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来，周彤的母亲一直在为女儿的清白四处奔走申诉。
2005年8月，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13岁的周彤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他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很快，周志章、王娟和荆勤守都被判刑。荆勤守被判嫖宿幼女罪，这意味着从法律层面上，周彤的遭遇被认定的不是被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她的母亲希望通过继续申诉，改变这一局面。
曾被至亲出卖，给周彤的生活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创伤。她会独自在家，冲着空气喊叫，以宣泄掉内心的冤屈。她的母亲张霞也备受打击，愧疚令她不停奔走。
不论对女儿还是母亲，这都是一场漫长的心理重建。如今周彤32岁了，她穿过婚纱，也当了母亲，开始尝试与世界和解，母女因此事被摧毁的人生废墟上，现出了些许生机。
4月19日，在30平的公租房里，在母亲的陪伴下，周彤开口讲述她的伤痛与求生。
*文章来源：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不断被打破的平静
18年来，妈妈为帮我申诉，常年奔波于北京和长春之间。
有很多次，我想对她说：要不算了，都这么多年了，告不赢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心里有巨大的不甘。每次母亲尝试申诉，需要我出面的地方，虽不情愿，我还是会参与。每次希望升起来，最后又都以失望告终。日复一日，均是如此。
2005年8月，我14岁，在铁北四路生父的家中，我被一个叫荆勤守的中年男人强奸。事后我了解到，这场强奸的幕后策划者，是我的亲生父亲周志章及其女友王娟。之后，周志章和王娟又两次把我卖到洗浴中心，让我经历了一生难忘的黑暗生活。
事发一年后，妈妈配合警方，抓获了王娟、周志章和荆勤守三人。又过一年，2007年7月11日，妈妈拿到两份判决书：王娟和周志章因介绍、容留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荆勤守因嫖宿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嫖宿幼女罪的构成要件，是具备有效同意，这意味着我经历的那场噩梦，不是强奸，而是“自愿进行卖淫”。这个判决在之后的18年，让我和我的家庭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我孩子怎么会卖淫呢？”不久前，家里来了记者，妈妈试图用自己的逻辑，说服对方相信我的清白。
她会给对方提起我爱干净的性格，提醒对方我说话的方式，文绉绉的，“我们彤儿，之前学习可好了。”还有强调我们家曾经的富裕——我在小学时，世纪之初，就拥有了一部手机。
她只要接到话茬，就会滔滔不绝地描述。我有时候听得尴尬，只想逃走。
我曾对妈妈带律师或记者来见我这件事，感到无比恐惧。想到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暴露，进而影响到现在的生活，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就会从胃里翻涌出来。
更加难过的是问答环节，不论是问起我的过往，还是当下的生活，我都止不住大哭。我的生活是经不起细想的。
2005年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来不会主动回忆，那些记忆只会在噩梦到来时，把我吓醒。每当我述说它们，那个逼真的场景，就会清晰地展现在我眼前。有时我会害怕得必须用口罩遮住眼睛，不断揉乱头发，才能保持当下的现实感——那件事已经非常遥远了。
几次问答，妈妈都在不远处陪着我。她不敢打扰我跟律师记者们的对话，就给自己找些活干，收拾旧衣服，扫地抹桌，或是整理冰箱里的饭菜。听见我失声大哭，她会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小跑过来，抱着我的头，一边摸我的头发，一边说：“大宝贝儿，咱不哭，人家是来帮咱的。”
这些会面，我会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对方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就跟妈妈说，我想回家。如果他们放我走，我再接着问妈妈，是不是下次再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直到妈妈回复，“嗯呐，再也不会了。”我才安心离开。只是没过多久，又会有人找上门来。
起初我不解，我的日子正在逐步回到正轨，妈妈为什么要不断打破我的平静。
2013年，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长相平平，大我9岁，手上有遗传病留下的大块瘢痕，没有正式职业，偶尔去饭店帮忙送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里，我坐在椅子上不说话，他静静地坐在旁边陪着我沉默。2小时，我们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到了下午，他向我道别回家。
不久，这个男人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是个能让我感到安心的男人，他从不问我的过去。
婚礼是妈妈筹办的，在当地的小酒楼里，总共请了十一桌人。继父家的亲戚请了四桌，妈妈家这边请了七桌。我穿上妈妈挑的白色婚纱，站在台子上，跟男人完成了仪式。
婚后一年，在产房，我生下儿子毛毛。如今毛毛已经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吃饭时他会主动告诉我学校里发生的事。
有一次他放学回来，突然扑过来，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儿子软乎乎的小脸蹭着我的脖子，我心里顿时炸出了“欣喜”的感觉，那是我很久都没有体验过的正向情绪。
婚姻和孩子给我带来了很大改变。我丈夫老实又顾家，每天出门赚钱，按时回家做饭和接送孩子。闲下来时他就呆在家里看看电视，我就在不远处的卧室躺着，听到电视传来微弱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在陪着我。
现在我的生活里只能容纳3个人：妈妈、丈夫和孩子，其他人我都拒不来往。
但即使是最亲的人，我也难以亲近他们。
毛毛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跟他分床睡了。我和我丈夫说，“你把毛毛接去跟你睡吧，我只能一个人睡”。丈夫没有多问，把毛毛接去跟他睡在另一间卧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孩子躺在一起过。我害怕跟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感觉，即便那个人是我丈夫和儿子。
我也想承担起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我努力去接送孩子，但是成功的次数极其有限。
我无法跟陌生人接触，送孩子去学校时，校门口很拥挤，来来往往都是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每次这些陌生人碰到我，或者只是跟我擦肩而过，我的身体都会不自觉地紧绷，肩膀紧缩，有时候我要闭着眼睛，平复很久才能缓过劲来。
出门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非要出门，我会提前计划好。有时我会提前两天做好心理准备，临到要走，我就看着那道通往外界的门，心想：我可不可以不出去呢？十次中有九次，我告诉自己，没必要。最后，我又索性躺回床上。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在床上。多数时候我闭着眼睛，如果有点力气，我就睁眼看看天花板。心情特别不错的时候，我也会刷手机，看看新闻，或是看一些玄幻小说，比如《盗墓笔记》，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大部分时间，我就是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一躺躺一天。
我躺下的这些年，跟我来往过的人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我再也没有交过新的朋友，跟小学同学我也只是在微信上聊天，从不见面。每当他们试图约我出去，我就说：“不去，在睡觉”。久而久之，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喜欢睡觉、很少出去的人。对他们来说，睡觉是我的爱好。
跟家里的亲戚，我也不来往。我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舅舅，前几天，我去我妈妈家，她想叫舅舅开车把我送回家，我立即拒绝了，夺门而出。我妈知道我的脾气，没多劝我，只是在门口对我喊：“我把打车钱转你，注意安全。”
我头也没回地走了，我无法想象和舅舅在单独在车上的场景，他一定会对我说话。太可怕了。我只想打一个陌生人开的车，立即回家躺着。
有了丈夫和孩子之后，我开始对平静的生活有了一种眷恋，不想再去打破。可妈妈却不断用申诉这件事，把我带回到当初的场景。
不久前我才意识到，故事还有另一面。妈妈觉得对我愧疚，她想为我做些什么。申诉是她在照顾我情绪，维持我的生活之外，能帮到我的另一件事。她在用这件事赎罪。
我和妈妈都是受害者
2005年9月，东北的气温开始下降。妈妈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回来后，我一直用被子裹着自己，沉默地把自己封锁在床上。
大概过了十几天，我积攒了足够的安全感，再加上妈妈一直抱着我，哄我。我告诉了妈妈我所经历的一切。
妈妈听完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她想从我们住的骑楼上跳下去。
继父把妈妈拽了回来，他安抚悲痛欲绝的妈妈，说：“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彤儿没了你可怎么办？你可是她妈妈啊！”十几年后，当继父身患肺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弥留之际，他抓着妈妈的手，说了同样的话。
很长一段时间，我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糟糕。
我常觉得她疏于对我的关爱，也不能体察我的心情。在跟她的一次次争吵中，我慢慢拼凑出她的生活，才开始逐渐理解她。
有一次，妈妈从朋友那里，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宾馆前台，月薪3000元。我很愤怒，差点想打她。那天，她话音刚落，我就大吼：“你嫌我不够丢人，你让别人看我舒服啊！”我控制不住怒火，直呼妈妈大名：“张霞！”
我当时想的是，她怎么能够为了3000元，让我每天对陌生人迎来送往，难道她看不见我对陌生人有多么排斥吗？
我经常在家毫无理由地尖叫、大喊。像有一股无名怒火要撑破我胸口。又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妈妈大吼，她对我说：“大宝贝儿，你妈有脑梗，你再吼，你妈死了，你该怎么办？”我才知道她有脑梗。后来我知道，不仅是脑梗，她还身患多种慢性疾病，心脏病、糖尿病、神经病变。
还有一次，我觉得日子到了头，向她要钱，她不给，我们吵了起来。吵到激动处，她把在北京申诉时的住所拍给我看。
屏幕里，黢黑一片。那是一个昏暗的五人间，40元一个床位，没有家具。妈妈举着手机，拍着这个残破的房间。
妈妈从2007年开始为我申诉，这之后她的生活水平一路滑落。
她卖掉了房子，租住在每月房租四百元的公租房里。去北京申诉，几乎很少吃饭，有时候一个馒头就撑一整天，问起，她就说，有糖尿病吃不下去。她缩减开销，衣服也只穿我剩下的。
妈妈总是自责。不止一次对我和他人说起，她总觉得整件事是她引起的：如果当初离婚时她没有答应把我判给父亲，18年前她就有理由拒绝让我去亲生父亲家，我就不会被强奸；如果第一次她把我从洗浴中心救出来时，就坚持让我跟她回家，我就不会第二次被卖去洗浴中心。
“妈再也不撒手了。”她经常说起这句话。
最近这次妈妈回来，我明显发现她变老了。脸上多了不少褶子，走路也不稳，只能摇摇晃晃地挪动。
我总看见她在吃药，说不清有多少种。被我发现，她就自嘲，“妈现在是个药坛子了。”我很想跟她说句对不起。如果没有我，她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她本是个爱笑、幸福的女人。
我以前觉得，2005年那场伤害中的受害人只有我，这些年逐渐明白，还有一个人，受着跟我近乎同等的伤害。我的妈妈，张霞。
遭遇不幸后，我身心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妈妈都看在眼里。
刚结婚那会，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突然怒火中烧，大喊了出来，丈夫听到后，问我妈妈：“你女儿是不是有病？”我妈跟他说：“没有，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妈妈和我默契地向我的丈夫保守着秘密。
反抗、沉默与爱
世纪之交的长春，经历了下岗潮的工人，挣扎在生存线边缘。一些女性下岗工人无奈之下被迫从事色情行当，这在当时并不少见。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至少就有80多家歌舞厅和按摩店，其中多数店面，都提供性服务。
有不少小姐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家人，正在从事性服务。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性服务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们家庭条件不错，继父在石油公司上班，妈妈卖水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小学期间我寄住在老师家，老师照顾我吃饭起居，辅导我写作业。我的成绩也不错，成绩一直在年级前五。我们一家本本分分，本应该跟性产业沾不上边的。厄运不知道为什么找上了我。
在小升初那个漫长的暑假，有一天，生父周志章给我打电话，他说：“听说你初中就要去住校了，爸爸以后很少再见到你，你去我那里陪我呆几天吧，爸爸想你。”
挂了电话，我给我妈打过去，问能不能去，我妈同意了，只叫我路上小心。
我不叫他爸爸，我叫他周志章，每次叫这个名字，我都牙根痒痒。
我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跟我生父周志章协议离婚了。爷爷再三央求下，妈妈同意让周志章抚养我，他家那时倒腾粮食，比较富裕，妈妈以为我跟着他生活会变好。事实证明，爷爷奶奶待我很好，周志章对我却非常残暴。
和周志章住在一起时，他几乎每天都打我，有时是喝醉了打我，有时没有理由，看见就打。久而久之，我形成了惯性，他一抬手，我就抱着自己，开始发抖。
恐惧已经刻在我的骨头里。和妈妈一起生活后，周志章每周都要来找我，每次他说要来，我都告诉妈妈，我愿意。我怕我不同意，他又要打我。
我承认，当时我对周志章不只是简单的趋利避害的恐惧，还有被血缘强加的复杂的依恋。爷爷去世后，周志章没了工作，我经常担心他过得好不好。有一次，我继父给我零花钱，我给周志章送去了，回来后妈妈骂了我一顿。我跟继父和妈妈在吃饭，看见眼前丰盛的菜肴，忍不住哭出来，求他们给周志章送去一点。
图 | 周志章家原先的位置，现已被拆除
2005年暑假里的那天，天气很好，我穿了一套运动服，收拾得干净利索。不一会，周志章来接我，路上，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他说一句，我就立即回应他。我知道，我不快速回应，就会被打。
很快我们就到了他的住所，距离妈妈家不到10分钟路程的一处平房里，大通间，家具很少。我去到那里住了下来，每天我坐在床上看电视，周志章在不远处喝酒，他的女友王娟也在。
相处了一周后。有一天我独自在家，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一进门就开始撕我的衣服，我激烈反抗，跟他扭打，不论是推他还是踹他，都没有用，我太小了，我力气根本不够。我也叫，没有人回应我。他掐住我的脖子，威胁我：“再喊就打死你。”我尖叫：“不要靠近我。”
但完全没有用，后来我绝望了，僵在床上，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活下去。我身体上感受到疼，很疼很疼。
不知道过了多久，男人走了。等我恢复理智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蜷缩在床靠着墙的角落里。
周志章跟王娟回来，周志章恶狠狠地说：“你以后不要回你妈那里去了，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杀了你和你妈。”
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灾难，周志章——我的生父是知情甚至同意的。我好恨他，想对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是我亲生父亲啊！“当时我说不出口，我怕他打我。
过了几天，王娟说要带我出门。我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还心存侥幸地想，她应该是带我回妈妈家，一切都结束了。但车子到达目的不是妈妈家，是一家叫清水洞的洗浴中心。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很黑，只有一张床。
刚开始时，我疯狂捶门、大喊，以及反抗，都没用。
期间周志章来洗浴中心看过我几次，向我要钱。我告诉他，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我要联系妈妈，他不让。
那是2005年8月，我13岁，身高只有一米四。
在洗浴中心，我每天都想着，我要活下去，我要给妈妈打电话。
一次，趁看守不注意，我拿到手机，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妈，救我。”话音未落，手机就被夺走挂断了。
妈妈又打回来，从接电话的年轻男子口中问到我所在的洗浴中心名字。她去派出所报案，在一名民警的帮助下把我救了出来。
民警把我从黑屋子里接出来时，我穿着洗浴中心给的吊带裙。妈妈见到我，一把把我抱进怀里，哭着问我，“咋回事，你咋会到这里来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抱着她哭。
民警对我妈说，“你把孩子领走吧。”妈妈点了点头，对我说：“大宝贝儿，走，跟妈回家。”
我退却了，告诉妈妈，我得回“爸爸”那里去。
妈妈不理解，问我为什么，我又对她说了一遍：“我得回爸爸那里去。”
我想起了周志章对我的威胁，他警告我：“你不能回家，否则我杀了你和你妈。”
其实有一个瞬间，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妈妈实情。但没有说出口。
我脑子里不断闪回周志章打我时的场景，他打人都是下死手，以妈妈不到一米五的个头，根本保护不了我。我只有乖乖回到周志章那里，才能保证妈妈的安全。
妈妈看我那时特别笃定的样子，很无奈，但她还是不情愿地同意了。“好吧。”说罢，妈妈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载着我，又往周志章的家中去。
那时是8月，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坐在自行车后座，披着妈妈给我的衣服，却感到彻骨的寒意。路上，我抱着妈妈，自欺欺人地想：“一切都结束了。只要我回去乖乖听爸爸的话，就都好了。”
洗浴中心离周志章家不远，很快，我们回到了那间租屋。听到敲门声，周志章应声出来开门。他见到妈妈，伸手就要打，用脏话骂她：“你他妈上这儿来干啥来了？”妈妈跟周志章离婚之前就经常打架，妈妈是被周志章打跑的。
那天晚上把我送回去之后，妈妈就蹲在平房外不远处的墙角，等到早上6点才回家。
回到那个破烂的平房，周志章继续威胁我，“不听话就弄死”。我竟然也认为，只要乖乖听话，我就安全了。但紧接着，我又被卖到“新圣洁洗浴中心”。
妈妈一直没有放弃给我的手机打电话。2005年9月2日，电话突然打通了，是一个年轻男人接的，我妈假称自己是小姐，要找工作，套出了洗浴中心的名字。她再度报了案，带着警察去找我。
洗浴中心的人起初说，没有我这样一个人。我妈妈对领班又是下跪，又是磕头，他们才同意把我放出来。
从那以后，我开始躺在床上，不想见任何人，包括我妈妈。我已经不相信任何人了，觉得全世界都会伤害我。只有在床上，那块狭小的空间里，我才能够感到安全。
妈妈起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对真相很执着，隔三差五过来问我，对我说：“你别害怕，妈不打你也不骂你，你给妈说实话，咋回事。”我没有说话，还想着周志章的威胁。
我想保护妈妈，在心里盘算着：就让这件事过了吧，不要再提了，以后我乖乖听话，就能平安，妈妈也不会有事。
过了几天，妈妈对我的沉默有些心焦，她坐到床边，抱着我的脑袋，一边顺我的头发，一边跟我说：“大宝贝儿，你愿意做小姐就去吧，但你要和妈说实话。”
我什么都不敢说，心里委屈得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