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用“超龄”农民工?他们还有活路吗?

如果建筑工地对“高龄者”不论个人意愿、身体状况,一律关上用工大门,那么有些人在未禁止的行业里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

最近,全国多地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又成了新闻,它指的是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禁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未来十年间将有近8000万农民工面临超龄问题。

“清退令”的初衷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的生命安全,但由于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工仍有较强的就业意愿,且不乏仍有劳动能力的,因此一刀切的清退引起了舆论关切。

我有一位堂兄,我叫他田哥,他来过一次北京,那是2006年,他在一个建筑队打工,参加修建奥运场馆。当时他五十多岁,佝偻着背,头发花白。一个休息日,我接他到我家小坐,吃了顿饭。他抱怨北方工地的伙食太差,炖白菜萝卜加几个馒头,吃不惯。不久后,他回到了老家。

这些年我每次回家,都能见到田哥。他驼背更甚了,两个儿子长年在外面做工,他在家带着几个孙子孙女。他说现在这个年龄,出去打工已经没人要了,不过四乡八里有自建房的工程,工头有时会叫他去做小工,挣些零花钱。

田哥大概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已逐渐进入到人生暮年。

这代现已六七十岁的农民工,有些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有些则为了生计,仍然在各个劳动场所发挥“余热”。何以至此?原因简单,这代农民工在精力旺盛的青壮年时期,辗转于各地打工,多数并没有办理养老保险,甚至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老了后,他们无法领取能维持起码生活的养老金——许多省份,比如我的故乡湖南,在二十多年前就推行了“新农保”,但缴费标准低,领取数额也低,参与者的比例并不高。

这代农民工老了后,晚景如何,取决于他们的子女是否出息和孝顺,以及青壮年时期的积蓄,因此很多人还得继续做工才能生活。

一律禁用“超龄”,他们会越来越穷

虽然理论上说劳动不分高低贵贱,任何工种都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社会里,由于劳动者的出身、受教育情况、个人禀赋的差异,其所能获得的劳动岗位,也存在某种“鄙视链”——对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尤其如此。

在移动互联网催生容纳海量劳动力的外卖、快递业之前,没技术、没人脉、没本钱和生意头脑的人,进城找工作兜底的去处,就是去建筑工地干活。

建筑工人辛苦,几乎纯粹是体力活,日晒雨淋,爬上爬下,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这些年建筑工地的机械化程度有长足进步,劳动安全保障措施也得到了加强;但总体而言,三百六十行,干建筑活仍然是很辛苦的行当。

建筑工的特点,决定了这是一个不适合体力衰退、注意力下降的年老者的工种。

早在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曾共同发文,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同时进一步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其他省份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禁止使用超龄建筑工人。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中明确提到安全考量是政策出台主因,并叙述了各地严格执行以“体现城市温情”。

保护劳动者安全的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好的。

每个职能部门出台政策时站在自己的立场,很正常,比如,对主管安全生产的部门来说,降低作业场所的伤亡率就是其职能和追求的工作目标。

不过,对于一个社会观察者来说,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分析问题。以建筑工地出现“超龄”工人为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禁用“超龄”建筑工人,是否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好?这样的政策能否达到政策预期?谁又是最大的获益者?

用工自由和自由选择工作,是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我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用工的年龄下限做出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未满十八岁的劳动者不得从事繁重劳动和特殊工种,而劳动者年龄的上限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对法人和自然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至于对劳动者退休年龄的规定,是赋予劳动者休息的权利,而非剥夺其劳动权。劳动者可以行使符合条件就退休领养老金的权利,但他也可以放弃休息的权利选择继续劳动。

为什么还有年满60岁的男劳动者和年满50岁的女劳动者仍然在建筑工地工作?这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上述《工人日报》的报道中一位“大工”沈师傅所说:“干了一辈子工地,做别的都不习惯了,收入肯定会受影响。”一名男子年满60,如果他有能维持生活的退休金,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再去工地打工,好逸恶劳是人性,即使想运动也可以去跳广场舞、打太极拳啊。几乎所有在建筑工地打工的高龄劳动者,是不得不如此,家里需要钱,自己没有退休金…….

如果用禁止性规定把他们从建筑工地赶走,对多数人来说,其处境不是变好而是变糟了,因为他挣不了以前那份钱。为了挣钱,他们可能得去建筑工地打黑工,权利更难得到保障。还有些人会去从事劳动强度一点不亚于建筑业的行当。

如果建筑工地对“高龄者”不论个人意愿、身体状况,一律关上用工大门,那么有些人在未禁止的行业里会产生更激烈的竞争,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进一步降低。

当然,我注意到那篇报道引述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一段话:“对于仍有工作意愿的超龄农民工,上海各方面积极协调,提供了保安、保洁和物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同时将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及时跟进,确保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这确实是一个良好的替代方案。

可是,禁止性规定是硬性的,必须遵守,而帮助超龄农民工转岗从事相对轻松的工作,是美好的愿望,有多少超龄农民工都能获得此类机会呢?

而且转岗从事保安、保洁工作,收入会减少一大块。——穷,比劳累、冒风险更难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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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中年或者“超龄”建筑工人,企业不得已为之

为什么还有用工单位雇佣“超龄”建筑工人?这类人上工地,手脚慢,精力不济,出安全事故的概率高于年富力强者,难道雇佣青壮年建筑工人不香么?——这些道理,哪个建筑企业不懂呀?企业雇佣中年甚至“超龄”建筑工人,也是不得不如此。

我们可以稍加留意观察一下,不仅仅是建筑工地,包括一些制造业的车间,工人年龄普遍偏大。80后、90后的中青年劳动者愿意去建筑工地挣辛苦钱的很少,即使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进城后更愿意去送外卖和快递,因为劳动的性价比高于当建筑工。

如今建筑工地上多是70后、60后劳动者,这些人很快就要满60岁了。建筑业劳动者供应不足是个普遍现象,建筑企业找不到足够青壮年工人,当然只能退而求其次,让还愿意干的年长者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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