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矿难30天后 家属还在等 “只剩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凤凰Times|内蒙古矿难30天后,家属还在等消息,“只剩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事故第二天,2月23日的救援情景。图源:新华社

对家属们来说,这30天委实难熬。他们中的很多人赶到阿拉善、青铜峡,等着从救援现场传来的好消息,又或者是遇难家人的遗体。在他们的观念里,遇难的人必须被带回家乡安葬。“中国人都讲究叶落归根。”一位山西矿工的女儿说,老家临汾村里不少人已经开始上坟了,“山西离内蒙古那么远,以后每年清明节,不可能让我们跑到阿拉善来烧纸啊。”

3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到事故现场办公,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提出,要在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穷尽一切办法加速推进救援工作。并指出,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决不允许隐瞒、推诿、弄虚作假,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等。

被埋的,和躲过一劫的

矿工孙昭的妻子于晴是在2月22日晚上八点多听说矿上出事的。

对矿工家属来说,“出事”,就是天大的事。

于是,孙昭的弟弟从宁夏吴忠出发,直奔事故现场。于晴带上两个孩子,从宁夏中卫赶了200多公里路。

彼时她得知有6个人救了出来,就在青铜峡人民医院。“我们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人还活着。”于晴说,他们先到青铜峡市,当晚又连夜前往阿拉善新井煤矿,但没有被允许进入。后来通过其他矿工拍摄的视频,她看到,相比巨大的滑坡土石方,挖机显得格外渺小。再后来,于晴亲眼看到矿坑,“(这些矿工)太可怜了。”她判断,被埋人员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了。

3月20日,他们进矿,被允许在南侧的观景平台看了3分钟。远远看着下面几个蚂蚁一般大小的汽车,70岁的父亲孙朔很痛心,“要是知道我儿子在这个矿上这么危险,我哪怕让他在家要饭,也不会让他来这里。”

45岁的孙昭是宁夏中卫人,自从2002年大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在各地矿上开渣车。于晴说,丈夫在内蒙古古拉本、银川等地的矿上都干过,早年由于没有驾驶证,经常转矿,但从来没有出过事。虽然每年都能听到周边矿上有人受伤或死亡,但在于晴印象中,“每年也就一个”。

同样被埋在土石之下的还有挖机司机李麟。他平时喜欢拍视频给家人看。2月22日下午1点10分左右,李麟拍了一段13秒的视频发给妈妈。视频中,红色山体上,土石渣像泉水一样簌簌滑落,矿工们犹豫着不肯前进,生产队长急促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没有事,没有事,都往里下,往里下!”他还喊着,“78号挖机咋回事?渣车,你装你的就行了。”司机们只能往下开。

事故前6分钟,挖掘机司机李麟拍下视频,山体上石粉流动,生产队长却在对讲机里催促大家下坑。

6分钟后,滑坡发生了——巨大的山体如大坝泄洪般倾泻而下,对讲机里,安全员突然大喊,“快,边上的机械全部往出撤!往出撤!”挖机司机王铎急忙开着备用挖机后退几十米。他原本开的挖机那天出了电路故障。银川的挖机销售商派来两名维修师傅,下到坑底维修。下午12:50开工后,王铎到坑底把对讲机、水杯拿上来,1点多去开备用车,再次下矿坑的半路上,目睹了滑坡的一幕。

“就跟蚂蚁一样,都在那儿活动。”王铎如此形容滑坡的短短几十秒里,挖机、渣车的应急反应,“那些车头朝外的渣车还好,跑了一段;有一部分车头朝里的,滑坡的时候着急想掉头往外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不后退,我也会被埋在里面。”

王铎说,此次被埋人员中,有十几辆挖机司机和几十辆渣车司机,那两个派来给他修挖机的师傅也被埋在了土石之下。新井煤矿拥有几十台挖机、上百辆渣车,白班夜班换人不换车。事发时不少车辆由于还在后面排队,躲过一劫。

挖机司机王铎在不远处拍下了滑坡事故的过程。

“我要去救我的工友”

滑坡的扬尘还未散尽,王铎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救我的工友!能救活一个是一个。”

与此同时,其他像“蚂蚁一样活动”的挖机、渣车也再次行动了起来。“最起码(滑坡土方)边上有活着的人,要赶紧弄出来。”王铎说。

他和83号司机一起,先是救出了旁边的锤车司机。22日下午,又和其他工友一起挖出了两具遗体——他们位于滑坡土石方的边缘位置,埋得比较浅。

傍晚5点半左右,救援指挥部称,滑坡体有二次滑坡的危险,让大家停止救援,撤出矿坑,等待制定整体救援方案。当天晚上,王铎一夜没睡着,“满脑子就跟放电影一样,回想着滑坡、工友被埋的画面。宿舍里一起睡、一起干活的兄弟没回来,我怎么能睡得着?”

他默念着这些兄弟的名字:赵文平、刘波、刘晓波、巴赫、许鹏、李涛、李岩、陆超、尹小龙、张绍兴。“这几个都是挖机司机。大部分是青铜峡小坝镇的,两个是石嘴山平罗县的,还有一个灵武的。”王铎说,这几个人里,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只有20岁。

一些幸免于难的矿工受到惊吓,之后两天,不少人离开煤矿,回了老家。

23日早上,王铎继续救援,但没多久就上来了。“蓝天救援队、安能救援队到了现场,夜班司机也下去了。”24日下午,王铎回到了青铜峡小坝镇。

24日的公开报道称,有23支抢险救援队伍共1155人参与救援。截至当日14时,已经搜救出12人,其中6人生还,6人死亡,尚有47人失联。

据王铎透露,实际上,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前,新井煤矿就发生过明显的小型滑坡。22日上午7点,他去上早班,发现夜班发生的塌方土石堆在地上,“他们用几台车正在处理。”

事后,有舆论认为,这是大面积滑坡事故的预警信号。但王铎说,这其实是新井煤矿的“常规操作方法”,“他们就从(山坡)底下掏煤,让它(土石方)往下塌,然后清理掉,继续往里面挖。”20多年的矿工生涯里,王铎辗转于内蒙古十几个银矿、煤矿,他知道新井煤矿这样的操作有风险,但他也没想过离开,“咱们都是劳务派遣民工。这三年,很多矿都不开,没处打工。那家里人怎么养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根据工商登记信息和公开资料,新井煤矿由浙江天台人陈逢干于2008年买下,开始从井下矿转变为露天矿。2011年3月,宁夏人路伏国、韩建华出资6.4115亿买下了新井煤业股份。2015年、2016年,新井煤业发生“11•12”和“9•18”两起生产安全事故,共造成二人死亡,事故发生后未向任何管理部门报告,主观瞒报,于2017年被监管部门罚款990万元,勒令停产3年。

2020年10月,新井煤矿经过改扩建后复工。矿区工程承包商变成了“内蒙古宏鑫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银川人马兴洪。

王铎记得,此次滑坡事故发生后,马兴洪和几个队长跑了下来。“(马兴洪)他都崩溃了。一下子出这么大事故,他也吓瘫了,走路都走不了,我看见旁边有人扶着他。”

22日下午,王铎挖出来的第一个人,就是马兴洪的侄子、液压锤司机马乐。“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生命(体征)了。”王铎看到,马乐坐在驾驶室里,头部受伤,“土石方猛然过来,打碎了玻璃,灌进驾驶室。马乐被挤压在中间。”

那两天,不少家属打电话给王铎,问他现场的救援情况。王铎不能说得太严重,可他也不想欺骗家属,只能实话实说,“应该是没多大希望了”。

社交平台上,人们纷纷安慰被埋人员家属。

几次塌方

新井煤矿有六七百名工人,属于中型煤矿。从2020年10月扩改建复产后,到2·22滑坡事故之前的2年多里,矿工们或多或少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塌方事故。

矿工刘琨记得,一年前的2022年3月21日上午,山体塌方,巨大的石头滚落,砸在挖机上,“驾驶室都被砸扁了”。驾驶室灌入土石,刘琨胸部以下被埋,头部受伤流血。他拼尽全力爬出来,用对讲机呼救,工友们赶来把他送进青铜峡中医医院。那段时间在塌方事故中受伤的还有王宗华、张勇等5人,他们分别是挖机、渣车司机,以及修理工。

住院期间,煤矿为刘琨支付了医药费。出院后,他发现,医院诊断书写着“无明显出血”。刘琨认为,这是马兴洪的宏鑫垚土石方公司为逃避赔偿责任做的手脚。

当初应聘时,矿工们按照新井煤矿的安排,都是和第三方公司——京准(内蒙古)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以下简称京准大同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同。刘琨不理解为什么劳务派遣公司是山西大同的,“让我们签完字,合同马上收走了,也没给我们一份。”

王铎说,他之前干过的矿上,有些是直接跟矿上签劳动合同。“这样,他们抓安全都抓得比较紧,因为都是给他们自己干。劳务派遣则是把责任转嫁出去,只给你买个普通保险。”

彼时刘琨提出,自己受了工伤,应该得到三个月的工资和精神损失费等赔偿,遭到宏鑫垚土石方公司的拒绝。他找了阿拉善左旗人社局,又打了多次12345热线,举报新井煤矿存在安全隐患。

这次“闹事”让刘琨被贴上了“刺儿头”的标签。伤好后,他去新井煤矿路伏国的矿区干活,刚干了一个星期,被马兴洪的生产矿长看见。于是,马兴洪跟这个矿区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刘琨这个人不能用,影响公司发展”。

刘琨因此被辞退,“我被新井煤矿‘封杀’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最近一年,刘琨按照劳务派遣公司的指导,一直在人社局走工伤认定申请程序。

和刘琨一样,渣车司机张翔也是在一次受伤后,身体受损,失业至今。

事故发生那年,他48岁,月薪9000元。2021年12月9日的一次塌方,一声巨响后,驾驶室的“四梁八柱”都被砸断,车门脱落,车顶挤压下来,张翔身体前倾,撞在方向盘上。他当时就昏迷不醒,头部、腰部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一个星期后出院,回家静养了几个月。当时,矿上付了医药费和1.5万元生活费。

不久,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暴发,张翔的工伤赔偿申请一直拖延下来。“人家也没说不给处理,但就是不给你积极处理。就说按程序走,给你一直拖着。”

张翔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基本丧失了挣钱能力。这一年里,他一直在家,治疗的药物需要自己掏钱,“站的时间长了腰疼,睡的时间长了也腰疼,弯腰时间长了就支不起来。”他曾试图托朋友关系去押车,“但没有押运证,也干不成。现在我一个月一分钱也挣不上。”

他是退伍军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当兵,一个在上大学。张翔寻思着,实在不行就找个地方当保安,哪怕一个月挣两三千也比现在强。今年2月21日,他打电话给大同人社局催促工伤赔偿的事,对方称,这几天就会处理。次日,新井煤矿就出了特大滑坡事故。

矿工张双喜是拿到过工伤认定书的——这份由大同市人社局于2022年1月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调查并核实的事故情况称,2021年12月31日23点50分,张双喜在新井煤矿西区工作面修理好挖机大灯后,在踩踏板上跟着挖机工作,“由于挖机扶手断裂,张双喜直接从踏板上摔下来,后腰垫到石头上。”他被连夜送往青铜峡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右侧第12根肋骨骨折,腰部右侧两处横突骨折。出院后,他在家里躺了一个月。2022年9月,张双喜被大同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九级伤残。

张双喜因事故造成多处骨折,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他把社保、医疗票据、工伤鉴定等材料寄到山西。并咨询了律师,即使按照山西最低社保标准,他也应该得到1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但5个多月过去,赔偿金迟迟未兑现,“我给山西的人社局打电话,人家说还在走社保流程。可这(事故发生)都一年多了,也太慢了。”

从2009年开始,张双喜辗转多地的矿上,开了14年挖机。这一次,因为伤了骨头,他再也干不了长时间、高强度的煤矿工作,只能告别这个辛劳却还算“高薪”的工作。

“这个病影响了我半年多。”张双喜知道,国家法律规定,受了工伤的人,用工单位没有权利辞退,但他又听说,矿上“受了伤、找过政府反映问题的人,一律不要”。于是,他只得到其他地方找活干。如今,他在吴忠市太阳山石料厂上班。这里的工作时长比煤矿短,收入也低,但对他来说,也算是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这次被埋的人里,张双喜认识的就有十来个。后来在手机上看到事故现场的画面,他“既惋惜,又庆幸”,“要是我留在那里,说不定这次被埋的人就有我。”

张双喜过去就觉得,“他们这矿,迟早要出事。”他对2022年的一起塌方记忆犹新——与此次2·22特大滑坡事故相比,那次塌方的土石方量也相当大。但因为实施了爆破,人员撤到了安全区。“山体垮塌下来,光是挖塌方体,就挖了一两个月。”但由于没有伤亡,并未引起重视。

按照央视新闻的说法,2·22滑坡事故的土石方体积约为1000万立方米。张双喜估计,去年那次较大的塌方土石方量大约是这次的近一半。这样中小型的塌方在新井煤矿并不罕见,“山顶上落石头,下面还在作业,石头把机械都砸报废了。还有几次,有人受伤。”

这次事故发生后,在曾经的生产队长牛金星的召集下,张双喜也赶去矿上救援。

“毕竟我们以前在新井煤矿干过,比较熟悉。”张双喜说,“以前在一起的兄弟都被埋了,我们应该来救。”救援工作比事故前的采矿工作规范、谨慎了许多——不再是连续干11个小时的黑白班,而是8小时的三班倒。

至于他的工伤赔偿,他估计,怕是因为这次事故,又要被拖延了。

带他们回家

更多家属还聚在救援现场附近,等着带亲人回家——不管是活的,还是未能生还的。

在矿上守望的部分被埋者家属。

宁夏小坝镇的吴霞,事发后立刻赶到矿上。她的丈夫王小波和两个表兄弟都被埋在下面。

丈夫昔日的床铺上,铺着绿色的被褥,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还放着没吃完的辣椒酱。吴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丈夫的照片,并敲上字幕,“老公,你给我出来呀。不要把我和儿子扔下。你快回来呀。”留着圆寸的王小波看起来很精神,其中一张照片里,他穿着白色T恤、红色夹克,身后山坡上荆棘绽放着黄花,如同绚烂的烟花。

吴霞习惯用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3月15日,事故过去大半个月后,她侧躺在床上,把手机镜头对向自己,豆大的泪珠不断涌出;3月19日,她又用镜头记录了一次哭泣,先是用牙轻咬着大拇指,很快克制不住,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下来。最后,她用手捂住双眼。

在家属们看来,最初的救援力度确实很大。于晴觉得,“如果按照那几天的那股劲头,(过了这一个月)我估计可能都挖掉3/10了,可能还有一部分司机(被埋者)能扒出来呢。”但3月11日开始,多位家属在现场看到,“救援的车辆,从几十辆减到十几辆,又一下子跌到3辆。他们担心,救援工作是不是不开展了。”

有家属拍摄的夜间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

3月20日,于晴和公公婆婆、小叔子等人到矿上,顶着呼啸的寒风,穿过荒凉的戈壁和煤矿乱石堆,找到一位“姜主任”询问挖掘救援工作。“风太大,吹得石头都往下掉,石方上还有裂缝,有发生二次滑坡的危险。不是我们不挖了,我们既要继续挖被埋的人,也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家属拍摄的视频里,姜主任解释道,“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新井煤业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我们有钱。也不是不挖了,肯定要挖。但是下面的空间还是太小,进不去太多机械,作业面打不开。”

3月中旬,家属拍摄的救援现场,“只有三台挖掘机,三辆渣车”。

山西临汾人赵玲觉得,如果按照刚开始进度,“一个多月也能把我爸接回来了。”

她的爸爸赵虎52岁,在新井煤矿上开渣车。其实过去的很多年,赵虎都在山西本地的煤矿干活。5年前,他去了内蒙古的几个矿上。2年前,转到新井煤矿。

赵玲说,家里人并不了解父亲在矿上的情况,“要知道这工作这么危险,我都不可能让他进去的。”她今年29岁,弟弟28岁,姐弟俩都已经工作,“就算他不工作,我们也养活得起一家人。他在家,都是我们此伺候他。”

可赵虎觉得,儿子还没结婚,他得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我们就想着,让他再干两年,等我弟结婚了就不干了。”赵玲说。

赵虎不识字,是老家村里是公认的老好人。村里谁家有活,叫一声,他都会跑去帮忙。赵玲说,父亲不善言辞,“开了一辈子车,除了开车啥也不会”。他不怎么拍视频,也不发朋友圈。因为他不会写字,家人就经常给他打电话或视频通话,提醒他,“开车慢点,小心点”“把饭吃上,把自己照顾好”。

过去20多年,无论是在山西还是内蒙古,赵虎从没出过事。家人得知新井煤矿是露天矿后,更加放心了,“露天矿又不是井下采矿,在我们看来,露天矿是很安全的。”

赵虎有时会告诉家人,“开车的时候路不太好走”。但他从没对家人提起过煤矿经常发生塌方。曾经有几次,他拍了食堂的视频,给家人看他的伙食;还有两次,拍了矿上下雪的视频,告诉家人,“今天下雪了,不上工”。

今年正月十九(2月9日),赵虎按照每年惯例,做完体检后回矿上。妻子也像以往一样,提前把他一年四季薄的、厚的衣服,该补的补好,洗干净,装进皮箱。但才开工十几天,就出了事故。赵玲说,家里还有个75岁的奶奶,有冠心病、糖尿病、脑梗。直到今天,他们都不敢告诉奶奶发生了什么,只是对她说,“矿上信号不好”。

刚接到消息时,赵玲是觉得父亲有生还希望的。她想着,“我得到阿拉善,等他(被救)出来,在医院里伺候他。”直到第二天看到滑坡的监控视频,她才知道,父亲要被挖出来有多难,但她依然怀着希望,“我觉得七八天的黄金时间,救出来就还有可能活着。”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赵玲知道父亲没有存活希望了,但她接受不了,“我一闭上眼睛,全是爸爸。我看到他在土里。我说,我拉你起来,可怎么也拽不住他。”最近,她把一张老照片找出来,设置为自己的朋友圈封面——照片里的父亲浓眉大眼,相貌英俊,3岁的赵玲穿着红色衣裳,坐在爸爸右腿上,歪着头咧嘴笑。

赵玲知道,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家属,都无法左右救援工作和进度。但她决定继续等下去,“挖多久我们都等。我啥都要,就是最后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们都要。”

(文中矿工、家属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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