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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怎么就成了孔乙己?

    关于 ” 孔乙己 “的讨论似乎没有经过特别的发酵,却以一种类似时代词典的方式,进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语境里,大学生为五千元的平均月薪叫屈,是观念里脱不下长衫;放弃白领工作去做体力活儿,则是勇敢脱掉了” 长衫 “,各种活法,来来去去,总是有关 ” 长衫 “。

    这个词最开始出圈时,仅一句话,就足以俘获千万年轻人内心的强烈认同:

    ” 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开开心心进厂拧螺丝。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以毫无负担地摆地摊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幸福到万家》剧照

    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自比孔乙己,代表学历、读书人身份的长衫,成了束缚求职广度的枷锁。

    很多时候,自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生存手段,是一种认知层与环境的磨合与部分妥协。

    ” 脱不下来的长衫 “,也许并不止代表精神上的束缚,也代表不妥协的那一部分,与曾经流行的 ” 丧 ” 文化、” 躺 “文化有类似之处:多少人一面自我调侃,一面继续奋斗。

    而妥协,往往是介于他者评价与自我说服之间的一种动态概念。真正的妥协,是 ” 自愿 ” 当家庭主妇的农村女孩,即便被解读为 ” 个人选择”” 自由意志 “,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向不够理想的大环境的妥协。

    近期引起热议的《我:毕业 5 年,存款 5000 她:中传硕士,火锅店保洁》

    这么看,因无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失业,或自认为降低尊严与个人价值屈就的大学生们,是否同样应该被相信全然出于个人自由意志?

    任何时代,个人选择都是离不开环境的,个人对内的自圆其说,与对外的解构和立场,都不该忽视大环境这缸浑水。

    鲁迅在《孔乙己》里描绘的,是一个具体的、把人逼成 ” 似人非人 ” 的凉薄社会,而我们在现实中唱哀的,却更多是抽象而不准确的、所谓 “眼高手低 ” 的青年观念。

    将对 ” 孔乙己 ” 的自喻和自嘲,全部归于个人的浅薄与短见,属实曲解了鲁迅的良苦用心。

    现代社会的真正悲剧,是十数年苦读教科书,却仍然没能弄明白孔乙己真正的寓意,是孔乙己仍然可以被当做 ” 再读已是书中人 “来唏嘘自嘲。

    可笑的不是孔乙己

    评价一个虚构小说中的人物,不可能脱离作者来谈论。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旧式社会的注脚,也是注定要随着旧时代消逝的人物,但对于孔乙己,鲁迅的态度,怜惜是大于嘲讽的,是 ” 哀其不幸 “大于 ” 怒其不争 ” 的。

    鲁迅

    作为清末民初的标准读书人,孔乙己知道 ” 茴 “字的四种写法,却考不上秀才,因为没有其他营生,他的生活窘困潦倒,不拖欠酒钱,却偷书度日。迂腐懦弱的性格里,倒也有着温良的一面。

    这样一个人,的确不讨喜,但要说恨,其实也是恨不起来的。

    真正可恨、可笑的,是与孔乙己处于同一个环境,且某种程度代表着大环境腐变的另一些人。

    小说里孔乙己一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出场,鲁迅就将他置于了一个具象的情景里:鲁镇酒店里,”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冷漠与凉薄的、围聚乌合之众的环境。” 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孔乙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地位的读书人孔乙己,对他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文人、清末的科举拥护者,” 唯有读书高 “的古板进仕思想在孔乙己脑袋里根深蒂固,但这种思想惯性,同时也在彼时代其他大部分封建文人脑海里根深蒂固。

    《孔乙己》

    彼时正处于科举制地位的下降阶段,但 ” 中举 “在大部分封建文人内心的至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刚刚过去没多久的、他们所成长和经历的时代,多少底层读书人靠科考改变命运,即便没能取得功名,读书人大体上也是受社会尊重的。

    但到了民国,孔乙己几乎是必然地成为了时代的炮灰,传统的知识失去了意义和尊严,西学开始东渐,实业救国成为潮流。

    决定封建社会 ” 士人 ” 地位的唯一道路 ” 学而优则仕 “失效了,没能进入官场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孔乙己便注定只能是一介书生,不为社会所接纳,只能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

    即便陷入穷困,即便没钱到 ” 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 “,只能与处于社会底层劳工的 ” 短衣帮 “一起站着喝酒,他也坚持不愿意褪下身上的长衫,固执而幼稚地用一些表面象征来维持自己读书人的身份。

    读书人,或者说,” 做题家”,在一条相对稳妥的、看得见规则的道路上按部就班成长十几年,内心怀揣着某种最强烈甚至是唯一的价值理念,进入真实世界后,陡然发现,现实规则并非如此,或是曾经行得通的秩序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动。

    《赤狐书生》剧照

    这个时候,又如何能指责他们抓不住时代潮流,嘲笑他们的迂腐和守旧呢?

    总之,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许多旧文人的悲剧,也许孔乙己的确酸腐、懒惰,但他的根本悲剧并不是自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而是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思想封建等级观念造成的。戕害者,既是那些冷漠的权势拥护者,也是环境秩序本身。

    多余的人

    描绘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凄苦,是现当代中国作家的一大爱好。

    百年前,俄国文学里的 ” 多余人 “这一概念被一批五四作家转译传送到了中国,演化成一种独特的、具有鲜明左翼色彩的苦闷知识分子群像,他们在中国作家笔下被称为 ” 零余者”。

    ” 多余人 ” 奥涅金与连斯基的决斗

    最早在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里,主人公心怀抱负,却处处受挫,无力反抗环境,却又没办法完全妥协于现实,苦闷与孤独中,只能转向恋爱和情欲寻求精神寄托。

    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1942)里分析:主人公 ” 一以贯之的气质,就是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感伤……恶浊的社会侮辱他的良心,歧视他的才情,又磨损他的敏感,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发展的余地,转而以反常的病态向社会施以惩罚,也向自身实行自戕。”

    俄罗斯文学里的 ” 多余人”,大体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拥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且多半无能改变现状,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苦闷忧郁的多余人。

    这一形象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发表于 1850年的小说《多余人日记》里,主人公丘尔卡图林一事无成,爱情失意,疾病缠身,在死亡迫近之时,他只能沉湎于远离生活的内心世界中。

    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记》

    这么看,从百年前的 ” 多余人 “,到今天的 ” 孔乙己”,都是在时代洪流中找不到个人定位的知识分子形象。经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自小接受的教育理念与冰冷的外部环境之反差,逐渐变得迷茫和苦闷。

    迷茫和苦闷,本身不是问题,即便不拿知识分子说事,这些也符合人性逻辑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但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认为,” 真正的零余者,是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的人 “。

    这么看,” 孔乙己 ” 们某种程度上也是 ” 零余者 “。不过,” 零余者 “的边缘感更多来自时代的更迭和变动,强调对外的抱负性失落,” 孔乙己 ” 们则更多朝向对内的个人迷失。

    将全部青春年华寄托在科举取士这唯一一条路上,此路不通,也不再有读书写字之外的优势与技能,孔乙己被迫成了一个 ” 零余者 “。

    而这个现状,是他在一心苦读的时候,在满怀壮志赶赴考场的时候,所没能料想到的。

    从人性的基本逻辑层面,这种精神上的缓冲与麻木,其实应该得到一定理解与允许。

    人们难免为孔乙己身上那股 ” 读书人的清高 ” 感到可笑,同时也在嘲笑那种用理想主义来包装个人利己主义的酸腐。

    《觉醒年代》剧照

    时代的规则忽然改变,满腹经纶忽然变成华而不实的精神包袱,就像现代社会那些惹人厌烦的满口 ” 之乎者也 “的读书人,他们口中的理想和抱负,或者索性说只是个人的目标和执念,在变动的社会规则面前都显得愚蠢且可笑,都被理解为了鲁迅笔下剪不掉的辫子。

    只是需要知道,有的人剪不掉辫子,是迫于强权或对强权的贪慕、恐惧,但也有的人,是因为从来便听到唯一的声音:只有保留这根辫子,唯有读书这一条路,你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谋得尊严和人权。

    而相比起外露的 ” 辫子 “,” 长衫 “更多代表一种内化的文化人偏执,某些时候,这股偏执甚至可以被讨巧地理解为理想主义,因此显得更体面、更文明,当百年后的大学生们以之自喻,似乎便合乎情理了许多。

    拧巴的理想

    约莫距离高考还有四个月时,湖南某中学传出的一则高三学生演讲视频引发争议。视频里,一名戴着厚厚眼镜片的女学生,激情饱满地对着镜头呐喊:”凌晨 6 点的校园真的很黑,但 600 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

    类似 ” 誓师 “” 自我激励 ” 这种活动,恐怕大部分中国高中生都经历过。

    纪录片《高考》

    我记得自己高三那年,约莫在高考前一个月,学校也举行过徒步十公里的 ” 义行”,众师生皆斗志昂扬,高举代表集体荣誉的班级和学校旗帜,穿着印有励志标语的制服,顶着大太阳徒步一个下午过来,汗流浃背,面红耳赤,似乎已经打完了高考这场未战之役。

    将考场喻为战场,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

    战场,是非胜即败的,败者是没有尊严的。害怕失败的人、不敢失败的人,一刻不敢松懈地铆足劲,披星戴月,十年寒窗,衍生出了独属于读书人的励志哲学。

    做一件不容易的事,适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人的生存本能与哲学,但主观能动性超出了必要限度,就会质变扭曲。

    比如,好不容易考上六百分的学生,四年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仍然不能找到理想工作,少年理想在现实面前碰壁,恐怕又难以自洽了。

    据今年 3 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 1 至 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6%,16 至 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为 18.1%。

    而在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里,脑力劳动者的地位仍然在很多层面高于体力劳动者,办公室里的白领,仍然比蓝领拥有平均更高收入和尊严感,比服务行业、制造业等等更是有过之而不及。

    长久以来的劳动价值鄙视链,很难支持我们从相对单一的人生追求路径里脱身。大企业加班成风,三十五岁危机如达摩克斯之剑,文科生跟风转码,年轻人铆足劲考公,与考研、考编并列为宇宙尽头三大道。

    在社会工作分工细化程度不够的环境下,我们很难指责一个大学生不肯 ” 自降身价 ” 回农村、进工厂。

    《幸福到万家》剧照

    即便是短暂放弃竞争,缩回家里闲置,必然也会遭到一如既往地嘲讽。

    如果真的咬咬牙脱下 ” 长衫 ” 去拧螺丝、送外卖(虽然这两者也并不容易),只恐怕,又会开始流行以骆驼祥子自居自嘲了。

    真正可悲的,是从小被老师和家长耳提面命灌输 ” 读书才有出路 ” 甚至 ” 读书就会出路”,长大后进入社会,却发现读书与学历并没有那么 ” 值钱 “。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因此,从根本上,让人唏嘘的,不是读书人,更不是读书本身,而是将读书自视过高,寄予太多不切实际功利期望。读书改变命运,但读书不是功利的捷径。

    时代词典里,流行和自嘲永远是一种必要的表达和发声,年轻一代有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们需要安慰,需要激励,更需要被看见与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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