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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业人士的分析:胡锡进这哪里是在炒股

我跟胡锡进有一个“隔空对话”。事情是这样的,胡锡进最近不是转型当“股评家”,天天晒盘写炒股经验嘛。我看他每天亏几百赚几百都要写一大通,就在朋友圈揶揄了几句,顺便贴出自己当天的盈亏金额。有朋友看了后,顺手把我的朋友圈转发给胡锡进。没想到,老胡第一时间发了微博,还把我的朋友圈截图也发了出来。不管我有多反感老胡(主要是反对他的观点),他这种对任何批评都泰然处之的心态,还是值得点赞的。老胡一进入股市,技能点简直是直线下跌啊。几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图/网络他惊叹“这得多大的仓”,首先就表错情了。其实,按照他的大概持仓金额13万元,一个跌停板也能亏1.3万元,所以,并不需要“多大的仓”才会亏这么多。再者,大盘涨跌跟个股涨跌并不完全同步,这是股市常识。但他居然疑惑,“大盘今天跌了0.54%,这位兄弟就亏了13552元”。这简直让人无语了。大盘再好,也有跌停板,大盘再差,也有涨停板,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个股涨跌,更多不是看大盘,而是看板块和个股表现,这还需要说吗?再说了,我也没说我炒的是A股啊。何况,光看当天盈亏金额其实是没意义的。这只是一个数字,如果不知道持仓规模、不看持股组合,不看个股情况,这个数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所以,老胡最后同情地说,“这兄弟的水平不算高的吧”,也只是凭空猜测。你咋知道,我天天这么亏啊。总之,单纯从老胡的点评来看,他确实不懂股市。难怪回帖里有人就说了,“别慌,你也会经历的”。不过,这么说不是为了证明老胡幼稚。通过这个“隔空对话”,我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正是老胡的精明之处。我们无意之中都在帮老胡完成他的新“人设”。老胡炒A股,应该不是心血来潮。如果这只是个人投资,并不需要每天晒盘,私下进行就可以了。毕竟,作为个人投资,他没有义务对公众公开。而作为“炒股者老胡”,他肯定会选择“中小投资者代言人”这个角色。试想,老胡一掷千金,从他腰包里掏个几百万上千万炒股,他会公开吗,他敢公开吗?公开了,不就是在找骂吗?所以,老胡的投入股市的资金不能太多,才能跟中小散们同频,让中小散们感同身受。持股市值10万元以下的小散,是A股个人投资者队伍的绝对主力,这部分人也正是老胡的“基本盘”。还有,你知道老胡为什么言必称大盘指数吗?这是因为,老胡进入A股,是为了彰显自己看好A股,认为大盘(上证指数)不会长期徘徊在3000点左右。他认为,3000点是A股的大底。看好A股,就是在“赌”A股指数会走高。就是这种“为A股加油”的心态,导致老胡必须紧盯指数涨跌。同样的,虽然老胡没有公布自己的选股方向,但在这种逻辑下,他选的必然是大盘股、成分股和“中特估”板块的股票。否则,这就会背离他公开炒股的“初衷”。不管老胡懂不懂A股,人家看问题的视角,明显不是从投资者的角度,而是从人设、流量、站位的角度。这才是老胡的炒股“密码”。老胡的炒股日记,确实让人不以为然。我怀疑,每个散户看了,都想冲出来教他怎么炒股。但是,我们恐怕都错了,老胡才是真正高明的人。我们这些“韭菜”,有谁晒个盘,就能吸引那么多人围观?又有谁,还没入场就能带起节奏?从这个角度讲,老胡根本不是在炒股,人家无非拿点零花钱,设置了一个可以天天开聊的“议题”而已。当然,老胡对A股的特性应该了解不多。作为经历过2015年A股大震荡的老“韭菜”,我很想对老胡说,“A股专治各种不服”,此话不虚。尽管你粉丝数千万,在大A股面前,连一根葱都不算。我的意思是说,A股有A股的自身规律,并不是谁都可以带节奏的。正如有人在我朋友圈留言,老胡距离老股民的身份还差一个教训。我觉得,一个可能还不够。

贝卢斯科尼遗嘱:5人继承巨额遗产 长女长子控股商业王国

已故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遗嘱6日经由意大利媒体公布。贝卢斯科尼的巨额遗产由5名子女、伴侣、弟弟、朋友等人继承。遗嘱4日当着贝卢斯科尼5名子女和其他一些见证人的面被宣读。按照遗嘱,贝卢斯科尼的长女和长子、即他在第一段婚姻中生育的玛丽娜·贝卢斯科尼和皮耶尔·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将平分贝卢斯科尼创办的菲宁维斯特集团53%的股份。据路透社报道,56岁的玛丽娜和54岁的皮耶尔此前就在父亲旗下企业担任要职,前者是菲宁维斯特集团总裁,后者掌管贝卢斯科尼创办的一家媒体。贝卢斯科尼在第二段婚姻中生育的3个孩子较少涉足家族企业。据美联社6日报道,贝卢斯科尼的财产总值约50亿欧元,其中包括市值28亿欧元的菲宁维斯特集团,市值约7亿欧元的不动产,以及股票、艺术品收藏和现金。贝卢斯科尼60%的非商业财产由玛丽娜和皮耶尔继承,其余40%由他们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继承。贝卢斯科尼给33岁的女友玛尔塔·法希纳和73岁的弟弟保罗分别留下1亿欧元财产,还留给长期商业合作伙伴、大学时期好友马尔切洛·德尔乌特里3000万欧元。贝卢斯科尼6月12日在意北部城市米兰一所医院去世,终年86岁。他分别在1994年、2001年、2008年出任意大利总理,2011年辞去总理职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累计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他创建的意大利力量党是现执政联盟成员。贝卢斯科尼还打造了庞大商业帝国,曾是意大利首富。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颇具争议,过去几十年间多起官司缠身。意大利最高法院2013年终审认定贝卢斯科尼税务欺诈罪名成立,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让他进监狱服刑,代之以社区劳动。

亚投行公布内部调查报告 称辞职加籍主管指控不实

今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公布了针对近期一名前雇员对该行不实指控的全面内部调查报告。该员工于2023年6月12日辞职,此前任亚投行新闻局局长,在职时间15个月。调查结果显示,亚投行始终遵循多边治理的最高标准,恪守初衷高效运作。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亚投行董事会或管理层的决策受到不当影响。牵头负责此次内部调查的亚投行法律总顾问倪博图 (Alberto Ninio)表示:“此次调查未发现支持或证实该名员工指控的任何证据。调查确认,亚投行的治理体现了非政治化、建设性、公正和以共识为导向的决策文化。”调查结果还表明,虽然亚投行成立仅七年,但机构文化正积极朝着高效、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调查除就该前员工指控不实做出结论外,还就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包括重点加强高层管理职位招聘的前端筛查,提高员工申诉机制有效性,多措并举进一步完善机构文化。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武洛基(LukyWuryanto)表示:“亚投行将采取有关措施推动解决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机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亚投行的员工、成员、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亚投行董事会特设工作组全程监督了本次内部调查。调查工作自6月15日开始至26日结束。其间,调查组审阅了大量文件材料,并对包括行长、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在内的30余人进行了访谈。亚投行董事会已收到调查报告,并听取了法律总顾问倪博图对调查结果和建议的汇报。董事会期待与管理层以及有关外部专家就落实报告提出的建议紧密合作,进一步加强机构建设。副行长兼董事会秘书陆书泽(Ludger Schuknecht)表示,“亚投行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保持着牢固的信任关系,对董事会保持透明至关重要。”亚投行致力于透明、诚信和问责的承诺不会动摇。金立群行长表示,“亚投行在迅速应对此事件过程中,始终坚定履行机构的使命。对亚投行的员工、客户和股东来说,最重要的是聚焦投资‘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推动成员可持续经济发展,改善成员数十亿人民的生活质量。”

策划实施恐袭,9名中亚公民在德国、荷兰被捕

综合外媒消息,7月6日,来自中亚国家的9名公民因涉嫌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在德国和荷兰被捕。据塔吉克斯坦“亚洲快讯”通讯社援引德国联邦检察院消息报道,德国执法当局7月6日逮捕了7名涉嫌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嫌犯。涉案人员包括5名塔吉克斯坦人(Muhammadshudjo A.、Nuriddin K.、Shamshod N.、SaidS.和Raboni Z.)、1名土库曼斯坦人(Ata A.)和1名吉尔吉斯斯坦人(Abrorjon K)。塔斯社援引塔外交部新闻司消息7日报道,塔外交部请求德国执法部门提供这5名塔国公民的有关信息。新闻司称:“外交部从塔吉克斯坦驻柏林大使馆获得了该信息,该大使馆与德国执法部门联系密切,并请求提供有关该刑事案件的官方信息,以及有关被拘留的塔公民的资料确认。”据报道,经过与荷兰调查当局的密切协调,此次逮捕行动在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进行。另外2人,即1名29岁的塔吉克斯坦男子及其吉尔吉斯斯坦籍妻子(31岁),于同日(7月6日)在荷兰被捕。荷兰检察院报告称,上述两人自2022年以来居住在荷兰。该女子在荷兰南部城市布雷达被捕,男子在南部城市埃因霍温被捕。双方均涉嫌准备实施恐怖犯罪。荷兰警方在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公开信息后追踪到了两名嫌疑人。经调查后,怀疑该男子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成员,并受命准备进行恐怖袭击。虽然计划还未具体,但其严重性足以让荷兰检方实施干预。在调查过程中,荷兰与德国执法部门进行合作,由于嫌疑人与居住在德国的上述7人保持联系联系,因此共有9人被捕。两名荷兰嫌疑人将于7月7日在鹿特丹接受调查法官审讯,审前拘留前只允许与律师沟通。据悉,几名被拘留者于2022年春季、乌克兰危机发生不久后,从乌克兰分别前往德国和荷兰,组建恐怖主义组织。其目的是“按照‘伊斯兰国’思想实施对公众造成有效影响的袭击”。德联邦检察院称,该组织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有联络。目前该组织尚未提出“具体袭击计划”,但嫌疑人已圈定袭击目标,并侦察周围地区。此外,他们还试图获取武器。在7名嫌犯中,有6人自2022年4月起为“伊斯兰国”筹集资金,并向外国汇款。这7名嫌犯将在德国卡尔斯鲁厄联邦法院接受调查法官讯问。

陆媒:耶伦访华,5年贸易战遮蔽的核心问题终于曝光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涵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权力既是主权国家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也是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因此,历史上国际权力格局的调整都不同程度地诱发或加剧了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当前国际权力格局调整的主角变成了霸权捍卫者美国和新兴崛起国中国,中美贸易摩擦便是表征之一。在诸多问题领域中,有学者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视为衡量国家兴衰的主要领域和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其中,金融更是被视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国家稳定与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格局调整的背景下,金融也自然成为中美权力角逐的关键领域,中美金融竞争的态势渐强。由于金融比贸易对国际经济的核心作用更为明显,中美金融摩擦升级对国内和国际体系的负面影响,将远甚于中美贸易摩擦。因此,防范、应对和管控中美金融竞争和摩擦,既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安全的关键因素。1中美金融竞争的四个维度当前关于中美竞争的讨论存在两大倾向:一是从战略和宏观的维度讨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下的中美关系,如关于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二是从经验和微观的维度讨论具体问题或事件,如金融领域中关于美元和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和美国的阻挠、中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上的博弈、中美关于全球贸易失衡的争论、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指责与中国的反驳等等。宏观的战略讨论和微观的经验分析在揭示中美关系和管控中美竞争上,都有不同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但也存在各自的不足之处。宏观的战略讨论往往忽略问题领域间的差异,而微观的经验分析又无法描绘特定问题领域的全貌。因此,关于特定问题领域的整体性“中观分析”是对上述宏观和微观分析的有益且必要的补充。国家间竞争本质上是关于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的竞争,因此,被视为国家利益和国际权力主要来源的领域,便会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领域。这为本文对中美金融竞争的整体性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巴奈特(Barnett)和杜瓦尔(Duvall)的经典研究认为,国际权力源自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通过直接交往或参与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而建立,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或国际话语体系而间接建立。金融领域中关于权力的既有分析也多从上述某一种或几种关系入手,且都能被归入到上述分类中。参考金融领域的特性以及中美金融关系的现实状况,中美金融关系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国际货币体系、双边金融交往、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金融(经济)观念,这四个方面勾勒出了中美金融关系的全貌。在这四个方面中,当前处于核心位置的关系分别是: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系、双边债权债务关系、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组织和规则中的间接关系、关于国际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潜在竞争。中美金融竞争的第一个主要维度是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竞争。主权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既是该国国际货币权力的体现,更是国际货币权力的重要来源。美国正是凭借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积累的实力,成功推动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美元的特殊地位通常被视为战后美国霸权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权货币的国际权力(即国际货币权力)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国家也对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给予了充分的政策关注和战略考量,譬如:美国历届政府为捍卫美国霸权所作出的努力,德国马克和日本日元等货币的崛起及其与美元的博弈。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将决定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和稳定性,这种竞争具体表现为霸权美元与新兴人民币关于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与货币关系密切相关,中美债务关系是两者竞争的第二个重要维度。在当前国际货币格局下,中美建立了密切的双边金融联系,这些联系是以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基础的,因此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更多地体现了美国的偏好和利益。这些金融联系主要体现为资本流动,既包括市场层面的资本流进流出,也包括政府层面的国债或国家外汇储备等,同时又与中美其他经济领域的联系密切相关,比如中美贸易联系。中美贸易失衡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美金融失衡和分歧。这种失衡表现为美国的借债消费和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这种分歧是指中国将失衡归咎于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和美元霸权,而美国则认为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模式和汇率干预为其获得的贸易优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国,这是中美双边金融联系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体现。这种债务关系对债权国中国和债务国美国带来了不同的担忧和影响力,并因此成为中美金融竞争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三个重要维度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相关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可简单理解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解决全球性的金融问题。非国家行为体虽然广泛涉及个人、金融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等等,但在诸多主体中最重要的还是国际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银行业领域里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证券业领域里的国际证监会组织、保险业里的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会计行业里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等。其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制定和推行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国际金融规则,如《巴赛尔协议》《保险核心规则》《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等。因此,中美在这些国际机构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会为其带来国际权力,也因此成为中美金融竞争的场所。除了上述物质层面的竞争维度外,观念层面的竞争是常被忽略,却是十分重要的第四个维度。金融观念既指宏观上指导金融发展的主流观念,也指微观上的金融见解和知识。国家层面的金融观念竞争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主流观念的竞争。金融发展主流观念往往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和模式高度关联。在二战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美国是绝对的金融主流观念塑造者,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固定汇率观念的塑造和之后的浮动汇率观念的再塑造,20世纪80年代美国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国内观念和偏好的国际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自由化观念的全球传播等等。在当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的背景下,金融和经济发展主流观念和模式的竞争存在强化的可能。2中美金融竞争的现状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在上述四个维度的金融竞争态势渐强,但不同领域内的竞争内容、程度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首先,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和美元的竞争体现在货币功能和战略影响两个层面。从功能的角度而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总体在提升,但出现波动和起伏。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储备等方面的基本竞争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但当前人民币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替代作用有限。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衡量人民币国际化总体程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在2015~2016年期间达到了峰值,随后在2017年触底,并于2018年创新高后再次下跌。在国际支付中,从2013年7月以来,美元一直是最重要的国际支付货币,其所占份额在2015年12月达到最高时的47.87%,2019年9月却降到了40.51%,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增长到了1.95%,成为第5大国际支付货币(2019年9月)。在国际官方外汇储备占比中,美元占比从2016年第二季度的65.36%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61.78%,而人民币则从1.07%增加到了2%。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相对弱化并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结果。从数量上而言,上述美元在国际结算、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储备中份额所下降的部分,远大于人民币相应份额的增加部分,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替代十分有限。例如,从2015年12月到2019年9月,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减少了7.36%,而人民币的份额仅增加了0.35%。从具体的货币功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支付中,尤其是跨境货物贸易,在国际投融资和国际外汇储备中的作用本来就比较弱,替代美元的相应功能更是无从谈起,譬如,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在国际债券总额中仅占0.44%。从本质上而言,美元国际货币功能弱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弊端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并诱发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变革。从战略层面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是中国宏观战略转变的体现。步入新时代后,中国的宏观战略经历了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转变,人民币国际化正是这种战略转变在具体问题领域里的体现。于是,人民币国际化也从市场选择的一种经济现象,变成了国家选择的一种政治行为。市场选择是依据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而国家选择更倾向于关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权力。人民币国际化可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进行有益的补充,在市场选择的状况下,人民币和美元有和谐共存的空间和可能,市场主体将依据需求和偏好选择不同的国际货币。相较之下,货币的国际权力往往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历史上,无论是英镑与美元的国际权力竞争,还是马克和日元与美元的国际权力竞争,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主权国家有无限追逐国际货币权力的天然偏好,且权力不与他国分享。于是,人民币和美元呈现出了一对相互矛盾的关系:人民币和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互补和合作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而其关于国际货币权力的竞争将为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危机,进而不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其次,中美间双边债务关系及其潜在权力竞争变得愈发突出。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2008年以前的较长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的持有量位于第二位,且持有规模较日本有较大差距;在2008年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其规模在2013年11月一度超过了1.3万亿美元,到2019年11月中国依然持有1.16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国国债引发了一些担忧:其一,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结构非常不合理,绝大多数都是一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收益率较低且波动较大。以十年期美债为例,其收益率随市场波动变化较大,在2008年以前基本维持在4%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收益率不断下跌,2020年2月10日的收益率仅为1.56%左右。其二,中国以美国国债方式在美的投资面临更多其他经济风险,且美债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过高,不利于风险分散。除了上述收益率波动外,美元贬值、美国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等因素都会给中国持有美债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带来风险。虽然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美元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1995年的79%下降到了2014年的58%,且这一比例很大可能在持续下降,但美元和美国市场依然是中国外汇储备及其投资的主要选择。其三,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加强了中国对美国的金融依赖,并可能成为美国要挟中国的筹码。有学者认为中美金融关系中存在“美元陷阱”,即美国可能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威胁或损害中国所持有的美元资产。由于上述担忧,近年来,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在下降,减持美债已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按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年平均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约1.28万亿美元),随后逐渐下降,2019年前11月的平均持有量已下降到约1.11万亿美元,这至少说明中国政府卖出美债的数量大于同一时期买入美债的数量。鉴于此,相关政策和学术研究开始讨论抛售美债是否已成为或可能成为中国制约或报复美国的重要武器,即“美债武器”。所谓的美债武器即通过在短期内大规模抛售或威胁抛售美债使美国的利益受损,或以此要求美国政府改变相关政策或行为。无论是美债陷阱还是美债武器都体现了中美在双边金融关系上的分歧和竞争,其竞争的恶化必然对双方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第三,虽然超国家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扮演愈发重要的作用,美国依然是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事实领导者或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种影响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如在IMF中的事实否决权、在很多重要国际机构中的创始成员国地位(如国际清算银行)、美国公民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如世界银行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另一方面表现为美国在主要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的主导作用。例如,美国将其国内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政策偏好转化成了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并由此推动了《巴塞尔协议》的制定和不断修订,美国国内关于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自由化的博弈直接影响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因此,当前关于美国霸权衰退的论断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体现得并不明显,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由历史、文化、权力、观念等多重因素所决定的,不会因其在个别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下降而立即改变。同理,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亦非朝夕之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依然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同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与全球金融治理国际机构建立正式的联系;接受和执行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规则。正如一项研究所示,虽然中国已与40余个主要的全球金融治理国际机构建立了正式的会员关系,并很好地执行了主要的国际金融规则,但是,中国还不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且与美国在其中的潜在竞争是十分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即美国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国,而中国还在学习和接受这套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系。这种实力和影响力的差距是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竞争相对缓和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美通过国际制度的竞争往往不是直接对抗式的,国际制度自身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促进国家间合作的功能,这会缓和中美间的竞争和对抗。第四,中美金融竞争的另一个更加宏观的维度是中美经济模式之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将其创造这一奇迹的道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特色,其中“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观点引起了较多共鸣。“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解释强调政府的能力、发展观念和市场干预手段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抑制,即通过政府干预推动金融业发展,引导资金流向重要或需要支持的行业。在诸多不同的解释中,“政府干预”几乎都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中国发展道路较之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差异也成为普遍共识。于是,存在可以推而广之的“中国模式”的观点逐渐传播开来,甚至蔓延到超越经济发展的其他领域。在当前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出现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态势愈发清晰,而这在金融领域里具体表现为关于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主流观念的竞争变得更为突出。3如何实施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市场层面关于经济利益的金融竞争往往会激发金融创新,增加金融活力,促进金融发展,而国家层面关于国家利益和金融权力的竞争则往往会破坏国家间的金融合作,进而不利于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稳定。因此,对中美金融竞争的管控既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金融稳定的需要。但是,由于上述中美金融竞争在不同维度的差异和特点,中美金融竞争管控也必须要采取相应的审慎性差别化策略。一是延缓人民币与美元的战略性对抗。人民币国际化虽不是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根本问题的终极方案,但有助于缓解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问题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内外部目标矛盾,即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具有国际货币功能的美元拥有“嚣张的特权”,而这种特权被广泛地视为国际货币体系,甚至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也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依然无法同时兼顾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双重目标。在超主权或非主权国际货币短期内并无现实可行性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及与其相关的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遏制美元的特权,弥补美元国际货币功能的不足,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因此,在国际货币功能的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既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需求,也有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外部需求。但是,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权力属性决定了主要货币间关系的竞争性与对抗性。国际货币权力可理解为一国通过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思想或行动的能力。由于国际货币权力主要来源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货币国际化便成为获取国际货币权力的必经之路,这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的崛起国都会采取货币国际化的战略,且都会遭遇货币霸权国的极力阻挠和遏制,一个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元的打压。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元与人民币的竞争不可避免,对抗趋势渐强。这种竞争与对抗已超出了货币功能的范畴,而是关于货币权力,甚至更广义的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力。虽然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以来都并未曾为中国崛起提供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譬如对中国汇率体制的指责,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对中国资本账户管制的批评,以及其他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等,但是美元和人民币战略竞争的加剧,将更加恶化中国崛起的国际金融环境。如前所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美货币竞争的表现,美国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为中国带来了贸易优势,而中国认为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霸权导致了中美贸易失衡和全球金融危机。因此,管理美元和人民币竞争可能带来的危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争取更长时间的有利外部环境,必须要延缓美元和人民币的战略性竞争与对抗,强化其基于市场选择和货币功能的互补与合作。当前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功能性的,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战略性的。因此,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性地位,可能在短期并不会遭遇美国等主要国家的阻击,而在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和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任何反映人民币与美元在战略层面存在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的话语、政策和行为,都将加剧美元和人民币的对抗。二是慎用美债武器。在中美债务关系上,中国通过减持美债和逐渐去美元化的策略逐渐摆脱可能的“美债陷阱”,但同时,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将美债武器化的观点和做法并不可取。首先,使用美债武器对中国弊大于利,得不偿失。若要将美债变成中国威慑或打击美国的武器,中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抛售美债,这一操作将直接导致美债价格的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债将因此蒙受较大损失。同时,抛售美债会诱发美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将给中国的出口行业带来压力。此外,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大量抛售美债,失去美国金融市场,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面临巨大的保值和增值的压力。有研究分析了抛售美债后中国持有资金的三大可能去向,即换回人民币、购买他国国债或购买境外非国债资产,这些方式都存在较大的风险。即使美债武器真能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带来破坏性影响,这种影响将通过美元和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迅速传导到全球,中国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将进一步恶化。其次,美债武器破坏力有限,不足以实现中国威慑或制约美国的目标。虽然中国持有美债的绝对数量较大,但事实上美国外债占其总体债务的比例才近30%,中国持有美债占外国持有美债总量仅约16%,占美国总债务才约5%(截至2019年末)。中国抛售的美债很可能被活跃的美国国债市场所吸纳,庞大且高流动性的美国金融市场和强有力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将抵消或稀释抛售美债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学术研究也认为,大国间债权债务关系对彼此的影响被夸大了,中国凭借其债权国地位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效果有限。美国国防部办公室2012年7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评估了中国抛售美债可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认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中国的抛售,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因此受到威胁。另一种可能性是中国与其他美债持有国合作,同时抛售美债,通过增加抛售美债的规模提升美债武器的破坏力。然而,外国持有美债的情况呈现出中国和日本两足鼎力的局面。以2019年11月的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为例,在持有美债规模前十的经济体中,日本和中国排前两位,其所持有的规模是其他排后8位经济体所持有的数量之和,且在这些经济体中,有可能和中国合作抛售美债的经济体仅有香港和巴西,但其所持有的规模依然有限,日本、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再次,使用美债武器很可能会引发美国金融报复,甚至诱发超越金融领域的更大规模中美对抗。美国是世界上最常使用,也是最善于使用金融制裁的国家,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对其他国家、经济体或个人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内政策程序。尽管中国大量抛售美债的行为可能并不会对美国金融和经济体系产生实质性的破坏,但确实在政治上传递出了一种敌对情绪,并可能触发美国针对中国的金融制裁程序。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具体领域和手段主要包括:冻结或没收中国个人、组织或政府在美国的资产,通过控制“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切断中国的国际支付清算通道,限制或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与中国银行的业务往来等等。这些金融制裁往往还以反洗钱、反核扩散、反恐怖主义、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名,以获取国内和国际的合法性。虽然中国经济崛起已使其积累了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应对美国金融制裁,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减少美债持有量、降低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推动人民币原油期货交易等措施,中国金融和经济呈现出去美元化的趋势,其独立性和抗风险能力加强,但是,中国仍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推动这些措施的深化。最后,使用美债武器不符合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定位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目标。无论是出于自我保护还是利益拓展,美债武器的使用都将使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动荡。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就处于调整期,国际金融体系的动荡将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使更多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受损,这不符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培育和提升基于道义和责任的国际话语权。管控中美双边债务关系可能出现的危机,要谨慎看待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地位,既不能因为对美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受其裹挟,也不能以抛售美债为武器发起主动的攻击。一个合理的选择是渐进有序地减持,但依然维持一定数量的美债。这既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上有必要性,因为美国金融市场在短期内依然将是相对安全的投资选择地,也在国际关系学上有合理性,因为维持中美金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系和依存,比切断其联系(或所谓的“脱钩”)更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三是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虽然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竞争是通过相关国际机构和国际规则的间接性竞争,但有效的竞争管控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的良性发展。管控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中美竞争,维护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稳定,既需要正确处理好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和规则的关系,也需要正确认识和运用创建新制度的策略。一方面,坐视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应积极防止全球化危机向金融领域蔓延。IMF和世界银行等主要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出现信任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这些机构的呼声更加强烈,且已经出现了一些制度变革,如IMF投票权和份额的调整。虽然中国等新兴国家依然不满于改革的进展和程度,但不能忽视这些机构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大肆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治理很多领域的多边国际制度都面临挑战的背景下,维系全球金融治理的多边国际制度,通过渐进式的变革推动其去欧洲中心化和去美国中心化,并更加客观地反映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全球金融发展的客观需求,才真正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此外,排斥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规则也很不妥,提升中国国际规则设定和创新的能力则更为重要。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几乎全是欧美国家或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建立的,这些规则自然主要体现欧美国家对于金融监管的认知和需求,但这绝不是中国排斥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理由。一方面,欧美金融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最重要构成部分,排斥这些国际金融规则将使中国金融体系在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遇到更多阻力。因此,学习、接受和执行这些规则是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这种接受不是不加甄别的全盘接受,因为针对欧美金融体系所设计的金融规则必然没有考虑和反映中国的具体国情。国际金融规则的本地化,甚至基于现有国际金融规则进行改良和创新,并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方案”,才是中国面对国际规则的正确方式。例如,中国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主导建立了保险业里的“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和银行业里的“中国版巴塞尔协议III”监管政策框架,这些中国金融规则既参考了相关的国际金融规则,更尝试体现中国的具体情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些创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建立或强化新的制度完全取代传统国际金融制度尚不可行,“建制”行动需谨慎推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努力中,中国除了积极呼吁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制度外,还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这一行为被称之为“金融建制行动”,例如创建、强化或升级金砖国家合作机制、“10+3”机制金融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融合作和亚投行等。从规模、功能及其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和领域而言,这些新制度目前还只是传统国际金融制度的补充,不足以将其替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建制”行为既会引发不同制度间的竞争,如亚投行和其他涉及发展融资的国家、区域或国际制度的竞争(譬如与美国国际发展融资机构的竞争),更会激化主要国家捍卫其制度性国际权力的对抗,如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并通过多种渠道阻挠亚投行的发展。全球金融治理领域里国际制度竞争的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国际支付体系。如前所述,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重要筹码是对SWIFT和CHIPS等国际支付机制的掌控,近年来欧盟开始筹建“特殊目的实体(SPV)”体系,中国也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这些“建制”行动直接挑战了美国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权力。可以预见,随着SPV和CIPS的规模扩大,美欧和中美在国际支付体系中的权力竞争将被激化,甚至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对抗。全面且深入地接纳和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先成为现行体系的局中人,再谋求改变其不合理之处,方为中国推动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使其更多反映中国和新兴国家需求的可取之道。这至少需要中国提升两种融入国际社会的能力:一是学习和应用现行国际金融规则,并将其进行本地化创新的能力;二是向国际社会表达需求,传播“中国方案”,培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这些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外交能力和技巧的体现,是推动中国金融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是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实现中国全面崛起的重要手段。四是规避模式之争。“模式”是指事物的标准式样,“中国模式”应指中国发展的经验所呈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的标准式样。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是不盲目照搬任何模式,亦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干预和压力,充分考虑自己的国情。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国发展标准式样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发展道路所呈现的基本经验,也没有充分体现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原则。因此,“中国模式”的话语无法充分表达中国发展经验和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反而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相较之下,“中国方案”更好地表达了中国用自身经验和智慧助力国际问题的解决,但又并不强调中国经验的唯一性和标准化。模式竞争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带有较强的经济意识形态色彩和战略意图。例如,“华盛顿共识”明确地将其认为有效的欧美模式强加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危机。将中国的发展道路塑造成与“华盛顿共识”分庭抗礼的“北京共识”会强化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平意图的质疑。当前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陷入危机,这便是其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强调标准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后果。因此,中国并不需要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模式,而是需要用中国的经验和智慧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避免中美模式之争带来更大危机和动荡。4结 语在国际实力和权力格局调整的背景下,中美间的竞争尤为引人关注,潜在危机的管控十分必要。中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际体系中的不同角色,其对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诉求并不一样。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试图通过制造混乱改变国内经济的颓势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下降的态势,这些政策既是特朗普政府实现其国内政党政治目标的需要,也是美国国际战略改变的体现。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制造中美对抗是其实现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并遏制中国的手段;而于中国而言,中美对抗的强化将极大地改变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这一环境虽并不是一直完全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相对和平,且中国已逐渐适应了这一体系,获得了发展。国际体系的变革是有成本和负面影响的,既有的主导国必将尽力转移变革的成本,而正处于经济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可能需要承担更多变革成本和影响。作为经济发展的粘合剂和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如果发生危机将带来更大的影响,中美金融对抗正是潜在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中美金融关系的几个关键领域里,中国需采用更加谨慎的策略和政策,度过国际体系的动荡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维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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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戒掉”俄罗斯天然气不是说说而已

近日,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发布报告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洲的天然气需求减少了20%。2023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就在2月27日,欧盟委员会称,2022年8月至2023年12月期间,欧盟将天然气需求减少了18%,对应对俄乌冲突产生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在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这些数据的公布别有意味。10年新低的消费量能让欧洲有信心“戒掉”俄罗斯的天然气吗? 虽然目前不能给出肯定答案,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确实已不那么依赖俄罗斯天然气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01 消费量控制将延续 事实上,欧洲天然气消费量的大幅下降并不是2023年才显现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欧洲已是全球消费降幅最大的地区,全年消费量4988亿立方米,同比下降了13%。 智库布鲁盖尔高级研究员西蒙娜·塔利亚皮特拉表示:“欧洲天然气需求减少不是由目标本身驱动的,而是由多种驱动因素驱动的。”工业活动减少,冬季气温温和,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加等因素,共同促成了2023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的下降。 多年来,欧洲能源系统高度依赖从各地尤其是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欧洲天然气消费量5711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63.2%。其中,从俄罗斯进口了1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占总进口量的45%。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一方面从供应端着手,拓宽进口渠道,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现阶段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已经缩减了60%。另一方面从需求端着手,降低天然气的整体消费量。2022年7月26日,欧盟成员国达成一项政治协议,设定了2022年冬季天然气消费量削减15%的自愿目标。 虽然该措施将于3月31日到期,但欧盟委员会已提议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减少天然气需求的建议,鼓励成员国继续采取自愿措施,减少15%的天然气需求。目前,欧盟能源部长们已同意维持至少15%的天然气消费减少目标直到2025年3月31日,以应对全球天然气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面临的挑战,确保欧盟成员国下一个冬季有足够的天然气储备。 “延续减少天然气消费量的政策,可以看出欧盟各国的决心。在和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中,欧盟似乎要破釜沉舟,不再走回头路。”能源战略专家许磊说。 02 有气无患 欧盟“戒掉”俄罗斯天然气的底气来自哪里? 如果说2021年的冬季,欧盟处在天然气供应的凛冬时刻,那么从2022年开始,欧盟就进入了一个天然气供需的舒适区。 2021年12月,欧洲的天然气库存处于10年来最低水平,远低于近5年的平均水平。储备不足加上严寒天气来袭,让欧洲多地天然气短缺情况持续恶化。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攀升,是年初的五六倍。不仅让供暖吃紧,更导致工业活动萎缩,通胀压力凸显。 而两年后的2023年冬季,欧洲早已没有了当时的慌乱。按照欧盟的计算,在用气高峰时期,只要欧洲地下储气库的天然气库存水平不低于90%,就可以在“不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既定政策下,让欧洲各国安稳度过冬季。 早在2023年9月14日,欧盟天然气库存水平已达到94.3%。其中,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天然气库存水平高于均值,分别达到94.5%和100%;德国、奥地利、法国、匈牙利等国天然气库存水平虽低于均值,但基本保持在90%上下。 到了2023年10月,冬天还没来临,欧洲的天然气库存水平已升至96.53%,远超目标。 分国别来看,截至2023年10月5日,西班牙以100.41%的库存水平位居欧洲各国之首,储气设施超负荷运转;丹麦以92.72%的库存水平,在欧盟各国中天然气库存水平最低。 数据显示,欧盟已实现了在冬季还未正式来临前“没有一个成员国天然气库存水平低于90%的目标”。而非欧盟欧洲国家中,英国天然气库存水平为75.25%。但英国的天然气供应原本就不依赖俄罗斯,常年来的库存水平都是欧洲各国中最低的。 储备之外,欧洲新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仍在继续建设中。2022年2月以来,欧洲有8个天然气终端投入运营,另有13个项目计划到2030年前投入使用。这将使欧洲液化天然气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毫无疑问,未来欧洲在应对天然气供应上将越来越有底气。”许磊说。 03 能源结构已重塑 IEEFA指出,欧洲成功度过能源危机,并做好继续限制天然气使用的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提高效率的措施和可再生能源的部署。 例如,推出“REPowerEU”能源计划,强调天然气领域要进一步节约利用和替代,要供应多源化,要建设内部统一市场。随着太阳能与风力、热泵以及提高效率措施的进一步部署,欧洲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将在2025年达到高峰。 IEEFA欧洲首席能源分析师表示:“俄乌冲突爆发两年后,欧洲的能源系统更加多样化和具有弹性。能源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节能措施得到了推广,可再生能源和热泵的安装也加快了。这使欧洲大陆能够继续减少天然气需求。” “在经历了过度依赖单一来源而危及能源安全的危险之后,欧洲国家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过度依赖美国等国家。”许磊指出。数据显示,2023年欧洲近一半的液化天然气进口来自美国。 标普全球认为,曾经可靠的俄罗斯油气供应已完全消失,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已被重塑。欧洲与亚洲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争夺。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对不确定性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法国Engie能源公司副总裁荻迪埃·奥洛认为,欧洲市场能够获得天然气供给的再平衡,主要因素是高需求下的高价格吸引了全球所有可用的液化天然气。其次是各国对工业用气需求的压缩,但这对面临全球竞争的欧洲工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奥洛警告说:“欧洲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天然气危机远未结束。”他认为,中长期来看,高价格和潜在短缺的风险将至少持续4个冬天。“目前的天然气价格虽然较去年的峰值大幅降低,但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正常水平。各国当局切莫自满。”

最贵的新加坡,涌入中产研学团

△新加坡把机场当作花园来造,樟宜机场连续12年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 今年2月9日,中国与新加坡互免签证,买张机票、揣着护照就能入境,微博上关于新加坡的讨论不断冲上热搜,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讨论物价的,比如上海的毛先生一家到新加坡过年,5天人均花了1.8万元;另一种则是讨论新加坡严苛的法规,网友大呼去新加坡旅游一不小心就变成穷光蛋,并罗列出十几条罚款注意事项,除了吃口香糖、吐痰、随地抽烟会罚钱外,还有横穿马路、忘冲马桶、在家被看到屁股、盗用Wi-Fi……虽然这是真实存在的法规,但只要稍加注意,都不会轻易惹上麻烦。 对于许多人来说,对新加坡的记忆依旧停留在中学地理的描述:马来半岛南面的城市岛国,地窄人稠,7成居民是华人,亚洲四小龙,有“花园城市”之称,等等。 最贵城市,最幸福国家 第一批免签去新加坡的中产已经“破产”了? 不仅是说罚款,还有可能是消费。 根据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发布的《全球生活费》调查报告,新加坡在过去11年来9次成为全球最贵城市,与瑞士苏黎世并列第一。 报告称,新加坡政府严格控制车辆数量,以至于私人交通费为全球最高。新加坡为了控制汽车数量、缓解交通压力,从1990年开始实施拥车证配额制度。一张拥车证的有效期是10年,10年到期后,车主可以选择再次竞标延长拥车证,如果没有再注册,车主就必须报废车辆。 本地人想买车,首先要拥有一张有效期为10年的“拥车证”,其最高达15万新币(约80万人民币),这价格在国内都可以买一辆不错的车了,所以只有30%的新加坡家庭拥有汽车。不过新加坡面积不大,公共交通四通八达,不买车也能畅行无阻,这样你还能省下一大笔钱。 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外形似“榴莲”,前方为鱼尾狮公园和CBD,右侧是由政府大厦和前高等法院改建而成的国家美术馆。 另一方面,联合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对于幸福国家的排行里,新加坡排名第25位,是亚洲大陆上最幸福的国家。这份全球幸福报告,主要根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调查依据包括健康的预期寿命、人均GDP、社会支持、腐败程度、做出人生重要决定等自由,以及人们照顾彼此的慷慨程度等。 又贵又幸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想让地理书上的知识照进现实,我决定去新加坡走一趟。 3月霉霉演唱会前一周,广州出发往返机票最低只需1599元,看起来很划算;但花费最大的是在新加坡的住宿方面,普通的酒店千元以上很常见,而遇到节假日或演唱会则会翻倍,最近霉霉演唱会期间更是一房难求,青旅一张床位都需700元以上。 想要在新加坡过得舒坦就是要花钱,打车动不动就要上百元。不少人得知新加坡的高物价,选择“一日游”,即利用在新加坡转机去第三国的时间去逛逛新加坡,这样能省下住宿的费用。还有人认为新加坡面积不大,逛一天就差不多了。 一位北京的网友连续两个周末飞到新加坡听TaylorSwift演唱会,但却一晚都不住,听完演唱会转头就坐凌晨的航班回国。他笑着说“新加坡在我身上赚不到一分酒店钱”,但也表示“特种兵式”逛新加坡,一天要换三件T恤,累到脸都瘦了。 新加坡的“贵”对应的是“高收入”。新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5.3。据当地一位导游介绍,新加坡本科应届生的月薪一般有4000新币左右,折算成人民币为2万元,在国内是妥妥的中产水平了;政府对最低月薪要求是1400新币,今年7月还将增至1600新币;2022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为8.3万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58万元,在人均水平上超越了美国,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 我觉得新加坡人最大的幸福是住房,做到了“居者有其屋”。2022年大约有80%的新加坡人住在政府组屋HDB里,这个由政府主导的“经济适用房”,以“令人负担得起”而著称。对于大部分新加坡人来说,找到房子住不算难事。但如果不是公民或永久居民PR身份,租房将占个人支出的很大比重。 饮食方面,不得不提新加坡的“食阁”,也称为小贩中心或者熟食中心,就像我们的美食广场,几十档不同种类的美食汇聚一起,想吃啥就买啥,然后餐具统一回收。大大小小的食阁遍布整个新加坡,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食堂”,以物美价廉著称,4~10新币就可以解决一餐。新加坡人很少在家做饭,因为安装油烟机需申请牌照,手续麻烦,加上天气炎热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所以一日三餐大都会选择在食阁解决。 相信每个第一次落地新加坡的人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太绿了。新加坡号称亚洲唯一的森林城市,是森林城市的天花板——从樟宜机场森林谷40米高的雨漩涡瀑布,再到滨海花园的擎天大树和植物冷室,还有数不尽的草地、原始森林和公园,满目皆是绿色。 当汽车在高速路上奔跑,窗外匆匆而过的绿树让你有一种闯入森林的错觉。许多楼宇还会和绿植融合在一起,从樟宜机场到绿洲酒店,再到BIG和OMA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建筑综合体,都覆满绿植,显得生机勃勃。整个新加坡就像一个绿色主题公园,守规矩的居民就像NPC一样。 有时你还能目睹到小动物的身影,比如大蜥蜴、水獭、野猪、野鸡等。以上这些动物中最容易见到的应该是野鸡,在常年排名亚洲第一的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园里,野鸡会在草地上慢悠悠地啄地,还能看到两只野鸡在打架,因此该校还被网友戏称为“野鸡”大学。 精英式教育,从小开始卷 新加坡以教育立国,信奉精英教育。有人说新加坡人最怕“输”,每样东西都想拿到第一,有数不清的第一名和荣誉,就像班级上成绩优异的学霸,妈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新加坡的中小学每天只上半天的课,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当地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分流,“高考”的滋味更是提前到了“中考”,让这里的“卷”从娃娃抓起。 新加坡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有着浓重的补习氛围,孩子从六七岁就要去上奥数课、GEP补习班、华文班,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并且不仅辅导考试科目的补习班爆火,课外活动补习的火爆度也丝毫不逊色。 如此重压下的新加坡小孩,由于长期用眼,近视率高达80%。2019年,当地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52%的中小学生有补习,超过七成学生补习的科目是数学;小一到小三学生当中,约三成补习至少两个科目;而一户家庭平均每月在每一名孩子身上花360多新币的补习费。 早在2015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公布的全球最大规模的中小学排名显示,新加坡是全球基础教育第一的国家。新加坡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连续多年超过世界其他教育强国登顶榜首,并获得数学、阅读、科学三项第一。此外,新加坡实行双语教育,每个学生除了学习英语还需要学习一种官方母语,比如华语、马来西亚语、印度语,这样可以让学生更为多元化,并且在全球化竞争的当下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 在新加坡上大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据统计,新加坡同一年读小学的学生中,每4个人中只有1个会进入公立大学攻读本科学位,而每年进入理工学院(类似国内的专科)的学生人数是进入公立大学人数的2.6倍。尽管大学升学高达75%的淘汰率反映了新加坡分流教育体系的严格,但也由此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2024年,TikTokCEO周受资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周受资可以说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经典成功案例”。新加坡精英教育,简单说就是层层选拔式分流,让优秀者更优秀、让普通人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的教育培养机制。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孕育出排名全球第8、亚洲第1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全球排名第26的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研学,行走的课堂 如果换个思路去了解新加坡,应该是研学,将课堂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接近600万人口的新加坡,面积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大,却拥有6所公立大学和1所公币资助的私立大学。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知名度较高,这些没有围墙的大学和社区融为一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 2月26日,中国平安“励志计划”新加坡研学营从上海出发,抵达新加坡开展为期三天的研学交流活动。研学团一行25人,主要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他们来自参加“励志计划”公益项目的83支队伍中获胜的9支队伍。 “励志计划”至今已举办了20年,累计奖励超6000名学生,发放奖金2100余万元,资助高校大学生开展社会调研和田野调查,深入研究,为解决社会问题贡献青年智慧。这次的研学目的地之所以选择新加坡,正是看中这里一流的教学资源、先进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医疗养老体系,以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 这次研学的安排紧凑,让新加坡的轮廓逐渐清晰。“励志计划”研学营的学员们到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与当地学生及教授交流;参观ECO环保公司、新生水厂、金融管理局、市区更新发展局,了解新加坡在低碳环保和金融方面的努力;走进海军部村庄立体养老社区,学习医疗养老的先进经验;在夜间动物园的朦胧月色中寻找动物的身影;打卡牛车水和鱼尾狮,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如肉骨茶、海南鸡饭、猫山王榴莲和咖啡...... 大家从一开始互不认识的拘谨i人,一次又一次地破冰,到最后全员e人,这也是研学的意义所在——很高兴认识你,新朋友。 “这是什么垃圾?”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邱博然同学,关心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全过程处置。从大一那年开始,他就和同学们一起锚定固废这一领域不断探索,深入走访132家社区学校和47家企业,收集1463份问卷,关注可回收物回收难、餐厨垃圾资源化低这两大难题。参观ECO环保公司过程中,他近距离接触到了课本所学环境、健康与安全知识,还发现该公司从卸料、危废处理,再到无害化处置方面与国内的同类公司有许多相似之处。 这趟研学,让他受益匪浅,也埋下了希望的种子。虽然他已拿到北京大学的直博保送资格,但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到新加坡学习更多。他说:“国与国之间总有差别,对应的制度和模式也就不尽相同。对外交流不仅能够了解别人,同时也更能明白自己。”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邱媛同学来说,这趟研学印象最深的是海军部村庄。她在这里看到,养老可以如此触手可及——垂直型甘榜(村庄)建筑容纳了十一层生活空间,把农场、医院、购物、居住、公共生活都包含进来。 复旦大学的任若琳同学认为,这次研学真正体会到了不同国家、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政策所带来的奇妙融合之感,每个人都对自己支持的一方充满自豪与辩证地看待。老话说得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新加坡虽好,但中国十四亿人、成千上万座城市,也会有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无论网上如何描述新加坡,想了解它都不如亲身来一趟。免签后丝滑入境,你也需要一趟“研习”,新加坡面积不大,市区的景点几乎都挨在一块,准备一双好鞋citywalk就能走遍;蓝天,阳光……自然中的一切在这里完美融合。中产们向往的生活方式,在这里都能找到。 3月12日,新加坡旅游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入境新加坡的旅客有144万人次,其中来自中国旅客逾3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的3万多人次,增加超过九倍。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游客来源地,激增的游客一方面是受免签驱使,另一方面是因为歌手TaylorSwift在新加坡连开6天演唱会(难怪你最近的朋友圈“含坡量”直线飙升)。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英国作家伍尔夫曾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己所能,想方设法给自己挣到足够的钱,好去旅游,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鱼线深深沉入这条溪流中去。” 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新加坡。作为一个世界交通枢纽和亚洲金融中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火锅”,汇聚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与中国互免签证后,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抵达狮城,正如新加坡旅游局那句slogan一般——心想狮城。

NCAA/北卡大学遭淘汰 下半场遭阿拉巴马逆转爆冷输球

第4种子阿拉巴马大学的尼尔森28日在终场前38秒完成一记「3分打」助球队翻转战局,让全美大学体育联盟(NCAA)一级男子篮球锦标赛传统强队第一种子北卡罗来纳大学爆冷以87比89吞败,无缘「菁英8强」。 NCAA男篮传统强队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队史曾6度夺冠,2022年也拿下亚军,28日上半场还以54比46领先,但下半场遭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逆转。这是阿拉巴马大学队史第2度打进「菁英8强」(Elite Eight)。 !function(v,t,o){var a=t.createElement("script");a.src="https://ad.vidverto.io/vidverto/js/aries/v1/invocation.js",a.setAttribute("fetchpriority","high");var...

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武器技术继续流向俄罗斯

美国商务部一名官员星期四(3月28日)表示,美国商务部最近几星期至少向20家公司发出了警告信,要求美国公司停止向600多个外国公司运送货物,因为担心这些物品可能被转移到俄罗斯,用于乌克兰战争。这是美国为阻止俄罗斯有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能力的最新举措。 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旨在通过切断对西方技术的获取来降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能力。然而,留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俄罗斯武器中仍然持续发现美国的零部件。 美国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MatthewAxelrod)在华盛顿举行的商务部年度出口管制会议上表示:“过去几星期,我们已向20多家美国公司发送了信函,其中都包含了600多家外国单位的名单。” 阿克塞尔罗德说:“我们已在信中要求这些美国公司自愿停止向这些单位发货,因为转运到俄罗斯的风险很高。”据了解,在乌克兰境内回收的导弹和无人机中发现这些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产品。 阿克塞尔罗德表示,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也一直在直接与美国公司的高级领导人接触,讨论他们可以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以帮助防止他们的产品最终流向俄罗斯。 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RichardBlumenthal)上个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警告,在受制裁国家的武器中发现的美国零部件正在“为不断增长且庞大的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燃料和支持”。 布卢门撒尔说,他二月作为国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乌克兰期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Zelenskyy)向他提供的文件至少记录了211个美国制造的零部件。这些部件是从留着乌克兰战场上的俄罗斯武器和系统中所回收的。 布卢门撒尔表示,已确定的87个独立零部件由四家公司制造:超威半导体公司(Advanced MicroDevices,AMD)、亚德诺半导体(Analog Devices,ADI)、英特尔(Intel)和德州仪器(TexasInstruments)。该国会小组此前透露,已向四家芯片制造商寻求信息,这些制造商均表示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和制裁。 基辅经济学院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兼外交政策副院长埃琳娜·里巴科娃(ElinaRibakova)此前曾表示,乌克兰国家预防腐败局(National Agency on CorruptionPrevention)已经确定了大约2800个非俄罗斯的零部件在回收武器中,其中70%以上来自美国。她指出,尽管出口管制一开始对俄罗斯有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变得越来越能设法规避这些限制,并利用松散的供应链管理来继续获取先进技术。 里巴科娃说:“销往俄罗斯的零部件往往是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她表示,美国公司在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生产这些零部件,而这些产品越来越多地被运往与俄罗斯接壤或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的经销商。 里巴科娃认为,为了加强现有出口管制的有效性,官方和组织需要私营企业的更多支持,以遏制关键技术流向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