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戴着防护口罩的人们在商店外的摊位上购买蔬菜。
中国商务部近来积极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要将小修小补的修鞋、缝衣等行业回归百姓生活。分析人士说，这项源自法国巴黎、但具“中国特色”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承袭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共同富裕”的一贯理念，借由扶植微型与小型企业打击大型资本。中共一旦想要从上而下地出手管理微型店铺，但在缺乏现代法治的前提下，最后的结局肯定是“烂尾”收场。
中国商务部2月16日表示，将全面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让一些修鞋、配钥匙、缝衣服等“小修小补”行业规范有序地回归百姓生活。除此之外，还包括引导便利店、社区超市“一店多能”，推广网订店送，以及鼓励连锁企业门店进社区，开展社区消费活动等。
中国商务部说，截至目前，80个试点地区共建设便民生活圈1402个，涉及商业网点28万个，覆盖居民社区2766个，服务居民3200多万人。
从“15分钟巴黎”而来
专长之一为研究中国城市治理的台湾学者萧亚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概念其实是从西方社会而来，是巴黎市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Hidalgo）在2020年初为了推动健康低碳生活而推出“15分钟巴黎”，意思是希望巴黎不再被分成特定的生活区、工作区或娱乐区，而是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综合体，在15分钟内就能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
他表示，巴黎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相当程度地强调人文精神，比如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禁止使用汽车，但可以骑脚踏或是电动车，但在中国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并未禁止。
萧亚谭说：“所以它基本上是挪用了这个概念，变成一个中国特色的15分钟城市，它挪用过来以后，当然，它会在中国的脉络下展现它的新生命。那基本上我的观察，它强调还是经济面向，就是说你把它置放在中国的脉络来看，它更大的意义是在对抗大型资本。”
萧亚谭表示，中国在还没有推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之前，城市人的生活可以是以一种很个人的原子化存在，因为中国的电商购物与物流行业非常发达，人们的食衣住行只要上网订购，东西就会送直到家，十分便利。
微小资本取代大型资本
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要让原子化的生活变成“在地化”，人们必须“走出去”。当人们的生活跟这15分钟走得到的空间绑在一起之后，将产生一个效果，就是一些微型与小型资本将会在这15分钟生活圈里出现，而当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圈出现在各地时，那种大的、集中型的资本就会渐渐被取代。
萧亚谭说，这很符合习近平治理国家的“共同富裕”的主基调，虽然中国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其实它资本化的程度非常高，不会输给美国，所以习近平是在对过去中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做出修正，当然他表面上不会去消除那些原本就已经具有完善物流的美团或京东等企业，但通过“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这个让大家没有威胁感的政策，来扶植微型与小型企业，并用以对抗大型资本，进而实践“共同富裕”。
萧亚谭说：“事实上，他如果扶植了每一个一线城市或各大城市里面的这些生活圈的时候，那个中小型、微型资本出来的时候，那个大型资本的宰制率就没有那么大。那他所谓的共同富裕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让大型资本受到了抵制，那一方面他在扶持这些微型、中小型的资本起来。”
网友不埋单
中国央广网2月18日发表时评说，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要着眼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的便民服务，也要未雨绸缪，考虑汽车充电桩等新生活方式带来的新诉求，还说在居民消费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也是推进城市运营、社会治理、带动消费、促进就业的过程，让城市经济的各种“微循环”系统得以自由畅通，并称：“这最抚凡人心的‘生活气息’，无疑是人们对城市活力的期待与热爱。”
然而，中国微博上的网友们对于这项“便民”政策似乎不太埋单，有人说：“还我合规露天菜市场、我最想要路边烤串、当初不是你们清理的吗？”、“商务部连这都管是太闲了”、“是为失业人员创造岗位吗？自己赚钱交社保”，还有人说：“先严惩开墙打洞消灭了小商贩，又体贴入微完善社区消费，还是老套路”、“先取缔再恢复，是瞎折腾”，不一而足。
今年62岁住在浙江宁波的张建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国政府就想办法要体现制度优越性，“要高大上、不能有脏乱差”，所以先前把一些老百姓真正生活实际需要的小商小贩驱赶，现在又说为了要便民让他们回归。但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个法治经济跟道德经济，一旦政府集中管理，就会出现权力集中、滥用权力，就会出现欺压百姓的事情，而当老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又没有救济的途径，这是中国社会的体制环境问题。
烂尾收场？
张建平说，比如一个社区需要一个小的修鞋店，原有两三家在竞争，谁的手艺好、修鞋质量佳又便宜，自然能生存下来，但如果由政府集中管理之后，店家就丧失了这种竞争优势，变成城管人员说了算，而不是以修鞋能力和服务品质说了算，问题就出在这儿。
他说，行政阶层为了维持国家秩序祭出管理，本身并没有错，但前提是司法一定要独立，中国城市管理的方式落后且粗暴，“一定是把这个优秀的或者是活跃的市场经济搞死。”
张建平说：“中国在没有法治与司法独立的这个现代法治体系下，你看去搞什么大食堂也好，搞什么供销社也好，最后的结局无一例外，现在以便民的名义开放，最后一定是烂尾收场。”
48岁住在重庆的张国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政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它是“为上不为下”的，服务人民只是一种宣传，所以每年都会推出一些形形色色的服务，但他不相信这个体制能够真正很好的服务人民，都只是说说而已，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老百姓最核心的，比如医疗、教育、医保等问题。
他表示，中国在疫情之后，外贸形势不太好，很多订单都被东南亚拿走了，外资也出走，年轻人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只能到火锅店里去打扫卫生。他认为，为了挽救经济并顺势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只好把小商小贩这种地摊经济再叫回来，虽然他们不会承认“地摊经济”这个词汇。
灰色地带经济
张建平说：“所以毛泽东时代回不去，市场经济也走不了，反正就在中间折腾吧，所以地摊经济是一个中间替代的灰色地带的一个经济。”
前香港大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推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着眼点是在于尽快恢复经济。他说，不要小看这些基层老百姓的购买力，他们加起来作为整体的消费力还是非常可观，而且促进小区经济也可以减少百姓对于先前疫情防控的怨气并促进就业，但碍于领导层的“面子”问题，不会再使用“地摊经济”这个名词。
郑宇硕说：“（中国）经济不太景气，要首先恢复经济，促进基层的购买力，让基层的老百姓有比较方便的就业机会，你还是搞一个所谓地摊经济，但是这个词不用，换一个名词，意思还是一样。”
郑宇硕并强调，即使中国推出所谓的“便民”措施，但实际上基层干部对于执行国家政策仍有很大的主控权，并且对于公民协会组织的监控还是很严密，并未真正“便民”。
可控的城市文明
萧亚谭说，中国在塑造城市文明形象的过程中，刻意去除了“地摊”两字，改用“商业外摆”来取代，从中国官方的角度看，地摊是无人管理的，但商业外摆则是由政府集中统一管理。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希望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是他认可的、可控的小商小贩就可以存在。
然而，日前，海南三亚吉阳区城管人员的执法作风引发网友高度关注，一日内两次登上微博热搜。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个小男孩正趴在店铺门前用折叠桌写功课，突然有四、五个穿着制服的执法人员向他走来，示意小男孩离开，并把桌子没收到执法车辆上。
这件事连中国央广都发出评论表示，文明城市怎能用不文明执法来创建呢？与孩子在店外写作业相比较，执法人员直接将书桌收走，究竟哪个更不文明？尤其，这样的执法行为是当着一个孩子的面进行，在孩子面前动辄展现“雷霆万钧”的执法力量，恐怕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中国经济网也刊文表示：“争创‘文明城市’，不文明执法当休矣。”
郑宇硕表示，这件事反映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民的尊严不受尊重，“也反映了在目前这种党国体系底下，的确就是基层干部很容易僭权，另一方面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没有受到保障。”
萧亚谭说，中国的城市治理是秩序压倒一切，政府的角色非常明显，力量也非常大，中国发展城市文明的逻辑是必须要在可控的范围内，发展的是有限度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