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许家印既然已经捅破窗户纸，公开了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意味着许家印个人的自救方案已被宣告破产，相应的，中国恒大再翻身的可能性已无限趋近于零。许家印违法犯罪是一件处于量子叠加状态的事情，需要他来保障烂尾楼交房和处理烂账的时候，他肯定就没有违法犯罪，而确定他客观上已经无力回天或者主观上不愿意努力不愿意割肉的时候，也绝对不会缺少他违法犯罪的证据。此前留有悬念的就只有两件事：一是许家印和相关暴得利益者能不能把钱吐出来保障尽可能多的烂尾楼交房？现在两年过去了，答案已经很明显，是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不愿意在意料之中，人家已经转移到海外的资产足够子孙十代锦衣玉食，哪里会舍得吐出来。不能够也很好理解，毕竟许家印以及诸位高管自己拿的毕竟还是一小部分。二是恒大的电动汽车有没有可能搞成，在新的赛道上挣钱把窟窿给填上？说起来指望恒驰汽车好像显得荒谬，但理论上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恒驰汽车当然不可能很快赚到两万亿，但给恒大续命其实也不需要把所有债务还清，但凡能看到恒驰汽车赚钱的希望，市场未必就不能再给恒大几年时间。但问题在于，电动汽车行业整体还处在砸钱扩张的阶段，即便有神仙出手搭救，恒大也等不到电动汽车行业的回报周期。所以，现在两个问题都有了答案，许家印和中国恒大的命运也就不言而喻了。最惨的也就是那些买了恒大期房还没拿到手的业主。到此，交房大抵是没有希望了，维权也是不受欢迎的。认清现实，放弃幻想。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唉……

澳洲有位农民日前在农场里设置陷阱，以寻找一直频频破坏自家鸡舍的罪魁祸首，未料竟意外捕获到在当地已消失超过百年的“灭绝獠牙兽”，农民事后也惊讶的表示“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地官员也证实，澳洲南部在过去的130年间，都没有这种动物的行踪。据《每日星报》报导，有位农民为了抓到破坏鸡舍的凶手，而设置了陷阱，未料竟捕获到已睽违百年才现踪的“斑尾虎鼬”（又称带斑袋鼬），他也说“我原本以为会找到猫，但却发现了这只小动物，这太不可思议了，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生物。”农民随后也拍下照片，并联系了相关单位处理，而后单位也确认这是在南澳已被认为灭绝多年的斑尾虎鼬。对此，当地官员也证实，过去的130年间，此动物只存在于澳洲的其他地区，南部地区已多年没有看过这种动物了。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NPWS)海岸地区护林员安德森(Ross Anderson)则表示“该物种在澳洲南部被认为已经灭绝，因为大约百年或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官方纪录。”他补充说明“有一些非官方的目击事件，但没有人真正拍摄到动物”。“斑尾虎鼬”又称带斑袋鼬、斑尾袋鼬、斑点袋鼬，是澳洲本土一种隶属袋鼬属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因为它们在特定的气候和环境才能存活，加上人类捕猎、交通意外等原因，都使数量大幅降低，澳洲的环境与能源部则把“斑尾虎鼬”列为濒危物种。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黑的段子：制造了全球最大债务风险的许家印，曾在武汉科技大学手把手指导女学生，完成硕士论文《如何预警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我想，要明白恒大今天之败局，必须要从这个段子说起。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段子，才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最大真实。恒大能在不足20年间，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广州小房企，变成一家欠债2.58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兽，豢养它的正是这样的土壤，当然，也少不了许家印的贪婪。CDT 档案卡众所周知，这头巨兽吃的不是房地产利润，而是杠杆。恒大的主业提供现金流和最初的担保，公司以此向银行借贷，收购土地，再抵押，再收购土地，如此类推。借来的资金没有多少要真正投入盖房子，因为建筑商带钱开工，建材商收远期商票已是行内共识。房企愈大，数期愈长。加上卖楼花，资金回笼，又继续下一个项目。只要不断高速运转，还得了银行利息，游戏就可以继续。当然，这个游戏可以成功，还要多方助力，靠土地财政开饭和建功立业的地方，银行也是共谋，不愿意借给没有砖头的实业，对房企却十分欢迎，因为有土地和物业抵押，所谓有保证。同样考虑也适用于一众影子银行产品。恒大钱借得愈多，地买得愈多，就愈受地方和银行欢迎。同样，恒大借得愈多，就愈需要买入更多的地，才可以借得更多的资金。许家印不是唯一做这种事的，但却是最擅长的，他是少数透切理解中国名利场的人，他重金礼聘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把恒大足球推上亚冠杯宝座；把郎平教练送给中国女排，替中国在奥运摘金。一下子把区区一个地方企业，变成家传户晓。2018年底，衣锦还乡的许家印大手一挥，决定再捐6个亿给老家太康县，支持家乡的发展。而老家的乡里乡亲们获得了一份意外之喜：每家3000元的大红包+各种粮油年货！为了报答许老板的恩情，村里的乡亲还特意为其立了一块“流芳百世”碑。石碑立了不到两年，国家开始逐步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政策，2021年，高杠杆率运行的多家房企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而恒大的规模最大，负债2.43万亿，负债率为132.6%，已经资不抵债。于是恒大暴雷的消息慢慢传开，许家印的老乡们怕树大招风，“流芳百世”四字被当地人给铲掉了。延拓了两年的暴雷大戏，终于在2023年的中秋迎来高潮，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一同被调查的还包括恒大的多名高管。至此，多家媒体估算，恒大留下的“烂尾楼”已达到162万套，遍布全国，涉及600万业主，还有数以千亿计的未兑付商业票据，以及大量无力偿付的债券和贷款，背后是为恒大垫钱送货打工的供应商。据媒体报道，59岁的郭天然，在2021年初购买了位于恒大位于河南省的楼盘，房子为126平方米，一共花了82万，还有一个7万元的车位。签完合同，几个月后，看着房子的主体框架建起来了，突然恒大就爆雷了。“我们交了24万的首付款，现在每个月要还5923的房贷，每个月剩下能自由支配的收入只有1000到2000元。这倒没什么，也不至于过不下去。但是一想到，我把养老的钱放进去，未来30年还每月把工资交出去，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一想到这里，我就哭，难受，感觉对不起儿子，也对不起自己。我儿子以后怎么办，怎么结婚？我还不敢告诉身边的邻居和同事，怕他们可怜我们，嘲笑我们，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该这个样子，”媒体报道恒大最骚的骚操作，是河南老家的“恒大御湖天下”小区，堪称史上最牛的烂尾楼。恒大地拿了，建个大门就开始卖房。然后楼卖了钱收了。仔细一看，哦豁，房子还没建。业主看着御湖天下大门里能埋人的杂草欲哭无泪。许家印还真是厚道人，坑人都重点照顾一下河南老乡，别的烂尾楼至少是建了一半烂尾的，他这是一块砖都没往里面搬过，从头就开始烂了。坑老乡坑的那叫一个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中国楼市监管不可谓不严，2017年“房住不炒”高频出现，到2020年，直接划定“三条红线”，怎么还让许家印捅出这天大的窟窿？不要没出事就一路绿灯保驾护航，一旦出事了，就是资本家的丑恶本性暴露，收税的时候，他是人民企业家，出事的时候，一句万恶的资本家就推的干干净净。

“女权”无疑是近两年来最受热议的社会议题之一，但它也经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是按性别来划分阵营的，男性不可能真正支持女权，而女性则应该都会支持女性，毕竟这事关女性的权利。然而，现实其实比这复杂得多了。1女性未必支持女权曾有不少老读者跟我说过，“你写的各种话题我都感兴趣，唯独女权的看不下去”。至于看不下去的原因，则种种不一：有些人是看不惯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有些人认为在现阶段，“连主流男性都没得到权利，哪里轮得到女性”；有的人憎恶女权诉求造成社会对立，“无论谁犯法就该被抓起来，这和女权没关系，最讨厌借任何事挑动两性对立”；还有些人认为女性相信“西方那一套”是被洗脑了，没有独立思考；也有人嘲讽我一个男人谈女权“很可笑”，是在“讨好女人”或赚取流量，动机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每一类人中，都不乏女性的身影。这其中最常见的，可称之为一种对女权的审美式反应：有些人虽然支持女权，但却不喜欢一些女权主义者“太激烈”——他们反对的不是女性权利诉求本身，但要求你姿势好看，讨厌你反应过度、歇斯底里。吊诡的是，这种看法厌烦女权主义者的情绪化，但他们自己的反应本身也是出于一种直觉式的情绪化反应。他们相信现在的女权活动已经走火入魔，而他们自己“不反对女权，但反对那种‘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女权’的专断”——然而这种专断本身，其实并非女权的特征。很多人相信，女权是好事，但得“慢慢来”，属于“第二阶段”的事，好比盖楼要先打好地基，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根据这种观点，女性即便得到了一些好处，也是超前的、不正常的，随时可能归零。这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心态，似乎觉得这种“权利”是一种资源分配，“正常人”都还没得到，就轮不到更边缘的群体，诸如女人、残疾人等等。连很多女性都接受了这一套，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将人群分优先级的预设，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性争取权利，并不是一个先后的问题，而是同一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由于“权利”被视为有限资源的再分配，女性权利诉求也就被认为是“不正当地”获得了更多利益，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不平乃至眼红，“激化社会矛盾”。不少女性和我说，自己周围的男性人都很好，彼此相处得很愉快，也因此，她们不能接受现在把男女搞得很对立的女权话语，转而主张“真正的女权”应该是促进男女互相理解、互相欣赏。换句话说，她们寄望于实现社会整体框架的和谐，也就是不打破鸡蛋就能吃到煎蛋。既然相信自己的权利诉求在现有框架下就能得到充分满足，那么很自然地，很多人进而认为“中国已经两性平等了，比国外好多了，不需要闹女权”。不止一位女性明确跟我说，真的没感觉到有什么性别不平等，所以无法理解现在很多的女权主张，觉得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就是在要求特权。这么想的人，往往是一些大城市里生活优渥的女性，她们的成长环境可能确实比较宽松，甚至颇受优待，因而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断言不存在女性被贬低的现象，态度甚至比男性更坚决，因为女性的身份反而使她们可以无所顾忌。在西安地铁事件时，就有朋友和我说，就是这类女性认定那个当事女性是活该。有时候，这样的想法或许出于天真，她们是真的不知道社会有多复杂，所以丰县事件才让那么多人震惊；但从另一面来说，这也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碎片化相当严重，每个人看到的现实迥然不同，很多人之所以争吵不休，原因就在于误以为彼此谈的是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以至于连对话的基础都没有。本来一个人就难免受自己身周习惯边界所限，如果你又完全接受而没想过走出舒适圈，那么对限制的感受也不会太明显，只有当你尝试超出这个边界，向前走得越远，感触才会越深。2错位的批评当下的很多女权主义者似乎在潜意识里相信，实现女性权利的最大阻碍来自前现代理念，尤其是那种结构性的男权传统，只要打倒它就能万事大吉；但实际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现代理念有时也会成为对手。和一般人设想的不同，反对女权的既不一定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更不一定“愚昧无知”。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中，不时能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女权主张规定了“女性应该是怎样”，这本身就不可忍受。她们进而嘲讽，那种对男权话语的批判早就过时了，自己18岁就会背了，种种话术都可以一日速成，但把一切都塞进霸权vs弱者之争的意识形态摸具里，就是解放自己心灵和肉体了吗？这种看法认为，一个人不分性别，无须他人指点，有权自己决定怎样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位就在网上如此宣告：我认为我首先是一个有自由意志和血肉之躯的活人，化妆与否这事，穿不穿高跟鞋这事，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选择，都是为我自己的舒适便利、身心健康、美学品味、社交生活服务的。宣称女性已经被男权社会系统性戕害到了丧失整全的自主意识，以至于都不能用基本常识来清楚地辨别和断定自己（应该）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连无伤大雅的日常穿戴都要摸着良心自我省察一番，这不是在坚固，而是在贬抑和幼化女性个体。那么下一步如果是由女权理论家挥斥方遒来规定什么才是真为女性好，以及如何以正确的姿势爱美，是不是又回到了熟悉的配方？不难看出，这种声音相信每个个体有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既不感觉受到了系统性剥夺，甚至也反对将女性生命中的一切艰难都归咎于此，进而相信女性尊重男性、喜欢孩子也是自主的人生选择而不应该被边缘化。按照这种看法，当下的一些女权诉求不过是“宣泄你未竟的青春期的愤怒，以及为一件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的事情感觉良好”，反倒印证了男性群体对女性的某些偏见。这无疑是相当犀利的，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此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们还在为之争取的东西，我已经得到了。”本来女权的诉求正是为了让个体可以自主地做自己，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声音本身就是女权的，而它反对的，其实倒不如说是女权理念的意识形态化。也正因为自认已经得到了应得的权利，这种主张不是在性别二分的框架底下看待社会问题，而是不分男女都看作平等的个体，拒绝任何群体化的标签，就像撒切尔夫人那句名言：“没有所谓‘社会’这回事，只有一个个的男女。”根据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你的每个决定都是自主做出的，也就得自行承担责任：“你就是你，单数的、理性的、有完全责任的你，你不是什么70后、80后、90后、00后……任何年代都不能背锅你的无知与懦弱，也不能买单你的傲慢与偏见。”现实是，正因为还有太多人远远没能作为自主的个体自由选择，女权诉求才有其必要。然而落到实处，却可能出现各种错位。北航有个传统，教室里前两排座位留给女生，但近两年来的新生却不肯守这个规定，提出既然性别平等，那就应该先到先得。同样的，也有很多人振振有词地主张，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要“女士优先”？既然女性要求平等，那就平等竞争好了。这些看起来似乎没问题，但当社会上的结构性不平等尚未消除，而个人也尚未能做到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掉进一个陷阱：让弱者吞下苦果，合理化了当下的所有选择，因为据说这都是你自觉自愿、也应当为此负责的。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之后，黑人在名义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权力下放回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最终仅仅产生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正如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洞察到的，“自我责任论将本来应负责的人们从责任中解放出来，而将责任推向不应负责的人们。”3女权，什么样的女权？虽然这两年女权活动看起来声势浩大，有些人甚至断言它已经成了一种霸权话语，但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就不难发现，它其实距离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连“女权”的确切内涵都存在着广泛的误解——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正因为这种误解，才让人产生了一种它已经席卷舆论场的错觉。本来女权就有诸多面向，到现在仍然处于各执一词的状态，没有人能说，“只有这样才算是女权”。所谓“田园女权”可能是最遭男性厌恶的那种“女权”，但在一些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看来，那根本不能算是“女权”。更复杂的是，很多女性看起来反对女权，但其实她们自身的意识就是相当女权的。当然，女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难免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即便女权内部也有不同的主张，反对一种看法，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支持男权。也就是说，不仅反对女权的不是同一拨人，甚至他们反对的也不是同一种女权。在各国女权主义兴起的历史上，女性内部一直都会存在各种复杂多元的声音，有时甚至发展到对立的地步，特别是职业女性与家庭主妇之间，彼此的立场常常迥然不同。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将之归结为男权文化的结构性特征：“比起男人的厌女症，女人的厌女症更加麻烦，因为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理解了这一点，许多谜都能解开。比如：为什么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为什么说女人的敌人是女人？为什么母女关系复杂纠结？等等。”中国家庭也不例外。淡豹的小说《乱世佳人》写活了一个认同父亲的女儿形象，极好地刻画了家庭中不同女性角色带来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二十多年来，从她是小女孩时到现在，她始终是使用母亲而爱父亲。不都是这样吗？无数的女儿不都是这样吗？如今她仍旧依赖母亲，需要母亲帮忙照看孩子、监管保姆，但又反感老人溺爱，不教孩子规矩，也不听教训，还有动不动撂挑子的脾气。不都是这样吗？无数的女儿不都是这样吗？这世界上难道有谁真正爱自己的母亲吗？一代代扣紧的难道不就是女儿憎恨母亲的链条吗？最终，要直到女儿也经历母亲类似的痛苦，才发现“我是另一个女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来判断，但当一个社会日渐多元化发展时，这却随之会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割裂：哪怕都是女性，但人与人之间的经验难以共通，一个人为之气愤不已的事，另一个人可能毫无感觉；你还在竭力去争取的权利，她却可能觉得早已获得，甚至不理解你为什么要那么激烈。这种割裂感，实际上本身就是女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边缘乃至依附性地位的证明之一，正是因为这种割裂，她们难以形成一种共通的身份意识，进而采取一致的行动。更关键的是，很多女性自己也不愿认同女性身份。在女性高管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突出、或倾向于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原因是不想被人认为是受照顾才坐上这个位子的，又或者是觉得“女性”远不如“高管”这一身份重要。这倒像是某种见不得人的卑微出身，越是成功的人就越是倾向于去掩盖它。毫无疑问，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永远是困难的，但这正是当下所欠缺的。在我所看到的现象中，大部分女性与其说是“反对女权”，倒不如说是无法理解另一个女性的处境——有时甚至自认很理解对方的处境，但还是遗憾她们被带歪了、走岔了，行为是不理性的。然而，假如你能真正代入她们的感受，或许会发现，她们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干什么。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女性争取权利与男性保留权利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和厘清边界。当一个社会逐步实现现代化，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女权也是由此衍生的，只不过主体是女性而已。吊诡的是，恰恰是那些个人权利很强的女性，反过来觉得女权是没有必要的框框。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当下社会语境的高度复杂性，但真正的问题是：仅仅个体化的行动并不会带来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推动什么，那就不仅需要对社会的反思，也需要对自我意识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