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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无一人是刀郎?不可言传的情绪 找到了切入口…

    刀郎发行新专辑《山歌寥哉》以来,其主打歌曲《罗刹海市》尤其被各方看重。在左中右三路人马的竞争性解读下,刀郎成了一个需要被重新看待的老歌手,而他的歌讽喻指向若何,正因为争执不下,演变成一场现象级的社会猜歌运动。

    左边的人说,刀郎的歌曲是新时代的大毒草,是皮里阳秋的抹黑。右边的人说,好啊好啊,刀郎的歌声像手术刀,无情地解剖了社会的丑陋面貌,深度力度广度无人能及;中立的斩钉截铁,你们都错了,刀郎不是骂人,他的歌也不是醒世名言,他就一唱歌的。

    无论左右,刀郎都处在被捧杀的悬崖边,舆论场里看似在热议他,实际在煎熬他,所谓祸福相依,杀人于无形,刀郎究竟是带刀的英雄儿郎,还是会成为刀下新鬼的薄命郎,且待下回分晓。但人们如此急切地解析一名歌手的社会批判意味,则相当罕见。

    刀郎新专辑的歌词借鉴了《聊斋志异》描画险恶世道的手法,他以流行的歌喉让更多人重新谈论这本志怪小说集。这不仅仅是讽喻文学的力量使然,更是蒲松龄笔下的世界,“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如赌命轮盘,到了古今“举世一辙”的地步。

    不管左中右自以为从刀郎的山歌寥哉中听到了什么,也不管这种自以为是的解读是否准确,至少说明他们的相同点:那就是认为罗刹海市不在刀郎的歌中,而在周遭的现实里。这个现实一直未被普遍地注意到,直到刀郎将他们棒喝至恍然大悟。

    刀郎《罗刹海市》成了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之作,这也意味着这个作品达到了文艺经典的标准,亦即:它可以被正反两个方面解释,这些阐释者无非是借作品浇灌各自的胸中块垒。这种情况下,往往意味着争夺解释权,变成毫无意义的举动。

    人类世界既在罗刹海市之中,也在罗刹海市之上,还在罗刹海市之外。根本而言,不是刀郎有多么厉害,预见了社会情势的反响,所以量身定做了先声之乐,而是中国普罗社会浩浩汤汤盘桓浪费至此,日夜蒸腾的大众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切入口。

    从“反击四大恶人”到“讽刺社会现实”,刀郎的歌迎合了全体阶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普遍情绪——这些情绪之间可以共通的很多,无法共通的也很多。一首歌做到了代表上中下的份上,这就是时代的歌曲,它的流行取决于形形色色与之共鸣的节奏。

    从讽喻意义上讲,罗刹海市马户又鸟们真不怎样,这也意味着当前社会也真不咋样。在刀郎的旋律响起时,过去那种“你站立的地方就是XX”,“你怎样,XX就怎样”的豪情,显得太矫情,太丢人了。就此而言,刀郎的歌是解构了一些东西。

    问题在于,如果刀郎讽喻的起点是社会这个“大局”,那它的终点在哪里?哪怕全民热议,但关于这个关键点是模糊的。认为刀郎的歌曲是骂“四大恶人”,这个理解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人们无形中将讽喻的刀锋向外了,认为自己有超越罗刹国的特权。

    所以,哪怕刀郎被争夺着成为矛、成为盾,但左中右对刀郎警世恒言中根本性的种族因素,到底是绝口不谈的。然而,只有在这个民族性上,罗刹海市的全部讽喻才能尽数落实,才动起来作尺度的丈量,而不是成为随立场挑拣的浅薄之论。

    歌曲很像文字,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不再专属于歌者或作者,听众和读者必定要参与到它的流传中,误解是常态,扭曲是常见,这是歌者/作者无法掌控的命运,却也恰恰是文艺的魅力所在、凶险所在。眼下这个阶段,刀郎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自己辩解。

    回头看,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时,刀郎尚居于中港流行乐坛的边缘。那时候,好音乐都有个特点,它们不是对情感的表达,而是对情感的逃避。20年后,中港乐坛齐衰落,刀郎挟劝喻之音成了孤勇者。使刀郎异于众星的不是他的个人性,而是全社会失望的延伸。

    《聊斋志异》虽是搜集民间故事而成,终究是聊斋先生的出世呓语。刀郎借异史氏的精神内涵一用,获得了喧腾之效。这个现象雄辩地证明,大量在道德上值得质疑的活动已让古今社会趋同。因为太多人困在较低的意识层面上,吟游罗刹海市的刀郎就成了那个带“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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