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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花产业潮起潮落:一个浏阳烟花人的十年

    春节将近,湖南虽已入冬,但寒潮未至,温暖的阳光把天映得格外蓝。严杰在办公室里不断接到来自各地 ” 找烟花 ” 的电话,”你要加特林,我们厂没有了,但是可以帮你找。”” 我们的货不多了,要匀一匀留给老客户。”……

    严杰很久没有这么忙碌了。他今年 36 岁,目前是湖南省浏阳市一家规模中等的花炮厂厂长助理,从 2011年进入花炮厂已十年有余,一路从质检员爬到了高管的位置。

    近日,广东、山东、辽宁、福建等多地发布消息,宣布部分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允许燃放烟花爆竹,” 禁燃令 “的松绑也让浏阳的烟花市场突然火爆。

    这让严杰所在的烟花厂有些措手不及,” 我们没有预备那么多货,工人很多也阳了,开不了工。”但他告诉时代财经,他期待,回暖后的烟花市场能带动整个行业重回良性循环。

    在浏阳 ” 天空剧院 “,人们依偎在一起欣赏烟花,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在浏阳,严杰只是众多烟花人的一个,但从业十余年,他也见证了浏阳花炮行业从极盛年代逐渐趋向缓步发展的过程。

    对严杰来说,烟花很小,绚烂只有一瞬;烟花也很庞大,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用 QQ 接单,一单两百万

    从浏阳市区向农村驶去,沿途纷至沓来的是一块块花炮广告牌,以及变成花炮厂的一个个低岗丘陵。

    这里的山地富含硫矿,是制作火硝的重要原料,且境内以红壤为主,为优质的花炮原材料如杉木、楠竹、硫磺、红土等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 世界烟花看浏阳 “,湖南浏阳,这个置县 1800 年的千年古城,在烟花爆竹生产方面却已有 1300余年历史,是烟花的发源地,名副其实的 ” 中国烟花之乡 “。

    浏阳目前的年生产能力占全国的 70%,可以说,在中国,每点燃 10 个花炮,就有 7个来自浏阳。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2021 年浏阳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 261.5 亿元;2022年,全市花炮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 301.5 亿元,同比增长 15.3%。其中花炮出口销售额超过 60 亿元,同比增长84.9%。

    早在上世纪 90年代,严杰家就已从事烟花行业。当时的烟花生产还是靠村子里的烟花作坊,村里人不是开作坊就是在别人家的作坊打工,但小作坊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也缺乏有效的安全措施。

    严杰家主要生产烟花纸筒,将厚纸板卷成直径约为 3 厘米、长约 15厘米的圆筒,便于后续在其中填充火药,这是烟花生产中为数不多的没有安全隐患的工序。初中时期,到了暑假,严杰也会在家中帮忙,”一家人一天下来可以赚 20 元,一个月赚 600 元,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不用愁了。”

    但小作坊存活的光景不长,1998年起,浏阳市政府取缔了上万家非法生产的手工作坊,要求家庭作坊搬到山上生产,远离城市和村庄。花炮产业经过多轮整合提升,开始从作坊式运营转为集团式发展。

    严杰家所在的杨溪湖村,原本零星的家庭作坊在整合提升后变为了三家花炮厂。其中一家就是严杰目前所在的工作地。

    2001 年,严杰读到高二便辍学了,在浏阳附近的网吧、制包厂 ”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 地呆着。直到 2009年他女儿出生,他才意识到,需要 ” 干点正事 ” 了。2011 年,女儿两岁时,严杰在哥哥的引荐下进入了村里的豪东花炮厂。

    那一年,严杰几乎赶上了烟花行业的辉煌时刻。

    2012 年之前的 20 年间,浏阳花炮产业经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 光速 ” 腾飞。浏阳花炮产业产值从 1992 年的 4亿元发展到 2012 年 277 亿元,足足增长了 70 倍。截至 2012 年底,浏阳市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1024家。当时,浏阳市 140 万人中,有 40万人从事与烟花爆竹产业相关的工作。可以说,在当时的浏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与烟花有关。

    浏阳的烟花工厂,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2011 年初入工厂,严杰做着质检的工作,负责检查最后出货环节的烟花质量。这个工作相对轻松,一天只需要 6个小时,往往中午就能下班。这样的 ” 神仙工作 ” 干了半年,严杰拿到了 18000 元。

    第二年,严杰升为车间主任,需要把关更多道工序,还需要根据订单量、交货时间来制定生产计划,给车间下达生产任务。那时,他的工资已升至6 万一年。

    也正是在进厂这一年,严杰迎来了自己至今印象深刻的 ” 高光时刻 ” ——独自拉到了大订单。

    那时,网络联系还靠 QQ,严杰把自己的 QQ 名改成 ” 浏阳烟花”,加入了许多同行交流群。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客户一次性订了价值 200 万的订单,相当于 20车烟花。按照工厂三天产两车的产能来算,严杰一次性替工厂落实了一个月的产量去处,” 第一次成交的感觉特别好,后面就习以为常了。”

    得益于此,严杰在第三年继续晋升,工资也水涨船高,拿到 12 万一年。

    只要肯干,在烟花厂似乎不存在 ” 内卷”。严杰说,把自己放在大城市或许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在烟花厂里还成为了小领导,因为厂里几乎没有竞争,”我也算半个高中生,但很多村民都是小学生,100 个人里面只有 10 个会用电脑,我自然而然就被注意到了。”

    刚进厂的前几年,严杰的事业顺风顺水,没有丝毫的危机感。但谁也想不到,浏阳的整个烟花行业将面临一个长期的大危机。

    二、禁燃之后,” 用黄泥换美金 ”

    多年来,浏阳烟花行业的命运,和一纸 ” 禁燃令 ” 牢牢捆绑。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1992 年,出于对燃放安全和空气质量的考虑,广州首开禁放之先河;1993年,北京也跟随其后。由此开启了延续十余年、触达八百多个城市的烟花爆竹禁限放政策。

    2013 年后,烟花爆竹的禁限放扩大到全国范围,给了浏阳的花炮产业一记重击。2016年,上海市将禁放范围从内环扩大至外环,被网友称为 ” 史上最严禁燃令 “。

    根据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官方网站,截至 2018 年 1 月底,全国共有 803 个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同比增加81%,其中直辖市 3 个,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同时,还有 923 个城市出台了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政策,同比增加 21%,其中直辖市1 个,即重庆。

    据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全国 90% 以上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和 1000余家县域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爆竹市场消费快速下滑,产业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2015 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册企业则呈断崖式下跌。到了 2017 年,经过产能优化和调整,浏阳有 224 家企业、74家工区申报退出,兼并重组生产企业 81 家,企业数量缩减到 558 家,比起 2012 年的 1024 家少了近一半。

    严杰清楚地记得,” 禁燃令 ” 落实后,2013 年至 2014 年间感到了明显的订单量下滑。

    所幸,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针对的安徽、福建等地还没有完全禁放,剩下的订单还能勉强维持,”完全禁放的河南和山西我们都没做,刚好避开了,但是有的厂子是主打这些地方,就非常被动。”

    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市场,但剩下的市场 ” 厮杀 ” 变得更加剧烈了。” 打个比方,有的厂一年做 2000 万的产值,有 1000万销往河南,河南禁放后他就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消化这 1000万的空缺,到别人饭碗里去抢饭吃,这样的竞争导致利润越来越薄,货越来越不好卖。” 严杰无奈地说道。

    激烈的竞争下,更多的企业选择了 ” 软退出”。根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规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需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 3年,延期则需要申请办理延期手续,即俗称 ” 换证”。由于对安全监管越来越严,发证门槛也越来越高,仅安全整改一年就要投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许多企业本就经营不善、无力负担,只得在证件到期后选择停产。

    在严杰看来,这是一轮行业的洗牌,”这样一来,蛋糕虽然小了,但是分蛋糕的人也少了,行业经历了一轮洗牌,剩下的人才能找到出路。”

    2014 年,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尝试开拓出口业务,” 想把步子迈开一点,鸡蛋总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吧。”

    迈开这一步没有想象中难,” 只要自己愿意做出口,浏阳有的是外贸代理公司,我们不用跟老外打交道,省去了中间环节。”

    尝试外贸的第一年,豪东花炮厂的出口金额为 200 万,而整个厂的年产值能够达到 3000 万,出口额只有不到10%。此后几年,出口额稳定在工厂总产值的 30% 左右,慢慢地,出口市场成为烟花厂的 ” 新大陆”。而疫情爆发后,由于海运不便,豪东花炮厂的出口额又回落到了 20% 左右。

    严杰笑着说,行业内把烟花出口戏称为 ” 黄泥换美金 “,” 因为烟花的底部是要用泥巴去封口的,是烟花的重要原料之一”,严杰指着道路两旁的山丘,“你看这些山上的黄泥巴,满山都是,因为做烟花,我们这里的黄泥都能换美金咯。”

    驶向工厂的道路两旁,丘陵遍布,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豪东烟花厂是浏阳烟花出海的一个缩影,国外市场的 ” 新大陆 ” 给了这个产业一个大大的喘息空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中国烟花爆竹出口数量及金额呈螺旋式增长,2021 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 322901吨,金额累计 8.05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9.2% 和 16.5%。其中,仅浏阳的出口销售额就有 33.3亿元,占全国出口额的 60%。亚洲、北美和许多西方国家是我国烟花爆竹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

    但是对严杰来说,做烟花出口也有着不一样的压力。

    ” 每次老外客户来厂里看样品,都和考试一样,比做国内生意紧张多了。” 严杰的紧张来自沟通的不顺畅以及国外客户的高要求,”他们一般都要回公司商讨,你第一时间不知道答案,也很难看出来,并且他们的要求会更严格,在药量、工艺、燃放时间、节奏上都会把控得更仔细。”

    此外,国外的订单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其实国外也有禁放限放的政策,我们每天都很忐忑,生怕政策随时会改变。”从事烟花行业多年,严杰形容自己为一根紧绷着的弦,”做这个行业本身就要注重生产环节的安全,弦时刻地绷着,万一订单出现变动或者没有生意,就更恼火了,有双重压力。”

    三、烟花养育一方人

    即使花炮行业有起有伏,但包括严杰在内的浏阳人,似乎都对这一行业有着不可磨灭的热爱。

    作为技术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花炮行业是解决当地就业的主要容器。民国时期就有这种说法:”闻昔日浏阳金刚白市上粟等处,平时不见乞丐,荒年绝少饥民,是皆爆业所赐也。” 早在民国时期,浏阳从事花炮行业的就有 30 万人,有 “十家九炮 ” 之说。

    包括严杰在内的多位浏阳人,曾不止一次地向时代财经记者强调,” 花炮是富民产业,带动了这里的经济发展,养活了这里的人。”

    严杰所在的豪东花炮厂,占地在 400 亩左右,共有员工 100 人左右,一栋栋工房依山而建,盘旋地占据了整座山坡,”这里的员工基本都是我们村子附近的人,一年下来我们要付几百万的工资,相当于都投给了这个村子。”

    除了豪东花炮厂,村子里还有另外两家规模在 200 人左右的花炮厂,” 三个厂子加起来,算上老人和小孩,一共能养活一个村 2000多人。”

    杨溪湖村的宴席,人们齐聚一堂,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在严杰的记忆里,得益于烟花,从小家里就没有太苦过,”虽然在农村,但是吃穿用度都还算没有脱离时代,该骑自行车的时候有自行车,该骑摩托车的时候也买了摩托车。”

    直到现在,烟花带来的红利也还一直存在,” 我们厂 100多个员工,有几十个人都在县城买房了,一家如果有两个劳动力,只要勤勤恳恳,一年卡上剩个 10 万块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花炮行业的吸纳,浏阳市的人口也几乎没有向外流失。

    据《2021 年浏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末,浏阳市公安户籍户数 41.3 万户,总人口为 148万人,全市常住人口 143.01 万人,常住人口在长沙市排名第二。另据《浏阳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 2020 年 11 月1 日零时,浏阳市常住人口为 1429384 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1279469 人相比,增加 149915人,增长 11.72%,年平均增长率为 1.11%。

    严杰说,”经常看电视看到春运的人背着个编织袋赶路回家,我都很感触,我们这里几乎没有这样的人,也几乎没有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采访当日,严杰花炮厂的同事在县城买了新房,在农村老宅宴请宾客庆祝乔迁之喜,下午 5 点,严杰匆匆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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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杰同事家的二层小楼,时代财经王莹岭摄

    同事家的农村老宅是一座两层小楼,在院子里和屋内客厅各摆了五张圆桌,桌上摆满了颇具特色的浏阳蒸菜。和严杰同坐一桌的人,都与烟花有关。除了自己厂里的老板和同事,还有做烟花包装材料生意的、做烟花包装印刷的、做烟花纸壳生意的,大家都以烟花为生,也因烟花而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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