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1日，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合影
我们本专栏周一刊发和播出的文章《刘亚洲居然是美国中情局“黑名单”里的“死硬”共产党员？ 》中介绍了中国内地的毛左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给刘亚洲开列的四大罪状之三是：“试图借史喻今，借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巨大分歧和争议，从西路军失败中解秘、印证中央战略决策指挥错误”。
但事实上当时的刘亚洲之所以对“西路军”史有着特殊的兴趣，首先是为了实现自己岳父李先念的遗愿。
一篇题目为《西路军：那段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的党史文章概括说：西路军，在中共党史上几乎成了“悲壮”的代名词。1936年10月，以红四方面军主力的2.18万人西渡黄河，后被命名为“西路军”。在仅150余天时间里，这支军队在河西走廊血战到几乎全军覆没。除400多人在陈云、滕代远接应下到达新疆外，7000多人阵亡，被俘遭虐杀活埋5600名，最后被营救陆续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辗转回到家乡。
刘亚洲主持国防大学工作期间最为敬重的军史专家朱玉教授介曾介绍说：“当时红四方面军有4万多将士，战斗力最强，而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从土地革命时期的血与火战争中杀出来的骨干和子弟兵，占当时红军总数的2/5强。”
这个朱玉教授是中共解放军中仅有的几个获授中将军衔的军史专家，是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执笔人和《徐向前文选》及《李先念传》（上卷）的主编。
中共党史上对“西路军”的评价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直都是遵行毛泽东的定论。1937年12月，毛泽东在召见李先念等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评论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对如此不顾事实，甚至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论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数侥幸活了下来的前“西路军”将领为了“顾全大局”而隐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后被中共党史、军史界誉为“给西路军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军”疑》，才为还原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打开缺口。
如上故事如果详细介绍至少也要数万字篇幅，这里只能跳跃式地简述一下。
1980年12月2日，此前不久才被安排到徐向前元帅办公室任职的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因为话题敏感，在曾经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陈明义的支持下，几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干份，以“为修改战史提供参考”的名义，发到红四军的老干部手中。此后，朱玉又发表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和《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两篇文章，都仅限于在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
与此同时，朱玉的这篇《“西路军”疑》，出现在邓小平眼前。邓小平对文章非常重视，将《“西路军”疑》批给了李先念。李先念被朱玉称之为“西路军的骁勇战将之一”。
朱玉本人日后的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也没弄清楚，小平同志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篇文章的。”但刘亚洲弟弟刘亚伟的一个朋友曾经对笔者说，“圈子里”的人都认为这事与刘亚洲有关，不排除是他鼓动自己的妻子或者大舅哥通过邓小平的子女打通了关节。
当时的刘亚洲还只是空军政治部的营级干事，其舞文弄墨的涉及领域正是从读过了朱玉的《“西路军”疑》而转向军史及其他军事内容的。
当时担任李先念秘书的程振声回忆说：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文中明确说：“……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在起草《说明》的过程中，李先念曾选出29份重要电文，先送陈云阅——陈云是1936年冬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陈云住所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留下来和陈云单独谈话，又提到西路军问题。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程振声解释说：“‘全件’是指当时还选送了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阅同意了这个《说明》。”
但是，即使是邓小平对“西路军“的历史已做出公开表态的情况下，当年对”西路军“的重新评价仍有巨大阻力。198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仅因片头解说中有“西路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一段，便被责令将拷贝全部收回，砍掉这几句话后再发行……。
更有甚者，1991年，党内理论左派把持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对西路军问题，仍沿袭此前毛泽东的定论。李先念得知后，非常生气，他当即给中央党史工作小组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严厉斥责说：“‘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1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不得已的情况下，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亲自出面安抚李先念，责令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做出检讨，，而已经印刷的书籍被悉数收回，修改、重印。
有党史资料记载说：直到临终前的几个月，李先念还经常向刘亚洲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西路军悲壮的一幕：战士们自动排成左右两排厚厚的人墙，掩护李先念、程世才和军部机关从中间通过。敌人的子弹一排排地射来，许多指战员倒下去了，鲜血染红了通道……。”
临终前李先念还叮嘱守候在身边的儿女刘亚洲等人：“再让国家花一次钱，把我的骨灰撒在祁连山。”
1992年6月21日，此前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李先念病逝于全国政协主席任上，享年83岁。
1992年7月2日上午,刘亚洲等众子女和李先念身边工作人员随同岳母林佳楣乘专机飞抵甘肃张掖军用机场。而后转乘撤骨灰专机掠进祁连山麓……。完成了李先念的遗愿。回京后，刘亚洲就接到了任职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调令。
就在李先念去世当年，笔者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发了《五十年前冤魂尚未昭雪，未亡人又成新鬼——李先念与中共西路军恩仇记》一文。文中说：今年六月份辞世的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哀荣备至。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李先念一生中追随中共几十年，其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并不得志，尤其是当年在毛泽东手下，一直是扮演着一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的可悲角色。原因就是他在三十年代曾是被毛泽东所排挤打击的中共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旧部。
2001年11月7日，江泽民以总书记身份在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作用。这是继1983年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十二届中央常委明确表示赞同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之后，中共中央对西路军所做的公开结论。而刘亚洲也正是在此大前提下才放手大写特写“西路军”血泪史的。实在算不上是“离经判道”。
2015年底，刘亚洲与中共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秦天一起，专程赶到红军西路军古浪战役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鲜花并默哀致敬。
当时的秦天刚刚从刘亚洲手下的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任上被提拔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日后的秦天又担任过武装警察部队参谋长和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
这里要特别穿插一句，这个秦天虽然日后也未被习近平进一步重用，但在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位置上超龄退役后，还是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的二线职务。相比于这位武警退役中将，此前的刘亚洲以国防大学上将政治委员之身未满65岁即被“一退到底”，至少可以证明习近平当时已经对刘亚洲“成见颇深”。
中国境内的毛左们批判说：“刘亚洲以研究历史教训为由，以此印证中央决策指挥错误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刘亚洲借史喻今，质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挥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并由此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抵制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才是刘亚洲主张研究西路军历史的真实目的”。
但如此“上纲上限”的评论内容实在是委屈了刘亚洲。
曾经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生前在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中披露过中共政权因人废史的两个例子，一是因“批彭”而掩饰军史，一是西路军事件。在揭露中共当年的官修“西路军”历史的谬误部分，李新介绍道：甘肃高台平原大队有不少西路军当年失散下来的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西路军当时的情况。过去教党史时，就知道西路军是在甘肃高台地区被马家队伍打败的，现在既然来到离高台不远的地方，当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来1936年，三路红军即将在陕北会师，党中央考虑到陕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贫，难以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决定向外发展。于是首先进行东征。东征军对阎锡山作战虽然取得胜利，而阎却因此引来十万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相援。党中央为避免内战扩大，便回师陕北。
随后，又决定举行宁夏战役，向西发展，希望通过宁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远方(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后来宁夏战役计划没有实现，已经渡河的红军便称为“西路军”。
……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于1936年渡河，完全是为了打宁夏，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绝不是像《毛选》第一卷有关注解中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张国焘的命令”。至于11月改称“西路军”，不但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决定。
李新更具体地回忆说：我到甘肃高台考察时，对西路军的原委尚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根据高台一战的地形地物和残垣废垒，想象当年红军顽强奋战的情形，既无限敬仰，又不胜感慨。我弄明白了这次战斗是1937年3月的具体日期之后，心中又极为愤懑。.
《毛选》中，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可毛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1936年，他怎么能在1936年就预见到1937年西路军的失败呢？很显然，这是毛著编委们帮助整理成这样的。
李新还回忆说：（当年）“西路军的前进、停止、后退、再前进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这些指示又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发出的。西路军除很短的时间失掉和中央的电讯联系外，凡能通电报的时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军失败的这笔账挂在张国焘的头上呢？尽管张国焘的错误很多，“罪该万死”，也不能如此对待呀，更何况西路军有两万多人呢！无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军所有的同志都对此始终不服……。
李新在回忆 录中总结道：“对于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我此时才有所领悟。”
相比于李新，当年刘亚洲在其有关“西路军”史实的著述内容中，根本未着眼于揭露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角度，只是更多着墨于西路军牺牲将士们的惨死和幸存者的苦难。而这正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所谓“拿党史国史说事”，“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详细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本期节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讲）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