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城市追求生活,却发现依然生活在城门之外

近来,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发帖讲述自己的困惑——30岁之后,当职业发展、孩子求学、老人看病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他们对一线城市的生活感到倦怠,开始犹豫要不要离开。

和几年前一度流行的「逃离北上广」不同,那时,想要离开的往往是在一线城市没有置业的年轻人,但如今,一些中产有了同样的念头,即使要付出比年轻人更重的代价,他们仍然渴望回到二线安置未来,以此获得生活中的「呼吸感」。

一些人在彷徨后做出了决定。上周六,一位30岁的二胎妈妈收拾完所有家当,正在从北京搬到威海,她同时在观望房价市场,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北京一套价值300万的「老破小」,去威海置换200多平方的大房子。一对年龄超过35岁的夫妻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他们把全家的户口迁往了海口,在那里重新找工作和买房,希望尽快与城市适配。还有一位37岁的妈妈,留下了北京户口和一套房产,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武汉,两个孩子已经开始在武汉上学。

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报告和人口统计局数据,近年北京和上海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北京近四年常住人口净流出达40万,而在2021年一年,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了0.4万,上海人口仅增长1.07万,人口吸引力远远不及成都、杭州、武汉等城市。这些都说明,人们对于如何安置自己的生活,已经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人物》找到了四位从北京、上海退回二三线城市生活的人,和她们聊了聊曾经在一线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想要离开的具体原因。有人感慨说,自己卷不动了,「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却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有人在经历老人生病之后,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连接是什么,并想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给父母多一些陪伴;有人带着孩子长期生活在20多平米的狭窄空间,对生活的需要变成了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而当离开的原因和新需要都变得如此具体,在退回二线城市之后,她们是否就能获得内心的渴求?以下根据她们的讲述整理——

文|程静之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

@心凌 北京——威海

我是这个星期六(2月25日)彻底告别北京的。我把所有行李打包好,提前装上一辆大货车运走,之后跟老公带着两个孩子走高速,往山东的方向开,到了威海的地界,打开车窗换换风,能感觉到空气里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北京卷不动了。离职之前,我是一家顶级4A广告代理商制片,负责公司所有客户的视频广告制作,客户涵盖品类比较广,包括汽车、快销品、互联网。这份工作的不可控性很高,基本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每天一睁眼,我会先拿起手机,处理上千条未读的群消息,之后忍受一小时的通勤,到公司跟同事和客户频繁开会,沟通片子质量、修改意见、追加报价等问题。晚上七八点下班后,我赶回家,扒拉两口饭,又继续工作,这种状态要一直持续到闭眼睛睡觉。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推进3-4个项目,为了赶进度,熬夜或者通宵也是家常便饭。这还不是最头疼的,涉及到外景拍摄的时候,我需要应对各种临时出现的bug,比如有一次在新疆,我们早上四五点起来赶日出,结果等来的是冰雹;还有一次在高原,要拍SUV汽车的越野性能,没想到产品突然出现故障,我就要思考如何拖着这个坏掉的车,去弥补脚本里的镜头。

因为工作的强度太高,广告代理商都自称「广告狗」。我在这个行业干了8年多,好像已经习惯了紧张的熬夜、加班和出差模式,接受了这就是自己的生活。

但到了2019年,我意外怀孕,生了老大,就有点想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

休完产假之后,孩子依靠母乳喂养,我半夜要起来吸奶,睡眠质量很不好,早上起来再应对工作,必须先来一杯咖啡,才能支撑新的一天。在那个阶段,我过得挺辛苦的,但总感觉有个盼头,撑过一年半年,等孩子断了奶,痛苦就会过去的。但没想到,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跟父母有了情感交流的需求,占据我的时间反而变得越来越多。

我记得在孩子有了记忆以后,有一次对我说,妈妈,你上次带我去的那个公园,周末可不可以再去一次?我就发现,自己周末的时间是不固定的,连这个都没办法承诺给她。还有一次,孩子睡前,我想表达对她的爱,说以后不管妈妈去哪里,都会把你带在身边。没想到孩子说,妈妈,你上班能带着我吗?这句话一下子戳到我的痛点,我当时忍不住哭了,好像在孩子眼中,妈妈就是一直在上班的。

到了2021年,我又一次意外怀孕,老二的到来加剧了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到了周末,我一边陪不好孩子,一边又处理不好工作,搞得两边都很愧疚。有时候,手机里的工作信息在吵,孩子也在吵,我就特别想放空自己,哪怕安静待一会儿,但现实是没有自我喘气的空间。

当这个矛盾成为常态,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北京的定位和这样熬下去的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我们在北京算是小中产,有房产,是一套五十多平的老破小,总价大概300万,满足不了一家四口的住房需求,但如果再存一笔巨额的首付去换房,压力会很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北京户口,孩子未来没办法在这里高考,上学也会是一个大问题。两方面加在一起,我就觉得对未来的生活简直不敢去规划,好像对我来说,北京的一切都变得好遥远。

我老公跟我是同行,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创业,在北京一共待了18年。平时,他工作也非常忙,感到卷不动的时候,就开玩笑跟我说,去威海吧,把房子卖了,换成一笔现金,可以在威海全款买200多平的大房子,完全不用背房贷,可以彻底实现躺平。以前,这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假想,但在我二次意外怀孕的时候,老公认真考虑到北京的生活和住房情况,光养一个孩子已经很不如意,重提了离开北京去威海的事情。

老公是威海人,每年春节或者五一、十一,我就要回去跟他家人相处,所以威海我去过蛮多次了。我很喜欢那里,三面环海,过几个街道就能到海边。冬天最冷的时候差不多0度,供暖却有6个月的时间,比北京还要长十几天。那里的消费也让我觉得坦然,打开打车软件,快车和拼车,就是8块跟6块的区别,吃一碗海鲜面,小鱿鱼、虾、花蛤的浇头全部铺满,才20几块钱。

生二胎的节点上,我对去威海的提议一下子感到心动了。考虑到目前这个阶段,我在北京的工作也遇到了瓶颈期,一些优秀的孩子杀上来,我也不想跟他们斗智斗勇去卷了。总的来说,对事业上的追求就是0,完全没有了。

最后,我跟老公达成一致意见,他是自主创业,办公地点比较自由,工作就可以先不放,之后在北京、威海两地跑一跑,而我的打算是彻底放手,在哺乳期一年左右,把离职的事情提上日程。一直到今年过完春节,我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去公司办理了离职,之后开始收拾行李,该扔的扔,该卖的卖,该送的送,每处理一样东西,都像是跟这一段生活模式的告别,感觉到一种完全的解脱。现在,我们正在观望北京的房价,等到一个回暖的时机,就卖掉那套「老破小」,在威海置换一套房子。

今年春节,我在威海的婆婆家住过一段时间,能感觉到那边生活里的声音跟北京完全不一样。一大早,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站在窗户下聊天,我被他们的声音吵醒,突然感到很接地气,一阵惬意。走出家门,能看到威海有很多山,鸟也特别多,去包子铺买早餐,伴随的都是小鸟的叫声。到了马路上,四处在播报今天什么菜价便宜,哪个超市在打折,都是一些细碎的生活日常。

今年元宵,心凌在威海感受到了节日气氛

我发现,在北京将近10年的时间,忽略了很多类似的生活气息。不像在威海,朋友们可以随意邀约吃饭,马路上的陌生老人会逗你的孩子玩,路上碰到老邻居了,会先聊两句再接着走路。好像生活的节奏一慢,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相处就都回来了。

最近,我把「裸辞、卖房、离京」的经历写在网络上,收到了很多留言,感觉在这个时代下,其实有很多人厌倦了一线城市的生活,但没有逃离的客观条件,或者没有离开的勇气。他们有的离不开国企的工作,有的放不下北京的户口,有的舍不得高薪的收入,有的想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而我算是迈得开腿的,毕竟除了一套计划出售的房子,在北京也不剩什么。

所以,也有一些人很羡慕我,可以在现阶段去追求一种坦然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评论是「来大城市追求生活,来了之后发现生活在城门之外」。这也是我的感受,我可能已经过了为事业拼搏或者说为自我成就感拼搏的一个阶段了,现在更在意的就是过平淡的生活。

心凌回到威海,和老公孩子在海边。

我觉得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特雷西 北京——武汉

2019到2020年,我们家遇到了三个意外。

一个是我在工作上遇到了歧视,二胎怀孕期间,公司考虑到我即将有两个孩子,可能没有精力再投入工作,招了新人代替我的岗位,等我休完产假回去,公司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二是老公突然生病,血管方面检查出问题,幸好及时送医救治,不然这个人可能就没了;三是我公公也出现身体不舒服,带他去医院挂号,一检查,发现是膀胱癌。

在这之前,我们家其实过得蛮顺的。我2003年来北京读大学,2007年认识了老公,两人都是湖北小镇出来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工作,老公本来是保送中科院硕博连读,但他想赶紧挣钱,读满三年硕士就直接出来了。

2011年,我看到天通苑有一块地方出了新楼盘,都是小户型,2万块钱一平,就跟老公说,100万就可以买下五六十平的房子。当时我们手里连20万都没有,赶紧各自去借钱,把首付凑起来,第一套房子就这样买了。后面这些年,有了孩子,老人自然而然地过来帮忙照顾,房子变得拥挤,我们就卖了第一套房,在望京换成了一个80多平的两居室。日子这么过下来,在北京,我们有看起来像光环一样的东西,房子,车子,户口,都有了。

但到了中年,上面所说的那三个意外,把生活完全打乱了。这让我感觉到,一个家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虽然算得上中产,但在北京也没有太多抗风险的能力。

其实,2019年生了老二之后,我们在武汉也买了房,只是没有决定说要回去。这一次公公生病,成了一个契机,他的癌症是早期,治愈率很高,但如果在北京治疗,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无解的问题:首先是要找一家离家近点的好医院,并不容易挂号;其次,老人去了医院,老公要上班,也没人能看孩子了;最后,即使公公在北京治好了,家里地方太小,也没有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给他休养。

考虑到这些,我决定带着公公和孩子回武汉——医院很容易挂号,老人治好之后就在老家休养,我妈还可以过来帮忙看孩子,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武汉之后,老人住院就是我来照顾,记得那个夏天,公公做完手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发烧,我租了一个轮椅,推着他去做各种检查项目,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所有东西搞完下来,一天就过去了,真的是很疲惫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逐渐意识到,老人越来越老,陪伴他们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父母跟我们的连接是什么?他们把我带来这个世界,又把我挡在死亡的后面,就像是我跟死亡中间隔着的那堵墙。有他们在的时候,我会看不到那个东西,但他们一走,我直接地看到,未来的生命就是走向死亡这个终点。

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觉得离开北京、回武汉是一个特别正确的决定——我可以更多地陪伴老人。

一直以来,老公对我回武汉的态度是,只要我和孩子过得开心,他就支持。平时,他的重心都在事业发展上,自从那次生病之后,他也非常害怕,一下子强烈意识到身体健康很重要。我过来武汉之后,他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感到武汉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气息确实会让人放松,他打算过两年之后,凑够工作年限,拿到公司股权,就立马回武汉。

现在,我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在武汉这边上学了,等老公一回来,在北京就留下了户口和一套房产。也有很多人对我的选择表示不理解,说一个北京户口就成了多少人的向往,为什么还要回武汉?但真的在北京生活过,我们才体会到,即使有户口,也不代表车牌能摇到号,孩子上学就有学区房,老人就医就能更方便。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个城市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

当然,每个城市有优点,就有缺点。武汉虽然发展还不错,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机会不多,薪资待遇低。回来之后,我没有再去投工作,也知道年龄过了35岁,又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剩下的面试机会会更少。其实,我在2019年离职之后,曾经跟朋友尝试过创业,想做一个亲子类的公众号和线上商城,我们做好了方案,也拿到了投资,结果疫情来了,所有线下活动的规划都打了水漂。那次创业失败后,我回来就一边帮本地公司做自媒体运营获得收入,一边探寻更多的创业机会。

这也让我有了更多时间去陪老人。以前,孩子总是看不到外婆,这次回来之后,遇上清明节,我可以带着孩子回老家,跟着大家庭的人一起去扫墓,正是四月,老家的油菜花全都开了,春风吹得特别舒服。结束之后,家里十几个人再一块吃个饭,聊一聊,能感受到妈妈很开心。这两年,我带她第一次去坐飞机,第一次看大海,还有第一次化妆。那天是她生日,在照相馆里,我让化妆师给她化妆,之后拍了一组写真照,这组照片最后弄成了相册,厚厚的一本,我妈把它带回了老家,收藏在她的衣柜里。

特雷西和妈妈拍的写真照

跟妈妈的这种相处是我现在最大的收获。我14岁读高中就离开了家,在一个离学校更近的亲戚家里寄宿,大学又直接去了北京,一直到35岁回来,等于将近有20年时间没有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以前,我会觉得她既当爸,又当妈,是一个完全来照顾我的人,现在,妈妈大到去医院看病,小到手机下载一个东西,都需要我来照顾她。

我们这一代人,跟家族的亲情关系都是靠父母在连接。在北京的那些年,我除了家里的6口人,没有别的亲人,总会觉得人情关系淡漠,有那种漂泊感。特别高兴的是,回来之后,我能经常带妈妈去散心,陪她说话,而且有她在身边,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变多了,我才重新找到了跟人情更多的连接。

特雷西在武汉长江边上野餐

「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

@小包 北京——海口

无论海口的白天有多热,到了晚上9点多,都会起一阵凉凉的风,空气带着一种湿润又温热的味道,清新得像是刚下过一场雨,呼吸起来非常顺畅。

这时候,我会去小区楼下跑个步。跑道上没有太多人,也听不到任何车辆的喧嚣,只看到旁边一些高高的椰子树,在干净又清亮的夜色下,我可以完全放空,享受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

我是2022年7月23日从北京到海口来的,离京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北京户口,两个孩子将来没办法在北京高考。我原本计划,等孩子小升初再做离开的打算,但在2022年,我和老公的职业生涯遇上滑铁卢,就想干脆带着孩子早一点走,尽快去二线城市找位置。

原本,老公在部队做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工作,我在一家公司做公关,服务的是互联网企业。2013年,我们结婚,生了老大,因为老公一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又要上班,只能请老人过来帮忙带孩子。家里人多了,我们在昌平买了一套房子,由家人帮忙付首付,我跟老公还月供。

那时候,我要养孩子,又要养房子,就感受到在北京生活确实压力很大。随着孩子越长越大,老大开始上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5万,老二在2019年也出生了,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包括这两年,我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北京医保,看病需要买一些商业保险。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我意识到了什么叫「中年危机」。

这些年,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跟着公司总监出来创业,开过一个小型公关公司。我更加拼命去工作,想办法赚更多钱,基本上全年无休,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晚上加班到一两点。做公关这份活儿,精神压力蛮大的,经常被客户pua得很惨。偶尔,我也觉得窒息,感觉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这种状态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但每次跟客户做业务结算,又觉得一切都值了,我重新回到打满鸡血的状态,好像只要是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变得很有动力。

但到了去年,互联网经济走下坡路,一边疯狂裁人,一边砍预算,我们的业务量跟着跳崖式下降,最后公司开不下去,只能把员工都辞退了。

那时候,我老公已经退伍,做了一个海南的外包项目,了解到海口市2025年自贸港要封关,这两年有人才引进政策,很多外地人会赶在封关之前迁往海口。我们就想,当年没赶上70后、80初在北京落户的机会,现在是不是赌一把,把户口落过来,看自贸港以后的发展会不会好。

对全家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是把一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海口,两个老人也跟着过来了。在这里,我们又买了一套小房子落脚,北京的房子就留在那里,作为两个孩子以后的保障。

来海口之前,我虽然知道这边的工作机会比较少,薪资也低,但没想到落差居然这么大。刚到海口的时候,我相中了几个有意向的单位,后来这边疫情爆发,没有及时去聊,人家很快招到了别的人选,机会一下子都没有了。我就有点慌,临时又联系了一波,很多是在本地做得很大的企业,但聊过之后,我发现他们着眼的是本地市场,赚的是眼下的钱,而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全国市场,彼此的思维不在一条线上,就不是特别满意。

那会儿,我才意识到,在一线城市卷有卷的代价,来二线城市躺平也有躺平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线城市可能是相对公平的,职场上主要靠能力,而二线城市还要靠一点关系,我所有的资源都在北京,想在海口有发展,就会遇到一个无法改变的瓶颈和限制。

到海口好几个月之后,我还是没找到满意的工作,断了收入来源,身边又找不到一个可以宣泄的朋友,变得非常焦虑,只好自己躲起来偷偷地哭。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自己选错了,要不一个人回北京,或者去近一点的广州、深圳再继续卷。但老公安慰我说,到了这个年纪,完全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肯定会有一段艰难期,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去适应。

我继续找工作,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在海口找到一家面向全国市场的公司,很多同事也是外地人,所以工作内容和环境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薪水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海口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日常消费比较高,甚至点一个外卖都比北京贵。我看不到薪资未来增长的空间,压力也挺大。以前,我赚钱能力还不错,给孩子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但现在,孩子再要买一个东西,我会考虑是不是必需,可不可以换成档次差一点的,其实心里挺心酸,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完全满足他们了。

你会感觉到,要在一个新城市扎根,并不会从压迫完全走向轻松。退回两个月之前,我其实对海口是不满意的,但当一切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会觉得海口还不错,这边的人过得不急不躁,坦坦荡荡的大马路,就用30-40码的速度慢慢开;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很少有人因为插队这类事情吵起来。

工作确定下来之后,我也在尽力适应海口的节奏,比如公司早上9点开始上班,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午休,下午再工作3个小时,就可以下班了。刚来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午休,觉得这不把时间都浪费了吗?待了一段时间,我融入进去之后,会发现午睡真香。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海口算是安定了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生活确实变松弛了。这边离海岸很近,孩子出门可以随意去海边玩沙子。我自己最喜欢的是海口的傍晚,每天下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到特别漂亮的晚霞。

海口的晚霞

回到成都,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雨丝 上海——成都

我现在越来越认同作家伍尔夫说的,女性想要创作,必须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办法拥有这样一间屋子。

我的城市选择路径比较曲折。我从四川小地方的机关幼儿园读上来,大学考进了上海同济,研究生毕业后,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当了妈妈,但我在择业上完全不成熟,先在上海外企干了一年,之后拽着老公非要回成都,想寻求进媒体的机会,面试失败后,阴差阳错去了政府搞招商引资。5年里,我换了两座城市,三份工作,一直到30岁,才最终确定那份工作不是自己想要的,于是决定从成都回到上海,开始读博。

我老公虽然是上海本地人,但在我做读博决定的时候,他已经在成都扎根,事业和房子都安置在成都这边。我选择去上海读书之后,夫妻不得不分居两地,我们就商议说,由我把女儿带在身边,老公每个月飞一次上海去看我们。

读博的五年时间非常折腾。前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住在宝山,第三年在英国,后两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小学,住在黄浦。黄浦的房子是公婆家等着动迁的老房子,面积很小,只有二十多个平方,我们搬进去之前重新装过,内部打了一层阁楼,楼下是客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就是卧室。在局限的空间里,我跟女儿没办法拥有独立的书房,只能保证我有一张大书桌,她有一张小书桌。平时,我们两个人背对背坐着,她写作文,我就写论文。

一边读博一边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尤其上小学之后,孩子放学回到家,会不断向我发问,妈妈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始终没办法安静下来。到了晚上,我很希望孩子先睡觉,让我一个人在楼下待一会儿,但阁楼上会一直回荡她呼唤的声音,我就必须上去陪在她身边。等把孩子哄睡着,我自己也累了,没精力再写论文,又焦虑得睡不着,就觉得过得非常吃力。

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我每天忙于接孩子,送孩子,写论文,就感觉自己在物理和精神上的独立空间都被剥夺了。尽管老房子挨着外滩,但我都顾不上去逛一逛。我记得外滩有一块地方经常种郁金香,有一年春天,等到最后一批花凋谢了,我才想起来去拍一张照片留念。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当没有自洽的时候,好的环境也是没法从外面去寻找的。

到了2020年,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我去医院开了处方药,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吃完之后会有些神经衰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有一次,小朋友看到我身体异样,说了一些取笑我的话。那一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被伤害了,忍不住大发雷霆,开始砸东西,有一样东西意外砸到小朋友的肚子上。我就吓惨了,一边哭,一边问她有没有痛,要不要上医院,没想到孩子跟我说,妈妈没事,你不哭。

那次砸东西以后,我开始意识到,把情绪消耗在孩子身上是不行的,但我也特别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2022年是我读博最后一年,3月份,我一边写答辩论文,一边照顾孩子,还要准备毕业后的工作面试,觉得一个人弄不过来,就让老公到上海帮忙。结果,疫情升级,我们一家三口都被封在老房子里,老公工作要打电话,孩子要上网课,我怕他们的声音影响到我,最后是躲在厕所里,完成了答辩和网络面试。

读博前,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是有迷恋的。这两年,我看到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小镇做题家」,才意识到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长期受到这种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去繁华的大城市,在世界500强里争一张办公桌,寻找更高的社会位置。我的人生似乎就应该走上这样一条轨道:买学区房,送孩子进一梯队的学校,穿梭于各种兴趣班,拼命工作,周游世界……这是上海标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一度是我努力的目标。

但经过读博这五年,又在上海的老房子生活过,我的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一家三口虽然都是上海户籍,但这份「荣耀」可能也是一份枷锁。老房子的走道里,我能经常听到一些老邻居讨论,不知道哪一天能轮到我们这幢楼动迁。稍微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会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商量,拆了能有多少钱,以后应该要搬到哪儿,想象住大房子的画面。在没动静的时候,他们会失望,会发生争执,我就感觉到,他们一辈子的人生,好像都在等待拆迁这件事。我老公也说,在这个毗邻外滩的小弄堂里,他经常碰到小学同学,还是在重复上一辈的脚步,等待在拆迁的这个循环中。

那我如果选择继续留在上海,是不是也会重复那样的人生?我需要面对的现实是,老公长期在成都工作,父母不会来上海定居,我们在沪不是学区房,尤其经历了五年独自带娃读博的经历,我知道再不寻求另一个空间,对我和孩子都是很大的消耗。

所以,与其留在上海,每天折腾怎么换大房子,孩子要去什么学校,夫妻怎么团聚,老人怎么平衡……我更愿意回到二线,在一个自己够得着的位置,看看书,写写论文。

博士毕业后,我很快面上了成都一所高校,现在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在成都,我跟老公很早就买了一套200多平的房子,光阳台就有20多个平方。回来之前,我就想好了,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属于我的书房,书房跟客厅连通的地方要安装一道玻璃门,在我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把玻璃门拉上。

雨丝的书房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就在倒腾这个书房,弄了三个月才完工。我对书房的要求是通透,因此装了几块大玻璃窗,一抬眼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在这里摆上了一张长条桌,三个书柜,还有一张醒目的黄色沙发,来点缀颜色比较单调的地板,为书房增添一点色彩。

等一切布置好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空间充满了自己的味道。我一次次光顾这里,在这里工作,享受这里带给我的安全感和呼吸感。有了这个空间之后,有一次,我刚准备坐下来工作,天上就出了太阳,阳光一下子铺满书桌。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努力了这么些年,绕了一大圈,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这么「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阳光洒在书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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