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层干部困惑:工作累又没多少钱,图什么?

“很多同学在外面挣钱,会觉得我在乡镇基层做这些事情没出息,给他们说我服务了多少人、解决了多少群众的困难,他们很多听不懂、不理解”;“我爱人说我工作那么累,又没多少钱,不知图什么?我就生气地告诉他,不能诋毁我的工作”。既为难、又热爱,这是基层干部内心纠结的真实写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指出,基层干部对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执行存在着一些困惑,对自身定位与角色认知出现了一些迷茫。

该研究自2021年3月在山东、湖南、陕西、浙江、河北等5个省的10个村庄开展,围绕“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共完成农民问卷529份,完成对基层干部、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的访谈154份。研究成果《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研究指出,基层干部的困惑和迷茫关系到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心理,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各项事业的稳步推进和现代化治理转型。基层干部的困惑和迷茫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首先,理论学习时间少,政策存在模糊性,理解执行不到位。调研发现,基层干部普遍缺少理论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对政策的领会较慢。一位基层干部说,“政策文件白天基本上没有时间看,都是中午休息时抽空看看;白天一般都不可能定下心来看文件,只有晚上才可能坐下来梳理一下”。对政策学习的欠缺常常导致工作中出现困惑和困难,尤其是对一些系统性、纲领性的文件掌握不到位往往导致工作中出现临时性、短视性或“一刀切”的做法。

此外,部分制度设计和政策本身存在模糊性,给基层干部带来了理解和执行的难度。例如,基层干部反映,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在政府部门之间就存在明显的分工模糊和工作交叉的问题。基层干部说,“工作苦不叫压力,协调不同部门以及过程性考核才是压力,必须尽快下达‘三定’方案了,否则名不正言不顺”。

其二,政策执行限制多,工作目标有偏差,路径依赖创新难。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往往缺乏自主性,存在唯指标论、唯过程论的倾向。一方面,政策限制性大,基层干部很难依据地方情况进行创新探索,工作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完成上级指令”而非“促进地方发展”。

另一方面,严厉的问责机制倒逼执行政策简单化,“一刀切”虽然饱受诟病,但也意味着不会犯错误。一位基层干部说,“基层工作就是宁可不办、办砸,也不能违反程序”。在此理念下,开展工作必然出现路径依赖,因为按照老方法一般不会出错,但同时也必然限制了探索和创新。

其三,群众高度依赖政府,群众发动有困难,群众参与不积极。调研发现,群众在乡村很多工作中产生了明显的依赖思想,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有基层干部指出,“乡村很多工作是干部干、群众看”。调研显示,农民认为乡村的产业发展、环境治理、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主要靠村干部的比例分别达到37.3%、53.5%、54.6%、76.6%。有村民说,“村里大小事情都要靠干部,没干部什么事都办不成”。

这种依赖性思维反而会加剧群众对集体事务的冷漠,不少农民认为乡村振兴就是要等国家拿钱来振兴农村,导致基层发动群众存在现实困难。此外,群众在网络上看到其他地区的基层服务领先于本地,也会产生不理解或抱怨,给基层的群众工作增添了新的困难。

其四,资源配置倒挂,人财权缺乏,基础管理缺乏支撑。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都将人、财、权等资源的缺乏视作基层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其五,督导考核频繁,指标空洞化,减负政策落地难。调研发现,督导使得基层干部疲于应付,考核本身反而成为了基层工作的核心目标。一是检查暗访多。不同部门都频繁下基层,但他们一般只检查、不指导。二是过程考核重。现在片面强调工作留痕,不顾基层现实,使基层干部都变成了“表哥表姐”。三是评价体系空泛。一些考核评价的指标体系不仅脱离实际,而且非常繁琐,老百姓无法理解,很难掌握真实情况。四是问责压力大。一票否决的事项过多过杂,属地管理与维稳政策导致畸形治理。一位基层干部指出,“上面下来检查主要是为了挑问题,常常会以少数村民的意见来否定基层工作,而不顾大多数村民的意见”。

其六,年轻干部彷徨,扎根基层难,心理落差大。

其七,职业认同有危机,缺乏社会认同,基层心声缺乏表达。调研发现,基层干部长期与农村、农民打交道,面对外部世界的冲击,极易产生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形成职业认同危机。

研究指出,在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应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的期待与困惑,深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认知,通过促进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更好地发挥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研究建议,应加强政策文件的传达宣讲,加强和完善干部培训体系;政策执行应给基层留下一定空间,建立更加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应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扭转农民等着政府拿钱振兴乡村的思维;资源配置应进一步向基层倾斜,给基层提供更多支持;应破解基层形式主义难题,通过系统性支持,化解基层年轻干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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