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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案头到街头:双重历史责任下的抉择

    在“2022年度回顾”栏目中,《莽莽》邀请了多位人士回顾与评价过去一年的点滴细节,我们希望以此记录时代洪流下的细枝末节,建立起不同视角下普通人的「历史记忆」。

    以下是他们的口述。

    讲述者一:K,北京,媒体人,参与了北京的白纸抗议运动。

    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用政治来解释。

    防疫带来社会静态,也导致思想层面的静止。

    上海疫情可以说是第一块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当时有很多想说、想讨论的东西,但是却不可以这样做。这是今年最早积累起来的怨气。上海和北京一样,象征意义太大了。它(防疫上)的幻灭,让市民阶级有了很大的一种恐慌感。

    整个上半年我们经历了铁链女事件,又沉浸式经历了精准防疫的崩塌;到下半年,经历了二十大的前期,所有问题都要让步于政治稳定。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是能感受到这种痛苦的:没什么新闻可做。十月份除了要感受疫情一天比一天差,还有所有采访对象的拒绝。大部分人用不说话来防止自己说错话。

    无论报道主题与政治是否有关,全国各地的受访者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人都是选择闭口不谈。你会觉得社会很静态。当真正感受到社会的这种静态时,我会感到恐惧,一种很深层的负能量。它不光是防疫带来的社会静态,而是思想层面的静止。“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在等。”

    每天有大量的关于二十大人事的政治传闻出现,除了这些传闻能取悦人之外,我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是很可怕的。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因为防疫政策在缩减(人员规模),因为二十大,企业宁可这几个月什么也不做,一直在等“风向”。

    但最后等来的是最臭、最不体面的结果。如果连表面上的体面都维持不住,大家就会怀疑习近平到底是弱到了什么程度。

    当我看到这样的结果,大约经历了一个月的挣扎——想要改行。当这样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至少会想象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预期。我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在可见的未来里,我只会被这种宣传机器折磨,无法再在这份职业里得到我想要的一种实现感。

    我想到最可行的职业是当一名厨师。至少“吃”这件事情,还无法完全政治化。“我在观察这样的宏大叙事里不再感受到意义的时候,我只能去寻找那个最不可能被政治化的东西。”

    北京抗议现场

    (一)

    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

    其实国内看到“四通桥”抗议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相关信息很快被删除。我在北京其实没有太大感受,不认为民众会把彭立发当作是一个勇士,或者他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

    很多人寄希望于体制能够自己进行良善改革,这种希望的前提是不触碰到底线。而彭最重要的那条诉求可能已经碰到了这个体制的底线,体制里或者泛体制的人看到这样的标语也许会有些反感,他们不会马上想到这个人做了多大的牺牲,相反,他最大的感受是:“世道要乱了”。

    我在游行中听到有人喊“释放彭立发勇士”,但无人跟喊。我在现场观察,认为很多人是疑惑的,可能一方面是疑惑于为什么要喊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国内并没有真正被符号化。现场有人跟喊了彭的抗议标语,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

    我在现场的观察也消解了舆论对所谓“抗议是由境外势力煽动”的一些污名。现场非常无组织化,大家没有统一的诉求和表达。北京本地人很“贫”,他们会用一些搞笑的话来消解游行的一些尴尬,大家喊完一句不知道再说什么,或者就被几句笑话带过。

    现场包含很多派别。有一部分人有政治诉求,他们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导到自由,包括选举自由在内的诉求;但一旦一边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诉求,另一边就会有人说我们不要谈政治。后者在现场是更大的群体。他们可能只是对防疫有很多不满,但不敢有更多的诉求。整个场面非常和平,我感受到北京警察没有接到要抓人的命令,他们只是让便衣把人群驱散,没有起冲突。甚至可以看到便衣一方面在驱散人群,警察在一边和人群聊天。这是北京相对独特的一种景观。

    北京警察很克制,他们的策略也很聪明。他们通过增援从两侧把人群夹住,告诉大家往前走、不要堵在路上;把大家推到十字路口后,通过便衣把人群切成四份,让大家不要堵在路口。分化完之后,再安排便衣去小的人群内部“冲”,边冲边喊“走咯走咯”,再把小集体给冲散,好让小群体的聚集能力削弱,以此把人散开。

    后来在干道两边,人们一字排开。警察没有办法再驱赶人群,很多路过的车辆鸣笛支持。但在那个位置,如果人群中有人喊了超过反对防疫政策以外的诉求,就会安静得很快,不是很有人支持。“虽然令人失望,但这是北京抗议的基本面。”

    现场其实没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口号,大家各有各的诉求,不够鲜明。

    我不担心秋后算账,当天晚上本来犹豫要不要公开发布一些信息,但后来还是发了。参与这件事是因为我敢于参加,我是一个公民,“我凭什么不能参加”。

    上街参与抗议是我从未获得过的一种权利。有人当天晚上看到消息后问我能不能转发,会隐去个人信息,我看了感到有点生气,“怎么这么憋屈啊”。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如果有人要追究责任,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自那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同事和单位的关心,大家来确认我的安全,但没有人指责我。在我告知家人后,他们对此都表示支持,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二)

    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高姿态让我感到恶心,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

    我明白在边疆地区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要做出这样的抗议(乌鲁木齐抗议)是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也反映了防疫让民众有多失望,才会让一直很温顺的中国人去做到这么极端的事情。乌鲁木齐的抗议会让我自己反思,如果我这种有着职业理想的人都不敢走上街头,那还期待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做一点努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一刻我是有一些使命感的,可能是职业带给我的,同时我也被新疆的抗议所感染。

    新疆的事情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防疫措施阻挡了消防救援。这是三年来被反复讨论、最无法被允许发生的事情,因为它被无数的人讲过。另外,乌鲁木齐发布会上官员的那种高姿态、带着体制的那种骄傲让人愤怒。这种姿态让我感到恶心,我需要对此做出一些回应。

    我没有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被捕,会有什么。我想像如果到了警察局,他们会给我什么罪名呢,非法集会?我也不是组织者。如果以国家安全名义指控我,我当场也没有喊什么“越界”的口号。如果我的职业是以这样的拘捕而告终,我会感到光荣。等我老了,想起自己做过记者的这段时光,我会是满意的。

    现场有很多尴尬沉默的时刻。我没有勇气去开启一句口号,在那个时间去快速地思考并尝试带领大家,这是我回头想的时候,发现的自己很懦弱的一点。

    现场有很多女孩子,一眼看上去就是大学生的样子。当其他北京本地的男孩子还在那里消解这些口号、“耍贫”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很勇敢地站出来,去提了很多大家心中想的那些口号。如果说什么是值得称之为勇气的话,那几幕是触动了我的。我会觉得有些羞愧,当时应该以更加公开的姿态去声援,我绝不应该藏匿什么。

    最早在步道上的时候,有人喊了一个关于核酸的口号,有一个北京男生就耍了一个小聪明,开始喊“我们要做核酸”,以这种戏谑的方式很成功地带起了很多人这样喊。明明我们所在的场地是祭奠的核心区域,最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肃穆的。大家手上拿着白纸、蜡烛,有人讲了这些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此表示哀悼。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认为他们讲这些话是不合适的,然后大家笑成一片也是让我很难受的。这会让我觉得,我参加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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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纸运动”,作者:王春兰

    有个看起来像大学生的女生是最早开始喊“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另一句是“释放上海被抓人士”。这两条口号其实是当时主流的声浪,但一开始,是在一种尴尬沉默的氛围里,听到一个涨红了脸的女生喊出来的。有些男生可能会主观地认为自己更懂政治,“很油腻”,没有办法很严肃地对待我们正在面临的政治议题。女生是受到这种结构性问题的迫害的,而一些男生并没有实际地感受过这些政治议题带来的危机感。

    今年是失望的话,明年就是悲观。

    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

    如果它不改变,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

    我决定要在国内做新闻,便没有期待有一天能在国内得到那么大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我们能够乐观的是,当局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或者做相对聪明的事情。前两年生活在北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精准防疫”之红利的,只要民众配合,日子就不会过得太难受。

    而我当下最大的难受是,它在蠢的道路上无法停下,它不停地在做蠢事。最早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方针本身是没有错的。而从两年前编辑部讨论疫情的稿子到现在,记者还是在问政府(为今后的疫情形势)提前准备了什么,政府至今仍然没有提前性的准备或者计划。【编者按:采访完成于中国转变防疫政策前】

    “它不为结束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想一个预案。”我们作为公共政策的观察者,是没有办法想像这种愚蠢是怎么造成的。当然有人可以简单地用政治因素来一笔带过,而我对这种蠢则不屑于去解读它。

    它前期把大量资源用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上,比如核酸,而政府三年来什么准备也没做,反而把地方财政都掏空。

    尽管目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抗争,但是以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来说,从行动层面来看放开是没有时间表的。既然没有时间表,那么政府要放开,它就一定不会以大家想像的形式在特定某一个时刻放开,而是会以一种最差的情况放开,一种“崩溃式”的放开。这种“崩溃式”放开的结果很可能是两种苦我们都要吃——不光是封控之苦,还有死亡的苦。

    目前的中国社会,在解决防疫问题之外,没有别的议题可以通畅地讨论。当你讨论别的,马上就会陷入到“这有什么意义”的思想困境中去。

    不管是作为内容生产者,还是看读者对作品的反馈情况,大家慢慢地不再关注一些议题。因为这些都需要建立在防疫的方针能给人们一定的预期的情况上,人们才会对一些特定的议题产生兴趣。

    防疫方针在这三年来总是强制地扭转大家的预期,改变大家的计划,以至于很多人在防疫有确定性之前,不乐意有更多的计划,因为这只会让自己失望。很多二三线的城市,政府财力都被防疫掏空了,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指望它能做其他什么事情,不可能。在其他诸如教育等公共政策上,也不会有什么有意义的改变,而政治层面就更不用说,“法治建设”等,只会往更差的方向发展,这个也是大家可以预见到的。中国所有的议题都绑到了防疫方针上,如果它不改变,大家便没有办法做预期。

    “今年是失望的话,明年就是悲观”。这次参加集会对我而言在能量上是有恢复和补充的,但不代表我对职业和生活的预期有变好。

    我一开始参加面试的时候,上级告诉我单位不会做长远发展的考虑。在这样的夹缝中工作,带着这样的预期,我的工作可能随时就会变得不值得再做,这个改变随时都会到来,只能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目前还在做有意义的报导。

    记者这份职业我认为也是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职业。

    《莽莽》简介:

    一本涉猎时政、社会、文化等议题的独立中文杂志。成员为身在海外、热爱自由的一群人,既致力于现实行动,亦想捍卫以中文自由写作的权利,用母语来记录、对抗遗忘和发起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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