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井奎
经济学家、科普作者
中国防疫政策的根本性转向之后，有两项工作最为迫切：一是全力救助患者，保障大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第二就是复苏原本已经相当疲弱的经济。
浙江企业先是打响了出国抢订单的第一枪，此后四川、江苏、福建等地纷纷加入。12月17日，广东一架满载140多家企业负责人的包机航班从广州飞往迪拜，这是迄今为之全国最大的出海抢单团。
外贸订单多多益善，但问题是，当下是否有足够的产业工人呢？形势恐怕不容乐观。近日，与抢单潮相对照的，就是“跨省招工”和“花钱留人”。
劳动力市场为何冰火两重天
少有人关注到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广东省人社部门组织了10家重点企业和人力资源机构奔赴广西，在全国率先跨省对接用工，希望能尽快招到工人，于元旦后到广东上班。此前在出海“抢单”上先行一步的浙江，也正在想办法留工过年，比如，浙江绍兴市为了稳岗留工，推出了十条举措，包括一次性发放价值800元的“新绍兴人”消费券、“年货邮到家”的温暖礼包。
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的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于不同的用途，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资源，自然也应该自由流动，配置于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广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和外贸大省，通过跨省招工，把更多的劳动力留在当地工作，从而完成订单，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市场上还流传着因工厂缺少订单，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的新闻。如今，“劝人走”变成了“劝人留”，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政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力量。
而劳动力市场冰火两重天的背后，更凸显了这个市场长期存在的两大矛盾。
第一是劳动力的分布地与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地之间的矛盾。
劳动力的分布多是以内陆地区为主，而需求地则更多是以沿海地区为主。虽然沿海地区不断因为成本高企而使得许多企业迁往内地，但不得不说，那种单纯的制造业飞地除了要承受生活成本以外，还要承受另外一种成本，就是制度风险成本。内地的营商环境，在执行相关政策方面过于强硬而缺少回护的情况，在这三年的疫情防护中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事实上，商业和贸易，反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改造社会环境的良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谈及法与贸易或商业的关系时，一上来就说：“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正因为如此，凡是习俗温良的地方，必定有贸易；凡是有贸易的地方，习俗必定温良。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指出，商业秩序向农村地区的扩张，可以最终带来城乡之间差距的减小，实现良治的社会。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建立商业秩序上始终居于前列，但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并没有那么大。因何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种商业秩序下的良治社会未能迅速扩展到其他地方，从而实现制造业逐步地向内陆转移，进而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仍然是一道难解的谜题。
由此牵出了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集聚与劳动力的迁徙之间的矛盾。
由于劳动力的分布显然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一致，经济趋向于集聚，因集聚才能产生规模效应和学习效应，而劳动力供给则来自四面八方，这就为劳动力的迁徙提供了源动力。劳动力的迁徙自然是要向着经济发达地区前进，但同时，这也使得城市和工业发达地区面临巨大的土地、住房、医疗卫生等压力，这些压力直接体现在了生活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又抬高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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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如候鸟迁徙，何时才能在大城市安家？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处于这两种矛盾之下，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供给的不均衡，必然导致劳动力迁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
简要地说，就是劳动者希望能够在工作地安顿下来，但高昂的生活成本又使他们望而却步。制造业企业一方面无法舍弃我国完整供应链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要不断面对劳动力短缺和用工成本高企的现实。
在这2022年的岁末，回望这一年，我们的劳动者必然感受到了来自生活的重重鞭笞。就像1919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上个世纪那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之际所言：“我们仍有时间重新思虑我们的行动方针，换一种眼光来看取这个世界。……写作此书之际，正值1919年的秋天，万物萧杀，而我们也正处在命运的沉寂时节。对于过去五年间所付出和经受的一切努力、恐惧和痛苦，我们的反应已经达于极点。除了自身的物质福利这类直接的问题之外，我们感情的力量或关爱的能力被暂时地给遮蔽住了。在我们自身的直接经验和最为可怖的预期之外，任何最重大的事件也无法让人为之动容。”
今天的我们也仿佛回到了100多年前，但历史仍然会轰隆向前，劳动力市场上新的号角还是会照常吹起。
2023年即将到来，神州大地马上又要迎来春回大地的景象，在疫情和服务业下行等因素之下，新一轮农民工回流或许又像昔日的劳动力迁徙一样，恢复起来。但是，在经济阴晴不定的需求之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背后所揭示的经济发展悖论，仍然需要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