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工具退役了,没有人怀念它

CDT编者注:这封新闻信除了正文外,还包括科技/技术、环境/气候方面的信闻,我们只在这里收录了正文部分。

大学一个暑期的末尾,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一辆车久不使用,会变得无法启动。油箱是满的,但在漫长的瘫停中,电被耗尽了。这原不是问题,发动机日常运行会供应电力,使其源源不断。惯性打断,便带来意料之外的烦恼。我和朋友不得不向过路的车求助,一面打火,一面推车,步履维艰地向加油站进发。

这一年我常见到这样的车。乌鲁木齐居民镜头里,停了四个季节的车,火灾发生时,消防通道像积木一样围堵在一起的车,只是小区里、马路边也时常停着,沉默着,积攒了许多落叶与灰尘的车。再次试图上路,他们是否也会遭遇那样的窘境?我常常闪念。

过去三年,我们数次想象放开,数次失望,以至于“十年”这样的时间都被提上讨论。放开则来得突然,缺乏实感。对于许多人,意识到锤子真正落下,是当看到核酸亭被吊车抬走、地铁站健康码被撕下、“通信行程卡”正式下线的那一刻……这意味着,这一次,不再是用更强的管制来换取有条件的流动——人也不再因去过哪里、见过谁、核酸是否新鲜,而被认定是否危险、是否有罪。

回溯源头:2020 年 2 月 7日,健康码的雏形余杭绿码正式上线;四天后,杭州版健康码启用,开启了“红、黄、绿”的区隔。由于寄生原本装机量就很高的软件(支付宝与微信),它的推广畅通无阻,之后半个月,健康码迅速被应用到全国200 多座城市。

同年 5 月 7日,中国最后一个县域降为低风险——那可能被视作过去三年的“数次清零”之一。但健康码并没有随之消失,同一时期,《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出台,14天便完成立项到发布,以实现跨地区的数据共通和信息互认。那是人们第一次产生疑虑:这样一个综合了个人身份、敏感生物信息、精确行为轨迹的治理工具,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

如今,站在回望的视角,能够看到它确实至今存在,且衍生出“弹窗”、“灰码”、“场所码”等诸多变化;期间,不时有欲将健康码扩展成为市民码、“文明码”的试点;今年六月,还发生了郑州村镇银行储户维权被无故赋红码的事件。

这番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治理》一文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可引用了一句话:“国家通过技术之眼观察社会图像时,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

数据对于流行病研究和防治至关重要,但健康码的本质也是管控人的工具,个人“出行、复工资格的法定证明”。这时,他进一步解释:命令服从的权力运作、各行其是的地方割裂、控制优先的封闭体制、稳定压倒一切的极端思维都可能在科技外壳下,进到健康码之中。

“赋码”的行为正是体现。“赋”的权力成为方便的工具:维权被赋码、入豫即赋码、全域人员临时赋码……人因为不一的标准而受到限制。

通信行程卡则于同期出现,它通过电信基站判断个人位置,形成一个人 14天内的行程轨迹。它的变形是曾让许多人都寸步难行的“*”号。今年 6 月 29 日,工信部宣布摘“星”。

12 月 13 日,行程卡正式下线,人们不禁提问,健康码是否会同样走入历史,以及这些数据将何去何从?

12 月 12日晚,三大运营商先后表示,行程卡服务下线后,将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但更确切地说,南都隐私护卫队的报道如此解释,由于位置信息是通过基站计算出来的,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在产生,本就存在于运营商的数据库内,只是这次为了提供行程卡服务,才被针对性地整理出来。

哦,那便值得一提,小程序关停前,通信行程卡显示为“暂停服务”,而非永久下线。

另一个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借用网友的话:三年防疫过去了,疫情正式开始了。各国数据也能看出,随着防疫限制的取消,免疫逃逸更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大流行,许多地区都在今年出现了死亡人数远超前两年的情况。

疫苗接种、医疗资源这些核心要素之外,技术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好?技术手段是否可能剥离去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公共卫生的角度去服务于疫情防控?

许可举例,同样是政府与企业合作,在欧洲,欧盟委员会与多家电信运营商达成合作,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匿名元数据,了解人口的流动模式。一方面,这些数据有助于判断不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帮助定位更弱势的群体,以提供资源的倾斜;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病毒传播进行追踪、建模和预测,尤其是针对二次爆发的预测,以实时进行政策的调整。

这些对于中国来说同样也是必要的。从减缓传播的角度看,早期,强力的封控的确卓有成效。它让中国处于一个与别的国家不同的时间表上,在原始毒株与Delta毒株的流行阶段并未经历大范围的感染和死亡。但面对不可能根除的病毒,回归正常生活之前,中国必然要经历数轮大规模的爆发——生活在北上广等城市的朋友们已经身处其中了。

如果说,防疫工具同时拥有防治和管控的逻辑,如今管控逻辑消失,工具应声下线,留下的却是一个信息空洞。并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新思路,来拉平感染曲线,帮助整个社会更平稳地过渡到“后疫情时代”。最显见的一点是,“新十条”颁布后,感染大面积铺开,北京每日公布的疫情数据却完全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反而迅速下跌。

通过《晚点LatePost》的梳理能发现,自去年下半年起,全世界各国就陆陆续续启动了与病毒共存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不是一步到位的,而一直在不断判断趋势、调整政策。其中,新加坡足足用了一年,历经四个阶段,才进入大范围的放开。这个谨慎的步调下,它的超额死亡数得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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