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1959-1962年那么大的灾难都没能让中共倒台，未来就算经济崩溃再饿死几千万上亿人，中共的铁桶江山也会万万年。
我想反驳一下这种观点。
时代不同了。
1962年的中国，绝大多数成年人生于1942年前，在他们的生命中，有着对苦难的鲜明记忆，这提高了他们忍耐苦难的阀值。何况当时也有反抗。
2022年的中国，绝大多数成年人在过去四十年前，习惯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温饱，习惯了在各省间自由流动，习惯了随时能找到足堪糊口的工作。
他们与1962年的主力人口，有着全然不同的记忆，有着全然不同的苦难参照系。
考虑到多数人幼儿期不记事，可以说，改开岁月，统治了今天中国50岁以下人口的记忆。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今天的中共，需要压制的不是一个两个人，不是少数维权者，而是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亿万民众对已经适应了四十年的生活方式的维护。
首先站出来的是学生，是年轻人。但父母的支持将紧随其后！这一代中老年人绝不会和他们的独生子女割席。同时，镇压者也正在变得萎蘼乏力。
1962年的中国，镇压民众的，是从尸山血海中拼杀过来的军政要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杀过人，施过刑的熟练刽子手。
2022年的中国，受到信任，能去执行维稳任务的，大多是和平年代体制内中产父母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不少甚至有留学经历。
为什么专制政权今天会依赖大数据？
因为忠诚而廉价的打手已短缺。
是的，肯为中共政权做维稳工作的一线打手，通常不会受良知和人性的约束。
但他们既不配得到人民的信任，也无法得到领导的信任——领导也不是傻子，清楚这种人不会忠于自己，只会忠于利益。
一个内部缺乏互信的组织，是没法高效运转的。
在维稳领域，中共越来越依赖科技手段，管理协调则成为短板。
领导不信任打手，打手也不信任领导。
每一级官员都在截流权限，每一级官员都在推诿责任。
在维稳方面，同样如此。
大数据能让中共维稳机构弄明白，在某个时间点，有哪些手机联上了哪些基站。大数据能让中共查找到当时当地出现过哪些面孔。
但技术难以追踪每个人的每个动作，更无法判定谁应被定“罪”。
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是罪吗？
在寒夜街头举起一张白纸，是罪吗？
唱响国际歌，是罪吗？
出现在齐喊“习近平下台”的现场，是罪吗？
如果这些是罪，那么，偏偏是在你的而不是别人的辖区发生了这些事，责任又该归谁？
时代不同了。
镇压的利弊也需要重新权衡。
正好习近平证明了他是个可糊弄的庸主。
从放出解封风声至今，中共的解封进程，只能用颠三倒四一团混乱来形容。
习近平，不行。
搞经济，他不行，搞外交，他不行，搞防疫，他不行，那么搞维稳，他就会行吗？
他能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吗？
他能为各地维稳部门撑好腰，站好台吗？
《今日头条》试探着放出将白纸革命定性“颜革”的风声，却没了下文。
富士康工潮已过去十天，乌鲁木齐全城暴动和白纸革命发生已过去一周有余，海内外反响巨大，习近平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说抗议的是“因疫情感到沮丧的年轻人”。
轻描淡写。
当然，他刚开完20大才一个月就被民众喊“习近平下台”，打脸程度过于严重，实在也不好意思大张旗鼓的立案镇压。
但他能不能外松内紧？
不能。
他没这个本事。
20大后的习近平，是中共建政至今制度性权力最大的领导人。可他同时也是个人威望最低的领导人，是个人能力最差的领导人。
他大权独揽。
所以只要他不亲自动手，别人动手，就是越权。
可他是个纨袴，纨袴做事从来不需要亲力亲为，他不习惯996。
于是，中共的维稳效率被迫降低了。
习近平大权独揽，却不想承担责任。
该他发号施令下决断的时候，他满嘴空话套话。
于是中共权力中枢进入事实上的半瘫痪状态。
如果别人想“干活”，就得越权行事，并承担责任——我想中共官场是不会有这种“活雷锋”的。
你相信这样的领袖，这种状态下的中共，能把亿万民众拖回改开前的北朝鲜模式中去吗？
你再想想，那些自私自利，娇生惯养，多数读完了大学甚至出过国留过洋的官二代们、体制内工作人员，会为这样一个领袖拼命，会为他冲锋陷阵，勇担责任，不计利害吗？
中共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不仅仅在制造业领域消失，也在维稳领域消失。
过去那些廉价的工人和廉价的打手，都老了。
成了被维稳对象。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抗争者是与旧时代完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时代记忆，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战斗方式。
镇压者也早就从刚入关时的骠悍精兵，退化成了提笼遛鸟的八旗子弟。
另一方面，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经济下行，中共维稳的目标也被迫转变。
从“不准反抗”，变成了“不准躺平”。
杀一个人容易。
逼一个人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难。
逼几亿人365天如一日乖乖上班，忍受着低薪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难上加难。
我直接说了吧——不可能！
当中共维稳的直接任务，从“不准反抗”转向“不准躺平”，它就注定了失败的下场。
当抗争与维稳两股力量在新时代再次对撞，强弱难易之势已然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