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骗人还是遭陷害?“俄罗斯问题专家”翻车

“俄罗斯问题专家”王晓伟翻车了。12月17日,某自媒体受权刊登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则声明,表示“中国公民王晓伟”与该校没有任何关系,其言论与活动仅代表其个人。在同一天,中国政法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也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聘请过名为“王晓伟”的人员为中心研究员。

这么一来,王晓伟先前在公共空间展示的“莫斯科大学外籍教授”“欧洲中心研究员”头衔已然不攻自破,他那一长串头衔里的其它名号恐怕也将朝不保夕。事件发生后,王晓伟本人第一时间在微信自媒体上声称自己乃是遭人陷害,也发布了自证身份的“莫斯科大学聘书”,“遭遇了境外诈骗,损失惨重,又被相关人员黑了,所以选择了报警处理”。

不过,12月21日莫大社会学系又向红星新闻回应称,王晓伟在莫大社会学系的教育经历、所取得的文凭是真实的,但他从未在该系任职,更不存在被任命为“外籍教授”的行为——可谓“真话不全说,假话全敢说”。

既然“事已至此”,公众也饶有兴趣地打量王晓伟过往的言论与活动。他所撰写的书籍(《走近普京》)原来是“不超出社论水平的拼凑之作”;他在XX电视台等权威媒体上发表的高论近似哗众取宠、大言欺世(俄乌冲突期间的一系列“权威点评”都与事实相去甚远);至于他的那封“聘书”,究竟是自己主动骗人,还是真的被别人骗了然后将计就计自欺欺人,暂时陷入罗生门状态。

回顾历史,类似王晓伟的这种“跨国造假”现象可谓层出不穷。举凡在境外的一切学历或是履历,都可以凭借当事人的如簧巧舌抑或生花妙笔,变成影响现实世界的虚构传奇,化为文学作品里的经典掌故(诸如“克莱登大学”)。这些年来,诸如“西太平洋大学野鸡博士”“五百强员工实则为收银员”“助理教授摇身一变为副教授”的案例实在太多,公众在审丑疲劳的同时不禁要问:他们凭什么可以招摇撞骗多年,而且屡试不爽?

“跨国造假”意在欺世盗名,目的无非争名图利,其要素包括:一、留学/出国经历,这当然是真的,也容易查证;二、将在国外期间的经历添油加醋甚至是改头换面,“加工”出半真半假的虚构故事;三、回国以后利用这层涂装而来的假金箔行走江湖,用以假乱真的名声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欺世盗名,大言图利。

问题逼到这一步,其实也就变成了:“‘跨国作案’的欺世盗名者,为何屡见不鲜?”应当承认,文化与制度上的深层因素,都对这一现象“有所贡献”。

首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已经深深植入世人的文化心理,出国俗称“镀金”就反映了这一点,这也是“大词定律”(name-droppingeffect)的体现:使用一些流行的、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名词,足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很多事物本来可能只是“相异”,但一旦沾上各种“背景”的修饰语,就立即获致“高人一等”的影响力。公众也据此总结出了“头衔越长,身份越假”的定律,甚至是“精准收割韭菜,头衔越长越好”的“经验之谈”。

其次,即便在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证实或者证伪一段国外经历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伪装得好无疑就更难了。这一方面加大了拆穿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会“诱发”当事人造假的意愿。

小说《围城》里虽然虚构但取材真实的情节,就有“韩学愈只是在《历史杂志》发过一则广告,但就敢在简历里写上‘曾于《历史杂志》发表文章’”“罗素只是礼貌客气地接待了一下褚慎明,嘘寒问暖也被褚某人演绎成了‘承蒙不弃,托我解决问题’”这种“三真七假”却又难以查证的桥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内围绕“诚信”(integrity)的制度建设,仍然有待完善。学历学位与头衔履历可以说是人的第二生命,构成生命权与财产权之外的完整人格权利,自然需要当事人负起诚信义务。但无疑地,目前当事人的造假成本、失败风险,都远远比不上欺世盗名的“预期收益”。

即便骗局被拆穿,他们的“损失”也比不上早已博得的滚滚利禄;“割韭菜”的种种“案例”,甚至还会以“成功秘诀”的名头在坊间广为人读(比如某些“币圈”“金融圈”的“大佬”)。即便是目前看似已经翻车的王晓伟,他本人即将面临的损失比起已有的“成功”,恐怕也是微不足道。因此,完善“诚信”这一价值体系的制度建设,方是根治“跨国造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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