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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俄战争:中国最小限度的立场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新近的侵略战争已逾一周年,在这个节点时间里,欧美乃至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已经明朗,那就是在反战、反俄、反普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与之相比,附议俄罗斯、美化入侵的国家极其稀少。世界范围的认知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公义若何、公理何存,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答案。

    在这样的全球形势下,所谓中立原则难有立足之地,而宣扬中立,并且在联合国关键投票中以弃权加以自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全球视线集中在泽连斯基身上,聚焦在这块浴血奋战的人民身上,其艰苦卓绝的境地、其向死而生的勇气,无不令国人中的清醒者遥想抗日战争时英勇救国的中国军民。

    时至今日,联合国在乌俄战争上手足无措,在不言自明的掣肘下,这一国际组织的止战功能近乎为零。它彻底沦为战争之外,国际间合纵连横的政治场所,残存着为战争做一点旁白的零余者角色,却无法真正地站在世界公理这边。联合国对乌俄战争的无所作为,与抗战时的无能的国联不相伯仲。

    乌克兰人同仇敌忾,同赴国难,其情其景本应激发出有相同历史的国家给予极大的尊重,并且以真切的表态和实际行动支持之。遗憾的是,在全球呼吁支援乌克兰抗俄的声浪中,我国作为被各方寄望有调停能力的大国,日前提出中国和平计划,被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国家轻视,渐失斡旋其间的信任基础。

    乌俄战争重塑世界格局的作用已然显现,一般人皆能明白此一常识事理。惟我国外交虽于国际形势的运用,屡屡有在场的紧迫感,却少有为各国称道的建树。每一外交行动,不但无益于增加本国话语的权重,反而日益损耗大国信用。外交无法折服五大洲诸国,此诚无聊之象征,单调之极致也。

    尴尬被动的外交局面,自执政党于延安时期以来为最大。单说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降,外交突破国际重围、为国家引入新生力量,所取得的成绩尽显于国际贸易、全球美誉度及国民生活诸方面。三十年之后,于乌俄战争的风云际会之时局,外交势成困局,万一局面突变,恐怕中国仍将遭殃。

    外交与外患二者诚不可分。战争初始,国际件对乌克兰抗俄多持悲观论调,以为“特别行动”一开,普京坦克大炮克基辅、乌克兰丧权辱国不过以小时计数。然乌克兰军民鏖战一年,虽疲惫却仍挺立,并以前所未有的正面形象屹立于地表。乌克兰令国际刮目相看,究其根本,在泽连斯基政府善用外交折冲外患。

    乌克兰以小国的专业经营,凭借其卓越的外交努力,赢得全球瞩目,并以希腊战神一般的死士风范迅速、显著地扭转战局。如果诚实地评估乌克兰抗俄的一年战果,可以不夸张地讲,乌克兰必定会以弱国外交战胜强国外患的最新案例,写进世界历史。乌克兰已经终结的,是所谓弱国无外交的偏见。

    乌克兰将要终结的,还包括“外交无外乎国际利益交换”的功利主义假说。倘若外交建基于真理、人性与公义,则外患虽如泰山压顶,犹有回旋余地,并有望夺取终局的胜利,中国抗战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可假如外交行动建基于错置的外患思维之上,不仅瞻望形势有误,现实也将进退适当。

    乌克兰外交的显著特色是代入历史,活化历史,不仅合纵连横扩展国际生存空间,且断然立下死誓,若俄国凌逼过甚,则必死拼。于我国而言,乌俄战争绝不能成为中国与世界史、尤其是二战史相割裂、相违和的事件。这应成为我国最小限度的立场,并检视不适当的外患思维,重申依恃人格信用为外交的基石。

    概言之,对待乌俄战争,我国最小限度的立场不该是已经左支右拙的中立立场,而是选择并坚守人性、人道与公理的立场。中国之远大前途,固然有国人绝对乐观,然而在应对乌俄战争时屡屡被动的现象,应有基本判断。乌俄战争已激起风起云涌的巨潮,外患何在,外交何为,宜加重省思。

    引用图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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