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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京陪诊,做患者的”临时家人”

    来自《对,这也是工作——100个新职业》系列微纪录片第一季

    第一集《我是患者的“临时家人”》

    接受完我们采访没两天,韩铮就“阳了”。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半个月前又开始接单。

    “医院还是不太敢多呆,接的都是开药、取药的单,快去快回。”唯一一个“陪诊”订单是前两天接的——一个老客户,30多岁,“阳康”之后胸疼气短,好几天都挂不上呼吸科的号。韩铮咬咬牙,直接带对方去了急诊。

    他戴了一个N95,又在外面加了一层普通口罩,一刻都不敢摘下来。

    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人,120还在不断往里送病人。两人下午1点到的,晚上六点才看上病,快9点才做上CT。“放在平时,有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作为“陪诊师”,韩铮有几个同行群,大家最近总会讨论,谁陪诊过的老人去世了,医院的情况多紧张。这些挺丧的信息他几乎不和家人说,这是他从入行起就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韩铮是内蒙古人,今年35岁,去年才开始做“陪诊”这一行。

    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他就来了北京,做了好几年国际贸易。后来,公司效益不好,他就辞职自己创业。创业也没赶上好时候,疫情来了,资金链断了,“2020年一整年都在追讨货款”。

    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过回老家,但考虑到爱人和孩子的发展,还是决定咬着牙留下来。做惯了生意,早就不习惯朝九晚五的工作了,能干点什么呢?

    韩铮第一次知道“陪诊师”这个职业,是刷短视频时看到的。“老家的亲戚朋友来看病,我都陪着,这事我也能干啊!”

    北京,大城市,医疗资源集中,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人口老龄化,大城市年轻人工作忙,哪有功夫陪家人看病;医院里的各种操作越来越复杂了……韩铮简单分析了一下,认定这行是“刚需”,有前景。

    决定入行,韩铮也第一时间开了个抖音账号,真名、真照片、真身份证,“人家看到你是个真人,才能信任你。”

    因为在中东工作过,韩铮还在自己的简介里写了“英语、阿拉伯语陪诊”,至今还没遇到过有这需求的客户,全当是差异性竞争的卖点。

    刚注册账号时,抖音上的北京的陪诊师也就几十个,现在已经几百上千了。“大半年的功夫,行业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

    一开始,韩铮偷偷地做,没和家人、朋友提起过,“心里确实觉得这工作不怎么拿得出手。”有几次给客户打电话,被家人听到了,大家才知道他在做什么。再后来,他接受了一家媒体的采访,很多北京的朋友刷到视频,一个传一个,他索性就不再藏着掖着了。

    “但其实,当时真实的想法是,如果知道会被朋友刷到,就不做采访了。”韩铮说。

    约韩铮陪诊的大致有几类人:

    搞不明白各种智能设备、操作系统的老年人;

    患了疑难杂症,来北京最有名的那几家医院看病的外地人;

    手忙脚乱带小朋友看病的;

    不想体验“一个人去医院”的年轻人。

    “陪患者在医院看病,解决流程上的麻烦,包括诊前咨询、代问诊、代取报告、取药之类的,都在我的服务范围内。不负责帮忙挂号,也不给客户明确地推荐医院。”韩铮总是清晰、流畅地给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以让自己与“黄牛”“医托”划清界限。

    他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来自一个“宝妈”,对方要带孩子去儿童医院。韩铮儿子4岁,知道一个人带孩子看病有多难,那会儿他没陪诊经验,全凭生活积累。

    刚入行,韩铮下了些笨功夫。如果要陪客户去一个不熟悉的医院,他会提前跑一趟,把医院门诊、急诊的每个楼层都走一遍,熟悉就诊流程,摸清每个科室、检查室的位置。

    陪诊前,他会让客户把自己的病情写一个详细的文字版:什么时候发病?吃了什么药?做过什么检查?检查报告还留着吗?碰到不认识的病,他就先上网查一查。

    虽然门槛儿低,但因为是新兴职业,官方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也没有从业标准,所以风险也是有的:

    并不是所有客户都透露自己的真实病情,“比如患乙肝之类的传染病,并不和你说”。

    有些年纪太大的老年人,摔了、碰了,谁的责任?

    有些检查垫付了,病人不做了,钱算谁的?

    有些客户的态度也不太对,你觉得自己是职业的,但有的人对你呼来喝去,像在使唤一个服务员。

    这些“模糊地带”还有很多,有的陪诊师会自己拟一份协议让客户签。韩铮咨询过律师,基本没有法律效力。“这事儿就跟街上扶老太太一样,全看对方人品。”

    做“陪诊”这行,韩铮总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出现,像个家人一样,陪伴他们,一起经历痛苦,见证生死攸关的选择。

    很多人大概会问,大城市这么冷漠,要请人陪看病,家人哪去了?因为离得够近,韩铮也看到了很多大城市里的压力和无奈。

    韩铮陪诊过很多老人,单都是子女下的。他们大多有慢性病或身患癌症需要定期化疗。“一个月跑医院五六次,孩子都得工作。”

    有的怕老人不接受,孩子就让陪诊师配合,说是自己的朋友。老人也不傻,“怎么你朋友总有时间?”被揭穿了,孩子就再撒一个谎,把陪诊的价格拦腰砍,300报100,免得老人心疼。

    从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家庭,大多是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了,也大多在本地折腾了几轮,花了不少钱。尤其是病在孩子身上的,这样的家庭看病的钱舍得花,在吃住上都能省就省。进了北京就大脑一片空白,他们对韩铮的依赖就更多。

    有的中年客户,家里也不是没人陪,但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敢让家人担心,就自己偷偷在网上约了陪诊。

    生了病,多少都有点脆弱恐慌,有人一进诊室就懵了,医生说的话一句也记不住,韩铮就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一边安抚,一边默默记下医嘱,回头再讲给对方听。

    有些年轻人得的都是小毛病,但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实在抽不出时间跑医院,他们就找韩铮帮忙约检查、取报告。小半天的陪诊费也赶得上几个小时的工资了,只是这个假他们真的不敢请。

    有些人就是焦虑,007、996久了,隔三差五就怀疑自己有点什么病,进了诊室,没五分钟就被医生打发走了——多半是心理原因。

    每天跟医院、跟生老病死打交道,陪诊师的情绪波动还是挺大的。

    刚入这行时,韩铮帮一个客户代问诊。最初,客户是大半夜联系他的,一连发了几条长语音。他要睡了,也没听,只是把语音转成文字看了。第二天起来再听才知道,电话对面那个男人有多绝望。

    那是一个新生儿的父亲,孩子有先天的心脏疾病,但因为疫情,没法来北京看病。韩铮一直帮忙代问诊,一起努力了大半个月。突然有一天,对方就不回复他消息了。两三天后,韩铮看到父亲发的朋友圈——孩子已经不在了。

    “非常难过,我们那么努力,还是没能救孩子。”直到现在,韩铮还存着那聊天记录,尤其是那几段长语音。从那之后,他总会第一时间听客户发来的语音,“好多情绪是没法通过文字体会到的”。

    帮人问诊、取报告,有些电话是很难打出去的。比如,癌症晚期的检查结果。

    虽然报告上是专业术语,但看得报告多了,韩铮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韩铮总要酝酿很久,才有勇气打出那通电话。还总要补上句,“我们再换两个医院看看”。

    前阵子,北京卫健委给韩铮打了个调研电话,政府有把“陪诊师”规范化的打算。

    身边比韩铮年龄小的朋友都觉得这行很好,有前景。但年纪大些的有点接受不了,总觉得病人花钱看病已经很可怜了,你再收一笔,简直不道德。

    韩铮也不多解释,那天晚上九点多,他陪客户走出急诊室,对方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那一刻他相信,这行值得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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