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不应只是资本和财富的故事，也不该只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叙事，还有远比这些更重要、更关键、更深远的议题。 撰文丨魏英杰 “滴滴崩了”这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滴滴这次系统故障，一方面是故障时间长，从11月27日夜里到28日早上，过去了整整12小时，仍然没有完全修复。直至早高峰时段，滴滴的骑行服务仍在抢修。 另一方面是故障情况复杂，涉及面广。从涉及业务来看，网约车服务、骑行服务、充电服务等均被波及，从故障类型看，不仅有乘客无法正常使用打车服务，司机端也出现各种故障，甚至连公司内网也发生崩溃，无法正常使用。 图/网络 而故障的外在表现，更是五花八门，状况百出。 比如，发生故障期间，司机接到订单只听到来订单的声音，却无法显示详情，还有的司机抵达乘客指定位置，却找不到乘客，而许多乘客是打不开下单页面，或者成功下单后，一下子来了四五辆车。 不容有任何闪失的结算系统，这次也崩了。虽说网上传的有司机声称自己账户上多了690亿，被证实是PS的，但司机收费显示不正常，却是真实发生了。还有就是骑行服务，也出现了无法上锁等状况。 图/网络 这些都表明，滴滴这次系统故障是全局性的、多层面的，换句话说就是全面崩了。技术问题我不了解，但作为一个国民级应用，发生这种底层基础服务问题，不仅非常罕见，也极不正常。 这背后，应该是有“故事”的。 01 一个打车软件崩了，迅速就上了热搜，这事情本身就不同寻常。 我们感受到的是，因为系统故障，司机不能正常营运，乘客也无法正常打车，但这种影响一旦上了量级，就非常可怕。 按照滴滴此前公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财报，其日均单量达到3130万单。这也意味着，这次滴滴崩了，至少损失了上千万的订单量。换句话说，这至少影响了上千万人的正常出行。 巅峰时期，滴滴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如今依然超过70%。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滴滴一崩就迅速上了热搜——架不住使用的人多啊。 当然，这并不是说，滴滴崩了，乘客就没有别的出行渠道，但无法正常使用滴滴出行服务，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问题来了。以滴滴的服务性质、市场体量以及社会影响，说它是在提供一种公共产品服务也不为过。同时，滴滴又是一家典型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市场企业，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的存续问题。 图/图虫创意 那么，具有准公共产品服务特征的滴滴，与作为营利性机构的滴滴，会不会产生冲突，又该如何平衡二者矛盾？ 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其最大特征就是价格受管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公共产品是由财政支撑，准公共产品则享受一定财政补贴。 比如义务教育，就是一种公共产品，轨道交通（地铁）则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国内各地的地铁定价，普遍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如果产生亏损了，便由地方政府无条件进行兜底，道理就在于此。 只不过，滴滴运营的网约车业务，从诞生开始非但没有享受过什么财政补贴，反倒因为“烧钱大战”（补贴司机和乘客）、资本无序扩张、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以及涉嫌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等等问题，频频受到监管关注或处罚。 图/图虫创意 这倒不是为滴滴鸣不平，而是为了指出，滴滴作为公共出行的服务提供者，确实存在着身份定位的尴尬。 当然，任何企业要从市场中获取利润，就必须提供相应的、让用户满意的产品或服务，然而，对于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的企业，公众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公众的容错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点了个外卖，不好吃下次不买就是；但家里经常停电，肯定让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点外卖的选择有很多，但你却不能换电力公司。 又比如，多年前“12306”刚上线时，经常发生系统崩溃，特别不好用，因此挨了不少骂，这是因为铁路购票系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滴滴也有点类似。用户如此庞大，单量如此之高，市占率“遥遥领先”，一旦系统发生异常，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自然不可估量。 这也就意味着，为了满足用户需求，维护系统稳定，滴滴为此必须额外投入更多的成本和资源。 无他，既然你提供的是公共出行服务，你一旦崩了，上千万人可就要抓狂了。 02 如果用户只是要求滴滴提供的服务要稳定可持续，那也还罢了，这毕竟还是企业的职责本分。哪怕要求再高一点，也不为过。 但任何产品和服务到了滴滴这种体量，无论是服务价格、业务流程发生改变，还是发生事关人身安全的事件，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点，从滴滴过去发生的多起事件，便可领略一二。比如，滴滴一度减少给司机端的补贴，提高了技术服务费，引起过巨大争议。又如，前些年发生过的女性乘客遇害案，曾让滴滴陷入严重信任危机。 所有这些事件，都落到了针对网约车行业的强化监管，出台各种约束性政策。针对网约车安全事故，最后的结果是给网约车安装车内监控，以及进行全程录音。 而针对网约车涉及收集用户个人信息，也出台了相应规制，要求企业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和保护工作。 不能说这些做法过头了。每一项措施的出台，背后都有一定的公众舆论基础，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也不能不说，落到企业头上，对应每一项监管要求，都可能意味着要增加相应的资金支出。 就拿安装车内监控来说吧，安装设备改造是一笔开支，数据保存和管理又是一笔开支，而相应地，这对系统的运维又是多了一层压力。 图/图虫创意 我不了解这些开支在滴滴的成本项里占了多少比例，也不清楚这是否对系统崩溃“亦有贡献”。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成本最终都会消耗企业的资金，挤占企业的利润。 滴滴不一定缺这个钱，但作为营利性机构，不计成本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也是违背商业伦理的。 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滴滴是公共出行领域的领先企业，当然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面对沉甸甸的公众期待。 不过，这其中的边界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监管不到位，企业可能一路狂奔，罔顾社会责任；监管过了头，又可能牺牲了企业的利益，从而影响行业发展。 就此而言，滴滴的系统崩溃，就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03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也看出来了，具有类似特征的不止滴滴。 事实上，随着这些年国内互联网行业的迅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体量庞大的平台级企业。如腾讯、阿里、抖音、拼多多、美团，等等。 这些平台级应用虽然不像滴滴那样具有准公共产品特征，由于用户数量动辄数亿，其功能作用丝毫不亚于滴滴，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些平台应用，已经构成了数字经济生活的基础设施。滴滴系统故障，给千万人带来不便，而一旦这些平台应用发生系统问题，同样会影响数千万、上亿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在这次滴滴系统故障前半个月，“阿里云崩了”也上了热搜。作为国内最大的云供应商，阿里云服务器故障同样是一个系统化危机，别的不说，淘宝、闲鱼、钉钉这些阿里系产品也跟着崩了，使用阿里云服务的诸多企业也受波及。 滴滴系统崩了，打不了车，这只是可能发生的其中一幕场景。掏出手机，发现支付宝或微信不能用了呢？要订机票，发现携程崩了呢？想求职或招聘，结果发现Boss直聘上不了呢？点个外卖，美团、饿了么也下不了单了呢？要开个线上会议，发现腾讯会议也崩了呢…… 当然，“拔”了网线，上述场景就会同时发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图/图虫创意 是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严重依赖于各种App了。身边可以不带一块钱，但不能离开手机以及各种应用程序。虽说这些应用的优先排序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讲，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滴滴崩了，就不只是“我的全勤奖没了”那么简单了。 那么，对于这些准公共产品型或基础设施型的企业，是不是也该换个角度对待？ 这里头，不应只是资本和财富的故事，也不该只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叙事，还有远比这些更重要、更关键、更深远的议题。 总之，对待这些企业，要有“超越监管”的思维。如何支持这些企业安全、稳定、可持续地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服务，才是一个更为合宜与坚实的出发点。

100名年轻男女聚集在韩国城南市一家酒店，他们身着名牌，打扮入时，安静地坐在一起，等待主办方安排的互动游戏。 这是一场由城南市政府组织的相亲活动。当地政府表示，5轮相亲活动共有460名单身男女参加，结束后，有198人以“情侣”身份离开活动，并同意与伴侣交换联系方式。 除了城南，包括首都首尔在内的多个韩国城市，都在组织相亲活动。 为了让年轻人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韩国政府可谓操碎了心。 “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在韩国社会继续蔓延，”城南市市长申相镇说，“我们政府的职责，是为那些想要结婚的年轻人，创造更多条件。” 现实数据不太乐观。就在11月27日，韩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出生率持续低迷，2050年韩国青年人口将降至2020年水平的一半。 韩国医院里空置的婴儿床。（图源：社交媒体）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0年达到顶峰，为31.9%，之后逐年下降，2015年为21.5%，2020年下滑20.4%至1021.3万人。韩国统计局推算，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降至11%，青年人口减少为521.3万人。 韩国政府急着下场催生，但问题是，连婚都懒得结的年轻人，更不想生孩子了。 八成年轻人未婚 32岁的金某住在京畿道高阳市，7年前就进入职场的他，至今仍和父母住在一起。 “虽然爸爸和妈妈总是念叨‘赶紧找对象搬出去吧’，但我暂时没有结婚的计划，”金某说，“很对不起父母，但是可以住的话，会一直这样住下去”。 在金某看来，呆在父母家压力更小，生活更方便，不需要买房，经济上也就更宽松了。金某的弟弟比他小两岁，也是上班族，也维持着单身的状态。兄弟两人和父母住在一起，日子倒也稳定。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金某就是目前大部分韩国年轻人的状态，单身，有工作，不愿意找对象，宁愿和父母住在一起。 11月27日，韩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19岁至34岁的青年中，有81.5%的人（783.7万人）未婚，较五年前增加6.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10个韩国青年中就有8人处于未婚状态。而在20年前，这一比例还仅为54.5%。 图源：韩国《中央日报》 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单身年轻人，一边则是连续三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的生育率。 韩国统计厅11月29日发布的“9月人口动向”资料显示，韩国第三季度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0.7，同比下降0.1，创下历史新低。 受低生育率的影响，青年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包括一人家庭的增多、未婚比例持续上升等。 《纽约时报》引用的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结婚人数占比都有所下降，但韩国下降得尤其严重。2021年，美国每1000人中有6人结婚，而韩国每1000人中仅有3.8人结婚。 一对韩国新人（图源：社交媒体） 随着未婚青年人数的增加，夫妻组成家庭比重自然而然地减少，与父母仍然同住或独立的一人家庭增加。目前，19-34岁的韩国年轻人中，与父母同住的比重为55.3%，一人户的比重为20.1%，两者呈持续增加趋势。 年轻人就是不想结婚，也不想在结婚后生孩子。后果是，到2050年，韩国19岁至34岁的年轻人将萎缩至总人口的11%(521.3万人)，数量缩减到现在的一半。 对此，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崔瑟基表示：“这意味着未来的一些社会系统，无法正常运转。例如大学入学或入伍的青年层将会消失，劳动市场也会出现人力供应不足的情况。” 面对这种尴尬的情况，韩国政府只能持续放出大招，将催生的“大棒”挥向了公务员队伍。 据《韩国时报》报道，韩国政府人事革新处宣布，从2024年1月开始，最基层两级的公务员，如果生2个或以上的孩子，就能在晋升评比时获得额外积分。至于加多少分，怎么加，还得看孩子的数量和具体情况。 同时，各级公务员在退休后，如果拥有2位以上子女，返聘的最长年限也会由3年延长至10年。 这意味着，韩国公务员的福利和晋升，从此将与生育直接挂钩。 不仅如此，在公务员间的鼓励生育政策落实之后，韩国政府表示，接下来，可能还会把激励政策推广全国，提升韩国的社会活力。 一对韩国年轻夫妇（图源：社交媒体） 很快，这一举措就在韩国引发争议。一位年轻的公务员抱怨道：“这太不公平了，以后我同事可以休产假休育儿假，我们只能帮他们分担工作，升职的机会还不一定轮得到我们。” 还有未婚的韩国公务员表示：“这是对单身人士赤裸裸的晋升歧视。” 尽管有人反对，但韩国政府目前没有任何撤回的打算。 对于希望那些拼尽全力考进体制内的韩国年轻人来说，他们上升渠道已不由自己主宰。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韩国公务员考试笔试入口（图源：社交媒体） 至于政府充当媒人，组织相亲活动方面，除了首尔、城南这样的城市，还有许多小城市也在赞助类似的活动，目标对象是当地27岁-39岁的单身男女。 男青年黄大彬参加了今年9月份政府主办的相亲活动，他表示，参加政府主办的相亲，节省了他参加其他社交活动或注册专业婚介所的费用。“我们面临着真正的人口危机，政府需要尽其所能。我不明白人们对此有何抱怨。” 韩国政府如此卖力，效果不一定满意。 韩国东南部城市晋州举办相亲活动已有12年，但最终只产生了11对新人；另一座工业城市龟尾也由政府出面做媒人，但自2016年以来，只有13对情侣结婚。这两个城市的官员都表示，他们不知道这些通过相亲结婚的夫妇，最后有多少个孩子。 官员们也承认，想要年轻男女培养感情，单靠相亲远远不够。 城南市市长申相镇指出，传播对婚姻的积极看法最终将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并强调相亲活动只是该市为扭转生育率暴跌而推出的众多政策之一。“低生育率无法通过单一政策解决，为想要结婚的人们创造寻找伴侣的环境，也是这座城市的工作。” 很多年轻人讨厌被这样安排感情生活，认为太过刻意。他们对媒体表示，提高出生率的真正障碍是高昂的育儿费用、负担不起的住房、黯淡的就业前景和把人压垮的工作时长。 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郑在勋说，政府指望靠这些活动使生育率上升是“无稽之谈”。“关爱家庭，减少加班，远比相亲更有用。”

01 “我们城市里的安检过度普及了，这是非常巨大的资源浪费！” 说起来，这已经是胡锡进第二次公开抱怨：中国的安检太多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我们现在的城市摄像头，已经多得让人感到不适。 和摄像头相对应的，就是安检。 去地铁，要卸包放包，还要喝口水检验。 去公园，要刷身份信息。 去大学，甚至还要预约！ 但在10多年前，这些是统统不需要的。 过度安检真的好吗？ 如果一件事情连中肯的老胡都难以认可，那么群众更不会认可。 胡锡进说： “在社会愈来愈安全的情况下，安检、保全的加码投入是不合时宜的，且中国的犯罪率尤其恶性犯罪率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中，安检网只是心理安慰，且效果难免畸形。” “追求绝对安全反而会破坏社会免疫力，使集体心理变得脆弱，这对国家从长远看一点好处都没有。” 对于老胡的这番话，我举双手赞成。 并且我进一步认为，在当下，取消大量的摄像头和安检，对促进经济恢复，宣誓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有着标志性的作用！ 02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进一步强调： 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但前几年，我们却看到微观干预越来越多，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越发严重，市场主体苦不堪言。 如何重新振奋人心？ 各种利好的文件，已经发不少了，但从股市市场的回馈看，似乎效用并不明显。 一些民营企业仍然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动辄容易风声鹤唳。 在此情况下，我认为社会必须要拿出一个能够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来向公众乃至世界证明： 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来越大！ 拆除大量不必要的安检、摄像头，在形式上，就是最好的开放大门之举。 这是最直观的指标，也是最强烈的宣誓。 纵观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大学是设置门禁的，也没有什么公园会让你“扫码进场”，甚至很多景点连围墙都没有。 都说城市是文化高地，那城市之间，就不应该有如此多的藩篱，阻碍市民的流通。 但不得不说的是，今天我们还不仅仅是过度安检，现在绝大多数大学，已经不能自由出入了！ 闸机森严，摄像头遍布。 疏离之感，让人心寒。 久而久之，开放的氛围就消失了。 03 当然，总有人借口什么安全问题。 这实在是杞人忧天，甚至是懒政怠政！ 一些领导怕出一丁点安全上的事故，从而影响仕途，于是拼命投资所谓的安全建设。 一些人因为一年不到一起的小事故，就说要把整个学校，整个小区管起来。 把所谓安全问题，秩序问题等当借口，给绝大多数人制造生活的不方便，经济的不通畅。 因噎废食啊！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这些人大概忘了，中国早在很多年前，就是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安全的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摄像头，没有门卫保安的情况下，也没出多少安全问题。 现在有了安检，有了摄像头，更安全了吗？ 有句俗话说得好：安检，防君子，不防小人。 有些领导因过度采购安检设施，大肆吃回扣，都够送自己的子女出国了！ 现在想想，也不光光是胡锡进，民间反馈这些问题很多年了。 但事情却在向反对的那个方向愈演愈烈。 醒醒吧！如果对自己人都不开放，何谈对外开放呢？ 对外开放，说起来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但实施起来，总会遇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重重封堵。 这一次，我愿意和老胡站在一起，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些标志性的改变，给市场以信心，给世界以开放。

▲马斯克撂脏话直接点名呛迪士尼CEO鲍勃艾格。 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Musk）近日身陷「反犹风波」，访问以色列回美后，他首度接受节目访问并公开道歉，称当初引爆风波的贴文是他个人史上「最蠢发言」，但同时他也开呛苹果、迪士尼等因风波撤资广告金的这些大广告商，「X你的滚」。 马斯克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交易录峰会」（DealBookSummit）上发表超呛发言，「我不要他们来下广告，如果有人要利用广告或金钱放我黑函，X你的滚。X，你，的，滚。」他直接点名迪士尼CEO鲍勃艾格（BobIger），「嘿，鲍勃，如果你在台下的话，这就是我的感受。」 马斯克接着表示他有被讨厌的勇气，「尽管仇视吧，想要被人喜欢才是真正的弱点。」 马斯克脖子上还戴着访问以色列时，人质家属送给他的项炼，他承诺「我会一直戴着它」。他说今年真是夸张的一年，并承认有时他确实会「说错话」。 马斯克日前在旗下社群平台X（前身推特）回覆贴文，对某位发表反犹言论推主贴文的其中一个论点表示赞同，结果瞬间炎上成「马斯克支持反犹太言论」，在美国和以色列引起广大风波，导致迪士尼、华纳兄弟和苹果等多家大广告主宣布，暂停在X上投放广告。 ▲马斯克的以色列行被视为「洗白之旅」。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同时，马斯克也承认他的该则推文可能是他做过「史上最蠢的事」，「我的意思是，我对那则贴文感到抱歉，我太蠢了，在这3万篇推文中，这可能是我最糟和最蠢的发言，而且我在周日时已经尽力用6种方法解释，但你知道至少我认为很明显的是，我根本不是反犹太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亲犹太主义者。」 此前马斯克同样被斥为有反犹倾向，当时已经救过他一次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次也在以色列接待马斯克的来访。马斯克跟着纳坦雅胡以及以国总统赫佐格（IsaacHerzog），一同前往10月7日遭哈玛斯突袭的屯垦区，他和以色列人质的家属谈话，并在事后赞成要解决这样的战争灾难，「必须要消灭哈玛斯」，因为确实已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然而此次以色列行的动机，在外界看来，实际上更像是马斯克的「洗白之旅」。 对此，马斯克在「交易录峰会」上表示，以色列行并不是什么「洗白之旅」，「完全不是在回应那些（反犹风波）」。马斯克自认是一个好人，但不会哗众取宠。

▲零售巨擘沃尔玛开始分散供应链。 路透社检视过的资料显示，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正从印度进口更多商品至美国，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期望降低成本并分散供应链。 根据数据公司ImportYeti分享的货运提单资讯，今年1月至8月期间，沃尔玛有1/4的美国进口商品是从印度发货。相较之下，2018年时这个数字仅有2%。 上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期间，沃尔玛的出货量只有60%来自中国，低于2018年时的80%。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仍是沃尔玛的最大进口国。 但上述变化显示，从中国进口成本增加，加上美中政治紧张加剧，正促使美国大企业从印度、泰国及越南等国家进口更多商品。 沃尔玛负责采购的执行副总裁欧布莱特（AndreaAlbright）受访时表示：「我们想要最好的价格。这意味我的供应链需要弹性。」

基辛格咨询公司于纽约时间11月29日晚发布声明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 100岁的基辛格，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学而优则仕”，基辛格堪为当代典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获得哈佛大学终身教职，随后步入政坛，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国务卿。 作为一个同时在人类智力世界和权力世界都达到鲜有高度的强者，基辛格声名显赫且历久不衰，美国当代的政治人物无出其右。 而在中国孩子们的心中，更常与“基辛格”三个字作固定搭配的，是这样一句表述——“我们的老朋友”。 2023年，基辛格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尽管已经百岁高龄，基辛格仍思维敏捷，保持着极高强度的工作： 每天工作15个小时； 5月底以来，先后奔波德国、英国、美国多地出席了多场百岁诞辰纪念会； 接受媒体长达8个多小时的不间断采访； 2020年以来，已经出版了2本新书，并且还在着手新的出书计划…… 对工作近乎狂热的态度，让我们这些后生肃然起敬。 但同时，基辛格或许也是当今世界政坛泰斗中，评价最为复杂的人物。 了解他，是我们获悉历史智慧的一个最佳入口，正如基辛格自己说： 现在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过去，但必定与过去相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 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扑面而来，或许基辛格的百年人生智慧我们还是应该虚心倾听。 一、从德国到美国 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昂首挺胸过街的国家。 （1977年1月，基辛格卸任国务卿时的告别演说） ——《基辛格传》 1923年的世界，动荡不宁：日本关东大地震、凯末尔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列宁因病回到老家、德国马克变成一堆废纸…… 当此乱世，5月27日，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弗兰肯行政区的菲尔特，一座缺乏魅力的小城，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了。 基辛格（右）与弟弟和祖父母的宠物猫合影。 基辛格还有个弟弟，哥俩儿在一个氛围非常严肃的正统犹太家庭长大。 青少年时期，基辛格开始反抗父母的生活方式。父亲业余喜欢听贝多芬、读席勒和蒙森的名作、写地方志。而他的最爱是——足球。 虽然不是啥了不起的运动员，但基辛格善于排兵布阵的才能已初露端倪。 但这样的岁月不会一直静好，菲尔特旁边就是纽伦堡——纳粹党一年一度的党代会会址就定在这里，菲尔特被定性为一座“犹太化”城市，这意味着各种反犹行动首先会殃及菲尔特，其惨烈程度，举国之内无出其右。 于是到了1938年，基辛格举家移居美国。为了适应美国生活，他将以另外一个名字为世界所熟知：亨利·基辛格。 1965年，亨利·基辛格和父亲路易斯·基辛格。 人生地不熟，父亲找不到工作，作为长子，基辛格便开始挣钱养家，为了不耽误挣钱，1940年开始，他改为夜晚上学。 不过这个16岁的孩子的成绩并没有受影响。 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基辛格已经在纽约城市大学念书，几乎门门优秀。课余他喜欢看美式足球或棒球比赛，也在乔治·华盛顿桥下的网球场打网球。 他此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会计师。 但历史再次插了一手，基辛格刚满19岁不久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1944年被派往欧洲前的第84步兵师第335步兵团2营G连官兵。第四排左六为基辛格。 1943年2月中旬，他受命乘坐火车前往克罗夫特营，熬过三个月的基本训练后，依照1942年3月出台的《“二战”权力法》“允许在部队服役至少三个月的敌方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之规定，基辛格正式获得了美国国籍。 而他那些留在欧洲的亲人，有将近30人被害。 二、 一个“比康德还康德”的知识分子 年轻的基辛格志存高远，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从军之旅让基辛格初步积累了政治人脉。 其中一位便是——弗里茨·克雷默，基辛格的人生导师，他是很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早于基辛格进军美国政界。 克雷默为基辛格在二战结束后申请哈佛大学的学位出具了热情洋溢的证明书。 1944年11月初荷兰艾格斯沙文战役前夕，几天后基辛格就将奔赴前线。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几乎所有课程都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分数评价。 《历史的真义》这篇论文已经被载入史册，它是有史以来哈佛大四学生所写的最长的一篇论文——全文有388页，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000字，或者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即由此而来。 基辛格在这篇论文中极为推崇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 《历史的真义》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堪称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 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仍在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 亨利·基辛格1954年的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仍然延续了“和平”这一主题。 三年后论文出版，几乎只字未改，书名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 威廉·扬德尔·艾略特，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行政学系的导师。 当时多数研究生都紧紧地盯着当代问题，而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研究拿破仑从莫斯科撤军后10年间的欧洲外交史，仅仅只是自己纯粹的学术兴趣。 基辛格谈到了19世纪政治，特别是当时的欧洲著名政治家卡斯尔雷（英国外交大臣）和梅特涅（奥地利首相）对于欧洲政局、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 他认为正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为稳定欧洲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才使得19世纪的欧洲维持总体稳定。 基辛格毫无避讳的指出，和平安宁未必总是正义的，为了实现这项目标，民族起义、进步革命都可以因为不符合稳定秩序以及大国利益的需要，而被倾轧。 基辛格的这部历史著作，对于梅特涅奉行的均势外交政策、权变机诈手腕，联系当时欧洲列强争霸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研究。 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初现端倪。 1956年西点举行美国事务学生大会，基辛格在会议期间与学生谈话。 之后，基辛格在外交关系协会找到一份工作，并写成了一本450页的巨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基辛格一跃成为明星核战略家、“军控”概念的发明者之一。 在此过程中，基辛格结识了生命中的另外一位贵人——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 1957年秋，洛克菲勒写了一封“亲爱的亨利”的短信，极力赞扬“他为国家及自由世界的未来安全”所做的贡献，助基辛格重返哈佛。 1962年的基辛格 两年之后，基辛格力压布热津斯基、塞缪尔·亨廷顿、斯坦利·霍夫曼等一众大神，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哈佛终身教职及副教授的头衔。三年以后，基辛格被晋升为教授。 在哈佛学子心目中，基辛格是“学术英雄”。 三、秘密外交与中美破冰之旅 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 ——《论中国》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再加上之后的尼克松政府、福特政府，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基辛格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以非美裔身份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美国迄今历任国务卿中权力最大的一位。 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当天，和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皮埃尔酒店。 而在基辛格从政生涯中，1971年7月9日的秘密访华，无疑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为这次行动起了个代号——“波罗一号”。 基辛格一行人取道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对外宣称是代表总统出外调查。为了保证最后的辉煌盛举不受影响，他们故意把在沿途每个城市的逗留都安排得极其枯燥乏味，以免媒体紧追不舍。 到了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后，基辛格以生病为由假称“到喜马拉雅山脚下一个巴基斯坦的避暑山庄躲了48个小时”，实际上已经秘密飞往北京。 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过好在总算有惊无险，尼克松访华的声明草案最终达成，震撼了世界。 基辛格说，正是这次密访让美国立场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美国开始逐步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观念。 1971年，正在思考的基辛格。 除了中美关系，尼克松和基辛格还导演了一系列秘密外交行动：签订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东和谈等历史进程中……国际舞台上的轰动性新闻此起彼伏。 尤其是代表美国政府与越南达成停战协议，更是让基辛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而这些秘密行动，其实都深深源于他对美国官僚体制的不信任感。 基辛格1971年10月第二次秘密访问北京时。 回顾自己的从政生涯，让基辛格感触最深的，或许就是那份与中国结下的友谊。 在多年后出版的《论中国》中，他写道，中国几千年来强敌环伺，然而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并且总的来说占了上风，外交经验中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 中方领导人培养的“友谊”不过多在乎个人性质，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而美国人所说的个人关系只是针对谈判对手本人。 中方说的友谊是通过无形的因素来培养长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而美国外交官则是重视社交往来，以便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 基辛格认为，中国人甚至愿意为了对友谊忠贞的名声而付出代价： 例如，尼克松辞职后，人们都对他避之不及，只有中国邀请他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4年因出了丑闻而退休以后，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 或许，基辛格的案例中还应该加上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 四、100岁，对人类前途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 从政界退出后，1982年开始，基辛格开始积极拓展“基辛格顾问公司”的业务，公司的产品主要是自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洞察和分析。 除此之外，基辛格也关注着自己的学术领域，着眼未来，他认为，中美两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对话，他将这个重要性摆在中美所有对话领域的第二位。 看上去，这个建议有点跳跃，毕竟他不是一位人工智能科学家。 可是，如果我们将基辛格本科、博士论文，再到其奠定了国际关系学术声誉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通读一遍就会发现，《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本书，与基辛格一生的思想一脉相承。 他的理想就是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平。 在基辛格看来，当军队使用人工智能来制订计划或锁定目标，甚至在常规巡逻或冲突期间提供动态协助时，这些人们原本熟悉的概念和互动可能会变得陌生。 因为这涉及与一种新型智能打交道并设法了解它，而该智能的运作方式和战术还不得而知。 然而，最深层的挑战可能是哲学层面上的。如果战略的各个层面开始在人工智能可及而人类理性不可及的概念和分析领域运作，那么它们的过程、范围和最终意义将变得不再透明。 主要大国不应等到危机发生才开始就这些演变的战略、学说和道德影响展开对话。如果它们对此坐视不理，影响将是不可逆的。 限制这些风险的国际努力势在必行。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但对于基辛格的最高理想——人类和平而言，其基于权力均衡的实现方式却是根植于欧洲传统的现实主义，这一目标与美国立国时就具有的理想主义传统格格不入。 正如《基辛格传》中指出，这才是伤害基辛格最深的对手——把美国的全球斗争看成是事关价值、道义及感情的一场圣战。 基辛格曾不止一次告诫自己的同胞，基于理想而非利益制定政策的做法会让一个国家看似难以捉摸，会引起风险。 基辛格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最后用一篇文章讨论了政治家和两种革命者（征服者和预言家）的差异。 基辛格反对预言家，支持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必须永远对人们的行为怀有疑心，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耍些小手段，而是因为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而他，正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

中新网11月30日电 据法新社援引基辛格协会的声明，当地时间2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 声明称，基辛格的家人将为他举行私人葬礼，随后将在纽约举办追悼会。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基辛格1923年生于德国，为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迫害，全家迁居英国，同年转到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曾于上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务卿，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腾讯科技讯 11月30日消息，美国当地时间周三，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Huang）出席了《纽约时报》年度DealBook峰会。在峰会演讲和随后的采访中，黄仁勋谈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行业竞争、企业经营理念以及美国建设本土芯片供应链等问题。 01 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赶超人类 英伟达是推动人工智能革命的公司之一，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三表示，人工智能正在赶超人类，我们可能会在未来五年内看到通用人工智能（AGI）。 在《纽约时报》年度DealBook峰会上，黄仁勋被问及我们是否有望在未来10年内看到AGI。他表示：“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它，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他解释称，如果可将AGI定义为一种能够以与人类智能相媲美的方式完成测试的计算机，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显然将会看到人工智能能够通过这些测试”。 虽然黄仁勋没有具体说明他想象中的AGI会是什么样子，但他被问及AGI是否指的是可以设计英伟达目前正在生产的芯片的人工智能，黄仁勋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事实上，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我们今天的芯片都不可能出现。” 黄仁勋特别指出，英伟达推出的H-100芯片是在许多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设计的。在谈到人工智能的潜力时，他总结道：“没有人工智能就无法编写软件，没有人工智能就无法设计芯片，一切皆有可能。” 随着各行各业对高性能图形处理单元（GPU）的需求激增，英伟达的业务正在蓬勃发展。这些GPU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并在汽车、建筑、电子、工程和科学研究等行业运行大量工作负载，同时支持OpenAI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等应用。 英伟达第三财季的营收增长了两倍，而净利润则从一年前的6.8亿美元攀升至92.4亿美元。 在接受采访期间，黄仁勋还回忆了他向OpenAI交付“世界上第一台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的情景。他透露，在一次会议上，作为OpenAI联合创始人的埃隆·马斯克（ElonMusk）对这台设备表现出了浓厚兴趣。马斯克当时说：“我也想要一个”，并随后向黄仁勋介绍了OpenAI的情况。黄仁勋表示，他当天就向OpenAI交付了这台超级计算机。 尽管黄说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但他说这项技术还没有显示出能够展示或超越复杂的人类智能的迹象。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虽然目前人工智能在识别和感知等任务上表现出色，但在执行多步推理任务方面还存在挑战，这是公司和研究人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黄仁勋对AGI发表看法之际，多位商界领袖对他们个人认为的AGI发出了警告。 OpenAI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凯弗（IlyaSutskever）表示，人工智能最先进的形式将带来新的问题，如虚假新闻和网络攻击的激增、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武器等。 伊恩·霍加斯（IanHogarth）投资了50多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表示，如果技术的快速发展得不到监管，未来“像上帝一样的人工智能将导致人类被淘汰或毁灭”。 但实际上，黄仁勋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AGI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的科技领袖。今年2月，Meta前高管约翰·卡马克（JohnCarmack）表示，AGI将在本世纪30年代出现，并创造数万亿美元价值。 几个月后，谷歌人工智能部门DeepMind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戴米斯·哈萨比斯（DemisHassabis）预测，与人类大脑一样强大的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几年内出现。 02 不怕行业竞争，已经领先对手十年 自OpenAI凭借其广受欢迎的ChatGPT聊天机器人引发人工智能热潮以来，初创企业和科技巨头一直在争先恐后地开发人工智能芯片，为这项炙手可热的技术提供动力，希望抢占英伟达的市场主导地位。 但黄仁勋表示，他并不担心日益激烈的竞争。他说，他的公司已经领先了十年，在2012年就推出了第一台超级计算机。五年后交付的这台机器改变了计算机的工作方式，使它们能够生成句子、图像和视频。 黄仁勋在《纽约时报》年度DealBook峰会上说：“我们意识到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不是芯片问题，而是一个电脑改造的问题。你不能仅仅通过设计一个芯片来解决这种新的计算方式。计算机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他还说，竞争对手需要时间来迎头赶上。该公司目前的超级计算机售价为25万美元，它们有3.5万个零件，并使用机器人进行组装，就像组装电动汽车一样。 谈到最近围绕OpenAI的混乱局面以及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Altman）的下台和复职，黄仁勋表示，他希望事情能够尽快平静下来，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他说：“我很高兴他们达成了一致，我也希望他们达成一致。这是一支非常伟大的团队。这也让人想起公司治理的重要性。英伟达在成立30年后走到今天，我们经历了很多逆境。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建立公司，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黄仁勋预测，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将会出现大量现成的人工智能工具，不同行业的公司将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调整，从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到药物发现和放射学等领域都将受到深刻影响。 黄仁勋被要求对不同公司在人工智能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进行排名。对此，他称：“我不会给我的朋友排名。我承认，我想这么做，但我不会这么做。” 03 美国摆脱中国芯片供应链可能还需要20年 在峰会上，黄仁勋还谈及美国芯片制造商的供应链独立问题。他表示，要打破对中国芯片制造的依赖，建立起本土芯片供应链体系，美国最长可能还需要20年的时间。 黄仁勋解释说，英伟达的产品依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部件，而不仅仅是台湾地区。不过，最重要的部件都是在台湾制造的。 黄仁勋称：“我们距离供应链独立还有10到20年的时间。但在未来10年或20年内，实现供应链完全独立是不现实的。” 黄仁勋给出的时间表中20年时间表明，美国可能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来发展完全独立于中国供应商的供应链，而10年的预估则较为符合拜登政府目前的预期。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任劳里·洛卡西奥（Laurie E.Locascio）估计：“我们预计，在十年内，美国将可以制造和封装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 上个月，由于认为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美国收紧了出口管制，限制包括英伟达在内的一些公司向中国出售其最先进的技术。 对此，黄仁勋证实，英伟达将继续寻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途径，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之一。他说：“我们必须开发出符合规定的新芯片，一旦我们符合规定，我们就会回到中国。我们试图与所有人做生意。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但黄仁勋也警告说，这些规定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他说，中国目前有多达50家公司正在研究与英伟达产品竞争的技术。如果美国企业失去收入，它们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 04 直接管理50名下属，避免管理层级太多 黄仁勋周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他不同寻常的管理风格，包括拥有“50名直接下属”。 黄仁勋在1993年与人共同创立了英伟达，随着这家芯片制造商在人工智能热潮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该公司的股价今年飙升。黄仁勋的领导风格被其他科技创始人所研究和效仿，比如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或Meta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 大多数高管只有10个直属员工，黄仁勋说他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直接下属，是因为这样可以防止英伟达出现不必要的管理层级。 黄仁勋说：“首席执行官的直接下属越多，公司的层级就越少。这允许我们保持信息流动，并使英伟达表现更好。高级管理人员应该能够独立运作，应该需要很少的管理。” 他补充说：“向首席执行官汇报的人应该需要最少的呵护，所以我认为他们不需要人生建议，也不需要职业规划指导。他们应该处于巅峰状态，非常擅长自己负责的工作。” 最近接受《纽约客》杂志专访时，黄仁勋还自称喜欢每周收到简短的邮件。他要求每位员工列出其正在做的五件最重要的事情，直接从普通员工那里获得信息，而不是严格的管理等级。 黄仁勋也喜欢每天给他的员工写数百封简短的电子邮件，其中许多邮件中只有几个字。 05...

本拿比布伦特伍德公园小学即将扩建，并实施抗震升级工程。（本拿比校区提供图片） 【2023年11月30日讯】（记者杨清清加拿大温哥华编译报导）本拿比布伦特伍德公园小学 (Brentwood Park Elementary) 将进行扩建及防震升级工程，让学生享有更大的学习空间。 11月29日，卑诗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辛若那 (Rachna Singh) 说：“在全省不断发展的社区中，政府正在扩建和提升布伦特伍德公园小学等一类学校设施。我们很高兴能够提供更好和更完善的学校，在未来多年继续服务社区和本省家庭。” 省政府提供逾3,900万元拨款，除了增加165个新生名额之外，还将为该校的三幢大楼进行防震升级工程。整项工程可望于2026年9月完成。 学校升级工程还将包括：透过来自《托儿卑诗新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