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项有意思的世界之最,它是世界上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场、饭店公厕。
这些马路边的公厕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个管理间,那也是公厕环卫工人的家,很多人吃住都在那里。
不久前我在北京的很多胡同转了转,去体验了一下住在公厕里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北京。
厕所里的家
刘军的家在雍和宫附近一间公厕里。
家只有两平方米,放一张半人高的柜子,留下一个过道,就挤满了。如果要睡觉,他得踩着梯子爬上阁楼,那里更局促,顶多能坐起来。
家里没有空调,阁楼有扇窗户和一台电扇,天热了就靠它们。
刘军的全部家当,除了衣服就是柜子里塞的电磁炉、电水壶和电饭锅,此外便无其他。
他是一个环卫工,和媳妇一起住在公厕的管理间,关上门就很难和真正的厕所区分开。
相比之下,另一个环卫工张元民的家宽敞些,但也只有五平方米,床板是拼起来的,床和置物柜中间留下一人宽的过道,不用每天爬上爬下睡在阁楼里。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公厕最多的城市之一,共有12769间市政公厕。
这些公厕按等级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和三类以下,其中一类和二类公厕都是可以住人的,要求24小时有服务,一共有7354间。
但不管一类还是二类公厕,住人的管理间都差不多大,不会超过一张床加一个柜子的面积。
条件稍好一点的,比如景山旁的一个厕所,前两年给管理间也装了空调,让冬天和夏天不再难熬。
对住在这里的人来说,最麻烦的是洗澡。刘军两口子来了两个月,至今没有洗澡,只有晚上没人的时候,躲在厕所里擦擦身子。
吃饭也在厕所的家里。刘军两口子每天买菜,最常见的是土豆和白菜,偶尔会有辣椒和菠菜,总之什么便宜买什么。
其实环卫工人也有食堂,每天五块钱,但吃得很差,“我们每天吃的,萝卜、白菜、土豆、豆芽,就这几样,还咬不动”,张元民一边吃一边把碗里的豆芽都挑了出来。
张元民和媳妇都是公厕环卫,他每月工资三千九,媳妇四千,两口子每个月除了吃饭,花不了钱。
原本张元民一个月话费也只有8元,现在因为每天要给厕所拍照片汇报工作,才多充了20块的流量。
刘军两口子也都是公厕环卫工,除了刘军抽烟喝酒花点钱,都存起来,两口子一个月至少能存六千。
像刘军和张元民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环卫工人,把24小时的全部衣食住行,都藏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家里。
打扫了北京15年
15年前,张元民刚来北京就住在厕所里。
他不是没有想过干别的,在甘肃老家时,张元民卖了十年水果,但他太实诚了,从不缺斤少两,被同行排挤,挣不到钱,最少的一年连2000块都没有。
为了养家,2008年7月1日,39岁的张元民带着媳妇第一次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沉浸在迎接奥运的火热气氛中,也在进行第四次“公厕革命”,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3年里新建公厕1891间,改造3118间。
张元民夫妻投入到了首都的厕所建设事业里,在长安街的长安商场门口,他们当上了“所长”,一人负责男厕,一人负责女厕,一个月一共挣两千块钱。
也是从那时起,北京对公厕的卫生要求开始变得严格,“在公共厕所里,任何时段都应做到苍蝇少于两只,废弃物停留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2012年,离开公厕后,张元民两口子又开始在西城区扫地下通道。
在张元民眼里,这份工作至今令他怀念:有社保,一天只用干8个小时,虽然没有休息日,但节假日三薪,逢年过节还发几百块钱,两口子发了100斤大米根本吃不完。
每天下午下了早班,张元民还会去做兼职,在西单管理自行车停放。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环卫,把杂乱的马路变得干净。
做这份兼职时,张元民一人管着十几个人,拿了块“先进个人荣誉证书”的奖牌和两箱饮料,奖牌至今还留在老家。
靠这两份工作,张元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六千块,让他可以花钱在鼓楼租房住。他以为自己的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但他错了。
2018年,这份扫大街的工作因为要给北京人干,单位把他们三十几个外地人遣散了。
之后,他和媳妇先是去了金融街一栋大厦做保洁,然后去了一所学校做保洁。但随着年纪变大,媳妇已经拖不动沉重的垃圾袋,他们又离开了那里。
北漂15年,他们无路可去,所以今年又回到了公厕。
张元民去过北京很多景点,但提到北京,他最想说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胡同里的人常把污物泼得到处都是,便池里总出现各种异物,尿不湿、卫生巾甚至是各种生活垃圾,反复提醒也没用,每次都是张元民捞出来。
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因此不和任何人说话。“人家本来就看不起我们,还跟他聊啥呢?”
但张元民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说自己以前也是个很幽默很爱聊天的人,“现在叫生活弄得话也不会说了,啥也没心情了,干啥都没心情。”
最大的愿望
跟张元民不同,刘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尔滨农村种地。种地越来越存不下钱,他两口子就在附近打零工,因为没有技术,只能做些纯体力活。
如今他59了,体力活干不动时,在网上刷到北京中介在招保洁,一个月有四千块。今年2月,刘军背着一个大兜子,媳妇推着行李箱,坐着火车来到北京,住进了公厕。
他觉得这份工作并不累,只不过除了吃饭,就几乎不能离开厕所。
到北京的第一个月,他的媳妇哪儿都没去过,就守着厕所。刘军负责的厕所就在胡同另一头,她也只去过一次。
第二个月,她才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出去看看,能找到胡同的超市,也能走到胡同口再找回来。
没有什么人会和他们说话,即便同事之间也是点头之交。离他们家最近的公厕,只有不到一百米,住了一对河南夫妻,但因为口音太重听不懂,双方平时只是打个招呼。
胡同里的人也让刘军紧张。一次,他穿着工作服,在一个胡同里找厕所,被一个老太太一直盯着。她警惕地说,这里没厕所,让他赶紧出去。刘军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小偷。
至于北京的那些著名景点,跟他们更是毫无关系,即使他们的家步行到雍和宫只需要五分钟,却从没想过去那。
刘军只尝试去过一回天安门。那是下午1点左右,厕所没啥人,他穿着工作服,偷偷骑着自行车就往天安门那边去了。
以前,他只在手机直播里看过升国旗、降国旗,那天他想去看看真国旗。
但骑到天安门附近时,他被交警拦下来,说是逆行,再往里走还要刷身份证。刘军没见过这阵仗,怕惹麻烦,又骑回了公厕。
北京还有很多东西刘军也没见过。他住的厕所对面,是一个神秘的四合院,没有牌子,大门紧闭,总有一个穿着得体的年轻人接待偶尔开来的轿车。
在拥挤的胡同里,这个四合院甚至拥有一个车库,卷闸门轰隆隆升起又放下。
刘军不知道里面是干什么的,穿着得体的年轻人也不跟他说,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俩都是打工的。
再过一年,刘军就要60岁了,到时候他可以领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多。两口子要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因此打算继续留在北京。
张元民也还得多干几年,为未成家的两个儿子攒钱。没有别的本事,张元民只能认认真真地把厕所擦了一遍又一遍。
刚来的时候,地板上、便池里、墙壁上全是黄色的尿碱和各种冲洗不掉的污物,张元民只能用最传统的解决办法——钢丝球,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刮干净。
小便池里不通水,厕所里也没有洗手的水池,他只能用5升的水瓶去接大便池里的水,再用来清洗小便池。
还有一些并不太常见的污渍,前几天胡同里有人把吃完的火锅汤倒在了便池里,等张元民看到的时候已经凝固住了,还是只能用钢丝球,弄完这一个便池就花了半个多小时。
“这活干得特别憋屈,他们就检查厕所卫生,也不检查我们个人卫生。”
但他并不因此而对工作松懈,他怕连扫厕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既然干上了就再勤一点,跟洗碗一样,人家擦两遍,我擦四遍,人家转两圈,我转四圈。自己别给自己找事。”
每晚8点半以后,张元民依次检查完三个厕所的情况,拍完照发到群里,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无人时,他拿起车篓里的两块红砖快速挥动,锻炼臂力,再趴在环卫小车上做几个俯卧撑。这是枯燥反复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放松时间。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尤其是老乡,不想让自己“失败又狼狈的一生”和现在的身份,影响到两个还没有成家的儿子。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个8小时制4个工休的待遇,很想,做梦都想。我这点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太离谱,太奢侈,是我吃多了还是喝多了,我也搞不懂,但是这点想法不过分吧?”
我认识刘军的那一天,他们两口子留我在家里吃了一顿饭。
他们从柜子里取出了小电饭锅和大米,特意用桶装的矿泉水煮了这锅饭。电磁炉放在地上,阿姨蹲在地上,炒了一盘西红柿鸡蛋。
我去附近的凉菜店买了一点牛肉、鸡爪和一瓶二锅头。
开饭的时候,我们围坐在厕所门口,在椅子上垫上报纸,摆好菜肴。
阿姨很快就吃完了,我和刘军几乎喝完了一瓶酒,我的头晕乎乎的。
我走的时候,阿姨似乎和我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喝大了。
但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并不是真的那么微小,而是可以被更多人听到。
(应故事讲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