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孔乙己文学”引起了一些“读书人”的共鸣。“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这种自我调侃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面对高达约20％的青年失业率时深深的焦虑和迷茫。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年轻人放不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优越感。例如，有媒体称，学历的价值，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依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一时的困难不等于一生的失败。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仅仅号召年轻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衣”；或者号召“孔乙己”去当“骆驼祥子”，肯定是不够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长衫的人，想忽悠别人脱下长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了关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学生似乎“过剩”了——这些年来，大学一直在扩招，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3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再创新高，达到1158万，同比又增加了82万人。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是的，供求关系变了，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供求关系的变化，没有带来相对应的就业格局的变化。现在，对一般地受过大学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白领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下降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蓝领）相对来说上升了。这种变化却似乎对有些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意愿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是“孔乙己文学”流行的根本原因。何以如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从个人决策的角度来讨论。工资和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众所周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个人来说，之所以愿意在教育上投资，主要是因为存在教育工资溢价；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参加工作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以美国为例，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美国的教育工资溢价是相当可观的。1915年的时候，多接受一年中学教育或大学教育可以让自己的收入提高11％。在接下来的1915年到1950年间，不同教育年限的人的工资差距大幅缩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差距略有扩大，然后到70年代又再一次缩小。20世纪80年代，各受教育年限组之间的工资差距又一次显著扩大，90年代继续温和地增大。最后，到2005年时，多接受一年大学教育的工资溢价又大体回到了1915年时的高水平上。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教育工资溢价。网络上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的报告称，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毕业生的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另据《2020年企业薪酬报告》，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高中及以下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373元、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4443元，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5029元，硕士毕业生平均起薪为7057元，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平均起薪为9853元。由上可见，从教育工资溢价来看，中国大学教育投资的回报是很高的，此外，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学历证书）往往还与落户、购房、报考公务员的条件、以及获得特定补贴的资格直接挂钩，因此有相当可观的附加价值。当然，关键在于，对教育的投资还要从个人层面来看，因为平均数可能会掩盖不少问题。沉没成本导致大学生不愿脱下“长衫”上述数字反映的是所有学校的情况，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中国薪酬网的统计，在2022年，985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为9088元，双非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仅为5724元。更重要的一点，上面给出的数据，是不包括不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之所以决定不就业（包括决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他们原先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预期落空了。我们不妨用不愿意脱下“长衫”来概括这种情况。根据梁建章等人的《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将一个孩子从0岁养大到17岁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从0岁养育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则平均为62.7万元。在一定意义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在大学本科教育上的投资成本为14万元左右。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个大学生，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上述14万元的投资支出就已经成为“沉没成本”了——在进行就业决策时不应该再加以考虑了。但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人在决策时能够完全摆脱“沉没成本”的影响。对于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决策时为什么难以脱下“长衫”，我们也可以从心理账户与沉没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出一个解释。假设某甲和某乙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甲考上了大学，乙则直接就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四年后，甲从大学毕业，一时之间难以找到符合当初上大学时的预期的白领职位，但是可以找到与乙当前正在从事的工作类似的蓝领职位。纯粹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甲或许应该选择接受这个蓝领职位（也就是脱下“长衫”）。但问题是，甲在考上大学时，就对“在本科教育上投资然后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开立了一个心理账户，因此他会把不能找到合意的工作视为这个账户中发生的损失。这里的机制是这样的，甲已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投入了14万元，而乙则分文都没有投入，如果甲也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心理账户的借方记入14万元。心理账户是有“债务厌恶”倾向的，人们更喜欢有盈余的心理账户。这就是说，甲如果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会导致他的心理账户出现14万元的赤字，而这会令他非常不快乐。在中国，这种心理账户的威力，还会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加强。现在，我们的社会在看待“干体力活的人”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许多人明里暗里地“鄙夷”体力劳动，认为只有“坐办公室的”才是正经工作，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去做体力活。当然，这种认知是落后的，蓝领工作与白领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并无高下之分。但在目前，这种社会认知会极大地强化了前述心理账户的力量（特别是学生父母的观念，影响极大）。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沉没成本不但不能快速贬值，反而会继续积累，进而造成更大的影响。下面以《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决策为类比，说明这种激励机制对沉没成本的促进作用。社会激励机制让大学生更难脱下“长衫”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一般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沉没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我们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解释。假设你买了一双鞋子。在购买的时候，鞋子看上去似乎很合脚，但是你穿了一天之后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试着继续穿这双鞋子，结果发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然而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把鞋子退回去了（因为鞋子已经有些磨损了）。既然鞋子不能退回去，你购买时付出的价格就成了沉没成本。塞勒给出了两个推测。第一，鞋子越贵，你勉强坚持穿它的时间越长；第二，鞋子越贵，你即使不穿它，将鞋子留在鞋柜里的时间也会越长。然而，不管沉没成本有多高，这双鞋子最终肯定是会被扔掉的（从长远来看，沉没成本终将会全额贬值，从而不会影响到决策）。因此，要消除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关键是让它快速贬值。前面指出，有些人在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就业，是受到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如果沉没成本能够快速贬值，那么它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就会下降。但是“考公（考编）、考研”的机会及其相关规定会拖延沉没成本的贬值。范进是另一个“读书人”的典型形象，他寒窗苦读几十载，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饱尝落第文人的辛酸和苦楚，到了50多岁仍然只是一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到最后范进终于中举，结果乐极生悲发了疯，幸亏他的屠夫岳父一巴掌把他打醒。范进每参加一次科举考试，都是在教育上继续投资，从而一次次增加沉没成本。这一点一望而知。关键是，当时的社会为他这样的只在“八股教育”上投资的决定提供了极强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范进的继续增加沉没成本的选择可以说是完全理性的！在《儒林外史》描述的那个世界里，除了皇权，只有官绅阶层的地位才是稳固的、尊贵的，而且只要进入了这个阶层，钱财名声等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过来。其他阶层，哪怕是富户、豪强，都可能跌落至底层。因此，对范进而言，只要仍然有一线“中举”的机会，就应该继续投资、继续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数越多，沉没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这种教育“投资”，已经与真正意义上的人力成本积累全然无关了，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无效率的“内卷”，因为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现在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难以脱下“长衫”，可能面临着与范进类似的沉没成本困境，尤其是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考公”上岸的情况下。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就业，而选择“考公”近年来，许多人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进入体制；据说，有的地方，“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已经成了流行家训。众所周知，这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关，而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的社会资源；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增大，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优质岗位”了。有人曾经将当今的“考公上岸”类比为科举制度下的“中举”。这两者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但就导致沉没成本无法快速贬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励机制而言，两者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例如，公务员考试对“应届毕业生”的优待，就特别容易激励大学毕业生暂时不就业而去参加“考公”，从而加大其沉没成本。许多岗位都要求“只限应届毕业生”报考，而“应届毕业生”实际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毕业生——除了毕业当年的那一年之外，在两年的“择业期”内，如果没有落实工作（没有签订合同、缴纳社保），档案又保留在原学校或者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场，那么就仍然算应届毕业生。其次，服务基层四项目且目前未就业的人员，也可以报考限应届毕业生的职位。“四项目人员”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人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中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他们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2年内，都可报考限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职位。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么毕业后又可以成为应届毕业生，继续享受倾斜政策若干年。现在为了将来“考公”而去报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数。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指出，大学生不就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不肯进入制造行业，“因为来制造业要去培训，要动手。他们不会做企业的事情。”因此，大学生“毕业就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不要技术，只需要磨嘴皮就行了。”是的，中国的大学，由于入学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几乎每个大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大学本身就严重缺乏激励大学生更加努力积累人力资本的机制了。如果大学毕业后，不断“考公”考研，那么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沉没成本，以致许多人越来越脱不下“长衫”。在个人层面，这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而在宏观层面，当然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创新活力下降。然而，在给定当前社会提供的激励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资源过多，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的优越性越来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没成本的陷阱这个责任，完全归咎于大学生自身的观念。

随着通胀阴云挥之不去，当地时间周一，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遭遇最新一轮罢工。这场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将导致大规模交通和机场瘫痪。本次罢工由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威尔第（Verdi）和铁路运输工会（EVG）联合发动，该国 35万名公共交通部门的雇员将进行 24小时的警告罢工，波及铁路、机场、港口、各地公共交通以及高速公路，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员工、教师、护理人员等通勤将受影响。实际上，作为大罢工的前奏，某些地区周日就已遭遇运输中断。德国第二大机场慕尼黑机场 26日已开始为期两天的警告罢工。机场公司称，由于员工罢工，这两天的航班运营将暂停，共有约 1500 班航班受到影响，20万名乘客不得不改变行程。在最新一轮罢工的前几个小时，工会老板和雇主双方僵持不下。工会老板警告称，大幅加薪事关成千上万名工人的 " 生存问题"，而雇主则称工人的加薪要求和由此产生的行动 "...

马云与云谷学校校长交流 来源：云谷教育作者丨程潇熠编辑丨康晓出品丨深网·腾讯新闻小满工作室马云回国，第一站没有去阿里巴巴集团，而是去了阿里合伙人2017年创办的15年制“非营利性”国际化学校——云谷学校。“我们要用人工智能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被人工智能所控制。”3月27日，马云和云谷学校的校长们聚在一起探讨“技术变革对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时说，ChatGPT只是AI时代的开始，虽然人的体力、脑力比不过机器，“但机器只有‘芯’，而人有‘心’”。类似的观点，马云在2019年与马斯克的45分钟“激辩”中也提到过，他认为想要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存下来“爱商”要高。“机器可以取代保姆，但不能取代母爱；机器可以取代护士，但不能取代关爱。”退休近四年，马云离阿里越来越远，离农业与教育越来越近。蚂蚁上市风波后，从2021年开始，马云开启全球农业考察之旅。2021年9月，前往浙江省嘉兴平湖参观农业大棚；10月19日，首次出国前往西班牙考察农业和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技术；10月26日，造访荷兰研究机构，考察农业技术；2022年，参观日本海洋养殖大学，研究海洋养殖技术；2023年年初，马云又被泰国网友拍到参观一家海虾养殖工厂，照片中的马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穿着白褂和雨鞋，肤色黑了不少。2023年3月26日，马云终于结束了两年多的海外考察，落地杭州，有报道称，由现任阿里董事局主席、CEO张勇和蚂蚁集团执行副总裁邵晓锋专程接机。不过此时不论对于阿里还是蚂蚁集团而言，马云已是局外人。马云隐身，因蚂蚁始，由蚂蚁终马云两年的“隐身”，因蚂蚁集团开始，又因蚂蚁集团而结束。回国两个月前，马云已切断了自己与蚂蚁集团关系。1月7日，《一致行动协议终止协议》等多份文件签署后，马云放弃了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权，三年前后者估值曾高达2.1万亿元。蚂蚁集团相关管理层成员也不再担任阿里合伙人，强化与股东阿里集团的隔离。有前阿里员工告诉《棱镜》自2022年10月起，蚂蚁就和阿里完全隔离、独立，员工内部直接转岗通道关闭，只能离职后再入职；蚂蚁的工牌也进不了阿里集团的园区；此前绩效特别好的阿里员工，年终奖会额外授予部分蚂蚁期权，目前这一激励方式也已取消。有蚂蚁员工在上述采访中乐观预计，整改完成后可重启上市，预测时间从2023年至2025年不等。蚂蚁上市或将重新开启，但马云注定缺席。马云隐身的两年多时间中，随着阿里股价暴跌，马云个人身家缩水了1694亿元。2022年新财富500人榜显示，马云以1327.2亿元财富排名第14位，跌出前十名。而在2022年马云曾以3021.4亿元的身家登顶首富。阿里集团股价从2020年10月最高点319.32美元/股跌到了如今的86.9美元/股（截至3月26日美股收盘），最低点曾达58.1美元/股（2022年10月24日股价）。如今马云的回归只在二级市场引起了短暂的“异动”。马云回国消息确认后，阿里巴巴港股曾一度转涨至5%，带领科技股跌幅收窄，但后续走跌，截至3月27日港股收盘，阿里微跌0.06%，报收85.25港元/股。早在创业初期，马云便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50岁前赚钱，50岁后做公益。从实际行动来看，马云可以说从40岁开始谋划退休。2006年，阿里巴巴引入了职业经理人，41岁的马云将总裁让位给卫哲。2013年，48岁的马云将CEO位置交接给了陆兆禧（花名：铁木真，已退休）。2014年，阿里用合伙人制度代替职业经理人制度，淡化“创始人”概念，马云和蔡崇信设为永久合伙人，其余为暂时合伙人。2015年张勇（逍遥子）接替陆兆禧出任阿里集团CEO。2019年，马云正式卸任董事局主席一职，张勇接任。“为了这一天，我认真准备了10年。今天不是马云的退休，而是制度传承的开始。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制度的成功。”马云彼时称。交棒张勇一年后，马云从阿里披露的董事会成员名单中消失，彻底退出阿里董事会，截至目前，马云在阿里只保留了永久合伙人这一身份。张勇时代：最有权力13人只剩其一张勇全盘接手阿里后进行多次组织架构动刀，如今的阿里可以说是已完全从“马云时代”走出，进入到了“张勇时代”。一位阿里内部人士告诉《深网》，从阿里近两年的人事变化可以看出，张勇大权在握，成为真正的阿里掌舵人。阿里的组织架构近些年一直保持着一年一调整的节奏。2019年前的两次组织架构调整中，张勇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2019年及以后，张勇才称得上是从执行者变成“真正领袖”。2019年12月19日的组织架构变革中，阿里的权力体系被再次集中。拥有向张勇直接汇报权限的高管有所减少，蒋凡及戴珊被赋予更高权限；散落在各个业务主体的投资部（除蚂蚁金服战投部）被全部划归于集团投资部统一管理，包括饿了么、菜鸟、阿里健康、阿里影业等业务的投资部。“曾经在阿里巴巴，不能动的是马云和蔡崇信，现在的阿里巴巴，不能动的是张勇。或许在这次调整过后，张勇会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中供铁军。”一位阿里人士曾对《深网》表示。据《财经》披露，阿里经济体发展执行委员会由张勇亲自牵头，统一阿里巴巴所有经济体战略。成员共计13人，被称作是“阿里巴巴最有权力的13个人”。其中经济体发展执行委员会的13人分别是张勇、井贤栋（王安石）、张建锋（行癫）、蒋凡、胡晓明（孙权）、王磊（昆阳）、戴珊（苏荃）、倪行军（苗人凤）、黄浩、王帅（奔雷手）、邵晓锋（郭靖）、武卫、童文红。马云隐身三年中，这一名单产生了剧烈的变动。据《深网》不完全统计，业务及管辖内容未变的仅有张勇一人。主要业务及管辖内容未变，但因为蚂蚁上市失败正在与集团做更多切割的蚂蚁系三人：蚂蚁集团董事长兼CEO井贤栋，蚂蚁集团执行副总裁邵晓锋、蚂蚁集团CTO倪行军，蚂蚁集团数字金融事业群总裁黄浩。业务产生巨大变动的有，受网红出轨事件影响的蒋凡，受蚂蚁上市未果事件影响的胡晓明，受本地生活业绩影响的王磊，随着toB业务变动逐渐掌控更多权限的戴珊，受阿里云“宕机事件”影响离开阿里云转任达摩院院长的张建锋等五人。除此之外，阿里CPO（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将在今年4月1日卸任。武卫卸任CFO，由徐宏接替。公关市场体系负责人王帅此前有消息称内部宣布退休，阿里方面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张勇时代”，阿里被拼多多围追堵截、“二选一”重罚、“性侵事件”风波等多个事件重创。淘宝、天猫两大阿里支柱营收与利润同时走弱，阿里“动物园的小动物”们开始自食其力。开源节流之下，阿里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大幅超过市场预期，最新财报（截至2022年年底的2023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阿里剔除股权和摊销费用后的利润达530亿元，远高于市场预期的470亿元。马云带回来的农业技术或将帮阿里打开新的赛道。据35斗梳理，阿里数字经济体涉农业务颇多，包括农资供应、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科技服务、乡村数字基建、农产品上行、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物流、新零售等。35斗将其概括为：深度参与农产品种植，服务农产品从农地到餐桌、农资从工厂到农地。同时，蚂蚁金服、阿里云、菜鸟等提供金融、云计算、物流等“基础设施”服务。今年2月23日，阿里投资通用型生物育种平台博瑞迪，瞄准中国种子被长期“卡脖子”的问题。马云曾在2015年提出“亩产一千美金”计划，“我非常尊敬袁隆平先生，他把亩产做到了千斤，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的手段，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把亩产做到一千美元，土地将成为农民真正的财富来源。”

前总理之女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原罪”。文 | 晨　沐2023年5月份，泰国将面临大选。近日，潜在候选人佩通坦·西那瓦（Paetongtarn Shinawatra）已经摩拳擦掌，掀开了竞选的序幕。佩通坦。资料图光说佩通坦，你或许不知道是谁。但说起她的爸爸和姑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意味深长地“噢~”的一声，她是他信的小女儿，以及英拉的侄女。两人都曾担任泰国总理，在泰国政坛树大根深。佩通坦和父亲他信（左二）、姑姑英拉（左三）、姐姐萍通塔（右一）36岁的佩通坦目前已有近8个月身孕。轻松获得民调支持率第一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佩通坦，下一届泰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011986年8月21日，佩通坦出生于泰国知名的豪门华人家族西那瓦家族，祖籍是中国广东丰顺县，祖上姓丘，大约于清朝光绪年间移民泰国，在泰国清迈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她是他信最小的女儿，也是他“最得意”的孩子。佩通坦排行第三，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早在8岁时，也就是他信还担任泰国外交部长之际，佩通坦就开始接触政治。但直至前几年，她都没有显现出参政的兴趣。拎着爱马仕的佩通坦从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佩通坦在英国萨里大学学习国际酒店管理。英拉出走后，佩通坦接手了房地产开发商上市公司SC，身价超过43亿泰铢。2019年，佩通坦结婚时，泰国国王的大姐乌汶叻公主还到场祝贺。佩通坦在婚礼上挽着父亲他信。图源：亚洲新闻台在2021年以前，佩通坦更像一个“名媛”。从她过去在社交平台上发的照片可以看出，佩通坦常常化着精致的妆容，到处吃喝玩乐；她是香奈儿的忠实粉丝，出门游玩也有私人飞机接送。佩通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而在与父亲他信的合照中，佩通坦也总是妆容得体，喜欢散下长发，依偎在父亲肩头。佩通坦和他信合照2021年10月，佩通坦步入政坛。据彭博社报道，她现在担任泰国最大反对党泰党（PheuThai）的公众参与和创新事务首席顾问，领导该党的宣传与公关事务。目前，她的社交媒体账号有50多万粉丝。从政后，佩通坦晒出的穿着变得亲民朴素，也会发布自己的竞选照片。佩通坦挺着孕肚参加大选活动据《曼谷邮报》报道，佩通坦承诺要完成他信和英拉在任期间未竟的事业。在泰党“大胆地想、明智地做”的竞选口号下，佩通坦宣称继承他信和英拉的政治衣钵。她在近期的竞选活动中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对公共服务进行补贴，建设高速铁路系统以及应对干旱和洪水的基础设施，这些承诺与他信和英拉执政时期的政策相似。“有些是未竟的事业，有些是正在恶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佩通坦称。除了政界资源丰富之外，西那瓦家族还是泰国数一数二的巨富，足以支持家族成员在各行各业风生水起。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是佩通坦政治生涯中强大的助力。据外媒3月20日报道，佩通坦的支持率为38.2%，是现任总理巴育的两倍多（15.7%）。泰国总理巴育。资料图此番佩通坦“强势”宣布参选，不禁让人联想她会不会是“下一个英拉”。而如果她能顺利当选，也将会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02众所周知，“他信”家族前后出了3位总理。据公开资料显示，他信是泰国第23任总理、泰党创立人、前泰国皇家警察中校和商人。他信的妹夫颂猜·翁沙瓦是泰国第26任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是泰国第28任总理，也是泰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一家出了三个总理，左起为颂猜·翁沙瓦、他信、英拉。2001年，他信当选泰国总理。他信政府一直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说农民是国家的心脏。他信这样做显然得罪了中产。而泰国是君主制国家，国王掌握着军权。泰王的权力根基又是上层精英，并不是农民。因此，矛盾自然产生。2006年，他信政府被指滥用职权，引发国内持续的抗议示威。2007年，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泰爱泰党在大选中舞弊违宪，责令其解散。他信本人长期流亡海外。2011年，妹妹英拉当选总理。她一如既往地执行了哥哥的惠农政策。而且并无避讳，直截了当。2014年起，英拉上台后推行的政府大米收购政策被批评导致国家财政亏空以及滋生腐败。同年5月，泰国宪法法院以滥用职权和违反宪法为由解除英拉总理职务。随后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英拉同样流亡海外。许多泰国人并不希望看到西那瓦家族“卷土重来”。毕竟家族三人三段执政时期可谓毁誉参半。支持者称该家族推动泰国经济发展，改善民众收入状况。批评者称这个富豪家族任人唯亲，中饱私囊，利用民粹主义政策来收买低收入群体。支持者手持他信和英拉的照片。因此，前总理之女的身份，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原罪”。目前，我们无法推断佩通坦是为父辈们“复仇”才参与竞选，还是家族血统就是偏好从政。但即使如愿当选总理，佩通坦的前景也并不明朗——她面临的政治局势，比父亲和姑姑执政的时候更加复杂，而农民也将会是她绕不开的政治话题。佩通坦与地方选民合影。佩通坦能否顺利登上总理之位，她又能不能坐得稳当？拭目以待吧。

↑资料配图 据图虫创意红星新闻记者｜孙钊 陈怡帆责编｜官莉 编辑｜何先锋2013年10月，25岁的佤族女孩巧云（化名）被拐多年后，回到云南沧源故乡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故乡已变得陌生，听到熟悉的乡音，巧云已无法用同样的语言回答。面对苍老的父母以及身边的孩子，巧云将报警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2023年初，她下定决心公开求助。今年2月，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警方立案侦查。巧云说，她希望能让拐卖她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3月23日，红星新闻联系上巧云所在村的村支书和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均向记者表示知晓巧云曾被拐一事，案件后续情节以官方通报为准。3月27日，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书记向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巧云外出打工走失后，其父母并未报警，原因在于带她打工的杨某是巧云当时的男朋友。杨某承认自己拐卖妇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处理”。自述14岁外出打工被拐曾试图逃跑，但被男方抓回巧云是云南沧源人，2003年，年仅14岁的她辍学在县城打工。因家中子女多，巧云想为父母分担经济压力，于是萌生了去外地工作的想法。尽管家人并不同意，但同乡的杨某告诉她和另一个伙伴，自己可以带她们外出打工时，巧云还是选择跟着杨某离开沧源县。巧云说，自己那时候没有手机，离开沧源外出打工的决定，也没有来得及跟父母沟通，“那时候妈妈会来县城看我，但我离开沧源的时候，都没来得及跟父母告别。”后来她才得知，自己离开后，父母曾四处寻找过她，但怎么也找不到，就以为巧云“人没了”。她不会想到，轻率做出的决定，会就此改变她的一生。巧云告诉红星新闻，一路上的费用基本都是杨某承担的，“当时非常信任他，所有的开销都是他出的。”但是后来杨某开始向巧云索要相关的“费用”，“我们两个基本都没有钱，然后他就开始逼我们，说把我们给卖掉。”杨某带着巧云和她的另一个姐妹一路北上，最后在陕西停了脚。某日，巧云被杨某通知说，要给她们找个婆家，“他就叫我们起来洗漱，但我们不同意，我们说自己是出来打工的，所以第一次就没卖成。”但好运并没有持续太久，杨某此后不断要求巧云还钱，最后将巧云强行“嫁”了出去，“他说让我嫁给那边，然后过几个月就来接我们。因为他是威胁我的，我没有办法。”2004年11月左右，巧云记得，自己被以不到3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宁夏固原某县城的“买家”。她被“买方”家的一对兄妹接走，其中29岁的男人，后来成为了巧云两个孩子的父亲。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巧云对于两个孩子父亲的称呼，一直是“那个男人”。巧云的记忆中，她被接走时并没有过多的反抗，更多是绝望和麻木。她在汽车上颠簸了很久，随后步行到买方家中。↑资料配图 据ICphoto巧云首先跟“那个男人”的妹妹同住一起。她告诉红星新闻，因为同是女性，这个女孩在生活上对她颇为照顾，“她会给我洗衣服，做饭”。起初，买方会尽量照顾她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没有强迫我劳动或者是别的，一开始也并没有过多地限制我的自由。”巧云说，但几个月过去，杨某并没有来接巧云。对父母及故乡的思念，让巧云不断萌生逃跑的念头。2005年的一个雪夜，巧云终于下定决心出逃，“我在云南长大，都是青山绿水的。那天突然就下起了大雪，然后树上光秃秃的，突然就非常想家，决定晚上就跑。”这次出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就在巧云深夜想通过高大院墙下的梯子离开时，“那个男人”与她在院落中“不期而遇”。巧云爬上梯子，从高墙上跳下栽入厚厚的积雪中，蹒跚着跑出了几十米，就被他追上，“我知道他说让我跑是反话，也是在试探我。我跑了几十米就摔倒在雪地里了，那个男人追上我踢我的小腿，然后把我带了回去。”这次逃跑之后，“买家”一方对巧云开始严加看管，“他们看我看得很紧，白天院门都是锁着的，如果他们要出去，家里房间的门也是锁着的。”无奈生下两个孩子为解决儿女上学问题与“那个男人”领证在买方家住了近一年后，“那个男人”最终还是对她“下了手”。巧云说，“那个男人”趁他妹妹不在家，强迫她发生了关系，“他来到我的房间，然后就用细麻绳把我的双手反绑了。”生第一个孩子时，巧云给家里写了信，随后她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我们两个都很平静，但我的心里真的很痛。当时觉得自己可能再也逃不出这个境地了。”生了孩子，又与家人建立了联系，巧云回家的念头渐渐被压下去了一些。但对于“那个男人”，巧云始终保持冷漠，“就是很讨厌那个人，你不喜欢的人，你怎么看他都不顺眼。”生活的琐碎和无时不在的看管也让她不堪重负，巧云说，自己曾意图轻生。她那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别人的地盘，做什么都是于事无补的。此后，巧云又生下了一个孩子，“在大女儿年纪大一些时，我基本上可以出门了，但那时候也麻木了，有时候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巧云说，大女儿4岁时，曾经问她是不是被拐来的，这个问题让她无比伤心，“孩子什么都是知道的。”两个孩子最终成为了巧云最大的牵挂。↑资料配图 据图虫创意2013年，在巧云趁男方外出打工逃回云南沧源故乡后，她为了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甚至主动联系了“那个男人”，并再次返回宁夏办理了结婚证。对于和男方领结婚证一事，巧云告诉记者，在2013年孩子上学需要户口，给孩子补办户口时，自己也咨询过，以为必须要结婚证，当时不知道还有其他落户途径，所以就和他领证了。在办理了结婚证后，“那个男人”曾经和她短暂回到沧源生活过一段时间。随后“那个男人”以上学为理由将大女儿带回了宁夏，2015年，“那个男人”又把小儿子也带走了。从2013年回到故乡之后，巧云一直没有报警，一双儿女成了她最大的软肋。巧云希望追究杨某的法律责任时，也担心会牵连到“那个男人”，从而影响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另一方面，她也觉得“因为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还领了结婚证，说出去也没有人相信”。在两个孩子被接走后，巧云再也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但她还是会跟孩子在微信上聊天。2023年初，巧云决定公开求助前，曾小心翼翼地征求了大女儿的意见，“我是要抓一些坏人，可能会让你父亲受到一点牵连，希望你能理解。”巧云说，当时女儿的反应“比较平静”。释法如今是否过了追诉期？“买家”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今年2月，巧云联系上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并将其经历在网络公开。2月10日，巧云拿到了沧源县警方的立案告知书。当地警方认为她被拐卖一案，符合法定条件，已经立案侦查。3月23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检察院，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案件正在核查中。对于究竟是对“是否批捕的核查”还是对案件其他细节的核查，上述工作人员称暂时不便答复。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回应表示，在巧云公开求助之后，他们就派了工作专班前往巧云的户籍地及常住地了解情况，“后续的工作还在开展当中。”3月27日，临沧市沧源县委政法委书记向记者表示，据其了解，巧云外出打工走失后，其父母并未报警，原因在于带她打工的杨某是巧云当时的男朋友，“男朋友把她卖了，（巧云方）一直都没报过案，所以说现在案情还有点复杂，已经交由我们公安部门依法在重新梳理。”该书记还表示，杨某承认自己拐卖妇女，“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处理”。↑当地警方出具的立案告知书在等待案件调查过程中，巧云亦有对案件已过追诉时效的担忧。对此，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林小明表示，由此可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其追诉时效为20年，而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如果当事人所述确凿，从2004年11月犯罪之日起算尚未过追诉期，从2013年犯罪行为终了计算，也没有过追诉期。”此外，按照《刑法》有关规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即便追诉时效已经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核准进行追诉。”另一方面，对于收买被拐妇女一方，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根据《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不过，林小明律师表示，追究收买方的刑责，会影响其直系亲属，这意味着她的两个孩子会受影响，如果当事人愿意谅解，收买方的刑罚则会从轻或减轻。此外，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记者梳理近10年逾400份涉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决文书发现，在刑罚方面，将收买被拐妇女罪与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数罪并罚因而刑罚较重的案件不占主流地位，绝大部分判决仅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一罪进行定罪处罚，缓刑的适用率较高，约占7成。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7日搭乘中国国航，于下午四点多抵达上海蒲东机场，马英九办公室表示，中方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上海市委常委张为等人接机。路透社视频截图马英九成为两岸分治七十多年来首位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前任总统，但在3月27日马英九抵达当天，迎接他的却是接连的'意外“：中国官媒没有给他任何头衔，接机的代表层级不如预期，随行的台湾记者团还迷了路。而在中国舆论圈里，也出现不少批评马英九的声音。充满"意外"的启程“今天下午，马英九抵达上海并赴南京，中共中央台办、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到机场迎接。”没有头衔、没有职称，中国官媒央视3月27日傍晚的新闻直播间这么报导著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程。除了不给头衔、且接机的代表是位阶较低的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而非先前外界揣测的中国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之外，另一个“意外”则发生在跟随马英九访问的台湾媒体团。根据中央社报导，此次中方仅开放驻北京的台湾媒体报导。当天傍晚，载着台湾媒体的巴士却在上海“大迷路”，错过了与马英九一起赴南京的高铁列车。据了解，随行的台湾媒体有来自台湾的中央社、联合报、东森、TVBS、中时、中视的记者。马英九办公室一再强调此次访问是“私人行程”，马办对于媒体的安排处于被动。“不管是有意无意，至少目前我们从外面看来(接待马英九过程)都是比较粗暴的手法，缺乏应有的礼遇。接下来观察点是，如果马英九见到宋涛或甚至王沪宁等官员，中方会用什么言词来表达。”关注美中台议题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克拉克•吴(ClarkAoqiWu)告诉记者。他认为，中共对台方式还是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抓手段，“实际上，在共产党眼里是很看不起国民党的。(拉拢国民党人)一方面是考量去年底选举国民党表现不错，另外是操作疑美论，利用某些国民党人'极化'台湾岛内舆论及分化台湾社会，在共产党看来颇有成效。”台湾前总统马英九3月27日搭乘中国国航，于下午四点多抵达上海蒲东机场，马英九办公室表示，中方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上海市委常委张为等人接机。（路透社视频截图）“骗吃骗喝骗鸡蛋”马英九在中国形象变形了?“现在群里及在网络上的舆论说他(马英九)，是笑他来骗吃骗喝骗鸡蛋。你去看看，最多的就是骂他是‘骗饭的’，国民党这群人都是……。”在北京的资深媒体工作者黄先生谈起马英九就难掩气愤。事实上，在十年前，黄先生还是个扎扎实实的民国粉、马英九粉。他第一次赴台自由行带回送给亲友的纪念品，就是一系打印有马英九头像的手机壳。“我现在看他(马英九访中)，用台湾人说的:认贼为父，卖身求荣。”黄先生说。他因为安全考虑不愿具名受访。“我不得不说，我以前对马英九印象也曾经很好的。”因代理辩护“709大抓捕事件”等遭受当局打压，2019年移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本台，对马英九形象及民国时代的追捧，十多年前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是一个现象。当时，中国互联网上还一度出现过以宣传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的“中国泛蓝联盟”，欢迎著国民党高层到中国的访问交流。这个组织在被当局打压下已消失匿迹。“之前中共出于统战的目的，对马英九有一些正面的报导，说他人格清廉、很干净。当时中国民众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马英九呢?因为对照了共产党的腐败与邪恶，又被资讯圈养的这种情况下，看到马英九好像看到一线光亮。”陈建刚对马英九访中的决定也非常失望，“现在那些民国粉、马英九粉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因为国民党这些年来每况愈下。他们和共产党不但不是一种对立竞争的状态，还完全变成跪地求和、跪地求利益的状态了。”在被中国官方严格管控的社交媒体微博上可以看到，“马英九抵达大陆”的话题上了热搜，至北京时间28日凌晨，已有超过1.1亿人次的阅读数。但评论除了“两岸统一”之外，也有不少攻击马英九是“骗团饭”的言论。甚至有网民以前阵子，中国官媒大力宣传的“台湾缺蛋”新闻来嘲笑马英九:“来吃鸡蛋吗?”、“给两箱鸡蛋打发走吧!”。统战的两面手法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克拉克·吴说，中国舆论对马英九形象认知的转变来自部分自由派对民主化转型(台湾路径)的绝望，跟着导致对马英九形象及国民党角色的幻灭；另外也显见了目前中国小粉红主导的舆论场，“根本看不起国民党”。克拉克·吴：“小粉红带着更多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心态，觉得国民党就是来乞讨、就是(应该)来依附于中国的。也可以说，小粉红变得更霸道了、看不上你国民党这些人了。当年连战访中那种(迎接盛况)情况，现在可能已经很难看到。”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国民党及相关代表团接连访问中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含去年十月底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2023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还有金门县长陈福海、立法委员陈玉珍、高雄市参访团基层代表与佛光山寺住持心保等人。“自从2月以来，大概已经去了大概十几团，这整个都是在中共的拼图里面，马英九就是中共统战的拼图。”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方隅告诉记者，“二十大之后，中共在推行所谓‘民主协商共创统一’，就是找台湾的工商界、政治界、宗教界各界人士推进统一。”本月稍早的中国“两会”上，中共官方并未如外界预期的作出强硬对台政策表态，反而是新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对台温情喊话。接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的王沪宁也强调，要“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同时坚定反独、反外来干涉。”陈方隅分析，中共一边挖走台湾邦交国、一边为可能的台海战争准备军机、军舰；另一边拉拢愿意相信“民主协商和平统一”的样板台湾人，这是明显的两手策略。马英九的访问行程从3月27日至4月7日，他预计在28日上午于南京中山陵发表公开讲话，此行还预计至少有三场与中国学生的座谈。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2019年资料照)阿里巴巴创始人、全球富豪排名第39位的马云，在云游海外一年后终于回国了。马云为什么在此刻回国？这是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马云回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提振信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媛说，“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马云回归表示支持（或欢迎）是两回事。”刘宗媛表示：“马云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象征。他的起起落落(似乎再次崛起)与中国政府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密切相关。”早在2012年，《华尔街日报》就报道，随着阿里巴巴当时回购雅虎公司对其持有的大量股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向阿里巴巴集团投资了约20亿美元。刘宗媛认为，马云回国这件事对中国政府或中共，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回国如何能够(或不能)增强信心。”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持续下滑的趋势之中。尤其是去年北京坚持清零政策使已经缓慢增长的经济雪上加霜。为此，习近平在本月初结束的两会上，一改两年前打压民营经济的强硬调子，说中共“一直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只有尽快恢复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中国政府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心，才能平息传言，减少不确定性。”刘宗媛在一份电子邮件的书面评论中说。“毕竟，经济增长是一场信心游戏。”她指出。民营兄弟们沸腾了？《马云回国现身杭州，民营兄弟们沸腾了》，一些中国媒体这么报道马云回国让中国私营部门信心爆棚。“相信这也是全国民营企业家信心暴涨的一天。”这篇报道说。“消息一出，阿里巴巴盘中大涨，直线拉升涨近5%。”“这种说法当然是过于夸张了。”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心的丧失是因为习近平的打压政策造成的，如果习近平的基本政策不变，“你想到达到重振外界的信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只要你习近平还在台上，你还在那儿定于一尊，那么人们这种疑惑就不可能完全去除，”胡平说。“当然大家会道，形势确实有变化了，有些部分信心已经恢复，因为只要有发财的机会，那人们还会去发财的，但是作为正面的社会预期的心理，那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刘宗媛也认为：“中国的私营部门和民营企业家潜力巨大，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一直是中国发展的先行者。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他们也表现出抵抗。”国家赢了还是党赢了？《日经亚洲》引述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亚洲分析专家侯伟(FraserHowie)的评论说，他看到了习近平当局对民营企业政策缓解的信号，但是他指出，“当局设立的控制民营经济的法规和机制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马云回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被击败，国家赢了。马云失去了控制、权力、财富，这些都回不来了。”但在纽约从事资产管理近30年的华人投资专家姚望说：“国家没有赢，是共产党赢了，国家输了。”姚望说，中国的私营老板处境艰难，“他们既要面对来自欧美竞争对手的强劲的竞争，还要应对通胀，还要应对全球恶劣的经济环境，还要考虑到自身是否安全。”姚望认为，北京当局与其利用马云回国来提振民企的信心，不如采取一些实际行动，“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可预见性、透明性，最好的形式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马云回国在意料之中海外中国问题观察家胡平认为，马云回国其实是意料中事。首先，习近平对马云的惩罚已经完成。“不仅他的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另外他的许多职务——阿里巴巴的CEO、董事长等等——当然早就辞掉了，其实这么一来习近平当局某种意义上已经达到了打压他的目的。其次，自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中央的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一个并不亚于抗疫政策大转弯的一个转弯，”胡平说。习近平希望重新振作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么一来他当然需要采取一些动作，表明中国政府还是支持民营企业的，还是要对外开放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让马云回来就可以起到这么一种信号的作用。”最后，“就马云个人来说，尽管他完全可以在海外生活，他有的是钱，但毕竟他的一些事业在国内，还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他本人也会有这种意愿，依然不离开中国。所以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幕。”胡平分析。马云与李强的老关系并不重要路透社报道，中国新任总理李强自去年底以来就要求马云返回大陆，希望这能提振企业家的商业信心。暗示马云回国可能跟这位曾经与马云在浙江有老关系的现任总理有关。但胡平认为，如果这种关系足够强大，马云先前就不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这个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胡平说。“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遭到打压之后、马云头上的光环已经丢了一大半之后、已经臣服于当局的这种压制，在这个前提之下，现在当局想重振外界对民营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所以马云就成了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时候才有可能通过李强和马云过去的旧的交往关系，让马云回来。”

RCI发布日期：2023年3月27日晚上10点23分 尽管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颁布了新的边境协议，但刚过去的周末仍有几十人从纽约市乘车抵达魁北克省的罗克瑟姆路，试图进入加拿大，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被送回美国，并被永久剥夺在加拿大申请庇护的权利。 普拉茨堡（Plattsburgh）的出租车司机已被告知周六午夜后停止载人前往边境，但有些人还是选择了这样做。 根据周五宣布的修订后的协议，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外，难民在穿越加拿大陆地边界后不再能申请庇护。例外情况是指在加拿大有合法身份家庭成员的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或已经拥有加拿大签证或工作许可的人。 周六午夜，当新的边境协议生效时，边境上打出警示标志：停止。不要穿越。从这里进入加拿大是非法的。你将被逮捕，并可能被送回美国。难民申请者必须在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安全国家申请保护。 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官告诉人们，在走入边境后他们将被逮捕，警官指着新的标志，要求人们阅读。 魁北克省移民律师协会主席瓦洛伊（Stéphanie Valois）说，她怀疑那些目前试图越境的人是否了解，这样做他们将被永久剥夺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权利。 一些移民专家和活动人士谴责新规则，认为这将迫使人们转入地下，冒着危险入境，这也会给边境工作人员带来压力。 据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截至周日中午，有两人被送回美国，有四人的庇护申请被认为符合条件。 CBC News，Verity Stevenson, Kwabena Oduro，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这两天，库克没少在北京忙活。上周五，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店逛了一圈，一时间大家与库克的合影刷爆了朋友圈。极果研究室主播在三里屯与库克合影这次库克到北京，主要是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细数起来，这也是疫情之后，库克第一次来中国。库克在年会演讲中特别提到了30多年来苹果和中国的密切联系，称这是一种“彼此享受的共生关系（a symbiotic kind of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both enjoyed）”。就在今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库克，据商务部消息，双方就苹果在华发展、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苹果公司CEO库克，来源：商务部但提到苹果与中国的关系，近期产业内的“担忧”显然胜过“享受”。这主要是因为，苹果产业链转移出中国的速度，正不断加快。在一系列鼓励供应商投资建厂、高层之间会晤的行动之下，苹果似乎有意将印度打造成“下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既包含了中国现在所拥有的强大高端电子制造能力，又包括了中国市场强大的电子产品消费能力。此前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深入分析了苹果与中国供应链之间的“爱恨纠葛”，在美国政客和投资人向库克强力施压、企图加速苹果与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下，苹果供应链正迎来一场深层次结构性调整。目前不少国内外分析人士都持有一个相似的观点：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制造业崛起国家短时间内不可能取代中国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地位。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现在仍然只生产了5%的iPhone，而中国大陆生产了95%的iPhone、AirPods、Mac和iPad。现在苹果180多家供应商中大约有150家在中国有业务，这个数字在越南是26，在印度是11。2020-2024年苹果iPhone、AirPods、Mac、iPad全球产能分布（预测），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但需要注意的是，苹果目前的操盘手、CEO库克，是一个非常有执行力的男人，他对于苹果供应链二十多年来的严格把控，造就了苹果在科技产业中零其他对手望尘莫及的供应链管理能力。而库克这个人，目前十分看好印度，并且要做好印度市场。最近苹果已经亲自向印度提出建厂申请，帮14家中国供应链企业拿到了许可，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立讯精密、舜宇光学这样的果链巨头企业，苹果向印度转移生产，走的十分坚定。不论如何，苹果供应链的转移必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深远影响，而这些影响如今似乎已经初步展露，从订单减少、招工放缓到产线外移。中国果链企业要如何面对这场转移大潮，如何求存？或许已成为不少消费电子企业近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一、产线收缩订单大砍，招工不到原来十分之一，产业转移阵痛初显按理说，年后本是招工的旺季，但今年的春天，对于大部分江浙沪地区以及深圳的电子制造业企业来说，显得格外萧瑟，而对于打工人来说，也显得同样寒冷。当然，这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从去年延续至今的、消费电子市场全球性的疲软，终端厂商普遍面临清库存问题，因此对于新订单的计划就显得十分谨慎。没有订单，自然就没有了招工需求。但另一方面，从郑州富士康“iPhone城”到江西吉安的立讯精密工厂，再到江浙、昆山一带的各类制造业工业园区，普遍有管理层人员反馈，客户在不断将生产重心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甚至有工厂内部人士直言，不在东南亚建厂，就拿不到订单，只要是出口欧美日韩，客户非常看重你的产地。很多订单就是这样流失掉的。雪球平台上用户的真实反映虽然相比这些要求强制转移的客户，苹果还算留有余地，但以苹果在国内涉及的供应链公司数量、工人数量来看，苹果产能向印度、越南等地的转移，必然会刺痛国内制造业，牵动不少人的饭碗。曾经在巅峰时期拥有近30万工人的富士康郑州“iPhone城”，今年开始招聘时，仅有八大街厂区招募正式工，而更加受打工者青睐的港区富士康却迟迟未开始招聘，就连往年常见的小时工、派遣工也未出现在招工信息内。除了招工需求减少，工资待遇也有所下降。一位在港区富士康工作的工人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元左右。这位工人提到，目前订单减少，加班也就随之减少，没有加班就没有加班费，没有加班费就只剩2200元的底薪了。富士康厂区据另一位在深圳龙华富士康上班的工人反映，按理说年后工价都会上涨，但今年不增反降，一个小时二十多块钱。他提到，部门原来每天有六七条产线开工，但如今每天只有一两条产线生产。深圳富士康目前基本没有加机会，一天上班8小时，每小时拿16元，仅此而已。这位工人还说，除了富士康，其实深圳的一些大工厂情况都差不多，往年的大量招工今年都不复存在了。在他看来，年年都说难，年年都说钱不好挣，但似乎没有一年像今年表现的这么明显。正如这位工人所说，不仅是富士康，其他消费电子制造巨头日子同样不好过。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立讯智造是立讯精密生产苹果AirPods产品的工厂之一，有当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工厂大幅裁员，现在周围不少配套店铺都倒闭了。一位负责接送果链企业长盈精密的员工上下班的司机称，现在上班的人少了很多，因为没什么订单，据他了解，很多外国客户的订单都转移到了印度、越南等地。苏州和昆山遍布着很多工业园区，也常常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打工地，但今年苏州和昆山许多工厂的招聘规模甚至缩减为原来的十分之一，不少工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吐槽自己面临的困境。上海一家工厂的员工透露，今年公司销量跟去年比大概减少了三成以上，而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富士康等大客户都开始将生产重心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所以配套产业链上的这些供应商就要跟着转移，否则就面临拿不到订单的问题。无独有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广达、仁宝等老牌代工企业的订单也出现大幅缩减。订单缩减至下，产线开始收缩，招工自然也放缓了许多。一位消费电子领域资深人士称，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大批工厂都在往海外迁，从富士康到立讯精密。这些厂商没有办法，因为不在东南亚建厂，他们就拿不到订单，这就是现实情况。二、富士康立讯带头转移印度越南，苹果亲自下场帮忙“扫清障碍”如果说国内电子制造业的“萧瑟”还能以市场整体需求不景气作为主要理由，那么富士康、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果链企业在海外积极的“扩产”实际动作，则是实打实的产业转移。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产业收缩、订单外移的表象，背后这些苹果供应商们早已运筹多年。果链转移早已不是新鲜事，只不过，不论是近期密集的海外建厂信息“轰炸”，还是实际的自身利益受损，都让更多中国电子制造领域的企业和从业者感受到了愈发明显的影响。就在最近，富士康宣布将投资2亿美元在印度建厂生产AirPods，继拿下iPhone之后，富士康在印度的苹果代工布局再次拓展，这座富士康印度AirPods工厂预计最早2024年年底投产。就在前不久，富士康还被报道将投资7亿美元在“印度硅谷”特伦甘纳邦建立新工厂，以提高iPhone的产能，并承诺在10年内为印度增加10万就业岗位。富士康印度工厂2024年，富士康目标要年产2000万部iPhone，而现在年产量大约为600万部，也就是要在两年内翻三倍多。为了与印度政府更好地达成合作，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亲自去印度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个人亲切合影，刘扬伟在照片中笑得非常开心。左：刘扬伟，右：莫迪两个人见面后，刘扬伟很快发了推特，称富士康会继续在印度打造一个“生态系统”。莫迪随后转发了这条推特并说到，他和刘先生的会面很愉快，他们讨论了加强印度科技创新、打造制造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问题。除了果链企业自己的努力，苹果也在积极地帮助他们扫清一些“障碍”。比如前不久，苹果亲自代替中国供应链企业向印度政府提出建厂申请，其中14家都已经获得了建厂许可，其中就包括立讯精密、舜宇光学等企业。而这些拿到许可的中国果链企业，需要尽快在印度当地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不仅帮忙申请建厂许可，苹果还在积极推动一些有利于苹果代工业务发展的政策的落地。比如最近在苹果和富士康等多家公司推动下，印度卡纳塔克邦就完成了劳动法自由化，通过新立法让“两班制生产”得以在印度实行。显然，这早已是在中国大陆行之有效的生产方式了，苹果只需要“让印度变得和中国越来越像”。不仅是印度，苹果供应链向越南转移的动作也十分迅速。去年8月，富士康宣布斥资3亿美元在越南江北省光州工业区建立新工厂，该工厂预计将容纳3万名工人，而最近富士康计划进一步扩大该厂区的规模。目前越南主要承接了苹果AirPods的生产，而AirPods的主要生产商之一立讯精密正在将AirPods制造的重心转移到越南的工厂。根据国内一些论坛上的员工讨论信息，立讯精密已经向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开出了“调任邀请”，该邀请要求员工在越南工作至少3个月，而接受要求则能够获得5000元以上的加薪福利。未来，苹果的Ap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