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12 月 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 ” 新十条 “，其中 ” 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 ” 明确规定 “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除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开展落地检。
这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 ” 核酸检测时代 ” 开始落幕了。
在许多人眼中，核酸检测企业似乎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疫情爆发以前，几乎从未接触过。由于疫情管控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赖于核酸检测结果（有专家声称，只有核酸检测结果才是” 检验新冠的金标准”），所以核酸检测企业也被蒙上了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色彩。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不少行业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许多核酸检测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让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阴谋论：疫情越严重，对核酸检测企业越有利，因此假阳假阴满天飞，都是那些无良的核酸检测企业有意泡制的！
有人声称，应该把核酸检测业务”收归国有“；或者至少，应该限制它们的盈利空间，不能让它们获取 “暴利 “，因为核酸检测企业的业务决定了它们实际上具备了某种公共事业公司的性质。
果真如此吗？且让我们从头盘点一下。
核酸检测市场早就存在，是疫情管控让其起飞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只是病原体核酸检测的其中一种。病原体核酸检测，又只是分子诊断检测技术的一种应用，而且分子诊断也只是体外诊断的一个细分领域。
新冠疫情以来的 ” 核酸检测 “，一般都是用实时荧光 PCR检测方法进行的，它也是在病原体检测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核酸检测技术。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这种技术在我国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广泛应用于流行性感冒、麻疹、风疹、手足口病、病毒性腹泻、乙型肝炎、艾滋病等传染病病原体的核酸检测、监测或筛查。目前，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我国40 种法定传染性的病原体都可以通过实时荧光 PCR 技术检测。
除此以外，核酸检测技术也已经在生殖医学、肿瘤医学、农牧学、生态学、刑侦等非传染病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许多医学检测企业里（如已经上市的大型医学检测企业金域医学、迪安诊断等），都设有分子诊断部门，病原体核酸检测只是这个部门下面的其中一个业务方向。在那个时候，中国分子诊断市场虽然发展迅速，维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但是总体规模不大——2019 年，据第一创业证券预测，国内分子诊断市场的整体规模大约为 66 亿元，其中使用 PCR技术的大约占到了一半。当然，病原体核酸诊断的市场规模就更加小了：包括仪器在内，病原体核酸诊断市场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
PCR技术是上个世纪末就成熟的一种检测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医学检测企业（或称第三方医学实验室）的必备项目，主要承接来自二级及以下基层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检验业务外包。三级以上公立医院的检验科一般不愿意将检验业务外包。
到 2018 年，仅迪安诊断、金域检测、艾迪康、达安基因四家龙头企业就占据了 70%的市场份额，许多小型检验企业濒临淘汰边缘。有报道称，40 元的检验费用，外包费只有 18元左右，而且回款的账期有的长达十几个月。更何况，只有像迪安诊断、金域医疗这种长期和医院有合作关系的 ” 大户”，才有能力承受和医院沟通的隐形成本，一般的检测企业通常被排除在外。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有关部门把核酸检测结果确定为 ” 检验新冠的金标准 “，并且赋予核酸阴性结果 ” 一票否决权 “——决定了你能不能出行、上班、就医，上学等等。与之相配套，由财政（医保）全额负担的重点人员核酸、全员核酸、常态化核酸、× 天 × 检……等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一举创造了一个万亿级的核酸检测市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几乎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核酸检测产业。
这不仅仅是空前的，很可能也是绝后的。
因此，核酸检测市场早就存在，但原来的市场规模很小且处于准寡头垄断状态，是疫情管控创造了新冠核酸检测的巨额政策红利和起飞风口。
功过评说：请先明晰是哪一种 ” 核酸检测机构 “？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核酸检测累计次数肯定已经达到两三百亿次了。有报道称，到 2022 年 5 月，全国核酸检测能力就达到了每天5700 万管，其中大部分 ” 产能 ” 是由核酸检测企业提供的。
当然，核酸检测企业并不是唯一的检测机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称，目前我国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传染病专科医院；
第二类，疾控机构，从国家到省、到市、到县都有疾控中心，也可以提供核酸检测（2020 年 8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进一步推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建设工作方案》要求，”全国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各级疾控机构以及县域内至少 1 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 “）；
第三类，医学检验实验室。医学检验实验室也是医疗机构的类别之一，被称为 ” 第三方检测机构”。
” 第三方检测机构 ” 就是本文所说的核酸检测企业。
核酸检测企业作为医疗机构的一种，其注册、审批、校验和管理，与其他医疗机构一样，都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以及《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基本标准》的有关规定来进行。审批的机构一般是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获得批准之后，就可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按照核准的诊疗科目来提供检测服务。
如果要开展核酸检测，还必须要符合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的相关规定，具备生物安全二级及以上条件以及 PCR实验室的条件，在相应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
如果一家全新成立的企业要开展新冠核酸检测业务，通常有以下四个步骤：
1、先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商事主体；
2、设置医学检验实验室，向市区两级卫健委申请，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申请获得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BSL-2）资质；
4、申请获得 PCR 基因扩增实验室资质，可以直接用新冠核酸检测项目申请 PCR 实验室，也可以先有 PCR实验室再申请新冠核酸检测项目。
不过，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条件并不低，主要包括：要有 500 平方米以上的工作场地和 5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每增加一个检测专业，还需要再增加 250 平方米场地、250万元注册资金）。此外，每个医疗机构至少要有一个副主任以上的医师主执业，并有两个以上副高职称检验师、五个初级职称技术人员，等等。
除了新成立的核酸检验企业之外，核酸检测需求大爆发，还激活了大量以前处于 ” 准僵尸状态 “的医学检验企业，从而促进了区域性医学检验企业（实验室）的快速发展。在疫情发生之前，这些医学检验企业在与几家准寡头的竞争中濒临绝境，它们没有多少业务量，在房租、人力成本、设置成本的重重压力之下勉强维持着生存。但是它们拥有现成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和PCR基因扩增实验室资质，因此能够快速申请到开展新冠核酸检测的资格证书，在完成了项目资质备案后马上就可以开展业务。从相关报道来看，这些企业从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最快可能只需要几天的时间。
核酸检测企业的快速准入有非常大的意义，除了能够迅速扩大核酸检验能力，助力疫情防控之外，还有两个作用，一是重新激活了医学检验市场的竞争；二是培育（复活）了一大批医学检验市场主体，它们当中将来说不定会成长出几家伟大的企业也未可知。
单价从 500 元到 15 元，要感谢 ” 市场化 “
在非疫情时期，第三方检测机构（医学诊断企业）提供的无疑是市场化服务，它们作为盈利性市场化主体的定位勿庸置疑。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从核酸检测公司提供的服务来看，它们似乎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事业公司的性质，那么它们获得如此高的利润是不是合理呢？
要知道，核酸检测费用一般是由财政（医保）全额支付的。在看到了种种 ” 核酸乱象 “之后，还有人甚至建议将核酸检测国有化。这种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在疫情防控需要在短期内迅速扩大核酸检测能力的情况下，一个关键是如何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并鼓励在位企业积极扩大产能。这一方面是要提供快速准入的通道，另一方面是要提供足够高的扩产激励。
最有效的激励无疑是利润。
随着市场参与者的增多和检测产能的持续扩大，成本就会迅速下降，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政府招标时压低集采价格。因此这是一个颇有点违背直觉的过程：要降低新冠核酸检测的集采价格，恰恰要先允许核酸检测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核酸检测的费用，从最初的500 元，一路降低到了现在的单人单管 15 元左右、混管 3 元左右。
当然，集采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原因是集采招标时往往只关注价格这个维度，导致价低者得（这里暂不考虑招标中也有出现腐败的可能性）。在这种招标制度下，好处是所有的企业都有机会，小的核酸检测企业与大企业都有可能中标。但是相比大企业，小企业更容易受困于” 赢家的诅咒”。当中标的价格过低，无法获得适当的利润甚至不能覆盖成本时，它们就可能不得不偷工减料甚至造假，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少检、漏检、多检、错检的情况。
但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国有化来解决。事实上恰恰相反，国有化必定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关键是，政府不可能像市场主体那样，利用分散的信息，对价格及时做出反应，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国有化意味着将核酸检测的利益从私营企业转移到了” 公家人 ” 身上，这种转移的结果如何，历史上早有明证。许多人以 ” 龙王卖伞 “为类比来抨击核酸检测企业；其实，核酸检测企业即便想做龙王，也非常困难；但是政府却天然就是 ” 龙王 “。
回归企业本质：该重组重组、该破产破产
上面所有这些讨论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给定迄今为止疫情防控政策。在这个前提下，核酸检测企业做得可能还算不是很差吧。也许，核酸常态化检测的费用本来就是不应该由财政负担的。也许，更早的时候就应该停止核酸检测了。
我们或许可以责怪核酸检测，但是其实没有必要多责怪核酸检测企业。
核酸检测领域后来表现出来的许多乱象，可能都与临时措施变得长期化了这个问题有关。核酸检测在一开始时主要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例如在有明确风险的区域进行若干次全员检测、对重点人群进行若干次检测，等等，但是后来它变得常态化了。
一项临时性措施，该结束的时候就应该结束，尽管它可能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不然，就有可能形成既得利益群体，裹胁政策的制定，从而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现在虽然不少场合仍然需要核酸阴性证明，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一致预期毕竟已经变了，大家都认为到不久的将来，核酸检测就要彻底退场了（当然，要让核酸检测真正彻底退场，谈何容易！）。
到了那个时候，核酸检测企业该怎么办呢？ 或者未雨绸缪，核酸检测企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
无疑，有些从业者可能会有点失落，毕竟这个行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飞快地走完了其他行业至少需要 10年才能完成的一个周期。而且，后入场者可能要承担亏损（已经有核酸检测企业宣布破产了）。
有人担心，核酸检测企业很快就会陷入产能过剩，但是产能过剩本身也是行业重组即将开始的信号。在新冠疫情期间，毕竟有不少检测企业成长起来了，它们获得了不少资金，可能会用来并购那些规模更小的企业，从而提高分子检测、体外检测行业的集中度，进而提升第三方检测的渗透率。又或许，它们可以利用购入的设备、建成的实验室、聚集的人才，转型为抗原检测企业甚至疫苗研发企业等。
说到底，核酸检测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业外人士都不必过于担心的，只要让核酸检测企业真正回归企业本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