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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位曾震动全中国的斗士,走了…

    环球人物杂志

    2023年1月2日23:11北京《环球人物》杂志官方账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

    他的人生,不负时代。

    作者:张丹丹

    编辑:付玉梅

    胡福明这个名字,与一篇文章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他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也是“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

    2023年1月2日,胡福明去世,享年87岁。

    时间回到2018年初夏。阳光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里,这位“点燃解放思想导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忆中。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来看我,说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约评论员’,就邀请我做他们的评论员了。”

    彼时《环球人物》记者眼前的他,说起话来还有江浙口音,激动时会身体前倾,抬起手来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

    转眼间,一位颤巍巍走在小院里的老人不见了,变回当年那个在嘈杂的筒子楼里提笔战斗的学者,在特殊年代里热血沸腾、敢说真话的斗士。

    “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当天通稿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

    这个时间,离胡福明最初酝酿稿子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这一年多的辗转难眠、矛盾担忧终于随着稿子的付印,融进了推动时代前行的洪流。

    “1977年3月的时候,我下定决心要写这篇文章。这是自我斗争了一个多月的结果。”

    历史在胡福明的讲述里铺陈开来——当年2月,“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锐地读出了问题:“我感觉不对,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理论旗帜,但不能这么教条。”

    刚刚经历了“文革”的胡福明担心社会退回那个年代,他想写文章反驳 “两个凡是”,但又不太敢,“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

    这种“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实很少见,他在南京大学是出了名的敢说敢写。1976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他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在那年创办的南大学报上,他一期接一期地发表文章。

    只是他有顾虑。“我被打成过一次 ‘反革命’了,劳改了好几年,这次要是写文章, 可能更严重。我怕连累别人’。”

    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争辩。他既不敢和同事讨论,更不敢告诉家人。挣扎了一个多月,“写”的一方总算是占了上风。

    “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如果没发现‘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问题,那还情有可原;但是发现了却不说,那不是跟我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相悖了?”这也像一个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他逐渐坚定起来,最后决心“坐牢也要写”。

    “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

    胡福明定了文章标题,就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纲是在医院走廊里写的。

    当时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医院陪护,带来一摞书和资料,在走廊上搬一条长凳当书桌,借着昏暗的灯光查理论依据。

    到妻子出院时,他已经查到了上百条理论论述,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

    “你看,这就是当时用到的资料。”胡家的客厅里,进门处是一张老书桌,摆满了各种理论书籍,他指着颜色发黄、纸张变脆的那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告诉记者,那是当年用得最多的资料。

    写稿是在酷热的7月。筒子楼里一层住了七八户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们在楼道里打闹,环境拥挤嘈杂。但胡福明越写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来天就写完了。

    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觉自己在战斗,特别有干劲”。9月,稿子寄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认识王强华是在年初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两人很多观点不谋而合,王强华当时就向胡福明约稿。因此,胡福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寄给他。

    “我当时对这篇文章其实不是很有信心。”稿子投出去, 4个月没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直到1978年1月20日,王强华回信寄来一份清样,提出修改意见,大意是要改得更温和。

    通过往来信件,胡福明又对稿子作了两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没有发表。王强华在信里的口风却转向了,“说要改得更有战斗力,这我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定这个调子?”

    胡福明于是回信告诉王强华,月底要去北京参加研讨会,到时再讨论。最终,讨论定下两点,一是文章要更有战斗性,二是在语言上要更稳妥。胡福明又开始修改稿子。

    那段时间,光明日报社上午派人送来清样,晚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来新的清样和修改意见……

    同住一间房的另外3位理论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这篇稿子。“他们看后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这个稿子是有风险的。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要是坐牢了,你们给我送牢饭。’他们说‘一定送’。”

    杨西光两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杨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场,坚定支持拨乱反正;第二次,杨西光告诉他,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审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后一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交给《光明日报》,然后就回南京了,他已经归心似箭。

    十几天后,他收到了光明日报社寄来的10份报纸,文章刊发在11日的报纸头版重要位置,在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标题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张扬,把报纸放好,继续工作。

    但春雷已响彻大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引爆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讨论初期,很多人还没有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对这篇明显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大为恼火。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没有感觉到:“我当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都是后来听说的。”

    “不过,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开支持这篇文章了。”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并且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大江南北。

    “一定要改弦易辙”

    采访中,胡福明一再说:“这篇文章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的产物。”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家。因为战乱和家境贫寒,他小学几次中断学业。

    1955年,胡福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任教。“先干了一年辅导工作,1963年开始给学生上课,讲毛泽东思想。”

    1966年,学校决定在溧阳建新校区。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师生一起,拉着10辆板车,带上全部家当,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阳出发。

    师生们走了3天,到了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新校区,边建校边上课。

    没通电,胡福明就带着学生去20公里外的镇上拉电线杆,小板车一次最多拉回两根。“每去一趟,就浑身湿透。”那是1月,天还很冷。拉完电线杆,又继续拉砖头、木头,把校舍一点一点盖了起来。

    此后,在那段特殊时期,他被打成了站队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南京和溧阳的校园里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

    回忆起来,胡福明自认为不是受迫害很严重的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被批得少”。待这一切结束,他认为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经历过动乱,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辙。”“作为知识分子,我可以拿什么战斗?只能拿手中这支笔!”从1976年开始,他就不停撰写理论文章,向各大报刊投稿。

    ·1979年,胡福明在南京大学讲课。

    而后,他的人生也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影响,组织部多次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党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绝了。

    直到1982年,调令下来,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南京大学,走进党政机关,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些年,他亲历改革开放,见证了神州大地焕发生机的过程,“社会各个层面都充满活力,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让他常常有一种幸福感。

    再回顾当年那个节点,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险,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他在关键时刻写下了一篇关键文章,点燃了思想解放的导火索,给蓄势前行的时代加了一把力。

    他的人生,不负时代。一路走好!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苏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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