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初，就有专家撰文呼吁下线健康码，并将相关数据彻底删除。但迄今为止，除广东省已经关闭“粤康码”服务功能并删除、销毁所有数据外，更多的省市还在等待国家层面的统一安排。
2月23日，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指出，“新冠疫情在我国已基本结束，但未完全结束”。健康码作为疫情时期阻断传染病传播的应急手段，它的存废问题也引发了社会关注。
在防疫使命完成的当下，承载国民疫情记忆的健康码会何去何从？
广东销毁健康码相关数据，其他地区会跟进吗？
广东是最早对“健康码”做出调整的省份。2月14日，广东省健康码“粤康码”发布服务公告称，按照国家新冠病毒感染防控政策措施优化调整要求，粤康码的抗原自测、老幼助查、健康申报、电子证照、防疫工作台服务入口将于2023年2月16日11时起关闭。
据“数字广东”，至2020年12月底，粤康码累计使用人数超1亿，亮码20.5亿次，日均亮码634万次。数字广东工作人员曾向“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介绍，疫情三年里，粤康码单天亮码数最高曾达2.66亿次。
随着出台防疫“新十条”，我国防疫政策发生转变，各省份相继明确进入公共场所取消查验健康码。2023年1月，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健康码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此次下线后，广东省表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彻底删除、销毁服务相关的所有数据，切实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作为全国最早推出省级健康码的省份之一，“粤康码”关闭部分服务和销毁相关数据后，其他省份又将如何应对健康码的留置问题？
上海市12345热线告诉“医学界”，随着疫情形势的改变，健康码的作用减小了很多，不排除取消健康码的可能性，“暂时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无法判断健康码的后续处置措施，如果真的下线不再使用，原则上是会删除相关数据信息。”
杭州市卫健委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健康码还未下线，也没有关闭部分服务，暂不清楚后续措施。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人士曾对“界面新闻”透露，浙江省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本省健康码停止服务的方案，但停止时间尚未确定。对方表示，方案确定后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各市也将遵照落实。
“医学界”梳理发现，除了下线部分功能和停止服务外，还有一些地区利用以往的健康码平台，增加了发热门诊查询、就诊预约、用药服务和公交乘车等功能，将健康码转型成为政务服务码。
北京是代表城市之一。12月19日，北京启动“京通”小程序上线试运行，尝试融合“北京通”与“健康宝”，市民可自愿或自主授权，选择是否将北京健康宝的个人身份验证信息拓展到“京通”页面。
贵州将“贵州健康码”与“贵人码”合并后，沿用“贵州健康码”的功能，并以此作为统一门户和入口，实现防疫服务、医疗服务、社区服务、便民服务等分类服务板块的全覆盖。
海南省健康码不仅与海口公交实现“一码通行”，并且与多家免税店对接；哈尔滨、南宁等地的12345热线及当地卫健委均表示，目前健康码还未下线，也没有关闭部分服务。
另有福建、西安的健康码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健康码仅用于部分人群采集核酸、查看数据等服务。“医学界”登陆北京健康宝、山西健康码、山东健康码后发现，目前健康码仍能正常使用，查阅前需填写个人健康状况或居住地等信息，但不会再赋予黄码或红码。
对于是否会停止服务或转作其他功能使用，福建省卫健委相关人员在接受“福建卫生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暂无规划，需要等待全国的统筹安排，闽政通App智能助手回复“医学界”称，目前暂不支持删除个人的健康码信息。
健康码存储大量个人数据，删除还是升级？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蔡卫平告诉“医学界”，现阶段，各地应该取消健康码并删除相关信息，“通过这次新冠疫情的使用，已经凸显健康码的各种弊端，不能再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用于疫情防控。”
蔡卫平所提到的弊端与疫情期间的多起社会事件相关。去年6月，河南村镇银行1317名储户遭遇“精准赋红码”，只要扫过郑州车站的场所码，即使人不在河南，健康码也会变红。此事件引起社会反响后，郑州多名干部因擅自赋红码被问责。
在蔡卫平看来，社会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健康码丧失了其最初功效，“它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以正式告别了。”
财新网2月18日发表的社论《尽早关闭健康码》中同样表达了这一观点。文章还提醒，要防范一切可能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文章称，“健康码的本质是为了疫情防控，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且这一让渡本应严格限于疫情需要。健康码带有明显的公共治理属性，且具有专用性。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好健康码相关的信息，妥善处理好相关数据的使用。”
文章认为，一旦抗疫不再需要，信息删除就必须提上日程。“从收集到使用再到销毁，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任何环节都不能出现纰漏。作为信息被收集者，每个人都有权利了解自己的信息是否被滥用，该删除之时是否予以删除。”
这一说法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的观点一致，他曾撰写《新冠“乙类乙管”之后，健康码还有必要存在吗》《健康码下线为何如此难》等多篇文章，认为健康码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同时提醒了数据删除问题。
“码化治理特点是对个人信息的无差别、大规模持续性收集和监控，因此隐含着重大的隐私泄露、数据监控和数据操纵的风险”，赵宏写道，此类信息一旦泄露不但容易导致人格尊严、人身或财产收到危害，甚至会损害其名誉权、身心健康或歧视性对待，“在启动退出机制时就必须确保这些信息能够被彻底删除。”
在健康码去留问题上，另一种观点是对健康码转型升级，即在保留原有数据的基础上，拓宽数据的使用场景。陕西省政协委员刘敏今年在提案中建议保留“陕西一码通”，并在微信小程序内建立全省统一的个人健康档案管理系统，与各级医疗机构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月22日也发文表示，健康码用途有着广泛的空间，依据是《“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中提到的“到2025年初步建成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支撑保障体系”。
对此，蔡卫平认为，个人资料的收集都必须经过本人同意，而这部分数据只有在紧急状态下才能使用。
早在2020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就在一个网络研讨会上，分享了她对于”健康码中的伦理问题”的思考。
除了提议全国使用统一的健康码外，她还建议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侵犯隐私。并称疫情结束后，应建立数据删除机制；确需继续使用有关数据的（例如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预防和控制），应当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将数据匿名化。
指导专家
蔡卫平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病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