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煦宬 编辑|陶若谷 民主评议‍‍‍‍ 每年9月至10月，是刘洋最头疼的日子。身为北方一所二本院校的辅导员，他要在这个时段完成一年一度的助学金评选。班上，每年都有二十多名学生递交申请，角逐六个助学金名额。 助学金落到谁家，关键在民主评议。按照学校下发的助学金评议文件规定，刘洋要在班里挑选学生，组成评议小组，让学生根据申请者递交的材料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定的，最需要助学金的同学。 但文件没有告诉刘洋的是，要怎么组织民主评议，才能尽可能避免人情世故的干扰，保障公平。 2021年，工作第一年的刘洋选定了班干部和各宿舍长，组成评议小组。傍晚，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发评议材料。匿名助学金申请者的家庭年收入、家里是否有重大疾病患者等信息，都在里面。看完资料，大家在纸上写下三位申请者的名字，匿名投票。最后，刘洋统计票数。依照票数排名，决定助学金的归属。 上大学时，刘洋当过班长，自认能客观投票给最需要助学金的学生。换位思考，他相信现在的学生也能。获选学生名单公示后，没人提出异议，他长舒一口气。 第二年，刘洋沿用班委做评议小组成员，情况却发生了改变。评议过程变得草率，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投票。结果令他感到讶异：三个班委占了助学金名额的一半。 追究原因，刘洋想，或许是一年相处下来，同学之间产生了更多联结，很难像第一年那样，刨除私情，根据材料，公正投票。刘洋不是没有想过，人情往来会影响评议，“但没想到会这么夸张”。 设立民主评议之初，是为了保障助学金公平发放。自2007年开始，我国财务部、教育部发布多个助学文件，规定大学生家庭经济是否困难、是否有获得助学金的资格，须经学校成立评议小组评定。一些研究助学金资助流程的论文指出，政策初衷，是希望通过同学日常和申请者的接触，了解其生活、消费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评议在学生监督下推进，避免出现辅导员一言堂。 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的细则，多位大学辅导员称，他们只能在实操中一点点摸索、试错，民主评议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拼人缘”的竞技，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天津助学金事件后，一名河北学生发帖称，判定贫困等级由班长一人说了算，评议小组被架空。在他的班级里，一位出身贫困户家庭的女孩理应拿到一档助学金，班长却因为和女孩的私人恩怨，把她判定为“一般贫困”，女孩只拿到了二档助学金。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在四川，大四女生郑薇薇也在不透明的民主评议中，错失了助学金。公示后，郑薇薇没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找辅导员提出异议，想补充提交一份家里的低保证明。辅导员嘴上答应了，会再组织一次民主评议。 等了一两天，没有动静。郑薇薇给负责小组评议的生活委员发消息、打电话，没有回音。再找辅导员，辅导员没了耐心，在电话那头直接骂了郑薇薇，说她给自己找麻烦，“老是搞特殊”。 辅导员的态度打消了郑薇薇继续争取的念头。她猜测，大四这一年，班委们都在忙着考研、求职，平时开班级例会都见不着人影，更别谈费心思为一个同学重新组织评议，辅导员手下也有几百号学生要管，不会特意为自己争取。 郑薇薇家在农村，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工资不稳定，常年在讨薪。母亲在超市工作，月入2000元。家里除了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妹妹，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五口人全靠父母打工养活。 身为长女，郑薇薇上大学后，很难开口问家里要生活费。助学金是她的指望：3000元足够覆盖三个多月的生活开销。今年没拿到，她只好在上课之余，在校外辅导机构当美术老师，拿一节课100元的工资，赚生活费。 失去助学金后，郑薇薇才意识到，从大一开始，她从来都不知道班里民主评议是谁在参加，评议流程是什么，评分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本该透明的规则成了少数人才掌握的内幕。站在模糊规则的外围，像郑薇薇一样的助学金申请者们处境被动。 而在规则内部，辅导员刘洋在尝试做出改变，把民主评议的细则描摹得尽量清晰一些。 担心班委占一半名额会招来不满，刘洋撤销了那次评议结果。他不再任用班委，而是随机抽10位同学重新评议。 再次投票前，刘洋嘱咐，要降低人情因素，尽量基于平时对申请者的消费和生活了解投票。最后，一名经济情况更窘迫的学生代替了最初入选的班委，得到助学金。在那之后，刘洋沿用了随机抽选的方法，也会公示小组成员名单，以便监督。评议结束后，刘洋会专门拿出票数居高者的助学金申请信，比对评议结果和学生家境是否吻合。 不过，无论如何优化流程，仍会参杂不可控的人情影响。闲谈中，一位同事和刘洋提起，班里有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过冬的衣服都买不起，但他性格内向，不太和班里的人来往。或许出于自卑，他也从未向别人吐露过自己遇到的困难。 这样的同学在民主评议中往往不占优势。出身农村，和城市里的孩子没什么共同话题的贫困生不在少数，互联网上不难找到他们的发帖。“况且，交朋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位在辽宁读书的农村学生留言称，出门逛街、吃饭，她的钱包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刘洋总结出民主评议的规律：在客观材料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民主评议成员通常会倾向熟悉的同学一边。最后，学校里那位性格内向的贫困生没拿到助学金，他的同事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给学生买了一件棉衣。 三张残疾证 vs 打零工的父母 低保证、残疾证等材料在助学金申请中拥有沉甸甸的分量。通常，辅导员们没有机会亲自调查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经过认定的客观材料被看作是衡量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 2021年大学毕业后，刘洋来到这所北方二本院校做辅导员。有不少来自农村的学生，光是在刘洋当班主任的50人班级里，就有13个符合国家七类贫困生标准的学生，有的来自低保家庭，有的是孤儿。 刘洋把这类学生称为“有身份的贫困生”——他们经过相关部门层层审核，确认过家境，学校会保障这类学生只要申请、不必经过民主评议就能获得3300元一年的二等助学金。除了这部分学生，其他人都要通过递交申请信，陈述家庭状况，以此为依据，申请助学金。 刘洋发现，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能把申请信写得很动人，“让人看了就觉得可怜”。而那些仅仅在申请信里客观罗列家里几口人、收入有多少的学生，会很吃亏。 学校没有硬性规定，要求学生上交佐证家境的材料。因此，刘洋也没法核实学生们的情况孰真孰假。为了剔除人为因素干扰，他会把申请信里的关键词，“单亲家庭”“家人重病”等信息手动摘出来，汇总在一张纸上，供投票学生参考。 刘洋羡慕南方一些高校有更明确的量化标准和体系。他听说，广东一些高校有评议助学金专用的平台。上传学生资料后，系统能自动评判学生的贫困等级，略过人为评判的过程。 还有一些学校把学生日常的消费习惯也纳入考量标准。《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南京理工大学通过追踪学生在食堂的消费次数，将那些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总消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列为助学金的资助对象。 在西北一所公办院校担任辅导员的郭晓琪，为了“量化贫困”费了不少心思。他在知网浏览有关困难认定的论文，搜集了一些学术上用来评定困难等级的指标，如是否来自农村，是否是独生子女，家里是否遭遇突发困难等。 他把这些指标罗列成一张“贫困量化表”，打印出来，根据情况打分。如果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又有兄弟姐妹，他的得分就会比来自城镇的独生子女要高，拿到助学金机率更大。 但现实远比“量化表”来得复杂。郭晓琪发现，有学生家里虽然没有经历突发事故打击，但家人患慢性病，长期服药，开支积少成多。很难比较他与家里突发变故的学生，谁更需要帮助。 错综复杂的家境，也并非一两张纸质材料能够说明。在江西学生白菁的家庭，做纱窗生意失败后，白菁父亲去工地打工，工资一年才结一次。母亲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清晨五六点出门，凌晨回到宿舍，周而复始，一个月最多挣3000块。 白菁和弟弟的学费、治疗外婆心脏病的医药费……一笔笔开支让家里陷入经济无法周转的泥沼。大一时，因为一时半会儿掏不出6000元，白菁的学费是父亲借网贷付的。但这一切，白菁都开不出像样的证明。按照老家习俗，为外婆治病的医药费单是要被烧掉的。白菁问班长，能否提交日常的流水账单佐证，班长摆了摆手，说不行。 ●白菁的流水截图。讲述者提供 在白菁的班里，能用来申请助学金的材料都是低保证、残疾证这样具像化的材料。今年9月底，没有任何有效证明的白菁没有拿到助学金，但在公示名单上，她发现了班长的名字。 按白菁的描述，一次晚自习，她翻看自己的微信消费记录，班长在旁边瞥到了，感慨她生活节俭，还打开自己的消费记录，月支出都有四、五千元，“班长还补充说，在支付宝还有流水。”白菁回忆，用着价值上万的苹果笔记本和手机，以班长的情况，怎么能评上助学金呢？ 她提出异议。班主任没多说话，拿出了班长提交的申请材料。三张残疾证摆在眼前：他爷爷奶奶、妈妈都是残疾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白菁不再申辩，嘴好像被堵住了一样，离开了办公室。 好像有补不完的漏洞 参与助学金评议工作两年，对27岁的年轻老师郭晓琪来说，是一个不断打补丁的过程。他讲述自己所在的学校，管理不规范，纪律松散，班主任对助学金评议并不上心，总敷衍了事。 之前，学校按班级贫困生“入库”比例分配助学金。所谓入库，指的是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递交材料后被纳入到统一的数据库里，库里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入库的学生越多，一个班能分到的助学金数目也就越多。 第一年参与评定，郭晓琪在审核中发现，有一个班几乎全班都申请入库，令他印象深刻。“怎么可能一个班四十多人，都是贫困生呢？”他把申请打回去，让班长重新核查。结果，那位班长跑到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没有全体入库？郭晓琪问他，你们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贫困生吗？男生回答，不是啊，但以前不是都能全班入库，拿到更多助学金吗？ 这是郭晓琪第一次意识到，之前助学金评议如此不规范。郭晓琪没有责怪学生，“毕竟他也是在为班级利益着想。”他和男孩讲道理：如果都全班入库，“入库”就失去了筛选的意义。 事后，郭晓琪找到校领导，提议直接按照班级人数比例分配助学金，不要再盲目提高入库人数，挤占助学金份额。意见得到采纳，郭晓琪成了学院里负责助学金评议的辅导员。在他的讲述中，钻空子的学生时不时就会出现。 今年，同事班上一名学生在申请书里称家人有慢性病，还附了一张桌面上堆满药物的照片。同事放大图片，看到药盒上注明的疾病，和学生声称的慢性病根本没有关联。同事找学生谈话，学生才坦言，图片是在网上下载的，家里没有人生病，他只是想试试看，这样能不能申请到助学金。 针对助学金制度做出的改良，令郭晓琪没少听到，学生在背地里埋怨他太严格的话。最初，这样的评价令他难过。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保证公平，换来的却是责怪？内耗的情绪影响到了工作。那时，他每做一项决策、每发布一个通知，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有学生骂我？ 但他渐渐发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去看，很少能做到从事实出发评价他人。去年助学金评议，自己班上的班长也申请了。小组评议，班长参与了全过程，也看到了其他同学比她更困难，但她仍因为没能评上助学金，给郭晓琪打电话，抱怨到半夜。 郭晓琪意识到，就算按规则办事，也总会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的人，自己不可能讨来所有人的认可。 最近，郭晓琪又发现了新漏洞。按规定，只要符合国家七大类评困生类型的学生，就一定能拿到助学金。但在这些学生中，又有成绩不好、品行有问题的学生。郭晓琪班上就有一位，是孤儿，每年都能评上。但这个同学作业完成得糟糕，频繁挂科，在退学边缘徘徊。 “助学金不是烂慈善，钱还是要给到认真学习的。”郭晓琪说，但不把助学金发给这些“有身份的贫困生”，上面就会派人调查，作为辅导员，自己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繁琐的、被调查的过程，郭晓琪称之为“劫难”。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为了让助学金落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手里，郭晓琪提出新的规则：如果“有身份的贫困生”日常表现糟糕，班主任提交说明后，可以不把助学金给这些学生。但落实起来，这项工作又存在困难。 提交说明需要班主任收集繁复的证明资料，包括学生成绩单、旷课记录或是处分单。除此之外，班主任还要提交一份申请书。有些老师嫌麻烦，索性还是把名额分给了这些同学。 找到了漏洞，打上补丁，但执行的人不配合，郭晓琪也没有办法。助学金评议的工作复杂，好像有补不完的漏洞，郭晓琪有时会希望，干脆取消助学金，推广勤工俭学制度。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辅导员发出和郭晓琪一样的感慨，每年助学金评议后，自己都会被学生追着问，不断回答一个个“凭什么？为什么？” 做了两年辅导员，刘洋总结的经验是，要制定规则，但不参与其中，做旁观者。他从不在小组评议时投票或发表意见，只在一旁充当主持者的角色。 领导对助学金评议工作抓得紧，如果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对辅导员的职业生涯都可能造成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的影响。学校开会时，领导也会强调，让老师们保护好自己，不要过分干涉，更多的还是交给学生评议。 至于谁来维护真正的公平，刘洋心里没有答案，“这种事肯定保证不了绝对的公平，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举报通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最直接参与的反击就是举报。湖北女生何田逸，在去年11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按何田逸的说法，当时她评上了二等助学金，一天中午，她突然接到辅导员电话，说要去操场单独聊。何田逸感觉奇怪，告诉了比她大两岁的男友，他嘱咐何田逸，全程录音。 在操场上，辅导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由于操作失误，自己在上报助学金名单时，漏掉了何田逸的名字，只报了班上其他四个人，害她没能拿到助学金。何田逸心里冒出失望，但看着老师愧疚的样子，又心软了。两人分开前，辅导员嘱咐，不要声张此事，“明年我会重点考虑你”。 晚上，何田逸和男友复盘，男友觉察到“操作失误”中的一些不对劲。第二天，他登陆何田逸学校官网，发现已经公布获选名单，显示有5名学生拿到了助学金，不像辅导员说的，漏报了一个名额。原本属于何田逸的位置，被一个姓钟的同学占据。 钟同学是班里的纪律委员，平时和辅导员关系紧密，常帮老师跑腿。申请助学金时，也没有看到钟同学的名字。何田逸和男友哭诉，男友也很不满，他想到了举报。 用了一天时间，他们收集了录音、公示截图等证据，写了实名举报信，分别发到市级、省级教育局和学校的举报邮箱。不久就收到反馈，学院院长告诉何田逸，校方会把助学金名额归还给她，也承诺给辅导员处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何田逸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结束了这场风波。 很多人都知道，举报这条监督通道是好用的。媒体报道，近日，中山大学一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因使用价值两万的“苹果全家桶”、花上千元买演唱会门票而被举报。调查后学校发声明称，该生助学金认定过程没有问题，但因其过度消费，决定终止其助学金发放。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通道也会被人恶意挤占。辅导员郭晓琪去年处理过一次，励志奖学金结果公示后，学院邮箱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的同学给获选班长扣了许多帽子，最主要的一条，“品行不端”。郭晓琪被委任处理，向当事班的班主任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学院还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让班上除两位当事人以外的人投票表决，举报信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郭晓琪说，调查结果显示，奖学金评议没有问题。班里也没有同学认为，班长的品行如举报信所说。老师们把调查结果整理成册，拿给举报的学生看。但二十多页的反馈报告没有说服这位学生，她在此之后又分别向校方、教育厅举报了两次。 郭晓琪后来从女生的班主任处得知，举报女生和班长有私怨——按照郭晓琪的说法，女孩的男友曾是班长，后来换成了被举报的那位，加上班长有一次给她旷课记过，最后，举报成了她报复的方式。 利益的混战有时会造成误伤。社交平台上，有辅导员发帖称，自己屡次被没有拿到助学金、怀有不满的学生投诉到省教育厅，一轮又一轮经受校方核查，因而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郭晓琪从今年开始，不再担任原先班级的班主任了，原本在路上和自己热情打招呼的学生，再也没有主动打过招呼，“说得不好听的，现在利益不相关了，他没有必要讨好了。” 相较客观指标，郭晓琪觉得，贫困更像是一种内在的感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需要这笔助学金”。去年，班上一位女同学因为没评上助学金，半夜打电话给他，哭诉到凌晨四点。 女生告诉郭晓琪，母亲失业，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赚钱。为什么以自己的情况，评不上助学金。郭晓琪先是一阵安抚，接着又告诉她，拿到助学金的学生，来自西北农牧家庭，家里还有患重病的老人。相比之下，这位家在安徽、家庭年收入有七八万的学生，家境不算差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腾讯科技讯12月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时代》杂志周三公布了2023年度首席执行官，OpenAI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Altman）获此殊荣。登上《时代》的封面，标志着奥特曼在动荡、充满挑战和胜利的一年里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以下为文章全文： 对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而言，今年的感恩节与以往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他会乘飞机前往圣路易斯的家中看望家人。但这一次，这个节日是在对一家公司控制权的生死之争后到来的，而一些人认为这家公司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奥特曼为此疲惫不堪。他前往自己位于纳帕谷（NapaValley）的农场远足，然后返回旧金山，与一名曾经解雇他、又在疯狂的5天后恢复他职务的董事会成员共处了几个小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把电脑放在一边，让音响大声的播放着音乐，亲手做了一顿素食意大利面，和未婚夫奥利弗·穆赫林（OliverMulherin）一起喝酒。11月30日，奥特曼告诉《时代》杂志：“这起疯狂的事件绝对让人难以忍受，所以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时代》杂志在OpenAI发布史上被采用速度最快的科技产品ChatGPT整整一年后采访了奥特曼。这款聊天机器人及其后续产品GPT-4对OpenAI和世界的影响正在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奥特曼说，“2023年是他们开始认真对待人工智能的一年。”作为一个致力于为人类利益构建人工智能的非营利研究实验室，OpenAI的估值飙升至800亿美元。奥特曼也成为全球最有权力和最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之一，是技术革命的形象代言人和主要预言者。 但是OpenAI曾岌岌可危。11月17日，OpenAI的非营利董事会解雇了奥特曼，没有任何警告，甚至没有任何解释。接下来的超现实操作让公司的接班人戏剧看起来很严肃。员工们集体暴走。OpenAI的强大投资者也是如此；有人甚至毫无根据地猜测，罢免奥特曼的董事之一是中国间谍。这家公司富有远见的首席科学家投票罢免了曾与他共同创办OpenAI的奥特曼，结果却反悔了。两位临时首席执行官来了又走。与此同时，该公司的员工和董事会展开博弈。三位参与对峙的人士表示，OpenAI的全体员工一度威胁说，如果董事会不辞职，并在几个小时内重新任命奥特曼，他们就集体辞职。然后，奥特曼更是准备要带着数百名同事奔赴微软。看起来，这家催化人工智能繁荣的公司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 最终，奥特曼获胜归来，董事会也进行了彻底改革。“我们真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团结、更专注，”奥特曼在重返首席执行官职位的第二天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但我希望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变成这样。”这不是普通的董事会斗争，OpenAI也不是普通的初创公司。这一事件给该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问。 38岁的奥特曼是一位拥有完美气质的超级巨星创始人，已经在硅谷工作了十年。“你不能解雇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曾经这样说过。但当时的苹果董事会做到了。(碰巧的是，曾被苹果解雇的乔布斯，最终也重返公司。)随着有关奥特曼被罢免原因的传闻不断涌现，OpenAI的董事会被迫公开表示，OpenAI产品的安全性、技术的商业化以及研究的速度都没有争议。奥特曼“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的行为和缺乏透明度”削弱了董事会监督公司的能力，但未对此透露实例。 《时代》杂志采访了奥特曼圈子里的20多人--包括现任和前任OpenAI员工、多名高管以及多年来与他密切合作的其他人--揭示了一幅反差极大的肖像。认可他的人形容奥特曼和蔼可亲，才华横溢，有非同寻常的动力，擅长把投资者和研究人员团结在他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这一愿景的周围。但四位曾与奥特曼共事多年的人也表示，他可能很狡猾，有时会误导人，具有欺骗性。两名熟悉OpenAI董事会程序的人士表示，奥尔特曼擅长操纵他人，他曾多次收到反馈，称自己有时不诚实，目的是让人们觉得他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实际上他并不同意。这些人将这种模式视为巩固权力的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山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不是邪恶的天才。如果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讲述这个故事会更容易，”其中一人说。“他关心使命，关心其他人，关心人类。但如果你观察他的行为，会发现他有一个明显的模式，那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追求权力。” OpenAI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无法对围绕奥特曼被解雇的事件发表评论。“在董事会的独立审查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透露具体细节。我们期待着审查的结果，并继续支持山姆，”该发言人在声明中对《时代》杂志说。“我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开发和发布有用和安全的人工智能，并支持新董事会努力改善我们的治理结构。” 奥特曼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向公众保证，OpenAI认真对待带领其强大技术走向世界的责任。他给出的一个证据是OpenAI不同寻常的混合结构：这是一家由非营利董事会管理的营利性公司，其使命优先于财务利益。“这里没有人值得信任，”奥特曼在今年6月出席彭博技术大会（BloombergTechnologyConference）曾这么说过。“董事会可以解雇我。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让奥特曼想办法回归，这似乎反映出OpenAI的这种责任犹如海市蜃楼。一家一夜之间就走到自我毁灭边缘的公司，怎么能被信任来安全地引进一项许多人认为会毁灭人类的技术呢？ 目前还不清楚奥特曼在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手中的权利是会增加还是减小。自ChatGPT推出以来，该公司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预计将在明年发布更强大的新模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前沿人工智能研究中，无法保证OpenAI未来能够稳固其行业翘楚的地位。科技行业素以炒作周期而闻名，即借助疯狂的炒作，让风险资本从虚拟现实或加密货币等时尚产物中获利。人工智能发展的极快速度可能会放缓，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崇高承诺也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不过OpenAI出现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新的世界不仅即将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两名了解董事会审议情况的人士强调了监管一家认为自己正在开发史上最重要技术的公司的重要性。奥特曼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超越人类的系统--可能会在未来四五年内实现。它可以推动全球经济，拓展科学知识的前沿，并大幅提高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创造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在这种观点下，扩大我们获得认知劳动（注：通过个体的心智复杂操作,对信息进行处理，才能完成工作任务，达成工作目标）的途径--用奥特曼的话说就是“获得更高质量的智力和更好的想法”--有助于解决从气候变化到癌症的一切问题。 但这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对许多人而言，过去一年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提升令人深感担忧。计算机科学家还没有解决业内称为“对齐问题”（AlignmentProblem）的问题，也就是确保通用人工智能符合人类价值观的任务。很少有人同意由谁来决定这些价值。奥特曼和其他人警告说，先进的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等同于大流行和核战争规模的“生存”风险。这就是OpenAI董事会认定其首席执行官不可信的背景。人工智能政策研究所（AIPI）的执行董事、奥特曼支持的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丹尼尔·科尔森（DanielColson）说：“人们现在真的开始玩真了，因为人们预计试图改变事情轨迹的窗口正在关闭。” 11月初一个明媚的清晨，奥特曼看起来很紧张。在旧金山市中心一个洞穴般的活动场所，他将很快在OpenAI的首届开发者大会上向大约900名与会者展示。他身着灰色毛衣和颜色鲜艳的阿迪达斯乐高联名运动鞋，对帮助他排练的演讲教练表示感谢。“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他说，“我坐在电脑屏幕前要舒服许多。” 在高中时期，奥特曼周五的晚上都会坐在自己的邦迪蓝iMac（苹果推出的第一款iMac）前。他在圣路易斯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长大，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和一名皮肤科医生所生的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奥特曼既是书呆子，又非常自信。在一些学生对国际出柜日当天一位演讲者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之后，十几岁时出柜的奥特曼曾在自己就读的高中发表了一番演讲。2003年，当人们对网络泡沫破灭的记忆逐渐淡忘时，奥特曼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在大学里，他迷上了扑克，认为这是对心理学和风险的灌输。那时，他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企业家。两年后，他辍学并在Loopt上工作。这是一家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由他与当时的男友尼克·西沃（NickSivo）共同创立。 Loopt成为第一批加入现在引以为豪的创业加速器YCombinator（YC）的八家公司之一。该公司于2012年以43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为奥特曼净赚500万美元。虽然回报相对不大，但奥特曼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成事情的方法就是真正坚持不懈。”认识他的人说，奥特曼有一种解决大大小小问题的永恒责任感。“一旦他意识到出现问题，他真的想解决它，”他的未婚夫穆赫林说。穆赫林是一名澳大利亚软件工程师，后来成为投资者。或者如奥特曼所说：“事情只会因为人们的出现和工作而变得更好。没有其他人来拯救世界。你只能自己拯救。” YC的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Graham）发现奥特曼是战略天赋、抱负和坚韧的罕见结合体。“你可以把他空降到一个满是食人族的岛上。五年后回来，会发现他已经称了王，”格雷厄姆在谈到奥特曼时说，当时他只有23岁。2014年2月，格雷厄姆任命当时28岁的门生接替他担任YC总裁。当奥特曼掌权时，YC已经孵化出了Airbnb、Stripe和Dropbox等独角兽。但是新老板有更大的愿景。他希望把YC的版图从软件扩展到“硬科技”--此类初创企业开发的技术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成功的创新可以带来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并改变世界。 成为YC总裁后不久，奥特曼参观了位于华盛顿州雷蒙德市的核聚变初创公司Helion的总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科特利（DavidKirtley）回忆说，奥特曼带着一叠物理教科书出现，并询问他Helion原型反应堆背后的设计选择。科特利回忆说，奥特曼当时痴迷于核聚变的可扩展性。假设你能解决这个科学问题，你如何以足够快的速度建造足够多的反应堆来满足美国的能源需求？这个世界呢？Helion成为奥特曼掌权后加入YC的首批硬科技公司之一。奥特曼当时自掏腰包对Helion投资950万美元，后来又陆续追加投资了3.75亿美元--这也是他最大的一笔个人投资。“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责任，”奥特曼说，“在重要的事情上要敢于投资。” 奥特曼对核聚变的追求暗示了他惊人的野心。他向RetroBiosciences投入了1.8亿美元，这是一家长寿初创公司，希望能让人类寿命延长10年。他构想并帮助创建了世界币（Worldcoin），一种附有加密货币的生物识别系统，并已筹集到数亿美元。通过OpenAI，奥特曼已花费1000万美元在美国各地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该研究已向3000名参与者分发了4000多万美元，并将于2024年发布第一批研究结果。奥特曼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表明他预计人工智能将带来的经济混乱--尽管他说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充分解决方案。” 这位企业家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领导下的美国的方向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他在2017年曾考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如今，奥特曼淡化了这一努力，称之为“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考虑”但奥特曼当时的高级助手马特·克里斯洛夫（MattKrisiloff）表示，他们花了6个月时间在全州范围内成立焦点小组，以帮助完善政治平台。“这不仅仅是一个轻率的想法，”克里斯洛夫说。奥特曼发表了一份包含十项内容的施政纲领，目标包括降低住房成本、全民医保、税收改革和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目标。他最终放弃了职业转换。“我很清楚，我更适合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奥特曼说，“对我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这将是一件更有趣、更有影响力的事情。” 但是他仍然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奥特曼的信仰受到19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理论的影响，后者相信市场激励的力量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繁荣，并鄙视那些投机土地等稀缺资产、而不是将资本投资于人类进步的人。奥特曼表示，在最近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他多次主张征收土地增值税，这是一项典型的乔治主义政策。 在OpenAI总部的一次散步中，当被问及他是否对未来有一个愿景，以帮助理解他的各种投资和兴趣时，奥特曼简单地说：“丰富。就是这样。”对融合和超智能的追求是奥特曼所设想的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的基石：“如果我们获得充足的智能和充足的能量，”他说，“这将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帮助人们。” 近十年前，奥特曼开始认真思考通用人工智能。当时，“这被认为是职业自杀，”他说。但奥特曼与埃隆·马斯克（ElonMusk）进行了一番长谈，马斯克也认为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是由追逐利润的公司制造的话，还会很危险。两人都担心，在2014年挤掉马斯克收购顶级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DeepMind的谷歌仍将是该领域的主导者。他们设想了一个非营利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可以作为一种道德制衡，确保这项技术不仅惠及股东，也能够惠及整个人类。 2015年夏天，奥特曼找到了Google Brain的明星机器学习研究员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Sutskever)。两人当时在谷歌总部附近的汉堡店“theCounter”共进晚餐。当他们分手后，奥特曼钻进车里心想，我得和这个家伙一起工作。随后的一段时间，他和马斯克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招募人才。奥特曼开车前往伯克利和研究生约翰·舒尔曼（JohnSchulman）一同散步；与Stripe的首席技术官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Brockman）共进晚餐；会见了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家沃伊切赫·扎伦巴（WojciechZaremba）；并与马斯克和其他人在加州门洛帕克的瑰丽酒店举行了一次集体晚宴。在这次聚会中，创办新实验室的想法开始成形。“就像是电影制作从剪辑开始一样，”奥特曼说，“我们尝试着把这些轻微不适应环境的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准备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OpenAI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它有六位联合创始人--奥特曼、马斯克、苏茨克维、布罗克曼、舒尔曼和扎伦巴--以及里德·霍夫曼（ReidHoffm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杰西卡·利文斯顿（JessicaLivingston）等知名投资者承诺的10亿美元捐款。在OpenAI的早期，奥特曼仍然是YC的总裁，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参与其中。OpenAI没有首席执行官；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是其事实上的领导人。在旧金山教会区一家改造过的箱包厂的办公室里，苏茨克维的研究团队做很多的尝试，然后看哪一个可行。“这是该领域一些最优秀的人的一次非常出色的聚会，”克里斯洛夫说。"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018年，OpenAI宣布了其宪章：一套编纂了其为人类利益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这份文件的核心存有矛盾，即对安全的信念和对速度的必要性。“推动OpenAI的基本信念是，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赢得开发它的竞赛，并设定条款以积极的方式控制它进入社会，”一名前员工表示。“安全任务要求你赢。如果你赢不了，你表现得再好也没用。”奥特曼反驳了OpenAI需要超越竞争对手实验室来完成其使命的观点。但他也表示：“我认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关心一个好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结果。” 苏茨克维是OpenAI能够获胜的关键人物。作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他对神经网络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摄取大量数据，并能够独立检测潜在模式。他相信这些网络，虽然在当时还很原始，但可以通向通用人工智能。“概念、模式、理念、事件，它们以一种复杂的方式通过数据被模糊化了，”苏茨克维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因此，为了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经网络需要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如何留下痕迹。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概念就变成了现实。” 为了坚持苏茨克维的方法和宪章的使命，OpenAI需要巨大的算力。为此，它也需要资金。到2019年，OpenAI只收到最初承诺的10亿美元中的1.3亿美元。在试图担任首席执行官失败后，马斯克离开了该组织，曾经承诺的捐款也随之而去。当时仍执掌YC帅印的奥特曼正试图支撑OpenAI的财务。他起初怀疑任何私人投资者能否以项目所需的数量和速度向项目注入资金。他认为，有着资助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历史的美国政府将是最佳选择。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你尝试了每一扇门，”奥特曼说--他惊讶地发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完全为零。”他开始相信“市场将不得不一直这样做下去。” 由于担心投资者获得对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控制权可能会产生不正当的激励，奥特曼和领导团队讨论了不同的架构，并最终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架构。OpenAI将建立一个“利润上限”子公司，可以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但将由一个非营利董事会管理。OpenAI的最早投资者签署了文件，表明他们可以获得高达投资100倍的回报，任何超过这一数额的资金都将流向这家非营利组织。该公司的创始精神--一家不受商业考虑束缚的研究实验室--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 奥特曼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思考OpenAI的财务问题，并在它的办公室里闲逛，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一直在游说他担任全职工作。“OpenAI从未有过首席执行官，”他说。“我有30%的时间在做，但不是很好。”他担心实验室正处于转折点，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它可能会瓦解。”2019年3月，就在宣布公司重组的同一周，奥特曼离开YC，正式出任OpenAI首席执行官。 奥特曼坚持认为，OpenAI的这种新架构是讨论中“最不坏的构想”。在某些方面，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优雅的方案：它允许公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急需的资金，同时表明其认真开发人工智能的决心。奥特曼个人也体现出这两个目标--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资金筹集者，同时也是一位对潜在变革性技术深思熟虑的管理者。 没过多久，奥特曼就从微软筹集了10亿美元--如今微软对OpenAI的投资承诺已追加至130亿美元。三名前员工表示，公司的重组以及与微软的合作极大地改变了OpenAI的面貌。员工开始获得股票作为他们薪酬方案的标准组成部分。一些非营利时代的老员工认为，此举为员工创造了激励，使公司价值最大化。据一位熟悉薪酬计划的人士称，按照行业标准，OpenAI员工获得的股权金额非常丰厚。一些员工担心OpenAI正在变成一家更像传统科技公司的公司。“我们经常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想法放在桌面上，”OpenAI人力资源副总裁黛安·尹(DianeYoon)说。 微软的投资增强了OpenAI扩大系统规模的能力。谷歌的一项创新提供了另一个突破。被称为“Transformer”的这项创新，让神经网络在发现数据模式方面更加有效。OpenAI研究人员开始训练他们GPT系列的第一批模型。随着每一次迭代，模型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在大约7000本书的文本上训练过的GPT-1，差不多能把句子串起来。在800万个网页上训练过的GPT-2几乎可以回答问题。GPT-3接受了来自互联网、书籍和维基百科的数千亿单词的训练，几乎可以写诗。 奥特曼回忆起2019年的一项突破，揭示了未来的巨大可能性。他说，一项关于“比例定律”的实验产生了一系列“完美、平滑的图表”，这些“比例定律”支撑了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算力与其产生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指数曲线比实验数据更接近于宇宙的基本定律。在一个凉爽的6月的夜晚，当聚集在OpenAI办公室外的研究人员在暮色中集体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比他们任何人之前想象的都要早。“我们都想，这真的会发生，不是吗？”奥特曼说。“这感觉像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即将告知人类。” 这种认识有助于改变OpenAI发布技术的方式。当时，该公司已违背了其开放的创始原则，因为它认识到开源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可能对犯罪分子有利，对商业有害。当它在2019年开发GPT-2时，最初拒绝公开发布该模型，担心它可能对公共话语产生破坏性影响。但在2020年，该公司决定慢慢将其工具分发给越来越多的人。该原则被称为“迭代部署”。它使OpenAI能够收集公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数据，并建立更好的安全机制来应对。这能够使公众逐渐接触到相对粗糙的技术，让人们有时间适应奥特曼预见的巨大变化。 就其本身而言，迭代部署是有效的。它让OpenAI在经过安全训练的模型中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最终唤醒了世界对人工智能力量的认识。这也是事实，它对商业非常有利。这种方法与屡试不爽的YC创业成功战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打造所谓的最小可行产品。拼凑一个很酷的演示，吸引一小群喜欢它的用户，并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改进。把东西放到世界上。最终--如果你足够幸运并且做得正确--这将吸引大量用户，点燃媒体炒作周期的导火索，并募集到巨额资金。布罗克曼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动力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筹集额外的资金，”他说。“制造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 不过也有人担心迭代部署会加速危险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由此引发的商业顾虑会影响OpenAI的安全优先事项。几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认为，OpenAI正在偏离其最初的使命。“我们就此进行了多次董事会讨论，还有大量的内部讨论，”奥特曼说。但是决定已经做出了。2021年，七名持不同意见的员工辞职创办了一家名为Anthropic的竞争实验室，由OpenAI的顶级安全研究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Amodei）领导。 2022年8月，OpenAI完成了GPT-4的开发工作，高管们讨论将其与一个基本的、用户友好的聊天界面一同发布。奥特曼认为这将“一下子成为太多的重磅炸弹”。他提议用GPT-3.5推出聊天机器人--这是一个从春天开始向公众开放的模型--以便人们可以习惯它，然后在几个月后发布GPT-4。奥特曼说，公司的决策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的阶段，在此期间，高层会达成共识。但随着推出后逐渐成为科技史上增长最快的新产品，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忆道，“我发送了一条Slack消息，说，是的，让我们这样做。”在11月30日发布之前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奥特曼给这款产品取名为ChatGPT-3.5。OpenAI的销售主管收到了一条Slack消息，通知她公司产品团队正悄悄推出一个“低调的ResearchRreview”，不太可能会影响到销售团队。 OpenAI内部没有人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五天之后，ChatGPT就突破了100万用户。ChatGPT如今有有1亿用户--Facebook花了4年半时间才达到这个门槛。突然间，OpenAI成了硅谷最火的初创公司。2022年，OpenAI的营收仅为2800万美元；到了今年，该公司的单月营收就已达到1亿美元。在营收激增的同时，OpenAI开始大举招聘，员工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今年3月，OpenAI按照奥特曼的计划发布了GPT-4。新模型远远超越了ChatGPT-3.5的能力--与上一代产品不同，它可以描述图像的内容，用所有主要的编程语言编写大多数可靠的代码，并通过标准化测试。数十亿美元投入到竞争对手复制OpenAI成功的努力中。“我们无疑加快了竞赛的速度，”奥特曼说。 突然之间，奥特曼成为了明星。他似乎不同寻常地装备好了，可以驾驭人工智能世界的不同派别。“我认为如果这项技术出现问题，它可能会非常糟糕，我们希望对此直言不讳，”奥特曼在5月份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告诉立法者。当月，奥特曼开始了世界巡演，包括访问以色列、印度、日本、尼日利亚、韩国和阿联酋。如此多的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吵着要参加会议，以至于“我们最终召开的会议是任何一天预定会议的两倍，”全球事务负责人安娜·马坎朱(AnnaMakanju)说。人工智能在政策议程上飙升：包括白宫的行政命令，在英国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以及在联合国、七国集团和非洲联盟编纂人工智能标准的尝试。 当奥特曼在11月的OpenAI开发者大会上登台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击败他。在欢呼声中，他宣布OpenAI正在走向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的未来，这些智能体有权代表用户在世界上采取行动。在两天后接受《时代》采访时，他说他认为人工智能消灭人类的可能性不仅很低，而且在过去一年里已经下降了。他认为，风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间明显的协调意愿，是OpenAI迭代部署战略带来的积极进展。当全世界都在争论人工智能毁灭文明的可能性时，奥特曼更加乐观。(他承认，这种可能性“非零”，但“如果我们能采取所有正确的行动，这种可能性很低。”)这些日子让他夜不能寐的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一只城市郊狼在他位于旧金山的价值2700万美元的房子周围安家落户。“这只郊狼搬进了我的房子，在外面抓门，”谈话间他拿起iPhone，轻轻敲了几下，翻转屏幕，显示出一张动物懒洋洋地躺在户外沙发上的照片。“很可爱，但是晚上很烦。” 在奥特曼信心爆棚的同时，OpenAI时任董事会内部的不安情绪也在增长。过去的几个月里，董事会成员从九人缩减到六人。这使得董事会划分为两派：由三名OpenAI员工组成的小组--奥特曼、苏茨克维和布罗克曼--和三名独立董事：问答网站Quora的首席执行官亚当·德安杰洛（AdamD’Angelo），科技企业家、兰德公司科学家塔莎·麦考利（TashaMcCauley），以及乔治敦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的人工智能政策专家海伦·托纳(Helen Toner)。 知情人士透露，该小组曾就如何替换三名离职成员进行过争论。一段时间以来--渐渐地，以不同的速度--三位独立董事和苏茨克维开始担心奥特曼的行为。两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说，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奥特曼有一种挑拨离间的倾向。两人都表示，奥特曼试图确保信息通过他。“他有办法让画面变得有些支离破碎，”一个人说，让人很难知道其他人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商业中是正常的，但这位人士说，奥特曼越过了某些门槛，使董事会越来越难以监督公司并让他承担责任。 一个例子发生在10月下旬，当时托纳在乔治敦大学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奥特曼认为这是对OpenAI安全努力的批评，并试图将托纳逐出董事会。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奥特曼告诉一名董事会成员，另一名成员认为应该立即撤掉托纳，但这只是奥特曼的谎言。 这些人说，这一事件并没有促使董事会做出解雇奥特曼的决定，但它代表了奥特曼试图破坏良好治理的方式。还有其他一些事件，让董事会的四人确信，如果他们不能信任奥特曼，他们就无法履行监督OpenAI任务的职责。一旦董事们做出决定，他们觉得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担心奥特曼会发现有些不对劲，并开始争取支持或试图破坏他们的可信度。另一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说，“只要他得到一点点暗示，这件事可能会摆在桌面上，他就会全力以赴。” 11月16日周四晚上，苏茨克维约奥特曼第二天中午聊天。在约定的时间，奥特曼在GoogleMeet上加入了苏茨克维开设的会议，除了布罗克曼，整个董事会都出席了。苏茨克维通知奥特曼他被解雇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公之于众。“这真的感觉像一个奇怪的梦，比我想象的要强烈得多，”奥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说。 董事会的声明很简洁：“奥特曼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并不一贯坦诚，这阻碍了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董事会对他继续领导OpenAI的能力不再有信心。” 奥特曼随后开始联系投资人和导师，告诉他们他计划创办一家新公司，他的电脑随后死机了。(他说，因为受到了太多短信，导致iMessage崩溃。)董事会预料到来自投资者和媒体的压力。但据两名熟悉董事会想法的人士说，他们误判了公司内部的反抗程度，部分原因是他们有理由相信高管团队会做出不同的回应。这两名人士说，董事会驱逐奥特曼的举动是由OpenAI的高管层通知的，他们曾就奥特曼的行为及其对公司文化的影响向董事会表达过各种担忧。 知情人士说，出于法律和保密原因，董事会很难分享细节。但是，董事会列举的解雇奥尔特曼的动机是“缺乏坦诚”，缺乏实例导致了猖獗的猜测--这一决定是由个人恩怨、意识形态争端或纯粹的无能所驱动的。“董事会解雇了奥特曼，理由完全是吹毛求疵，甚至不属于可解雇的罪行，”SVAngel的创始人和导师罗恩·康韦（RonConway）说。他也是奥特曼被解雇后第一批接到电话的人之一。“董事会因情感原因解雇创始人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几个小时内，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威胁说，如果董事会不辞职，不允许奥特曼重返公司，他们就辞职。在巨大的压力下，董事会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的第二天早上联系了他，讨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奥特曼将其定性为要求他回来。他说：“我经历了一系列的情绪波动。我一开始是反抗的。但很快，我就有了一种责任和义务感，并希望保留我如此在乎的东西。”接近董事会的消息人士对这种接触有不同的描述，称其是试图在公司崩溃前通过谈判来稳定公司。 谈判持续了将近48个小时。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的OpenAI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MiraMurati）和公司其他高管一起倡导奥特曼回归。因此，在11月19日周日晚上，董事会任命了一位新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也就是Twitch的前首席执行官埃米特·希尔（EmmettShear）。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Nadella）随后宣布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将加入微软，成立一个新的高级人工智能部门；微软表示，欢迎任何OpenAI工作人员加入。在与布罗克曼的妻子含泪交谈后，苏茨克维转变了立场。他在11月20日凌晨发帖称：“我对参与董事会的行动深感后悔。” 到那天结束时，OpenAI的770名员工几乎都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表示如果奥特曼不能复职，他们打算辞职。让奥特曼成为如此有才华的企业家的精明，也让他在僵局中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能够赢得公司上下大量员工的忠诚。 虽然使命对OpenAI员工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但财富亦是如此。几乎每个OpenAI的全职员工都从OpenAI的成功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包括前董事会成员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奥特曼年薪6.5万美元，除了通过他在YC的股份间接持有OpenAI的股份外，他个人并未持有OpenAI的股权。)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的一周，OpenAI将以860亿美元的估值，通过要约收购方式向外部投资人出售员工持股。那些原本有望在12月获得数百万收入的员工担心这种选择会消失。一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表示：“如果人人都辞职，一家公司可能会倒闭，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到手的鸭子可能将要飞了，OpenAI员工们团结一致并不奇怪。” 与员工不同的是，驱逐奥特曼的三名独立董事受雇于其他地方，与OpenAI没有财务利害关系，也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与典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董事会不同，他们的工作是行使自己的判断，确保公司的行为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这一使命充其量是模糊的，当如此多的资金处于危险之中时，很难坚持下去。而传统董事会要根据季度财务报告、股票价格和对股东价值的担忧做出决策。但无论董事会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不愿意或无法提供他们认为奥特曼有问题的行为的例子，这只能让他们在这场公关战中以压倒性的劣势失败。为检查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而成立的董事会，看起来似乎正在行使自己的不可问责的权力。 最终，剩余的董事会成员在协议中作出一些让步，让奥特曼重返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一个新的独立董事会将监督他的行为和对前董事会作出解雇他这一决定的调查。奥特曼和布罗克曼不会重新获得他们的席位，而德安杰洛将继续留在董事会中，而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集体辞职。尽管如此，这仍然是OpenAI管理层的胜利。“公司和使命的最佳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很明显，我和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真正的误解，”奥特曼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称，“我欢迎董事会对最近所有事件进行独立审查。” 感恩节前两天晚上，OpenAI员工们聚集在总部，开香槟庆祝。布罗克曼发布了一张与几十名员工的自拍，配文是：“我们回来了。” 虽然奥特曼回归OpenAI，但该公司正在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苏茨克维在公司的未来并不明朗。新董事会--前推特董事会主席布雷特·泰勒（BretTaylor）、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和德安杰洛--将扩大到9名成员，并严格审视公司的治理。奥特曼说：“很明显，目前的情况并不好。 OpenAI曾试图建立一个提供独立监督的架构，但最终却功亏一篑。“很明显，我们在解决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做得不够好，”致力于该问题的非营利组织CollectiveIntellig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迪维娅·西德达斯（DivyaSiddarth）表示。“很少有人以完全不透明的方式做出极其重大的决定，这一点突显出来，这种方式感觉很好，直到事情败露。” 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奥特曼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在灾难发生后稳定公司及其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的大规模扩张之后，在某些研究领域加倍努力；并支持新董事会提出更好的治理方案。这看起来像什么还不清楚。“如果一个先知说，这是建立最适合人类的架构的方法，那就太好了，”奥特曼说。 无论他今后扮演什么角色，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我认为这些事件让他在大众眼中变成了一名政治演员，而他以前不是这样，”AIPI的执行董事科尔森说，他认为这一事件凸显了容忍风险的技术专家做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选择的危险。“不幸的是，这就是市场已经形成的动态。” 但是现在，奥特曼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潜在改变世界技术的领先架构师。“建设超级智能将是全社会的项目，”他说。“我们希望成为塑造者之一，但这不会是一家公司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将为此全力以赴，除非我们真的搞砸了。”（编译/无忌）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12月5日，一女子30万存款疑被银行转成理财，因取不出钱坐地痛哭，引起广泛关注。 12月6日，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分行发布情况说明称，经核实，12月5日，客户陈某在中国农业银行绵阳南郊支行申请业务赎回时，按照业务规则，处于封闭期，暂不能赎回。 对此，绵阳分行有关负责人已主动与客户见面，并作了充分沟通解释，对服务上存在的不足，双方已达成了谅解。同时，客户对处理结果予以认可，并表示网传相关视频和言论非本人发布和表达。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温哥华范度森植物园（VanDusen Botanical Garden）每年一度的圣诞灯节吸引着众多游客与观众。（景浩/） 【2023年12月07日讯】（记者梁月加拿大温哥华报导）又到了神秘又迷人的冬季，除了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之外，还有很多因圣诞相应而生的美丽灯展。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几个大温地区闻名的圣诞灯光展。 北温卡皮拉诺吊桥圣诞彩灯（Capilano Canyon Lights） 时间：2023年11月 17日至2024年1月21日（圣诞节不营业） 地址：3735 Capilano Road,...

高志斌（音）和女儿穿越了位于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之间的达连峡谷，于今年3月抵达美国。他在路上试图安慰生病的女儿，女儿呕吐、肚子疼。 今年2月24日，高志斌（音）和女儿离开了北京，去寻找更好、更安全的生活。在接下来的35天里，他们坐飞机、火车、轮船、公交车，加上步行，途经九个国家，于3月下旬抵达美国本土。那时，高先生的体重已比出发时轻了近15公斤。 行程中最恐怖的部分是徒步穿越巴拿马名为“达连峡谷”的险恶丛林。39岁的高先生说，上路的第一天他就中暑了。第二天，他的脚肿了。由于脱水和没有力气，他只得扔掉帐篷、防潮睡垫和换洗衣服。 后来，他13岁的女儿生了病。她躺在地上，不断地呕吐，脸色苍白，还发着烧，她用双手捂着肚子。高先生说，他认为女儿可能喝了不干净的水。他们缓慢而费力地在泥泞、险恶的达连峡谷雨林里行进，每走10分钟就休息一下。直到晚上9点才到达了目的地——巴拿马的一个露营地。 高先生说，他觉得除了离开中国别无选择。 “我认为只有来到美国我们才安全，”他说。他还表示认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把国家带入饥荒，甚至有可能带入战争。“这是保护我和家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他说。 据巴拿马移民当局，今年走穿越达连峡谷路线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数量上仅次于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线，以前主要是古巴人和海地人使用，此外还有少数尼泊尔人、印度人、喀麦隆人和刚果人。中国人正在逃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中国人正在通过学生签和工作签等合法渠道移民，以逃避黯淡的经济前景和政治压制，走达连峡谷路线移民的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走这条路线的人大都使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指南：徒步穿越达连峡谷，再越过几个国家的边界后进入美国，入境后向美国边境官员自首，被送进关押非法移民的监狱后，用如果返回中国会遭受迫害的可信理由申请庇护。许多人会在几天内获释。他们的庇护申请被接受后，就能在美国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的逃离是在用脚对习近平的统治投票，现在是他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他曾在2021年吹嘘“东升西降”，说事实证明中国的治理模式优于西方民主制度，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 我今年采访的每个穿越达连峡谷（中文叫“走线”）的移民都来自中下阶层。他们说，他们担心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恶化，他们会陷入贫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看不到自己或孩子的未来。 在习近平的中国，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打击的对象。如果你是基督徒、穆斯林、维吾尔族、藏族或蒙古族，你会有麻烦。如果你是抗议老板拖欠工资的工人，或抗议开发商迟迟无法交房的房主，或“翻墙”上Instagram的学生，或被发现读禁书的中共干部，你都会有麻烦。 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2023财年非法穿越美国南部边境被临时拘留的中国移民已超过2.4万。而过去十年非法穿越南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移民只有不到1.5万。 因绝望走上达连峡谷移民路线的中国人数量猛增，是一个长期模式的逆转。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数百万中国人为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自由的社会而移民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随着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政府放松了对社会的一些控制，大批中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了回国。那时候，中国的工资水平在快速增长，还有很多就业机会。 直到2018年9月前，高先生曾一直是一个中国式的成功故事。他在山东省的一个村子长大，2003年去了北京，在一家电子设备厂的装配线上当起了农民工，每月大约挣700块钱。高先生凭借街头智慧，靠帮助工厂和建筑工地雇人赚了钱。 2007年，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块地，盖了一栋有100多个小房间的楼，出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一年有约20万元的收入。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还把父母也接到了北京。 2018年，当地政府要将土地收回用于开发。高先生拒绝了。当局对楼断水断电，并将厕所污水抽进院子，迫使住户离开。他赢得了针对政府的行政诉讼，但没拿到任何赔偿。他去上访，结果他和家人遭到骚扰、威胁和殴打。为了让当局放过妻子，他与她离婚。 接下来的几年里，高先生靠打零工谋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上访和学习法律上。疫情期间，生活变得非常艰难。高先生仍和前妻住在一起，今年1月，两人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现在他有四个孩子，但没有工作，也没有未来。他已智穷计尽。 今年2月，高先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中国人走达连峡谷线进入美国的帖子。他和女儿申请了护照，几周后他们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飞往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大多数中国人从那里开始他们去美国的行程。 我采访过的另一名穿越达连峡谷的移民是钟先生。由于担心遭报复，他只给出了自己的姓氏，他的背景与高先生的相似。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四川省的一个村庄走入城市，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他16岁时接受了厨师培训，后来在中国各地的餐馆工作。他在疫情期间遇到了经济困难。2020年，为了支付每月约6000元的房贷和车贷，他在一家工厂的装配线上找了份工作。 钟先生今年30岁出头，他的麻烦始于去年12月。警察在拦住他的车进行例行酒精检测时在乘客座位上看到一本《圣经》。他们对钟先生说，这是一种邪教，并把《圣经》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警察拿走了他的手机，在上面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他后来发现，该应用程序对他的行迹进行了跟踪。 去年圣诞节那天，钟先生和三名基督徒同伴正在家中祈祷时，四名警察闯了进来。他们被带到警察局，遭到了殴打和审问。 和高先生一样，钟先生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有关达连峡谷线的帖子。他借了大约7万元人民币，于今年2月22日离家出走。 他说，一路上他哭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达连峡谷度过了他的第一天后：他躺在帐篷里，非常后悔，觉得这条线太难走了。第二次是在他和一名中国移民同伴骑着摩托车，冒着倾盆大雨穿越墨西哥的三天期间。第三次是他被关进得克萨斯州的一个非法移民中心时。他申请了庇护，但不知道他会在那里关多久。他以为可能是三年，也可能是五年。七天后，他就被释放了，得以飞往纽约。 他来到纽约皇后区的中国移民聚居地法拉盛后，感到很失望：这个社区既破又贵。“我以为走线就够难的了，”他今年4月初说。“到了美国重新开始更难。” 没过多久，钟先生就搬到了阿拉巴马州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他是在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成都附近长大的，现在他感受到了真正的孤独感。他说，他在一家中餐馆每天工作11个小时，一天也不愿意休息。他学会了做左宗棠鸡和其他美式中国菜。这里的工资比国内好很多，他能把更多的钱寄给国内的家人。每个周日，他都参加布鲁克林日落公园的一个教会主持的在线礼拜，布鲁克林日落公园是另一个有大量中国移民的社区。 他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个笑话：有人问中国移民“你为什么去美国？难道你对你的工资、福利、生活不满意吗？”后者回答：“对，我非常满意，但只有到了美国我才能说自己不满意。” “我在美国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他说。 高先生和他的女儿正在旧金山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我们今年4月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帮助他们在旧金山使命区一所高中的体育馆里找到了收留所。 他们能在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待在那里，在体育馆地板上铺的垫子上睡觉。白天要带着他们所有物品离开。高先生的女儿来到旧金山后不到两周开始上学。他希望女儿有朝一日能回国去看母亲。 他们现在已搬进收留所的一个单间公寓。高先生后来获得了工作许可，他买了辆车，开始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送货。每送一个包裹挣两美元。送得越多，挣得越多。 他多次表示，自己非常感谢离开中国后遇到的善意。他和女儿曾被被抢、受过勒索，还有人朝着他们的方向开过枪。但也有陌生人送给他们瓶装水和食物。在敞篷火车上坐了三天三夜后，他们遇到一对墨西哥夫妇，他们坚持要他和女儿在他们家洗个澡。 高先生说，今年11月的一个周三，他凌晨4点就起了床，送了100多个包裹，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第二天他请了假。那天，习近平在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举行了会晤，当习近平的车队驶过时，高先生与其他抗议者一起站路边，用中文高呼，“习近平，下台！”

俄罗斯正试图在全球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展开对阿联酋和沙特的访问，希望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之际，在中东得到两个与美国结盟的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支持。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德国之声中文网）俄罗斯总统专机周三（12月6日）降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国际机场。俄罗斯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普京在停机坪上受到阿联酋官员的欢迎，随后在骑兵护送下前往总统宫殿。 普京因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孤立，他正在中东寻求盟友，并将与中东国家讨论石油、贸易和以哈冲突等议题。普京预计周三访问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周四在莫斯科接待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Raisi）。 普京在抵达时对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ed bin Zayed AlNahyan）表示：“由于你们的立场，我们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普京上一次访问阿联酋是在2019年，当时受到了时任阿布扎比王储谢赫-穆罕默德的热烈欢迎。此次访问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继访问伊朗和中国之后，第三次出访前苏联以外的国家。 今年3月，普京因战争罪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他被指控绑架乌克兰儿童。为了避免被逮捕，普京缺席了8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也未出席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20国集团（G20）峰会。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都没有签署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条约，这意味着它们没有任何义务在普京踏上其土地时对其实施逮捕令。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俄罗斯与欧亚高级研究员古尔德-戴维斯（NigelGould-Davies）指出，“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普京现在讲话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自信。” 俄罗斯的防线在很大程度上抵挡住乌克兰利用西方国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所发起的反攻，而西方国家正对是否继续军援乌克兰进行辩论。 另一方面，随着石油收入的反弹，莫斯科已开始适应西方制裁。 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称，阿联酋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经济伙伴”，2022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90亿美元。。 此次双边会谈还将重点讨论能源领域的合作，俄罗斯作为欧佩克（OPEC）10个伙伴国之一，此前已表示将额外自愿减产。克里姆林宫表示：“几乎所有主要领域都正在发展有前景广阔的项目。”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但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说明普京是否会参加任何相关活动。 深化与中东国家关系 在普京到访之后，阿联酋将于周五和周六迎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莫斯科正推进与能源丰富和有具影响力的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与沙特阿拉伯。 普京预计周三晚些时候前往沙特，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Salman）就贸易和石油等一系列问题举行会谈。 克里姆林宫在会谈前表示，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合作是“维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和可预测局势的可靠保证”。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以哈战争等国际局势议题。 克里姆林宫称赞“与沙特王国保持对话对于维护中东和北非的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两国领导人还将“考虑如何推动冲突降级”。 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返回莫斯科后，将于周四与伊朗总统莱希举行会谈；面对西方制裁，两国将加强经济和军事联系。 普京是否出席COP28？ 普京访问阿联酋之际，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苏纳克等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刚在COP28大会上发表讲话。长期以来一直是普京盟友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在会上发言。 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周三在报道中并未提及普京是否可能前往COP28会议举办地点，只援引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YuriUshakov)称，普京抵达阿联酋并与谢赫-穆罕默德举行“宫殿会晤”和一对一会谈。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报道称普京可能会在气候对话中露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言人赛尔（AlexanderSaier）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不清楚普京先生是否会来参加会议，但我还需要向东道国外交部核实”。他拒绝就联合国警方是否有义务实施逮捕的问题作出回答。 阿联酋COP28组织委员会将相关问题提交给阿联酋外交部，但后者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在经合组织主办的PISA国际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中，新加坡遥遥领先，澳门、台湾和香港也名列前茅。欧洲国家则大幅滑落。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德国之声中文网）最新比萨PISA国际中学生学习能力测试是2022年进行的，对81个国家的69万名学生进行了测试。不过，报告也显示，表现最佳的国家的学生未必更快乐。 比萨PISA调查由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进行一次，测试的是15岁中学生的学习能力。该组织教育分析师艾琳·胡（IreneHu）表示，在这次调查中，学生的总体表现大幅下滑，程度前所未有。 在这次的测试中，新加坡在三项--数学、阅读和自然科学均居首位。PISA报告称，测试结果显示，从平均水平来看，新加坡学生相当于比其它国家的同龄人超前了三到五个学年。 另外五个亚洲地区--澳门、台湾、香港、日本和韩国在数学上仅次于新加坡，在阅读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名列前茅。 OECD驻柏林办事处（BerlinCenter）向德国之声表示，在上一次的PISA调查中，中国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参加了测试。但这次中国大陆因疫情学校关闭没有参加调查。 亚洲学生害怕失败 这次的调查中，经合组织也首次对学生是否快乐进行了问卷，比如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对生活的满意度，所获得教育资源，心理健康，承压能力，社会关系，学习与生活的平衡等。 PISA报告写道，比如数学表现最佳的新加坡、澳门和台湾，许多学生表示很害怕失败，也较少参加课余活动比如体育运动。这三个亚洲经济体70%以上的受访学生对他们所认为的失败很忧心。他们也表示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们。 相比较之下，PISA测试平均分较低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秘鲁，学生们经常有较少的焦虑，而更重视体育。报告认为，这显示，即便是PISA名列前茅的国家，也有改进的潜力。心理健康、社会互动以及接触不同的文化，都对学生的状态、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总体的幸福感有着影响。 此次的PISA测试除亚洲表现良好以外，其它地区都大幅下滑。比如德国、冰岛、荷兰、挪威和波兰在数学上的表现都明显下降。欧洲表现最佳的是爱沙尼亚。欧盟两个最大的国家德国和法国排在瑞士、爱尔兰、比利时和英国之后。

近日，在经过各环节评选后，吴敬琏先生荣获2023年度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奖。这个奖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学者。吴老在领奖时表示，“我们现在还面临很严重的爬坡任务，希望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克服困难。” 吴敬琏曾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无人能出其右。《华尔街日报》曾声言，“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那就是吴敬琏。” 93岁高龄的吴敬琏对历史细节记忆清晰、信手拈来，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依然保持关切。他的焦虑和不安常常来自对国家命运的牵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吴老总能以其澄澈的学术洞察力干净利落地直击本质，入木三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 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 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 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 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 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 《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 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财经》：若要重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议程，在改革大方向或者叫做“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要进一步讨论各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了。 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 《财经》：国有经济的垄断，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垄断，即国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倾斜政策所支撑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压制竞争对手；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保护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国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国有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限制竞争。 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 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 《财经》：根据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过去的经验，不少人担心，如果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 吴敬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监督比较有力，或者采取的办法比较得当，国有经济改革的效果就比较好。消极地避开改革，并不能免除权贵以其他方式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危险。 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财经》：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 吴敬琏：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 《财经》：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这样一个大课题了。 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 《财经》：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国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国家辛迪加”的许多遗迹。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公害”。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但是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注意。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 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 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财经》：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损害市场竞争，应当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 《财经》：由于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日益繁复多样而且变动很快，为了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除了法院的执法，还出现了其他执法形式，如行政监管这种准司法的执法形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在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加以解决。 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财经》：不管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而且诸多社会矛盾也无法解决。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 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法治(the rule of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ruleby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财经》：不过，民主制度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宾式的民主。 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 《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哪里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 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财经》：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 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 《财经》：如果说，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内容。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 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吴敬琏：对。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 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 《财经》：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放弃部分权力和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权力和进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他们或者竭力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阵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进自己的私货，把改革扭曲为新的寻租机会。 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2023年12月07日讯】多伦多市第57届圣诞灯节（Cavalcade of Lights）系列活动于11月25日热闹展开，除了一如往常的在市府前的Nathan Phillips Square广场为圣诞树点灯，当晚最引人注目的，就属舞台上来自台湾的铁四帝舞团的表演。结合台湾特有的宫庙乐音及黑白红绿蓝金的典型配色，再加上动感的街舞原素，铁四帝舞团的表演吸引了现场民众的目光。https://i.epochtimes.com/assets/uploads/2023/12/id14131434-682af37cbef5c1c8d39a3514812e0dbe.mp4 铁四帝舞团的服饰采用了庙宇典型的黑白红绿蓝金配色，舞者面容呈现的是八家将的脸谱特征。表演中，点兵点将，并以中文逐次介绍甘柳谢范将军，他们脸谱不同，手持戒棍法器也各异。年轻舞者时而手挥羽扇“照面”换位，时而挥舞旌旃，脚踏八家将特有的八字步，融合街舞元素，让传统文化以新的面貌与现代接轨。 现场，锣鼓唢呐齐呜，融入电音，再加上摇滚，台湾特色的宫庙乐音动人心魄。当晚气温接近零度，舞者或刺或踢身手俐落，尽情展现台湾人的热情与活力，赢得现场观众的欢呼与肯定。就读多伦多大学的台侨Tina直呼：“这个表演太酷了，台湾就是赞！” 铁四帝舞团成军七年，致力于推广台湾的“家将文化”、“庙宇文化”，过去曾前往多国推广演出。此次是首次，也是唯一受邀参演“加拿大多伦多灯节晚会”的台湾团体。铁四帝舞团表示，此次演出除感谢多伦多侨教中心协助本地的交通安排外，还有台湾商会前会长钟文权先生慷慨解囊赞助访团生活费，使得铁四帝舞团能顺利来多伦多演出，不但接触更多的年轻侨民，也让台湾文化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城市中留下了美丽的印记。◇ 责任编辑：吴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