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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

    1月150起 万锦等华人区成打砸重灾区 案发高峰是这时间

    多伦多地区现在有多乱?警方最权威的数据真的让人害怕! 根据约克区警局的数据,在过去的30天内,发生了将近150起入室抢劫:包括打砸商家、民宅等等。 图源:约克区警局 万锦、列治文山、旺市这些华人聚集的区域成为了重灾区。 图源:约克区警局 根据警方消息,过去的7天里,在万锦就有7起入室盗窃/抢劫案。其中涉及于人村、Angus Glen等华人居民区。 图源:约克区警局 除了万锦,列治文山也是重灾区之一,同样有7起入室打砸。 华人最熟悉的富豪山庄、天文台等好学区也被打砸。最近一次是4月18日晚上9点左右。 在旺市,一周则有5起入室打砸。 图源:约克区警局 查看案件细则可以发现,案件发生的时间大多在晚上9点左右,但早至下午1点半也发生打砸。 现在大白天也都不安全了!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家周围动向,有可疑人物及时报警和预防。

    加拿大基金投资的钱全跑了!国民银行CEO公开反对新资本利得税

    加拿大最大银行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公开反对杜鲁多政府提高资本利得税的计划,称这无法刺激加拿大的投资。 Laurent Ferreira(图源:PATRICK SANFAÇON, LA PRESSE) 加拿大国民银行(National Bank of Canada)首席执行官Laurent Ferreira在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这对风险承担、投资、创新或长期财富创造,以及最终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都不是正确的信号。” 当天早些时候,Ferreira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国民银行年会上向股东们发表讲话。他解释了为什么他是上个月唯一签署一封公开信的大银行首席执行官,该公开信呼吁加拿大大型和有影响力的养老基金增加国内投资。 Ferreira在会上表示:“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激发围绕我国投资和生产力面临挑战的讨论。”“所有投资者和银行都必须通过在加拿大境内投资,为加强加拿大经济做出贡献。” 加拿大总理Justin...

    受警察事故影响 狮门桥来回行车线关闭(图)

    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及北温的狮门桥(Lions Gate Bridge)因警察事故双向封闭。卑谢道路信息网DriveBC今日早上10时45分在社交媒体公布,由于发生警察事故,狮门桥来回行车线关闭直至另行通知。西温警察局也在早上11时30分发出相关提醒。警方没有提供狮门桥预计重新开放时间,也没有说明关闭原因。

    加拿大房主急迫卖房 被逼两次挂牌损失6万 一查经纪问题大了

    温尼伯一名男子的房地产经纪注册被取消,原因是他代理一家人出售房屋。房主在有限的交房期限内搬出房子后,但房产竟然未能顺利出售。之后经历更换房产经纪公司,直到拖延数月后,他们才卖掉房产,而且比搬出时的价格低了6万元。 图源:记者 Manitoba Securities Commission的一个小组发现,房产经纪Reginald Wayne Kehler在未经卖方同意的情况下签署文件、而且以未经房主批准降低房屋挂牌价格;并在将近延期一个月内,都没有告诉房主,买家承诺的10万元定金没有支付,他从事了职业不端行为和不适当的行为。 在周三公布的专家组裁决中,这两名出售房产的卖家分别被称为D.R.和P.R.,他们从房地产补偿基金中获得了10,394元的赔偿。Kehler则被要求支付12,075元的调查和听证会费用。 卖家是一个军人家庭,在丈夫被派往渥太华后,他们不得不在2020年搬家。 他们选择Kehler作为他们的房产代理人,因为当初在2018年刚搬到温尼伯时,这名经纪帮助他们找到了房子。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他们在当年5月挂牌出售自己的房子,并于2020年6月15日接受了一份57万元的报价,规定7月15日为交房日期。在接受报价后的72小时内,买家必须支付10万元的定金。 Kehler同时为买家和卖家的销售经纪,但卖家说他们从来没有被告知这一点。 但奇怪的是,一份日期为2020年6月15日的表格则显示,两名卖家知道Kehler也同时代表买家。 虽然表格上似乎是用卖家的名字签署的,但两人说他们是直到2021年3月才看到这份表格。因为6月15日,卖家中的一人根本就不在温尼伯。 判决书称,“Kehler在接受委员会工作人员询问时承认,卖家从未签署过这份文件——我们注意到,表格上所谓的签名与卖家在其他文件上的实际签名完全不一样。” Kehler告诉委员会工作人员,他已被授权代表卖方签字。但两名房主否认了这一点,专家小组认为他们更可信。 交易达成后,房主认为他们离买家接手房子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于是迅速收拾行装,准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出房产。 买家从未交定金 与此同时,买家没有在截止日期前支付10万元的定金,这个情况Kehler也没有告诉房主。 Kehler告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因为他认为定金不会出问题,他不想给卖家带来压力。 7月10日,就在买家入住的前5天,同时也是房主一家人离开温尼伯的前一天。房主与Kehler谈过,但他仍然隐瞒定金还没有支付的情况。 根据判决书,Kehler“说一切都很好”。 直到7月13日晚上,当这家人已经启程前往渥太华,并在多伦多中转时,距离预定的截止时间只有36小时,Kehler才告诉他们,他从未收到过定金。 最终,他们收到了4000元的定金,但房子的交易却一直没有完成。该决定说,卖家不得不去延长了他们房子的保险期限,并继续支付水电费。 房产重新上市售卖 Kehler建议他们把房子重新上市,房子以574,900元的价格再次挂牌出售。 2020年8月10日,Kehler建议将价格降至56.99万元。但最终,房主自己把价格定在567,900元。 但当8月22日房主在网上查看房源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房产的挂牌价竟然变成了564,900元。 卖家还向Kehler询问了房产的维护问题,因为他们已经不住在温尼伯了。虽然Kehler满口答应,但最后时房主的朋友们去割了草坪。 该决定称,卖家向Kehler和他的经纪人询问如何才能“纠正错误”,但他们从未收到任何回应。 9月5日,他们聘请了一家新的经纪公司来出售房子。在新的房地产推销员的领导下,他们于12月13日接受了报价,并于2021年1月2日完成了交易,最终房屋的成交价格为507,500元。 该决定称,Kehler的行为“违背了公众的最大利益”,并破坏了“公众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

    加拿大新闻

    阿博斯福杀妻案 被告承认二级谋杀罪(图)

    阿博斯福一处住宅前年发生凶杀案造成一名女子死亡,警方拘捕并起诉死者丈夫,卑诗整合凶案调查组(IHIT)指被告日前已在法庭上承认二级谋杀罪。IHIT发言人皮埃罗蒂(Timothy Pierotti)表示,案发于2022年7月28日,阿博斯福警局接报指Eastview街2900号路段一处住宅发生袭击事件,前线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重伤命危,经医护人员抢救后最终不治。警方其后确认死者45岁当地居民桑杜(Kamaljit Kaur Sandhu),事发时死者48岁的丈夫因德吉特(Inderjit Singh Sandhu)也在现场,并因涉嫌与案件有关被拘留。IHIT接手跟进案件后,与阿博斯福市警及卑诗法医服务处合作推进调查,其后向因德吉特提出起诉。皮埃罗蒂指因德吉特于周五(19日)在阿博斯福最高法院承认二级谋杀罪,但目前尚未确定量刑聆讯日期。

    香港经贸处处长推广香港医疗保健发展的优势

    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经贸处)处长巫菀菁于四月十八日参与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多伦多办事处与港加商会(渥太华分会)合办的网上会议,向加拿大医护界别推广香港医疗基建的优势。 巫菀菁致辞时介绍香港致力发展成为医疗创新中心,个别加拿大研究机构及企业已在香港进行医学科技方面的共同研发工作。 巫菀菁续阐述香港的策略性定位,以及与多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使其享有免关税待遇,更可轻易进入东盟及中国内地等庞大市场。她指出:“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有关当局已实施多项措施便利香港注册企业(包括在港注册的外国团体)进入市场。” 巫菀菁续指:“全球医疗生物科技界的发展需求殷切,为商界及投资者创造史无前例的机遇。自二○一八年中起,香港交易所已容许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上市,让香港成为全球第二大、亚洲首要的生物科技融资中心,并在可见未来持续发展。” 香港本地方面,巫菀菁提到负责管理43所医院的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已推出统一临床管理电脑系统,协助发展临床试验网络和大数据研究。此外,医管局亦开设联网临床研究支援办公室,该计划正正显示香港精简和完善临床试验流程的决心。” 最后,巫菀菁强调香港的“超级连系人”网络成熟,致力医疗创新研发工作,善于集资,这些因素都能为全球医疗保健企业蓬勃发展提供最佳土壤。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医疗职系)关慧敏医生亦在会上介绍医管局在全球聘请医护专业加入香港医疗行列的工作,例如“环球医疗人才汇聚计划”为非本地培训医生提供中期交流机会,让他们在医管局工作12至24个月,并有机会参与尖端医疗科技及进行研究。 投资推广署加拿大办事处总监陈立智亦详细介绍香港成熟的营商环境及医护行业的研究生态。 透过是次会议,与会者了解香港医护基建的最新发展,以及医护专业的发展机会。他们将于五月随加拿大访问团到访香港,参加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以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

    【有人发动Loblaws窃盗日】超市发言人回应危险且不负责任(图)

    面对高昂的食品杂货价格,一个鼓励民众从Loblaws及其所属门店偷东西的海报近日在社交媒体流传。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无法忍受Loblaws这类大型杂货店的天价价格,虽然有些人可以尝试避开前往这些零售店购物,但是对于其他许多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而有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行动方案,即对Loblaw旗下商店进行偷窥。 日前多伦多社区报纸West End Phoenix刊出的一个海报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流传开来,该海报写到「第一届年度 Loblaws 窃盗日!2024年5月12日」,海报中央是一个醒目的Loblaws名字和标识,海报下方列出了其所有门店的标志名称: Real Canadian...

    判了!54岁华人后妈与70岁外国继女 争巨额遗产 结果出人意料…

    吉尔(左图)和秦女士(右图),来源:Champion News 近日,一桩英国遗产争夺战的结果引发华人社区大量关注,因为这场纷争的主角有一位中国女性,另一位主角则是逝者的女儿。 googletag.cmd.push(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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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在非洲的中国商人,在恐惧中等待暴富神话

    纳米比亚中国城的日与夜 纳米比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陌生地方。 如果从上海出发,要乘20个小时的飞机,跨越一万多公里,才能抵达这个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 二十多年前,一群中国商人正沿着这样遥远的航线来到了这里。那时,因邻国战乱而小商品生意兴隆的纳米比亚,安置了他们的“淘金梦”。 2019年,胡明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这里背井离乡的中国商人,为什么十年来都过着一种仿佛随时准备搬家的生活?”带着这样的疑惑,她将自己的身份从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中国城的临时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研。 田野调查间,胡明借着“帮忙干活”的机会,一点点融入了中国城。在中国商人们“临时性”的生活背后,她看到昔日的财富神话勾起了他们留下来赌一把的念头,危险不安的日常又时时触发着他们想要回国的渴望。 这条当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人们,就这样被两种希望卡在了纳米比亚,动弹不得。 一 “就在店里玩吧” “这里需要人干活吗?” 这是很多纳米比亚当地人在中国城找工作时说的第一句话。五年前,我也这样探头探脑地走进了首都温德和克中国城临街的一家服装批发店铺,问坐在塑料椅子上的老板。他穿着蓝色的薄羽绒服,拿着一个罐头瓶当做水杯,在发呆的间隙,会眯着眼睛略微抬起头看着收银台后的黑人员工。 “你是谁家带来的啊?”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他更想了解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仅有几百人居住的中国城,新面孔大概率是哪户人家的亲戚。我解释说自己是研究生,为了写毕业论文来做田野研究,但不是一次性的采访,而是希望参与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 “这是社会实践吗?” “差不多,是为了写毕业论文。” 他缓慢地点了点头,停了几秒后又抬了抬下巴:“那你就在店里玩吧。” 我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会碰壁几次,没想到幸运地在第一次询问中便被这个社区接纳。 中国城的店铺 时间拨回到前一天,抵达纳米比亚时,我还处在一种乘错车的恐慌中。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我先是一惊:是不是坐错飞机了? 8月,旱季,土地皲裂,看起来像是一片焦黄的苏打饼干——这和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绿莹莹的景色相差过远。 那是在两年前,我因为工作辗转在非洲各国之间调研。飞机落地纳米比亚后,我和同事乘了十多个小时的本地公交车到北部城市卡蒂玛·穆里洛(KatimaMulilo)。从地图上看,这座城市仿佛是纳米比亚伸出的一只手臂——当初被殖民者规划得整齐的国家版图唐突地支出一条走廊,跨过博茨瓦纳,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相连。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这里成为了商人聚居的地方。 那一晚我们借宿在一位中国商人家,夫妻俩把店铺的后半部分改造成生活区,女主人从窄小的厨房端出丰盛的中餐,放在折叠餐桌上。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抬头看,店铺中高高垒起来的床垫,在垂吊白炽灯的映照下,在天花板上留下影子。 白灯光,铁皮房,房间里明明摆满了杂物,却显得有些空旷。 在这里的商户依靠勤奋和胆量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过上比眼前这窄小厨房,塑料桌椅更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关于未来的构想是怎样的? 工作一年后,我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田野调研之前的暑假,我几乎看遍了关键词含有“中国移民”“非洲”“小商品贸易”的论文,但在大部分英文论文中,只有中国小商品老板的进货路径,没有他们刚刚到非洲的混乱恐慌;只有他们攒钱不消费的生活习惯,没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待;只有他们对非洲人的歧视言论,没有两个群体互相交流和认知的过程。 “没有理解,没有理解!”我二十出头,踌躇满志,向研究计划里塞进种种理论,靠着曾在非洲工作过一年的经验,立志要真正理解在学术环境中被表面化的群体。 转了两次飞机,我一个人来到了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市中心的街道 被留在店里“玩”的我,开始的几天帮忙摆一摆货,后来帮着收银和看店,老板又把附近仓库装修好的房间让给我,自己住在店铺二层。收留我的老板姓刘,从此,我从陌生人变成了“刘叔家新来的小姑娘”,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启了在中国城的田野调研,涉及工种繁复:主业收银,副业翻译、家教、早餐配送员。 作为一个陌生人,通过帮忙干活和人混熟,并找人聊天,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融入社区”的方式。 我开始随着中国城的节律生活。上午和下午,分别溜出去一个半小时,认识其他店主,聊天,采访。关店后做好出纳,接着回到住处做晚饭。之后或是跟着在刘叔的亲戚,大文,回到中国城进货。或是拿出日记本,在收银台或是仓库的小桌子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记下来。 中国城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我便跟着年轻人们参加一些周末活动:华人教会、家中聚餐,还看过一次展览,一次动物。 工作日早上七点左右,刘叔雇佣的当地人Mathew偶尔会被派来仓库取货。他拉着小车,在楼下咣当咣当地敲铁栅栏,我开门慢了,他便笑嘻嘻地问我:“sleeptoo much 啦?” 二 学习恐惧,警惕日常 在我刚到店铺的第三天,就听说有人因为意外去世了。 意外发生在玻璃装卸的过程中,如果玻璃没有砸下来,工人老王将会在完工一小时后去机场接回刚到纳米比亚的儿子。中国城本来就千余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社区。各商会像是自动触发了反应系统,为这个没有买保险的人组织捐款,协助善后,像是在走一套不知道运行了多少次的标准化流程。 威胁生命的危险并非常态,但在纳米比亚,确实有太多让中国商户担心的事情了。最常被提起的,是治安。 对外界环境的恐惧细细密密地织进了中国城的生活细节中。刚进店铺后就能看见的24小时监视器,将店铺的每个角落都展现在九宫格显示屏上;铁质拉门上挂了两把锁,一把锁住外沿,另一把在门轴处锁紧。 与防盗设施匹配的,是中国城居民谨慎的生活习惯:刚出门立即关紧房门,上车后立即锁紧车门;没人会在天黑后在街上走,甚至从中国城走到300米外的亚洲城也必须开车。在这里长大的小孩子们听多了夜晚抢劫的故事,也学会了对黑夜和独行保持警惕,过生日的孩子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过了晚上八点半会要求早些回家,因为担心外婆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 随处可见的监控 还有一些像是动作电影般的经历,情节猛烈,如果不是我不断追问,几乎没人自发提起,偶尔有人拎起故事的一角,大多数人都是点点头心照不宣,很少进一步描述细节。 在这些不常被提起的回忆里,店主们在进货过程中遭遇劫匪拦路,被一枪打裂前窗玻璃或汽车轮胎;或是在店里睡到半夜,被如武装部队般的持枪强盗破门,用堆在房间里的货物当作掩体。 他们见过生命破碎,如同被不小心打碎的玻璃,也见过千里赶来料理后事的亲属、不擅言辞的孩子——他们第一次出国便带着悲伤的任务,纳米比亚的火葬场时好时坏,有时还需要租车将尸体拉到南非。 “没事的。”讲故事的看见我脸上逐渐浮现起来的惊讶,反而转过来安慰。这令人感到愧疚,明明我才是那个被世界保护得很好的人。不过我也很快收起了情绪,学会了通用的安慰方式:“这里还是比南非好。” 南非,这个在纳米比亚语境下的他者,更加危险混乱,有更多的枪支,劫匪,突然死去的中国人和随后华侨自动组织发起的民间捐款。衬托之下,半个非洲都安宁祥和了起来。 更常发生和被讲起的,是不涉及生命安全的偷窃和那些被成功化解的小事,比如在加油站停车时忽然被陌生人猛拉车门,或是丢垃圾的路上被两个人围住抢钱但成功脱逃。朋友们相聚,围在一桌,短暂的沉默后,一句“诶,我前两天扔垃圾的时候又被人跟上了”,能迅速让气氛继续活跃起来。 不仅是中国居民,很多当地人也将中国城看成相对危险的区域。有一天收银的时候,有当地人进来,和站在柜台后的我聊天。他讲了很多细节,什么他住在哪里,妈妈是做什么的,朋友是做什么的,他多久来一次中国城,我没什么其他事做,就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等他走后,Mathew提醒我,要小心这些平白无故和你说话的人,他们可能通过聊天让你放松警惕,明天可能再来店铺,在和你聊天的工夫抢走你的东西,前几天街对面的那家小店的店员,就是因为放松警惕,才被抢了手机。 关门后的中国城 晚上,我跟着大文去中国城进货,再把货送到市中心的店里。由于担心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背过身去锁门时可能会被路过的流浪汉抢劫,他在离开店铺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先将店铺的灯关上,稍等一会儿,再轻轻掀开玻璃门后帘子的一角,确认外面没人后迅速走出店铺,锁上三把锁,上车,开回中国城。 我站在门边看着他掀开帘子,月光照亮了他警觉地向外环视的眼睛,夜晚太安静了,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在放缓。 “走!”他说。 我们窜出店铺,像两个不知道偷了什么东西的贼。 即使足够谨慎,大文的店铺还是在一个年轻店主们集体出门打球的晚上被撬开。第二天,我们站在监控器显示屏前看前一晚的录像,两个全身像是罩了一层防护服的白色影子在九点半左右撬进店里,他们拿走了收银机和放在后面的零钱盒。这时一个人指了指摄像头,另一个人走了过来,一秒钟后,信号断了。 损失不大,小偷甚至贴心地将零钱盒中的护照翻出来扔在了店铺的地板上。也没有偷走小贩寄存在大文店铺中的破旧背包。店铺在第二天下午照常营业,换了一台新收银机,门口又添了一把锁。 制度的腐败也带来了不安全感,就像在中国城遇见的抢劫和偷窃,告诉警察也永远不会有结果一样;海关在查验货品后常常将每个箱子中货品都拿走一个;路边执勤的交警招手拦车可能只是为了一瓶可乐。年轻人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回来的路上远远地看见警察,大家大叫着警察警察,然后选择左转绕路回家。没人清楚为什么绕路,只是觉得先绕走总是没错。 恐惧被习得,警惕成为日常。在这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磨损下,似乎中国店主和当地员工都习惯了人们会消失不见。曾有之前一起开店的店主来店里聊天,和员工David聊起之前在中国城管理员:“Die了吗?” “Die了啊,check lady too much.” 他们笑了一会儿,又停下沉默了一会儿,借着又提起另一个常来进货的小贩,说她原来力气很大,生意很好,每次都扛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来进货。他们再次笑了起来,并用当地话讲,这个人原来有很大的屁股。但后来她逐渐消瘦,没了力气,渐渐地就不来了。 “Finish了啊。”David说,“Maybe die 了。”他补充。 在David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英文词汇量里,这个小贩的生命像是每天早上需要被补充的货物,在某一天,finish了。 三 被卡住的淘金梦 在大文的店铺里,我拿起货架上一块格格不入、像是土豆一样的石头,问他:“石头摆在货架上做什么?”他说:“别动,有用。” 这解释让我觉得这块石头确有妙用。毕竟在这里,仿佛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一份兼职生活,比如布艺收纳盒改进的钱箱和充当板凳的货物压缩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可以被随时丢弃的东西,更是承担了生活的重担。 在调研初期,我沿着自己最开始的预设,以临时性作为切入点,并想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去展示中国店主们对临时性生活的态度。但几乎不用寻找,在他们的生活中,带有“临时性”色彩的细节遍处可寻——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 小到日常用品,大到居住装潢。从罐头瓶代替的水杯、底部坏了也还在用的电磁炉,到极尽节俭、少有装饰的家具。如果有新的亲戚来常住,店主们就自己动手,用薄木板在厨房或者仓库隔出一个房间,打通的门则用布帘代替。 这些临时性的生活物品,让他们的当下也带上了临时性的色彩:在这里的生活,是不值得加大投入的、可以被忍受和丢弃的。 一位店主,用木板在店里隔出了房间 如果说当下是历史和未来共同的投射,那么在2019年的中国城,历史似乎留下了更清晰的影子。商铺老板们很少提及2000年前后来到纳米比亚时缺水缺电的辛苦经营,却更愿意讲述2010年前后在纳米比亚北部的经商故事。 几乎所有人,在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意时,都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睁大,语调抬高,伸出手比比划划——那是每个普通人都向往得到的财富。 在他们的描述中,邻国的商贩们带着美元前来进货。说是进货,不如说是将所有货物都买走。最夸张的时,商贩们不等看清刚运来的压缩包中装的是哪些货品,就先跑过去在压缩包上写下他们的名字。 “现在生意和当时没法比。”李叔说,“现在一年只能卖2个集装箱,还干卖卖不完;当时一年能来多少个?多少个你猜?35个!35个啊!”他撇了一下嘴,眼睛睁大,头向前探,像是怕我不相信。 他们没有骗我。2002年,纳米比亚的邻国安哥拉结束内战,百废待兴,国家长期缺少日用物资,急需从外国进口。来自安哥拉商人们一路南下,发现了温德和克的中国城,他们犹如顶起巨大包裹的蚂蚁,希望能带走中国城的全部货物,由此带来了近十年的财富神话。 二十多年前,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们跨越了半个地球看见了装有财富的山洞,带着亲友向着仅有一万原住民的边界小镇奧希坎戈(Oshikango)喊出芝麻开门,由此渐渐搭起一座城市,吸收着整个国家对小商品的需求。高峰时期,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有四千余人。 随着安哥拉战后逐渐稳定,商人进行跨国贸易的需求减少。一些中国商户到安哥拉继续追逐商机,另一些离开非洲。现在的奧希坎戈已经荒凉许多,人数不足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只剩曾经被在沙漠中建起,又渐渐荒凉的城市,还立在边界上。 纳米比亚首都的中国城,受到连带的影响,生意也不如从前。月中的午后,偶尔风沙扬起,好像客人们也被大风吹走了,有店主干脆将卷帘防盗门拉下一半,跑去其他店铺里聊天。 十年前那些营业至夜晚,还要限制进店人数才能忙得过来的场景,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回忆中。对生意兴隆时的回忆,就像是对危险遭遇的讲述一样,是另一份正在持续的集体记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中国城里的中餐馆 2019年的中国城,离快速赚钱的愿望更远,但离生活也近了些。与北部最开始没水没电的铁皮屋店铺相比,现在店主们的住宿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当下”的生活似乎离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店主们更近了。 平时的娱乐活动多起来了,男生们会聚在一起打篮球,红球衣上,除了他们最喜欢球员的编号,还印着“中国城”三个字。如果有人过生日,亲戚朋友们会被邀请到院子里来吃烤肉。孩子们在烤肉的烟中尖叫着穿来穿去——他们中很多出生在纳米比亚,在当地的国际学校上学,也会在放学回家后找老师练习乐器、补习外语和奥数。 随着当下生活的延展,关于回到中国的未来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会被用确定的语气说出来,同时却又漂浮在空中。 在中国城,常见的回国驱动有几个:比如年龄渐长希望退休,比如想让孩子接受国内教育,比如国内家人需要,也有不少是因为意外回国,比如一次生病,比如一次抢劫。在中国商人的心中,国内有更便利的生活、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但同时也有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对无处容身的担忧。 大部分人确实在等待回国,但当下的生活因为与预期相比收入在减少,加之不确定的影响,对未来的想象难成为照亮前路的灯。于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转而投向当下的生活。他们将全家人接到纳米比亚,开始在纳米比亚“过日子”。 “再干几年就回去”“等我回去就退休,享受生活!”是一个悬在那里的承诺,把很多人的生活也挂在那里。 随着对中国城社区的了解逐渐深入,我意识到,在纳米比亚的现实生活确实是关于未来的部分投射,因此我可以在生活中看见临时性的物品,听到关于未来的期待,看见人们自愿地吃苦,压缩当前的需求。 工作,积蓄,咬牙,坚持。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能更轻易理解这套思维方式,也能在生活中轻松找到印证。 但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忽视,是我,当时还在学校中被保护的很好的我,坐在图书馆中意识不到的。 在还没有逐渐习得对当地环境的恐惧之前,即使身在非洲,我对周围环境依旧保持着浪漫化的想象:大文观察周边环境的时候,我会注意到帘子掀开一角时落进来的月光;车沿着起起伏伏的马路行至高处,我喜欢看市中心星星点点的灯;我总说这夜景安静,像是圣诞节时候被朴素装扮的圣诞树。 这些由于无知而滥情的比喻,总被“老非洲”们嗤之以鼻:“你猜猜在我们这说话的功夫,有多少人家的房门被撬开?” 真正在这里生活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对这个移民团体来说,现实生活是不确定的。当不确定性汹涌而来时,人们也会逐渐丧失对当前或未来生活的想象力。 这不是“失去希望”,而是“无法想象”的未来。这里的生命不再是规划河道的运河,而是一次茫茫大海中的冒险。

    苏北官员在深圳,想投出下一个合肥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合肥模式”成功后,各地政府纷纷效仿,以投资带动招商 陈明刚到深圳时,一家做扫地机器人的初创公司找了上来,张口便要5000万元的投资。 陈明是江苏省北部某地级市派驻深圳的招商人员。在过往,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企业提供帮办服务,带着投资客商回去看地、看标准厂房,洽谈招商优惠政策和落地事宜。这几年,随着“合肥模式”的走红,这位招商人员越来越像一名风险投资人了。 所谓的“合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孵化头部企业,通过股权投资带动产业升级,一笔成功的投资往往可以换来一个产业在合肥的扎根,并进而带动地方的发展。 在过去十几年中,合肥市政府对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企业的投资,均获得了成功。这也让各地招商部门纷纷效仿起来,江苏北部的宿迁、徐州等地也不例外。 那位扫地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热情地带着陈明到处参观,一口气看了四家企业,有做激光雷达的,有做锂电池PACK的,也有做PCBA(印刷电路板封装)和模具的,业务规模都很不错,还有技术门槛,是每个招商人员眼里的“香饽饽”。 陈明按捺下心中的激动,问道:“这些企业跟你的公司是什么关系?” 创始人大手一挥,充满了雄心壮志,说:“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供应商。” 陈明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人带自己“吃饼”来了,还是一块空手就要5000万的“大饼”。 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个例,李湘对此深有共鸣。她在江苏省另一个地级市的城投公司担任招商专员。在行业里,大家时常开玩笑说:有的项目toB(面向企业),有的项目to C(面向消费者),还有的to G(面向政府)。“很多企业觉得政府的钱好骗。”李湘说。 这也对前线的招商人员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要从“牛鬼蛇神”中明辨优劣,最终挑选出好项目、企业。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政府主导的基金天然厌恶风险,对投资可能存在的亏损容忍度并不高。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的另一目的在于吸引优秀的企业到当地来,在“既要”“又要”之下,出现了不少不理想的情况。 到了2024年,前线的招商人员们发现,想找到好项目似乎比以往更难了。各地政府、招商参与者们都在绞尽脑汁,新招叠出。 万创投行招商合伙人刘阳直言,“以投促引”这种形式的招商效率已开始降低,不过仍是当前所有招商方式中效率最高的方式。 从给政策到给投资 招商难,招商卷,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招商引资,是每个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过去30多年中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在过去,地方政府招商无非是靠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有的地方对企业减免房租,有的给设备补贴、人才补贴、研发补贴,还有的做起了“返税”。一位受访的产业基金投资人透露,许多地方政府还会用当地国营企业给引进的企业提供稳定的订单。 但是,好的项目就那么多。陈明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不停地找企业,看项目,“撩”企业负责人。但常常是“十网九空”,“撩”了好几年的项目,可能中途就被人截了胡,成为另一座城市的囊中之物。 许多企业也以此“抬轿”。有企业在与李湘接触时,张口便问:“你们返税几个点?”“用什么形式返税?” 还有一家企业商谈多时,协议、优惠政策都已商议妥当,项目也已经在当地投审会上通过。临到头了,企业却突然反悔。 “他拿着我们这边过会的材料,去跟他所在的地方政府聊,我们就变成了他向当地政府施压的一个手段。那边同意了他的条件,他也省去了搬迁成本。”李湘说。 李湘估算了一下,假设谈100个项目,最终能招商成功的大概也就3个。大部分企业在聊完第一次后,就给人感觉不靠谱,不会再聊。有过深度交流沟通的,成功率也只有6%-10%左右。 对地方政府来说,要在招商上有突破,就需要寻求新的招商方式。而合肥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就给了不少地方政府启示。过去几年中,各地纷纷设立引导基金,签约子基金,通过成为投资机构的LP,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将企业招揽到当地。 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30日,全国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共有283只,总管理规模近3.9万亿人民币。仅2023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新设的政府引导基金就有90家,基金规模近4000亿,均超过前两年同期的水平。 当投资机构的“金主”变成了政府引导基金,还引发了风投市场一个有趣的新现象——投资人们的业余爱好,从打德扑变成了掼蛋。 在“牛鬼蛇神”中辨真伪 在风谲云诡的一级市场,永远有新的风口出现,也永远有人跌下神坛。用陈明的话来说:“一级市场的水比较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成了每个招商人员的必修课。 每年找到李湘团队要投资的项目、企业都不少,但靠谱的不到十分之一。在了解一家企业时,她比较关注的是这家企业是否被市场化的风投机构投资过。这是因为很多风投机构在投资前,会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做尽调,也会跟企业签对赌。这样的企业,相当于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化机构背书。 但是,部分地方政府旗下的产投基金在投资的同时,对项目的落地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同时其投资经验并不充分,这就使得他们做直投时,在尽调上可能有所欠缺。 这也被许多企业认为“有机可乘”。 陈明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刚到深圳的时候,一开始来找我们的全是‘坑’项目。” 有企业找到陈明,宣称自己要做存储芯片,还要在2025年上市。但是当问及他找的券商、律所、会计事务所是谁,对方却一问三不知。再进一步观察,陈明发现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华强北柜台”起家,展示的产品只是把购买的芯片拿过来打个标而已。 也有中介机构带他去参观一家企业,核心商圈的甲级写字楼,十分漂亮的办公室装修,看着确实唬人。企业创始人出来和陈明打了个照面,就离开了,而后一行人来到了一个会议室,全程由另一拨人马接待,洽谈,并寻求投资。聊着聊着,陈明又发现不对劲,原来这个要投资的人和参观的这家企业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借用了场地。 事实上,正在寻求融资的企业也很为难。一家位于上海的工业软件创业公司创始人在近期接触了数家人民币基金(大多由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资),想要寻求1500万的融资。 许多基金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都要求落户当地。 在跟一位政府招商官员交流时,这位创始人说:“不是我不愿意去,你们那有程序员吗?”政府官员竟无言以对。 和要投资的企业接触多了,李湘也慢慢褪去了一开始的兴奋感,不愿意做直投。其一是因为企业靠谱的并不多,其二也是因为李湘所在的团队,对招商人员的绩效考核是以季度为单位,要在一个季度完成“投资+招商+落地”全过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 随着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和布局,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投资从来不是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但当地方政府成为投资的出资方,在地方财政及审计的重压下,投资决策偏向于保守,规避风险就成了一条“硬标准”。“可以不那么赚钱,但是最好不亏钱。”李湘说,这就使得许多引导基金在投资偏好上,偏于保守,更青睐于中后期的企业和项目,而非风险更大的早期项目。 李湘表示,这也使得国资决策时间会比市场化的投资机构更长,所以一线招商人员面对“要投资”的项目会有点难推。 许多政府引导基金的前置条件也十分苛刻,要求机构拿到资金后,只能投当地的企业,又或者是“返投”。 在过去,许多引导基金将返投倍数设置为1.5倍—3倍。简单理解,若投资机构拿了引导基金1000万元的投资,它就需要以1500万元-3000万元的资金,用于该地区的企业、项目投资。这就使得投资机构还需要自己去找市场化的LP或者上市公司募资。 而当不同属性的LP同时投一家企业时,几方的诉求可能并不一样:政府方面要求落地,市场化的LP要求赚钱。这就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变得更为复杂。 并且,强势、优质的企业选择很多,它们会优先选择对自己限制最少的投资方。“这些企业不是说不能搬过去,只是不想因为融资而丧失了自己对落地地方的选择权。”一位长期服务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人告诉我们。 这也会导致一个现象——愿意接受苛刻条件的,往往是自身经营已经出现问题、拿不到市场化机构投资的企业。这也与地方政府想要招优质企业的初衷背道而驰。 以政府为主体的“以投促引”,拥有着风险投资市场的基本特性。资本永远在追逐风口,大家看到往往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投资神话。但忽略掉的是,沉没在水下,数量巨大的失败案例。 合肥无疑是幸运的,在合适的时间,押对数个代表性的企业。但在各地纷纷跟进引以投促引后,即便是合肥自身,也不那么容易再复刻成功。 内卷之下的调整 面对“以投促引”已经出现的问题,许多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放宽限制性条件。 据上海证券报,今年以来,新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普遍将返投比例从2倍下调至1倍甚至0.6倍,同时灵活认定返投范围。另据母基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在过去6年内,政府引导基金整体平均返投倍率要求下降了接近40%。 刘阳表示:“现在反投倍数(政府引导基金)提及得比较少了,政府出资比例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一些全资政府基金,所以机构已经不太会抵触拿政府的钱。” 据其解释,当所有出资方都是政府时,市场化的机构只需要专注企业落地这件事情就好了。并且,当反投比例下降到1倍以内,那就说明机构还有一定的可自由操作的资金。 许多政府引导基金也开始逐步减少政府的直接决策,而是将管理权逐步移交给市场化的团队。据母基金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近五年,国内已有40余家引导基金修订了管理办法,精简管理架构和审批流程,提升决策及管理效率。近两年新设的引导基金,大部分在管理办法中加入了让利、尽职免责等条款。这些均是实现引导基金市场化的重要措施。 此外,许多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市场化的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合适的优质企业。这些渠道包括市场化的FA(风险投资财务顾问)、GP(股权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以及咨询公司等。 这也让许多第三方看到了机会。在最近几年中,如戴德梁行、仲量联行等地产咨询公司,纷纷开展服务各地政府的产业园改造、企业引入等业务。 一些FA也开始成立招商部门。在2022年,万创便成立了投行招商部,主要服务于政府招商落地等事宜。其近一年促成的交易中,有超过40%的项目与政府招商相关。 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活跃的地区一直是其他城市找项目的重点区域。这些城市里有着各地的驻点招商办,每年都会有许多城市来此举办招商会。 在2023年,李湘所在的城市还把招商会开到了武汉。这座城市有很多高校、研究所资源,校友圈的企业家阵容十分“豪华”。武汉凭借这样的资源优势,鼓励校友回武汉创业,许多高校的基金规模就已经达到了百亿,孵化出了很多企业和项目。 服务了多支政府产业基金后,刘阳也有很多思考。 在几年前,各地政府的招商形式,还是一种“任务式”的招商。常见的形式为:某地政府制定一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在当地规划出产业园,再以各种政策去吸引相关的企业。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当下的热门行业,如新能源、前沿科技、生物医药等。刘阳直言:“这种产业政策并不是基于地方的资源禀赋而规划的”,使得许多地方的产业规划存在着资源错配。 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在成立产业引导基金时,也有类似的情况,即该基金的投资范围局限于几个前沿行业。这便导致一些产业中的企业,即便存在不少问题,估值也在节节高升。 刘阳认为,当前的政府招商,需要思考如何做出差异化。这个差异化不只是在招商政策上,而是从定位,宣传,结合生产要素等各方面做出差异化。只有在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来做产业定位,才能更多地盘活资源。 大家并不是不眼红高精尖产业,但像芯片这种产业,“我们和北上广、苏锡常还是要错位竞争。”陈明说,“在这个领域,我们可以争取一些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类项目。” “不属于你定位的,你在短时间内也许会招商成功,但时间拉长后,企业跟这个城市的资源匹配不了,它还是会选择离开。”刘阳说。拿江苏宿迁来说,晶硅光伏、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功能性膜材料是当地的强势产业,围绕这些既有产业强链、延链才是招商应该瞄准的大方向。 在中国,产业结构的二次调整仍在进行,经济发达区域部分产业的产能仍在持续外溢。对于许多低线城市、地区而言,机会一直都存在。这个机会,或许是一次产业的转移,或许是国际关系的变化,或许是出海…… 招商难,招商卷,会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但总有人能够抓住机会,面向未来。

    澳媒: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中国运动员仍获准参赛

    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被检测出曲美他嗪呈阳性,但是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因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同意中国当局的说法,称检测结果受到污染。 7月29日,东京奥运会游泳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以2分03秒86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 (德国之声中文网)一家澳大利亚报纸报道,在2020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中发现阳性结果,但仍获准参赛,因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同意中国当局的说法,称检测结果受到污染。 位于悉尼的《每日电讯报》周六(4月20日)报道,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前几个月举行的训练营中被检测出曲美他嗪 呈阳性,这是一种心脏药物。由于新冠疫情,本届奥运会被推迟到 2021 年举行。 当时,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发现检测结果为阳性(AAF)之后,裁定是污染所致,没有对游泳运动员进行任何处罚就放行了。 随后,中国游泳队的30名队员在东京赢得了六枚奖牌,其中包括三枚金牌。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澳大利亚与中国一样 同样是世界泳坛的一股强势力量 专业协会的说法 该报道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和世界水上运动协会(当时称为国际泳联)都收到了阳性检测结果的通知,但这两个机构都同意检测结果是由污染造成的,并没有对检测呈阳性的运动员进行任何处罚。 该报道引述世界水上运动协会的话说:“世界水上运动协会相信,这些对不良检测结果的处理都是按照所有适用的反兴奋剂条例,包括《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以认真和专业的方式进行的。” 该报道还引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科学与医学高级主管拉宾教授(Professor OlivierRabin)的话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科学部门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几个月里审查了这一案例。 拉宾说:“我们甚至向(曲美他嗪)生产商寻求药代动力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信息,以评估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交的污染说是否合理。” 拉宾说:“最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具体的依据来质疑污染说。事实上,(曲美他嗪)浓度持续偏低,以及几名运动员在几天内采集的多个样本在阴性和阳性之间波动,呈现未使用兴奋剂的模式,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支持了污染说。”

    制作亚裔与白人配对照片失败 Meta AI遭疑「种族偏见」

    脸书母公司Meta首席执行官查克柏格(Mark Zuckerberg)娶华裔普西拉·陈(Priscilla Chan)为妻,偏偏Meta自家推出的人工智能(AI)图像生成工具「Imagine」无法制作亚裔男性与白人女性配对的照片,而遭质疑Meta技术存有种族偏见。 根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导,为了迎战谷歌(Google)的AI模型Gemini,Meta去年底也推出自家AI图像生成软件「Imagine with Meta AI」,用户只要输入文本提示,Meta Imagine就可以将文本转换成四张逼真的图像,供用户选择。 (function...

    特斯拉召回4000辆Cybertruck后,马斯克延后访印

    ▲特斯拉宣布召回近4000辆Cybertruck后,马斯克(ElonMusk)宣布延后访问印度。 美国科技业亿万富豪马斯克今天宣布,由于旗下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职责繁重」,他延后原定明天抵达印度的访问行程。马斯克此行原本规划拜会印度总理莫迪及讨论大型投资计画。 法新社报导,特斯拉(Tesla)昨天才宣布召回近4000辆Cybertruck电动皮卡车,原因是发现油门踏板缺陷导致撞车风险增加。 马斯克(ElonMusk)今天在自己的社群媒体平台X发文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特斯拉职责非常繁重,我不得不延后访问印度,但我非常期待今年晚些时候前往访问。」 路透社10日披露马斯克的印度之行计画后,马斯克在X发文写道:「期待在印度与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会晤!」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Cybertruck发现油门踏板缺陷。 路透社还曾报导,马斯克预计在新德里宣布一项规模20亿至30亿美元的投资案,主要是在印度建造一厂工厂。印度政府先前宣布一项政策,如果企业在当地投资,进口汽车的高关税将降低。 马斯克并原定在新德里与几家太空新创公司的高阶主管会面。他计划开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提供他的星链(Starlink)卫星宽频服务,正在等待印度政府监管部门批准。 印度昨天开始进行国会下议院选举投票,莫迪寻求赢得历史性的第3个任期,他与马斯克都处于关键时刻。 莫迪在选战中努力凸显,他承诺让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政见有所进展。而特斯拉经历股价数月来下跌及本月15日传出全球人力将裁减至少10%后,原可利用在印度宣布的计画来安抚投资者。

    黄子韬被外国知名DJ拒绝同台? 怒开直播:出道13年没见过这种人…

    大陆知名艺人黄子韬原定20日晚间和外国知名DJ「小马丁」(Martin Garrix)同台演出,但在演出前一天彩排时,小马丁却未到场,称将于隔天直接演出。没想到开场当天,小马丁又说不跟黄子韬同台,要自己表演,曲目还包含了黄子韬要表演的歌。黄子韬气到开直播「发泄」,该事件也一举登上热搜。 黄子韬在舞台现场谈到被小马丁拒绝同台演出一事,「很遗憾,今天这首歌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合作,突发状况后,彩排不来也没关系,我自己来彩排,我尊重台下每一位观众,我站在这个地方即使尴尬我也认了,谢谢你们,说实话他是谁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本身就不认识。」 黄子韬还开直播中告诉粉丝,他不是生气,他是要发泄,「我30岁,出道13年,没见过这种事情,我人生工作到现在为止,我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尊重我的人,就是不尊重对方工作的这种人。」 对此,网友纷纷吐槽,「不管是谁,在台上至少应该要被尊重吧」、「没有契约精神,建议封锁他」、「主办方责无旁贷」、「心疼黄子韬」,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小马丁是谁?名气真的有这么大吗? 据悉,小马丁是一位DJ兼音乐制作人,2016年开始获选为「DJ杂志」世界百大DJ第一名,并接连3年蝉联冠军。他在2013年以「Animals」红遍全球,而且迅速成为Beatport史上最年轻的排行榜第一名。 拒和黄子韬同台事件发生后,小马丁表示, 「我准备好了的,甚至在演出结束后还放了这首歌(指两人同台表演的歌),但是他(黄子韬)却不见了。

    重庆燃气退费,接下来看成都的了

    重庆的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对近期燃气费风波的处理结果。 1.承认工作失误 2.给用户退费 3.将重庆燃气老总免职 4.燃气表没问题 正如我在此前文章中预测的,退费是最好结局,造假是不可能承认造假的,燃气表一定准。 ​ 看重庆联合调查组的这份通报很有意思,每一点心思都藏得特别机巧。 第一点小心思 不愿透露姓名的上级机构 在提到重庆燃气党委书记、总经理免职的时候,通报的措辞是“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其职务”。那么,这个上级机构是哪家机构呢?重庆调查组不肯说,也不让别人说,我白天看到的好几篇点名这家超级大集团的文章晚上都消失了,我也没必要再提一遍。 ​ 当然,这家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级机构具体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同时还管着成都的燃气,管着全国多个省市的燃气。 第二点小心思: 无人认领的燃气表检测 通报里正面回应了公众对燃气表准确性的质疑,措辞是从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燃气表计量和质量、燃气质量、通过远程操控改变燃气表计量等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机构检测认定燃气表计量没问题呢?谁来为这个检测结果负责打包票呢?通报里没有说,没有哪个机构出来认领这个结果。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 这个意思其实也很明显了,做检测的机构不愿意出面顶这个雷,背这口锅。 第三点小心思 用能力不足来解释一切 事情办砸了,引发公愤了,压力大到必须给个解释了,那无非是两个方向: 要么是蠢,办事能力不足所以办砸了; 要么是坏,有非法图谋所以故意办砸。 那重庆燃气以及他的上级机构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呢?真实情况我说不准,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选择第一种解释,承认自己能力不足,拒绝承认蓄意策划。 这里的区别我想大家都懂,我就没必要再冒着风险展开写了。总之,通报从头到尾都在强调一件事: 重庆燃气又蠢(计费混乱)、又懒(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又弱(抄表员配备不足),所以把事情办砸了,但是绝对没有一点坏心思。 真的是蠢萌蠢萌令人心疼的重庆燃气呢…… 当然,以上这些也就咱们私下发发牢骚,想让他们承认是绝对不可能的。 真正能够指望的,是接下来把成都燃气的问题给解决了,把其他城市燃气的同类问题也给解决了。 别的也就不指望啦。

    刻意隐瞒?西安地铁撞车2天后才公布事故酿1死2伤

    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21日凌晨通报,西安地铁10号线4月18日23时50分许,在进行试验路线车辆型式试验时,因车辆公司调试人员操作不当,发生车辆追尾(追撞)事故,造成该公司试验人员1人不幸身亡,2人受伤。 事实上,19日,网上就有这起事故的相关传闻。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这辆列车车头严重受损,但官方严密封锁消息,不仅当地没有任何媒体报导这起事故,一些网友发布的相关图片与消息也遭封锁。 湖南潇湘晨报20日上午10时许就此事致电西安市政府、高陵区政府、高陵区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均表示未接到相关事故报告。 潇湘晨报指出,当日上午,该报记者曾多次致电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多个部门,以及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开电话、运营服务热线,但均无人接听。 20日上午11时多,潇湘晨报记者就此事再次致电西安市应急管理局值班电话,工作人员表示,有处理此起突发事故,但处理主体还是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该报记者随后又致电西安多个相关部门,依然无法获知事故造成的伤亡情况。 直至20日下午,西安中车长客轨道车辆公司才发布通报证实此一事故,但仅简单表示因现场试验人员处置不当导致车辆追撞,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正在调查分析中,但通报依旧未提及有无人员伤亡。 央视新闻21日清晨才报导,西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于21日凌晨通报,这起事故造成试验人员一死两伤,事故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西安市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展开深入调查。 报导称,西安市安委办要求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要加强安全统筹管理,车辆调试方西安中车长客轨道有限公司要履行好主体责任,规范操作流程,认真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西安地铁10号线于2020年7月1日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全长约34公里,设计最高时速达100公里,原预计今年9月通车。

    “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曝光,他们都后悔了吗?”

    4月14日,@新浪热点 发布长文《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曝光,他们都后悔了吗?》,以讲述一些丁克夫妻的故事变相“催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 原文如下: 前一阵,微博话题#44岁女高管被老公要求不生孩子就离婚#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对夫妻年轻时事业心都很强,彼此约定好丁克。 此后几年,两个人的日子逍遥自在。然而,突然有一天,丈夫改了主意,对妻子提出“要么生,要么离婚”。丈夫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儿有女,看上去十分温暖,他也想体验这种感觉……丈夫想法的改变让妻子陷入两难,痛苦不堪。为此,她吃尽了苦,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迎来奇迹,不但卵子质量均不达标,还被发现了子宫肌瘤,必须在手术一年后才能备孕。 评论区里网友为此吵翻了。 有人提醒“女性丁克要慎重”;有人表示“决定丁克时应签下协议,让反悔的人付出代价”;还有人说“离就离,有钱有工作,怕什么”……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丁克。当“生育后代”和“个人发展”产生冲突时,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后者。尤其是生养成本的提高和哺育后代的压力,如同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前一阵,人口与生育研究智库“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报告显示,0岁~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约为68万元。 目前,我国已有超过60万个“丁克”家庭。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丁克群体逐渐衍生出各种细分标签: “铁丁”(从现在起直到宇宙毁灭,坚决不生); “白丁”(丁克数年后因各种原因反悔,“白白做了一场丁克梦”); “被丁克”(由于生理原因无法生育); “丁宠”(以养宠物代替养孩子); “伪丁克”(年轻未婚,玩心大,还没有做决定的能力)。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选择丁克的家庭过得还好吗? 01 “如果生育意味着要放弃热爱,还不如不要”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假如你有一套135平方米的三居室,你打算怎么住?很多夫妻可能会为了再多隔出一间房给老人留宿,在设计上绞尽脑汁。 然而,一对特立独行的上海夫妻,给出了他们的方案: 将墙壁内移,使得原本可以被纳入客厅的阳台扩大一倍,不封窗户,不设晾衣架,仅摆一张能容纳两人的小沙发,两张小茶几,其余空间全部用来种花。三居室被打通,原因只是为了在沙发上休息时,妻子能看到在餐桌上办公的丈夫;在厨房准备咖啡时,丈夫一回头就能和朋友聊天。 为什么他们能如此任性,只用考虑自己不用考虑其他家人? 女主人说出了答案:“我们是丁克,就不用给小孩留空间了。” 这对“70后”夫妻,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丁克。他们用17年婚姻,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坚持。 当丈夫被问道:“你们选择丁克,是否会是一时冲动?” 他认真地回应:“这是我们深思熟虑后的自主选择。” 作为坚定的丁克主义者,自由职业者陈翰宾也从未后悔过。 环游世界4年后,回到国内的陈翰宾惊奇地发现,身边的朋友都选择了结婚生子。 或许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生命的必经之路,可陈翰宾却对此感到害怕—— “如果选择婚姻、生育,就意味着要被迫放弃很多曾经喜欢且热爱的事物,这对我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为此,他坚定地选择了丁克,并且毅然决然地做了结扎。 小红书上有一对相守了20多年的丁克夫妻,主页都是两个人岁月静好的点点滴滴。 博主在视频中坦然地说: 丁克没有那么好,老了的心态怎么变化都不可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是认认真真生活,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 丁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02 “选择丁克意味着需要与人性抗争” 选择丁克的底气,源于对现有生活状态的自信。 可不是所有的丁克夫妻,都能拥有这份自信。 之前刷到过一个很窒息的视频。 一对“90后”丁克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人,相处如同陌生人。 早上,一人吃早饭,一人在另一个房间锻炼;晚上,一人看书,一人准备睡觉;即使一起吃饭,也全程无交流。 妻子一张嘴,丈夫的脸上就写满了不耐烦;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其间大家把酒言欢,但是朋友走后,家里又陷入死寂;老公生日,妻子精心准备了饭菜,结果没有换来丈夫的任何回应…… 这些太过压抑的场面,一度令网友质疑夫妇俩是在摆拍。 可妻子却表示,虽然看着很离谱,但这就是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曾经的他们无话不谈,不要孩子的初衷,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健身和看书,为了彼此有更好的发展。 可渐渐地,妻子的想法变了,时不时就会说一句:“要个孩子也挺好的……” 丈夫对此完全不能接受,愤怒地对妻子说:“再提生孩子,立马办手续离婚!”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冷战中,夫妻俩的感情也是渐行渐远,不复从前。 北京妇产医院的医师刘勇,曾在网络上分享过一个真实故事。 一次面诊时,他接待了一位42岁的高龄孕产妇,那是她的第一胎。当被问及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才怀孕时,孕妇叹了一口气道出了原委。 原本夫妻俩一直是丁克,有一天,来家里做客的外甥惊叹道:“舅妈,你这房子真大!以后等你和舅舅死了,是不是这房子就归我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她心中顿生寒意:“小小年纪的孩子怎么会说这种话?” 转瞬间,她想明白了,毕竟,他们没有孩子,外甥的爸妈肯定私下议论过这些事。 与丈夫商量后,他们决定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曾看过一段话: 那些无儿无女的人,猛然间发现身边出现了许多秃鹫,它们用红眼盯着你,等待你死亡,寻找你的弱点,趁机剥下一块肉。 这些秃鹫可能是亲人、保姆、护工,甚至是陌生人。那时,人间将展现其最残酷的一面。 大多数时候,丁克,考验的是人性。 03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年龄却没办法从头再来” 前段时间,一位博主采访54岁丁克舅舅的视频火爆全网。 这位博主的舅舅舅妈,是国内第一批丁克家庭。 夫妻俩年轻的时候一致决定:不要孩子,丁克到底。 想了解他们真实想法的博主,对舅舅和舅妈分别进行了灵魂拷问:“选择丁克,你们后悔了吗?” 她原本以为,一辈子没有做过妈妈的舅妈会回答后悔,可出乎意料的是,舅妈说:“我不后悔,这是正确的选择。” 反倒是一旁的舅舅,态度很耐人寻味。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端起水杯喝了口水,然后缓缓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老了。” 当被问及“以后养老怎么办”时,舅妈直言去养老院,而舅舅则半开玩笑地说:“这不还有你这个外甥女吗?” 最后,博主让舅舅给准备丁克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丁克了一辈子的舅舅语重心长地对着镜头说:“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结婚,该要孩子还得要!” 听到这句话,一旁的姥姥和姥爷坐不住了,姥爷更是激动地说:“当初多少人劝你要孩子,你就是不听,你不后悔,连我抱孙子的机会都耽误了。” 北大毕业的UP主全嘻嘻曾说,她结婚之前,跟老公表态:接受丁克才结婚。 当初满口答应的老公,却在结婚4年后反悔。 全嘻嘻为了挽回婚姻和丈夫,决定生孩子。 她说,到了40岁,如果她老公还想要孩子,但那时她已无法生育,那样情况将会变得复杂。 她含蓄地表达,实际上情况远非微妙,可能会对人性进行检验。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年龄却没办法从头再来。 这或许是丁克夫妻反悔后,所面临的最大代价。 04 “丁克到底值得不值得?”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然而选择丁克,必将面对更多未知。 你需应对人性复杂,也要面对诸多风险。 因为本质上,丁克就是一场对未来的豪赌,赌自己是否能坚持初心,赌爱人是否彼此信任,更多的则是赌复杂多变的人性。 但是,儿孙满堂也好,独善其身也罢,人最终都要学会自己为自己打算和铺路。 决定我们晚年是轻松还是艰辛的,或许不一定是有没有子女、有几个子女,而是身体健康和经济独立,缺一不可。 正如周国平在《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中写的一段话: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对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在该文发布以后,@新浪热点 同时发起同名微博话题,引发热议,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大多数网友都感到十分不适,纷纷留言质疑和嘲讽这一变相“催生”文章,但相关讨论很快便被清理。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用户评论: 搞搞就是潘锆呐:天通苑软肋研究所所长被撤职查办了吗? 别忘了自己的墙头:都不需要点开,就知道是拿丁克来催生 一枪穿心周泽楷楷:催泥马呢出生率低了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道德绑架吗?谁知道分享的“案例”都是哪来的。不解决根本的教育成本问题催一万年都没用,有钱人怎么自己不多生点 难得看穿你心里那层雾:怎么啦?想考这个提高生育率?做梦,我就丁克 真圆柚子:so?子宫是我的,想生生,不想生不生 再来一包无穷鸡翅根:好歹毒的热搜 怼我者倒霉一辈子:不生孩子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不想让孩子做牛马 一点江花:赶紧生还不行么,这就去当韭菜 粉嘟嘟努米团子:不要生孩子,我们这代已经深刻体会到根本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下一代就更别想了!自己活着都没保障,孩子还能被保护? 我有一个朋友临死前说:这文章看上去在说是个人自由,举的例子全是后悔的 我的偶像孙立人将军:假如自己的生活看不到希望,我觉得还是丁克的好 王佩宜3949:就是骗子宫呢,洗脑的文章。 不怕淋雨的毒蘑菇:看来生育率死活上不去,又开始拿丁克出来说事了 爱你呦爱你呦爱你:996,两班倒,啥时候能真正落实劳动法,人民生活幸福,自然而然就生孩子了,而不是剥削劳动人民休息时间来维持所谓的高速发展 isqdhq520:天通苑老几位处理了吗? 盒饭_Petrichor:我自己都養不起了還養孩子 王二小放牛真费劲:不想继续给资本家当牛马了 云柔儿哟:本质问题闭口不谈,无聊 秋叶寒枝:不是不想生,而是养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