起步的初创企业一样，他将团队描述为“热情”和“勇敢”，他甚至一直在训练其他人如何性侵犯和拍摄相关视频。“但有一件事他从未提及——视频中的女性，就好像她们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BBC写道。日本重新定义强奸和许多男孩一样，“毛米”从小喜欢超人、动漫和电子游戏。他14岁开始看色情视频，就像他网站上出售的那些视频一样。“毛米”知道他的生意存在风险，“我很谨慎”，为了避免中国当局的审查，他计划成为日本公民。当记者问“毛米”收入存入日本还是中国时，“毛米”掏出银行卡递给了记者，卡片上写着他的真实名字——“唐卓然”（TangZhuoran）。当BBC记者亮出身份，对“毛米”进行指控时，“毛米”一边厉声呵斥，一边逃出了房间。巧合的是，记者第二天在机场看到了“毛米”，他准备离开日本。“我们女性在他们的视频中被物化，”贵子告诉BBC记者，“他们将我们视为物品。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心。”贵子主张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来打击这些罪行。事实上，日本最近正在讨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旨在改革性侵犯法律，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第二次对此类法律进行修订。现有的日本法律将强奸定义为“强行”和“通过攻击或恐吓”，或者利用一个人的“无意识状态或无力抵抗”实施的性交，而在西方许多国家，“强奸”的概念更加广泛——任何未经双方同意的性行为都被视为强奸。日本政府准备效仿西方国家，将“强奸”的概念扩大，重新定义为“未经同意的性交”。然而女权主义者表示这些变化还远远不够。“法律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能改变男性的思维。”伊藤和子（KazukoIto）告诉记者，日本的性教育通常以含蓄和隐晦的方式进行，日本孩子又太容易接触到色情片，其中的女性在违背自己的意愿的情况下“享受”性行为，“他们不知道一个健康的性关系是怎样的”。律师和权利倡导者上谷樱花（SakuraKamitani）表示，日本应该为遭遇性侵犯和性骚扰的女性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心理支持，让她们勇敢说出自己的经历。“如果只是法律层面的改变，并不能真正拯救受害者，那将对女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作者｜唐作兰资深媒体人江西工职院一名学生6月1日在食堂打饭，吃到了一截疑似鼠头的鸭脖，他将这次“食堂惊魂”经历发到网上，被社交媒体捕捉，激活了强大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线，迅速演变成一场舆论事件。风波发酵后，工商局派员检查，学校后勤声明，学生本人也澄清此鸭脖非鼠头，但他们皆无法取信于人。“鸭脖还是鼠头”这一罗生门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区市场监督局重申了现有各方的声明是“有根据的”，同时表示要“等市里统一回复，等市里的调查全部完成”，承诺“会给大家一个严谨的回复”。言下之意是，现有的“是鸭脖”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需要市里用严谨的调查过程来背书。即使这件事在南昌市一级层面给出“是鸭脖非鼠头”的权威定论，它也很难改变“指鼠为鸭”的公众印象。某种意义上，南昌这事进行提级调查并再度发布通报未必是有效的，它可能再次验证“权威结论不等于唯一结论”的舆论规律。过往的案例证明，相关部门的所谓终版结论，有时无法撼动大众固有认知，还会被当成官方遮掩的新证据。“鸭脖”为何能引爆网络狂欢？到目前为止，江西工职院这件事的传播已经超越了事实层面，产生了诸多寓意丰富的艺术制成品，比如网友创作的PS图片，专业漫画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鼠头鸭身的讽刺漫画，而幽默段子和网络梗更是遍布评论区。在这件事情的舆论狂欢中，公众表达的情绪是欢乐的、讽刺的、嘲弄的，而不是苦大仇深的怨恨。哪怕再有什么最新定论，再“严谨”的调查，也很难改变此事在传播上的狂欢面貌。讽喻性质的图片、漫画、笑话，会流传下去。公众情绪因为“指鼠为鸭”的质疑性创意，与南昌市有关部门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关宏旨了，事实与真相已是各自表述。公众对“指鼠为鸭”的狂欢，是有原因的。一是它巧妙地衔接了“指鹿为马”的成语和历史，寓意满满，嘲弄意味十足，既可意会，又可言传，适合全民参与；二是有关部门对“鸭脖”的坚持与调查，强化了此事的荒诞，又契合了公众监督从积极到戏谑的趋势。前一个原因无需多说，后一个原因需要说明一下。有论者认为，人们对“指鼠为鸭”的热烈兴致，是因为大众热衷于公共监督使然。这话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若公共监督对应的是公共建言，是给有关部门出主意如何改进效能、提高公信力，恐怕在“指鼠为鸭”一事中是缺乏的，公众更多的是嘲笑。公共监督，本是官民双方围绕公共利益进行的合理互动，信息透明与公信力是此种互动的基础。若这个基础禁不起推敲，互动日渐稀少，公众对监督的热情就淡漠了，代之以嘲笑的热情，勉强且含糊地指向公共利益。所以，“指鼠为鸭”引发哄堂大笑，但你转到笑声背后一看，看不到孜孜以求的公众要敦促有关部门勤政的动机，以及“围观改变中国”的公众参与。当江西工职院、南昌市有关部门在审视舆情风暴时，惶惑之下提级调查，实际上也掉进了“提级等于为公信力充值”的盲区。公共监督为何会走向公共狂欢？不管是部分民众以“公信力”不足为由抨击南昌市有关部门，还是南昌市行政体系内部依据层级高低来自我审视，都是以行政力为中心建立观察社会的视野。“指鼠为鸭”的舆情应对措施，非常鲜明地突显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但要知道，公信力的有无，建立在行政的开放性与法治之上，如若后面两者萎缩，公信力断然是无法独存的。在谈论南昌“鸭脖”这一舆论狂欢下的政府部门所作所为时，也得有这个基本认识才好。就此而言，南昌“指鼠为鸭”这一舆论事件的本质，并非公信力下降导致公众的不信任，而是公众厌倦了等待被投喂单一口径的信息，越来越倾向于、也越来越自信地自行构建真相，哪怕是基于碎片的信息与事实。需要注意的是，大众对老鼠还是鸭脖这一“事实”的独立使用，不该被一律视作“抛开事实不谈”，更不该为此强加道德包袱给民众。至少在涉及行政单位的公共议题中，当公众不再附和这种“公信力”的批评话语，不再配合这套游戏规则，公众反而增强了音量。这是现象背后的真相，已经与“指鼠为鸭”的事实没有多少关系；嘲笑作为公众传达压力的方式，存在着被发扬光大的网络空间和社会环境。在“指鼠为鸭”的罗生门中，有关部门与一般大众都施加了各自的力量，在解读“事实”真相上，舆论场产生了竞争——南昌市有关部门以为通过提级调查即可满足大众对“公信力”的期待，而大众却已经摆脱了这套说辞的牵制。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公众就掌握了真相。要看到的是，不管是“指鼠为鸭”舆论，还是河南麦收风波中的社会情绪，抑或武汉小学生妈妈坠楼一事的舆论反响，都见证了人们哪怕有幽默的才能、有同情的能力，但人们深知自身的无能为力。而幽默、同理心与无力之间的距离，象征着大众从失望中寻找希望的努力。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当南昌市一级仍在紧锣密鼓地调查、斟酌通报的修辞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或者不愿相信在做的是无用功。而公众预判了他们的预判，在嘲笑声中越走越远了。在类似的公共舆论中，如果公信力不再是有关部门的归依，它就变成命令的另一种叫法，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双向奔赴就变得举步维艰。南昌“鸭脖”的公共狂欢，给这类事情制造出了绝佳的个案。“鸭脖鼠头”事件的分辨率低下，南昌当然无法为公信力的尴尬负上全责，它不过是给公众舆论贡献了一个可供“解剖”的样本。退一万步说，即使最后核查是鸭脖不假，也无法推翻、无法否定舆论中的嘲笑与怨恨，应当感到愧疚的不是公众，而是应该思考为何会使得这一切退步至此。这或许是南昌市有关部门需要真正去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