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获奖后，有人在朋友圈夸奖道：“一点也看不出是女作家写的。”
看了这话，你可能都会嘀咕：“有这么夸人的吗？这话难道不涉嫌厌女？”更值得深思的是，说这话的并非老一辈人，却也是个年轻女作家。
这件小事再好不过地印证了一点：女性主义在近两年的公共讨论中，虽然常常被看作是一部分特定群体为自身争取权利和发声空间的努力，但有没有女性主义意识，其实说到底和性别无关。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她本意是说“女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是被规训后才接受下来的一套规范，但反过来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女人也未必天生就具备女性意识，这是需要在认清自身权益基础上不断反思才能形成的全新自我。
女性争取权利为什么那么难？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著《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海三联书店，2015）也断言：在男权社会，不厌女的人是不存在的，包括女性自身。
她在剖析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后得出结论：“厌女”其实是这个社会的支柱，因为所谓“男子气”乃是通过对女性加以排斥来定义的，即“男子气＝不是/不像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争取权利如此之难：因为这不仅仅只是“让女人也分得一点利益”而已，而意味着要触及男权社会的底层逻辑，只有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才能做到。
上野千鹤子
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中，她和田房永子对谈，从切身经历谈起，更进一步说明：女性主义意识的兴起是与社会变迁同步的。
每一代人对女性工作的理解都很不一样，在那种认为“良家女子不应该出去工作”的年代，女性都会不自觉地选择依附男性的生活方式，因而只有新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能让人看到新的可能。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她指出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自身缺乏女性意识的母亲，往往成为女儿独立意识萌生的最大阻碍，所谓“毒母”，正是她们试图让下一代更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
现代化并不能轻易消除男权观念，恰恰相反，它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顽强延续，灵活调适。
《应得的权利：男性特权如何伤害女性》（凯特·曼恩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认为，厌女和性别歧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两者总是共同发力，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隐蔽的看法、观点和假设，由此“让父权规范和期望变得合理自然”，也就是说：男权主义者把自身的特权，都看作是“应得的权利”，但这就好比丈夫宣称打老婆是自己的“权利”一样，本身就隐含着不加反思的前提。
因此，女性要“做自己”，首先就得反思、批判这些话语的束缚。两位意大利作家撰写的《不做乖女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从女性本位的视角出发，代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所有的传统叙事，都可能隐藏着对女性的偏见，但如果总是由他者来界定“女人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就只能看到一幅歪曲的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说，让女性明确自己的身份意识，重新讲出自己的故事，是推动变革必要的第一步。
讲述女性自身的经历，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女士接力：美国变革者》（钱满素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选取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共九位女性，通过她们来看到女性的处境和力量，她们未必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像弗里丹虽然争取女性权利，但却不认同性别政治，而坚持女性应当是在兼顾家庭角色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抱负。
同样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米歇尔·迪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展现了多位美国现代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但她们常常相互憎恶，也未必觉得女性是自身最重要的身份，甚至想和女权主义政治撇清关系，但毫无疑问，她们自身的存在就证明了女性所能达到的社会成就。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主张，我们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去，才能充分理解人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为何这样诉求，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单身女性的时代》（丽贝卡·特雷斯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发现，越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越是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在这里可以获得更充足的安全感和选择权，以至于婚姻也未必是必需品了，自我成就的事业或机会或许更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都市中的女性单身现象更为普遍：因为她们原本需要通过婚姻才能满足的一部分生存需求，现在社会就可以提供了，她们也因此不必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屈从社会要求，能更好地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为什么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女性主义的
从这一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并不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主张，因为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几乎肯定是更人性化的，也能更好地释放所有人的潜能，但为什么一个好的社会就应当是女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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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妇不得政”
《看不见的女性》（卡罗琳·佩雷斯著，新星出版社，2022）列举出大量数据和事实来证明：男权的视角往往遮蔽了人类另一半的贡献，看不到她们的真实贡献，这不仅造成巨大的数据缺口，还隐藏着无数社会偏见，阻碍了女性自我实现。
她发现：在语言、思维、工具设计等方方面面，往往男性才是“默认设置”，而女性被视为“偏离标准的人类”。这样，女性要获得同样的尊重，往往不仅要付出更多努力，而且仍然不受欢迎——因为她们会被看作是太咄咄逼人而失去了“女人味”，对“女强人”和“女博士”的偏见就是这么来的。
她强调了一个事实：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社会运转离不开另一半人的支撑，“因为男人的存在理所当然，所以在女人完全不被提及时，点出她们的存在尤其重要。”
值得补充的是：看不见的不仅是女性，往往还有“偏离标准”的其他人，诸如少数族群、儿童、残疾人等等，这一趋势在工业时代可能是强化了，因为工业制造大大推进了标准化，但到了后工业时代则不仅可以照顾到更多样化的需求，也更强调兼顾多元异质的声音和权益，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美国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弗伯尔曾说：“事实上，任何劳动都可以被视作‘照料’类劳动，如果考虑到这些劳动最终都能帮助他人实现某种需求。”
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一书虽然不是讨论女性主义的，但他也强调指出：在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先进的当下，“照料类工作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然而这种价值“恰恰是劳动中没有办法被量化的那部分”，这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常常遭到极大的低估，“如果女性能够像男性那样获得酬劳，那么这世上大量的财富就会迅速转移到女性手中”。这就需要重新认识什么是“劳动”，其价值又究竟如何界定。
即便是在美国，这一家庭革命也尚未完成。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第二轮班与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三联书店，2021）中指出，性别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关，但当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经历了性别解放，“女性赋权”似乎早已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但照料他人却仍然被默认为是女性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结果，很多职场女性不得不扮演一个“超级妈妈”的形象，在工作之余还要承担起家务重担，下班到家再接着上“第二轮班”。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女性友好型社会”，绝不只是“给女性让利”的分蛋糕问题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来重新认识不同群体的处境、付出及其价值，这首先需要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看见”原本被遮蔽、默认的那些不合理结构，加以变革。
单靠一部分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全社会建立一种新共识，由此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