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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好声音》,何以至此

    作者 | 重月

    8月17日晚,一则“李玟生前控诉《2022 中国好声音》”的录音在网上曝光。

    音频里,李玟带着哭腔控诉其在202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录制时,亲身经历高分选手不能晋级,导师的专业意见不被尊重,甚至连自己的人格也未能得到尊重。

    据录音内容,在她腿伤严重,不得不依靠搀扶站上台时,节目组竟故意设计留李玟一人在台上孤立无助,“被侮辱”。

    与过往不少音视频爆料不同,这段录音情绪强烈,听者很难不感同身受,从李玟如泣如诉的声音里感受到悲痛与愤怒。

    基于这种情绪感染力,加上多年来浙江卫视及其旗下《中国好声音》的诸多负面传闻,多数网友倾向于相信李玟所诉内容的真实性。

    17日晚近零点,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回应,指李玟录音为“恶意剪辑”,“我方表示强烈谴责”;并称“作为《2022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李玟女士全身心投入工作,期间曾有的误会经沟通当时即已消除。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们不再对此事过多解释,永远铭记她对节目的真情付出。愿逝者安息!”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回应

    但这段回应并无足够说服力,字里行间暗藏玄机:“误会已消除”,说明浙江卫视承认与李玟的确曾经存在过摩擦。“谴责”而非“追究法律责任”,未免让人更相信其所述“恶意剪辑”的真实性。

    当晚同时,《中国好声音》的其中一名学员李嘉捷发微博声援李玟,并爆料自己曾在中国好声音节目遭遇的不公待遇:

    “首先,50万一个座位我相信绝非空穴来风。节目组里每个大的选角导演都有自己的利益往来,总决赛前十名的位次都是可以买的,金额超出你的想象。想要在节目里走得后面,签合同,十年打底。其次,节目组根本不尊重参与比赛的选手。盲选录制期间学员上场的位次可以随意任他们更换,非常非常随意。”

    不出十分钟,这条爆料就消失了。当事人即刻发博称:“不是我,非我删”。

    李嘉捷微博全文(滑动查看),目前已删除

    而次日,即8月18日,上午十时许,李嘉捷再次发声表示,“本人于昨日发布的微博内容,没有事实依据,再次向社会各界及中国好声音节目录制组表达歉意,也请广大网友不要再以讹传讹。”

    李嘉捷最新微博

    当日中午一时左右,另一则李玟生前录制综艺《中国好声音》时当场质疑赛制不公的视频侧拍被曝光,视频中清晰可见工作人员试图上前制止李玟,李玟则大喊“不要碰我!”

    18日下午五时左右,另一位《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选手、歌手徐海星发微博爆料《中国好声音》内幕,自称当年参赛时被威逼利诱签下虚假合约条款。

    徐海星发文爆料《中国好声音》内幕

    一开始,这是一起发生在行业内部的“反抗”,但它的意义早已溢出了娱乐行业,公众期望的业内人站出来还原真相并未第一时间出现,反而是从各处泄露的“民间爆料”逐渐浮出水面,砸向这堵维护虚假繁荣的高墙。

    强者受压制,更强者不惧,令人唏嘘的是,这是一场在当事人身后仍在继续的角力。

    作为国内持续霸占市场口碑第一梯队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在过去十年来,一路狂飙的同时也一路积攒公众怨气。到如今,它已名誉全无,节目本身是否要维持下去,都得打上一个问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倾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好声音”的无声内幕

    浙江卫视并不是第一次遭遇舆论危机,其旗下著名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也不是第一次被公开吐槽。

    历年来,“蓝台”发生了不少不同程度的意外、事故,且事后处理方式与态度大多难以服众。

    譬如2019年艺人高以翔在参加浙江卫视综艺《追我吧》录制时意外身亡,浙江卫视是隔了足足8天,才出具了善后说明及永久停播该节目的决定。

    高以翔

    主持人金星曾受邀参加浙江卫视的《非同凡响》,却因自己的变性人身份被换下来。后来,金星在一次访谈里直言,浙江卫视“内部很乱”“制作平台制作手段都挺低劣的”。

    至于《中国好声音》本身,也向来争议诸多。而且许多“黑幕”,正是来自于参加过节目录制的人。

    第一季总冠军梁博曾在《天天向上》曝光,《中国好声音》是有剧本的,节目组曾经对他说:“我给你写个稿子,你照着念就行了。”

    梁博

    2016年,歌手、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导师刘欢对《中国好声音》提起诉讼,控该节目侵权,且作秀成分居多。在一场名为“保护原创、尊重版权”新闻发布会上,刘欢公布了三件侵权案件代表音乐词曲著作权人提起诉讼,其中两件出自中国好声音。

    刘欢退出中国好声音后,后来在《锵锵三人行》中透露,《中国好声音》的录制基本从下午两点到凌晨三四点,自己身体吃不消,且节目中学员自曝的故事或成功励志的背景大部分都子虚乌有。

    陈奕迅也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称,自己曾受邀参加《中国好声音》,并非由于对选秀类综艺不感兴趣而想要拒绝,而是在听说这档节目有“黑幕”后,抱着“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前去。

    陈奕迅在《中国新歌声》

    彼时,陈奕迅参加的“中国好声音”还叫《中国新歌声》,他在选拔过程中听到一位“还不错,但达不到按键转身的程度”的女歌手,所有导师都没有转身,导致女歌手未能晋级。

    但他没想到,这次因为没有导师转身而被淘汰的女学员,竟然出现在了下一次的复赛现场。

    陈奕迅认出了她的声音,却迟迟没有转身,这时,他听见自己的耳麦里传来节目组的催促指令:“按一下”“按一下”……最后陈奕迅转过身去,看见台上的女选手的确是上次被“淘汰”的那位。

    陈奕迅称节目组会催促转身

    一个任何环节都可能羼杂表演成分的节目,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其选拔上的公平性。

    于是,当年那些难以服众的比赛结果,又重新被人们想起。

    如已故歌手姚贝娜。在2013年的《中国好声音》里,姚贝娜以一曲《也许明天》得到四位导师的哄抢,最终成为那英战队一员。然而,那英却最终将总冠军交给了原本表现平平的萱萱。

    而嗓音得天独厚的天赋型歌手周深,也曾参加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评选。虽然赢得了在场三位导师杨坤、那英与齐秦的转身,最终却还是因为那英的一句“对不起周深,我喜欢李维”,没能晋级。

    天后受辱,鸡蛋撞墙

    “28年做一个歌手,我站在台上被人侮辱。”

    歌坛天后李玟说的这句话令人为之震惊,一位在乐坛已经有不菲实力与地位的前辈,竟会在节目里如此受到操控和欺辱。

    这实在突破普通人对明星的简单想象。原来在强大的平台面前,他们也如此弱势。

    事实上,在去年9月,就有一则关于李玟在中国好声音录制现场发火的视频曝光,李玟当场控诉赛制不透明:“大家都在看!导演给我一个游戏规则,73分的有第二次机会,88.3分的为什么没有第二次机会?”

    李玟在《中国好声音》现场质疑节目规则

    《中国好声音》究竟有多强,才会让专业领域公认的一个个“强者”置身其中后被迫变成“弱者”?它与艺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与国内大多数综艺节目一样,《中国好声音》也模仿自外国综艺。2010年开播的荷兰歌唱类真人秀节目《TheVoice》(《荷兰之声》),率先采用“盲听盲选”赛制,最大程度保证“让竞争仅仅留给thevoice”的公平理念。如今,这档节目的版权已经输送到世界各地26个国家,被复制成各式各样相似模式的选秀节目。

    2012年7月,《中国好声音》第一季面世,开播即斩获极高的收视率。时逢国内观众对以《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音乐选秀节目形态已产生审美疲劳,《中国好声音》的新模式和风格,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好声音》早期的四位导师

    此后,中国好声音每年夏天与观众如约见面。据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统计的数据,第一季《中国好声音》共播出14期,除第一期收视率在全国排名第二外,其余13期皆名列第一。

    自此之后的多年来,《中国好声音》一直处于热闹中心,哪怕中间由于版权问题一度更名为《中国新歌曲》,也相当火爆。赛制细节不断变化新花样,导师们出口成梗轮番上热搜,导师年年更换,几乎涵盖大半个华语乐坛。

    到了第12季,节目组对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增添了“明选赛道”与原有的“盲选赛道”并行,并加上唱跳竞技环节。

    《中国好声音2023》的四位导师

    从2008年“中国蓝”进军综艺界,到2017、2018年前后一系列演技类综艺的兴起,十年间,《中国好声音》背后的浙江卫视在各类综艺领域深耕,已然跃身成为不亚于甚至超过芒果卫视的综艺巨头。

    与此同时,综艺这一文娱形式在整个娱乐圈的发展势如破竹,资本的渗透也越来越深、广。但弄虚作假的问题一直伴随着它,至少对浙江卫视而言如此。

    2018年,香港导演高志森发布微博称,浙江卫视的节目《演员的诞生》采用了其公司“香港春天舞台制作公司”代理、香港著名编剧杜国威的剧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不仅扭曲了原著人物性格及境遇,且从未向代理方或原作者征求版权。

    高志森微博截图

    而就在该声明发出一天后,高志森再发微博,称浙江卫视已向他及杜国威致歉。

    其他综艺也惹过事端。歌手胡海泉就曾透露,他曾参加2022年5月浙江卫视的一档创业节目,为了测试一款空气净化器的效果,节目组计划请儿童来进行人体实验,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

    彼时,胡海泉无法接受节目组的理念和方式,忿然离开了节目现场。

    胡海泉没有办法接受节目的理念和方式

    站在网络窗口窥观诸种丑闻,最终总会陷入热搜、撤热搜的“吃瓜式”短暂舆论循环里,但不论是流量时代的文化畸变,还是利益至上的道德滑坡,这些事情都不该仅仅扁化为一次消费性质的嘲笑。

    波兹曼在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里,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潜在危机:所有公共话语都以娱乐方式出现,甚至渗透溶为一种公共的文化精神。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所依附的种种,消费、教育、新闻……最终都沦为娱乐的附庸。

    但娱乐本身并不可怕。在这里的娱乐行业,我们看到了某种更令人忧虑的景象,行业规则、职业道德稀碎得仿佛并不存在,而无法忍受的人,选择心痛地离开。

    黑幕背后

    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黑幕”存在,恰恰说明,娱乐行业内部是一个高度不对称的体系。

    信息不对称(李玟在录音里说合同多少钱她一直不清楚),权力不对称(节目组单方面制定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声量不对称(平台掌握庞大的媒体资源,而艺人仅仅代表自己)。

    而李玟录音所暴露的艺人个体过于弱势的现象,其实几乎是这个行业内的通行状况。

    李玟

    这个暑期,记者曾邀约一部大热电影的导演进行采访,这位导演因为无法绕过公司“私自”出面接受采访而拒绝了邀请,创作者话语权微小如斯,夫复何言。

    浙江卫视曾被停播的《追我吧》,在录制前几期时,一度出现萧敬腾等艺人被追到喘不过气的情况,钟楚曦数自称跑到头都麻,录完后吃了3天速效救心丸,决定不再录像。体育冠军邹市明、李小鹏等人也在一系列运动后不得不吸氧。敬业的艺人们看起来在前台光鲜亮丽,其他他们,也很苦。

    在流量时代,平台强势背后的动力之一,是如大张伟曾经说的,无论哪个行当,不管是要做一个歌手还是演员,都必得先成为一个明星,而成为明星的前提是要增加曝光率、有流量,为此就得参与综艺真人秀。

    在《追我吧》节目中,邹市明腿抽筋

    这一切的逻辑导向了能迎合流量、创造流量的平台,赋予它极大的权力。如果没有法律和规则约束,强势平台创造的“黑幕”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太长时间以来,关于艺人和明星,社会讨论与关注的重心,大多集中于对造星的形式性批判,对明星收入、德是否配位等道德审判,但这些还没有触及这个行业最畸形的部分。

    而这最畸形的部分,又何尝不是这个社会自身的隐喻,面对庞大系统而被动的每一个无力的普通个体,又何尝不是李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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