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是时候正视人口周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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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舆论一波波袭来,但人口周期是长周期,其轨迹不易更改。什么因素在决定生育?经济学如何看人口问题?如何让软阶层真正敢生?

哲学家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人口,也构成大国的根基所在。

伴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催生舆论浪潮也日渐兴起。从官方数据看,2021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887.3万,对比此前数据继续下跌,20年是1003.5万,21年是1179万。刚过2022年,伴随着三胎政策放开,一些人口有关言论引发一波关注。有观点认为,“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此言一出,引发不少关注,在赚取一堆眼球和流量之余,并没有多大意义。

首先,姑且不说央行印钱的合法性与可行性;其次,即使真的出台类似基金,意义也不大。2万亿均分到5000万个孩子,不过4万,而如今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远大于此,更不用说时间、精力、社交、职场等隐性成本。最后,政府并不创造财富,任何鼓励生育的成本,其实都来自于其他人群的税收,如此直接印钞从效率到公正都值得怀疑。

在谈当下人口问题之际,我们不妨后退一步,回到历史,去审视经济与人口更大的图景。

1、历史:人口背后的经济动力

老百姓常说手停口停,人口人口,有人就有口,有口就有吃饭问题,而吃饭问题其实和经济息息相关,养活世界上多数人,并不是今天看来那样理所应当,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都曾经显得如此奢侈。

人口和经济的关系非常复杂。众所周知,经济学先驱马尔萨斯在十八世纪末就提出“马尔萨斯陷阱”,指出随着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资源只能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人类不可避免陷入饥荒战争与疾病的悲惨境地,因此遏制人口出生率势在必行。

现在流行的“内卷”,无非马尔萨斯陷阱的另一种版本,资源就那么点,人又那么多,因此竞争激烈也无可避免。在前工业社会,多数社会都处于这样状况,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同步增加,经济增加的较好的时候也无非是养活新生人口,这样就是清代“康乾盛世”的真实情况。清朝入关时,在籍人口大概是1400万,到了乾隆晚年,人口已近三亿;盛世典型特征不外乎人口增加,与此同时,人均收入却没有增加。彼时,人多地少、米价上涨、通胀、腐败、贫富分化等情况,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人是生产的主题,也消费的主体,但是这一认知,其实来自工业革命的成功。正如《人口浪潮》一书所言,“始于19世纪英国的人口加速过程,背后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这个复杂故事其实从经济学看来非常清晰,现代社会的特征,其实就体现为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也就是诺奖得主诺斯所谓的增长的根本特征。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等地成功与传播,世界开始出现新的模式,那就是在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也出现增加,并反过来促成世界人口出现爆发增长。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速又开始出现回落。从数据看,世界人口从混沌初开到1804年达到10亿,花费了数万年;从10亿到1951年上升到25亿,只花了大概150年;之后速度开始放缓,20世纪50年之前,地球人口数量大约每40年会翻一番,如今则是每60年翻一番。到21世纪,日本等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专家预期发达国家人口完全可能停止增长。

2、当下:多数催生无用

过去有句老话,愁生不愁长,但今天人们却说,能生不能养。从世界进入现代时之后,一个经济体,越养得起,越不容易生。

国外经济学家曾经说,“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其总生育率之间确实有一个反向的逻辑悖论。人们越是能够负担得起,就越不愿意生孩子,这似乎还是一个矛盾的结果。例如,在德国,每个妇女的生育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是今天的两倍(总生育率为2.4对1.3),而这段时间内实际收入翻了两番。”

与之对应,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收入国家占据人口比例,也在不断变化。世界银行把经济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其中,低收入经济体人口从1960年的4.5%上升到2020年的8.6%;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32.6%上升到2020年的42.9%;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37.5%下降到2020年的32.5%;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占比,则从1960年的25.1%下降到2020年的15.7%。

也就是说,低收入与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人口比例不断加大,而上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群体经济占比不断降低。以发达国家代表的OECD国家来看,其人口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从1960年的26.7%到2020年的17.7%。

影响人口因素很多,经济、政策、政治、宗教等等,但是总体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是一个长周期变量,其轨迹不容易更改。从经济学看,生与育,皆有成本,伴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以及女权兴起,生育成本对女性一路更是走高。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不应该为了提高生育率而走回头路。

对于生育鼓励政策效果,不可寄望太高。即使在北欧国家,福利一等,也有移民流入,但是整体生育率仍呈现下降趋势。

人口周期是长周期,这意味着不能轻易改变,也正因此,对于生育,只能鼓励为主而不是强制。不少学者,对于这点似乎并不很清晰。在计划生育时代,他们是反对计生的主力军,而随着生育的放开,他们反而成为站在政府身边鼓励生育的啦啦队。

本质上,生育首先是一种权利与自由,这一排序应该高于功利意义的算计,把权利释放给民众,是未来生育政策改革题中之意。

3、未来:如何面对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并不是通过解决人口从而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单纯刺激生育率不易,那么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承认现实,在低生育率的时代,如何应对。对于中国而言,其实更应该思考的是,一方面鼓励现有人群生育,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在不可避免的老龄化时代,如何应对。

就第一层面而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所谓的软阶层,是生育的主体,但是从我的不完全问卷来看,多数软阶层决定是否生育,其实取决于其时间资源与精力,与福利关系并不那么直接。在公众号徐瑾经济人的这个问卷,问“三孩放开,软阶层考虑么”,有大概3500人参加,其中只有5%表示会响应政策有所行动,其余88%表示不考虑,其余表示不知道。

生育在今天,很难讲是一个养儿防老的投资,而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消费,即情感层面的消费。如果不能理解这点,很多生育政策和配套产品,往往南辕北辙。事实上,陪伴与成长,这种偏情感层面的需求,不仅在孩子层面有,在宠物、电子玩具、粉丝等经济上也有体现,也是未来经济的主导之一。

就第二层面而言,我们对于老龄化社会,其实还是受到传统看法太多约束。在传统看法中,老龄人不熟技术、保守、不愿意消费等等。实际上,未来的老龄群体,就是今天的中青年,他们对于互联网、个人自由、消费升级等已经有自己看法。针对他们的产品,其实有很高的提升空间。如果能服务好老龄群体,盘活经济,其实也是一个有希望的方向。这样,理想的老龄经济,我建议可以称之为白银经济,它虽然和年轻人主导的黄金经济不能等同,但是也可以创造自身的价值。

要鼓励人们生育,其实真正需要鼓励的是,建立对于未来的信心。如果一个社会,大家能够拥有生养的能力,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彼此之间相安无事,这才是对于人力资本最大化利用。这样的社会,才会是多数人愿意生活而且为之努力的社会。说到底,生育,某种程度是对于文明赓续的一种信念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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