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刘致昕 摄影／杨子磊 2022.11.08
紧急危难发生时，人们往往因情绪而失去对身体的察觉，也忘记彼此拥抱能带来力量。一对接受《报导者》採访的父子斯拉瓦（Slava）与亚当（Artem），透过“基辅父子的8点身心操”直播，提醒受过伤的乌克兰人，彼此拥抱，一起好好活着。（摄影／杨子磊）
方方面面的战争冲击，一直没放过每个乌克兰人的人生。除了激烈的军事冲突，还有一些无法拿起武装的人，仍坚持守在家园，用属于平民的战斗方式，向世界展示着属于乌克兰人的必胜斗志。
自由亚洲电台的合作伙伴《报导者》采访团队走进3位住在首都基辅（Kyiv）的市民家中，他们在厨房、翻译间和直播镜头前，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多年累积的专业能力、从小学习的手工艺，甚至是面对俄军虐行的疗伤经验，都是他们贡献国家的“武器”。战争留下了什么？乌克兰人不只需要学会如何在战争下生活，更得学会在生活里继续战斗。
战争8个月后，要到基辅市民的家中拜访，仍会遇上一些难关。除了戒严令的宵禁限制，还有检查哨在许多路口拦行，频频塞车。有时，走在路上要避开被轰炸的废墟路口、毁掉的加油站；有时，社区门口仍堆着沙包，不远处就是军人扎营的地方。
作为俄军侵略的首要目标，乌克兰首都基辅2月底经历一场超过3周的围城战──俄军从三方攻入，天上有不同伞兵部队降落，甚至正式开战之前，俄军间谍和特种部队就潜伏入境。尽管围攻基辅的敌人，已在4月暂时撤退，但活在这里的市民，不需提醒即明白：自己还是战场上的人。
10月中旬，俄军的飞弹、无人机再度发动攻击，上班时间的基辅人，有的丧命、有的受伤、有的震惊哭泣。但攻势过后，人们仍必须从防空洞里走出来，继续过活、上班赚钱。
I．入伍失败的62岁妈妈，战场上的求职记
如今在基辅的人，都是选择了留下、选择返乡、选择战斗的人。于是，到基辅人的家里，会碰上一点“阻碍”，其一便是得在客厅里穿越他们的各种“作战工具”。例如职业是室内设计师、62岁的泰蒂安娜（Tetiana），她的客厅已变成一座家庭代工厂，一张张募资、寻人的海报，则是她的新名片。
战争开打之后，泰蒂安娜有许多工作，其中一份工作是参与“义煮”，每天与志工们煮7,000～10,000人份餐点给围城中的军队、医院、学校、公务员们。还有一份工作，是照顾落单的生命，例如她身边的萝拉（Laura），一只因为战争失去主人、无法自在散步、无法与人相处的狗。泰蒂安娜如同许多乌克兰的志工一样，想尽办法，试着照顾自己的家、自己的城、自己的国，也照顾自己。
在她充满厚纸板、铁罐的家庭加工空间里，泰蒂安娜招待我们坐下。採访团队没有料到，一边採访着她开战之后四处“求职”的过程，同时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帮她一起制作简易的战时用品。
泰蒂安娜告诉我们，夏天时她曾离开乌克兰，到柏林拜访女儿。女儿试着留她，但她拒绝了。她告诉女儿：“我必须守在基辅。我的战友们在等我，那些士兵、那些可爱的猫儿（乌克兰士兵为了保护身份，在社群网站贴文惯用猫咪贴图遮住脸），还有我的志工朋友，许多人在等我的蜡烛。”
“当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有各种想法跟创意跑出来”
电磁炉上是加热蜡油的大铁锅、铁壶，客厅被半加工的蜡烛、制作蜡烛的原物料、工具分占不同角落，阳台被来自基辅各地的空铁罐占据。这是62岁的“蜡烛工厂”主人泰蒂安娜（Tetiana）。（摄影／杨子磊）
泰蒂安娜（Tetiana）年龄／62岁战前职业／室内设计师
知道战争开始的那一刻，我其实也会害怕──我的妈妈经历过战争，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要在莫斯科生活的女儿立刻离开，但也不要回乌克兰。
只要我的女儿在其他国家，我的心就能平静一点。可是我想留下，不是因为我想守住房子、财产什么的，房子在哪里都可以再重新设计一个，是因为我想有所贡献，想当个有用的“乌克兰人”，那是我留下的原因。我要我女儿尊重我的决定，我也答应她：每当空袭警报一响，我就会跟她报平安。
从开战第一天，我就试着报名加入国土防卫队。可是前三天情况非常紧张，政府公告平民不准出门，我只能听着广播穷焦急。好不容易等到可以出门了，我就开着车，到处找可以报名从军的地方，我在路上拦下了一个军人，“请问哪里可以从军？”──我这辈子没想过我会说这句话。
最后我找到了国土防卫队的办公室，他们看着我：“可是你已经62岁了，上头应该不会让你加入。”我继续拜託他们，他们又说人已经太多了，“或许我可以帮你介绍去我们的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我的任务是把纸从这里移到那里吗？我不要。“好吧，那你留下电话号码，我帮你安排看看。”这是我终于进入战时厨房的过程。
我当然非常害怕，但跟大家在一起，我会好一些、觉得自己有用；自己在家，要逃、要躲、要哭，都不知道。我很惊讶这么多人来帮忙，让自己也开始相信：只要团结，我们真的很强大。
我们的厨房是在街上的，其实很冷，所以我喜欢帮大家泡茶、泡咖啡，我现在变成一个泡茶专家了。我们后来还发展出前线车队，把厨房做好的菜送到其他地方去，我们负责3台车，每台车晚上要发200人份。大家的士气很高昂，就算我接到了要切20公斤洋葱的指令，我也会大喊：“太好了！我这辈子的梦想就是切20公斤的洋葱，你要我切几公斤，我就切！”
我很喜欢看着人们终于笑出来的样子，还有他们喝着茶、咖啡，围着火取暖的样子。
厨房的工作两天上班、两天轮休，不够累，我在社群网站上找到另一个工作，是帮军队跟厨房募集物资。（4月，俄军围城失败）俄军走了之后，厨房也不需要我了，我去找了另一个工作，是一个专门协助被占领区的志工队像是布查（Bucha）、伊尔平（Irpin）这些地方。
现在回想，我在那里看见的就是痛苦。但我想亲眼见证这种苦难，好刺激自己再去做更多的事。我们清地下室、清沙尘、清占领留下来的各种东西，结果我的身体马上就出了问题，因为太累了、我的身体条件不足。我转往紧急医疗的队伍受训，后来在课堂上担任助教。
你没办法用一个字形容“志工”这件事，当一个人想为国家做点事，他就会有各种的想法跟创意跑出来，而这拯救了我，在战争下不陷入抑郁。
现在准备进入冬天了，我们志工队主要的工作，是做蜡烛。我们群组里有138个人，大家在我们家一起生产蜡烛，送去军队里面，我还把蜡烛的使用方式拍成影片上传YouTube。（泰蒂安娜滑开手机、播放影片，记者问：那是《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 的主题曲吗？）对！因为“凛冬将至”（Winter is coming）啊！
不只是照明，以厚纸板和蜡油製成的罐头蜡烛，也是寒冬中让前线军人加热、保暖的实用救命工具。（摄影／杨子磊）
大家现在一个星期会工作一次，有人负责载送蜡烛，有的负责收集民众捐来的空铁罐、厚纸箱还有蜡油，全基辅有50个回收点，人们都会透过线上联络我们。这138个人1个月前彼此都不认识，现在我们一起做蜡烛、一起开课教更多的人。我们成为彼此的伴。
其实这种蜡烛也不是我发明的，早从2014年乌东战争以来，很多人都这么做，我们小时候很穷，也是用简单的物资自己做这些野炊、照明工具。
我没有学太多东西，蜡烛、煮饭这些是我们本来都会的，我真正学到的是，在乌克兰，有很多良善的人。当然，战争改变了我，我与从前不是同一个人了，战争教会我看清事情的先后顺序──赚钱、工作什么的都是其次，一起活下去、打赢才是优先。
II．30岁的中国官方书籍指定翻译，拍片对抗中俄大外宣
来自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吉利（KyryloChuyko），是另外一个被战争改变的人。他从小喜欢语言，曾在中国念书，能说希腊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哈萨克语和华语，更是乌克兰少数拥有“中文即时口译证照”、能替华语教师上课的汉学家，是许多中国官方书籍指定的翻译者。
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侵略后，几乎连续两个月，吉利透过各大社群媒体，录制影音、直播、翻译文字，用不同语言讲述乌克兰正在遭受的入侵和攻击，希望向世界求援。没想到他的贴文、影片在中国网路被删、传不出去，自己反成了别人眼中抹灭真相的人。中国朋友告诉他“是乌克兰的错、挑衅俄国，是乌克兰政府自己在砲轰自己的人民，是‘新纳粹分子’在乌克兰境内屠杀，俄军是来解救他们的。”
他发现过往沟通无碍的华语，却怎么都无法将事实说清，即使懂得说同一种语言，对同一场战争，却因为资讯扭曲、官方宣传，而有让认知天差地别的认知。活在民主与极权国家的人们，差距恐怕不只是翻译就能解决的。
吉利按捺着性子，深呼吸，解释他拍片的目标：他相信提供一个来自现场的事实，人们的自由思考会协助他们看见真相。
“对我来说，你们听见了、理解了，我就没白活着了。”吉利这么说。
“有中国朋友说，吉利你不懂政治，你们就是错了”
曾在中国念书的吉利（KyryloChuyko），目前和伙伴经营YouTube频道，上面有他练唱、翻唱的录影，将乌克兰歌手在战争中创作的歌曲，以华文唱给华文世界听，希望听者能理解乌克兰人的心境跟现况。（摄影／杨子磊）
吉利（Kyrylo Chuyko）年龄／30岁战前职业／专业翻译
你是一个个体，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有独立的思考。
把现场的影像对比一下，这是不是“特别军事行动”啊？还是真正的入侵乌克兰？难道这么难吗？你看布查大屠杀，你依然认为是我们自己在杀自己？那你过来看一下吧，看看有多少其他来源的影片──我不要求你相信我，你也没有必要相信我，但我就是乌克兰人，我就来自马里乌波尔。
我的家被摧毁，我的城市80%都被毁了，就是因为俄罗斯人。我的家乡马里乌波尔本来发展得愈来愈好，成为一个文化城市，就是俄罗斯人这么不在乎这些文化、艺术，连教堂都给炸了，马里乌波尔大剧院也扔炸弹，明明知道是那边有人、明明知道那边有孩子、有普通人，仍然扔炸弹了！这是什么行为呢？对我们活下来的人来说，要接受这个事实其实好难，好多事情要做，要活着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就对这些中国网民说：“你不信你亲自过来吧，你亲自体验一下，我给你当翻译。”这句话我说了很多很多次，你过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杀谁。我带你看是谁在侵略乌克兰？也给你看看有没有“纳粹分子”？俄罗斯就一直在宣传，那你过来吧，不要乱说。
我中国的朋友却说：“吉利你不懂政治，政治就是如此，谁叫乌克兰人选择了美国跟西方呢？吉利啊，你不懂，你们就是错了，因为你们的问题，给俄罗斯创造了危险，所以他们就预防性的想打你们了。”
本来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中国朋友会相信我所说的。我说，“你们自己都来过乌克兰，你还不知道我们在乌克兰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吗？开放、包容、和平的社会。”但后来他们还是说，「吉利，是你不懂。」
行吧，我不懂，你这种“懂”我才不愿意接受。对这些人我就是彻底地失望了，他们的思考方式我完全无话可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用什麽词去描述，作为正常人，怎么能对侵略保持沉默？
我不是政治学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就作为一个普通人问一句话：当你的家园被侵略、手里没有任何武器，然后侵略者持着枪、开坦克入侵，这时你会说“欢迎过来、欢迎过来？你杀我、我被你杀，我所有的东西给你、你摧毁我的整个家，没有问题”，会吗？
正常人会捍卫自己的家，难道中国不是吗？但他们还是觉得还是乌克兰人不对──我觉得你脑子正常吗？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保护自己，我们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没别的。无论什么原因，你没有任何权利入侵我的国家，没有我的允许，你没有任何权利进我的家。
吉利在基辅的住处牆上，挂着毕业时与父母的合影。（摄影／杨子磊）
10月1日，我发微信祝贺我的中国朋友们“国庆快乐”，祝他们伟大的国家发展顺利，更希望这个伟大的国家不要轻言忘记给别人的伟大承诺。
当你朋友被杀的时候，你会在旁边坐着安静看着吗？有些中国人，就算看了我的影片或其他新闻，也不敢说出想法，他们哪怕知道真相也不敢说，因为害怕。
中国朋友们有的会偷偷对我说：“吉利，我支持乌克兰，但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一个人说没什么用。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不了忙。”我说：你们站在这种现实中生活，开心吗？你发表不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你不感觉无奈吗？他们也不回答。面对他们，我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眼泪已经都流光了，很难，但没事，我会好起来。
III．有创伤经验的乌东父子，每晚8点直播“做操”
17岁的亚当（Artem），坐在基辅家中的客厅，与48岁的爸爸斯拉瓦（Slava）一起受访，他也谈到了，怕自己是“白白活着”。
开战以来，两父子整个春天每晚8点开直播，带人们线上一起做运动。他们的运动包括4个步骤：
1.提醒人们除了情绪，还要照顾自己的身体，控制好自己的身体能帮助自己面对战争。
2.腹式呼吸，重新感受身体的肌肉。
3.眼球运动，闭上眼睛旋转眼球。
4.拥抱自己，记得自己有一个完整的身体──想像一个平静、快乐的情境，把好的情绪拍进身体里面，爱自己。
萤幕里，父子一起跟人们做操。接着，爸爸推荐电影、儿子推荐音乐，两人在镜头前聊天，也跟线上的朋友对话。本来只是朋友间线上见面的直播，没想到观众愈来愈多，“基辅父子的8点身心操”成为马里乌波尔的军人、逃到海外的难民、军医院的伤患，还有以色列、日本、立陶宛、英国、加拿大等各国民众固定收看的节目。
一位来自乌克兰东部、与斯拉瓦同乡的朋友，每晚除了看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Zelenskyy）的谈话，就是跟着2岁孙女一起收看“那个秃头大鬍子做运动”。
为什么每晚上线直播？亚当说：这么做，是为了可以跟爸爸“一起做些什么”，也为了救赎自己的焦虑──战争的焦虑，以及白白活着的焦虑。
我们问两位直播主，身心操的最后一环节：闭上眼睛、想像最美好的回忆，他们闭眼时想的是什么？亚当说，他想的是在乌东家乡，与外婆一起看电视、玩游戏，吃外婆做的各种乌克兰菜。斯拉瓦想的也是乌东老家，矿区里的自然地景，那里的朋友、派对、音乐。
“跟爸爸一起直播，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事”
亚当很早就开始创作，从画作到数位绘图，在IG上有自己的粉丝页BananaShampoo，许多图画，只有黑色。（摄影／杨子磊）
亚当（Artem）年龄／17岁战前职业／学生
对我来说，上线直播是这3个月的一切，我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上学、不知道明天起床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每天会跟爸爸一起直播──这是生活里唯一一件还可以确定的事。
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说话课”。开战之后，我怕我自己变得太封闭，感觉很像被关在棺材裡面，甚至出现一些念头，像是“为什么死的是其他人，不是我？”、“我也想死，我该死，不应该是他们死”。但这个直播计画，却让我用某种方式尽到我的责任。
我帮到了别人，我不只是一个活下来的人， 我还有机会成为一起出力的英雄，成为更好的人。
亚当（左）在基辅家中的客厅，与48岁的爸爸斯拉瓦（右）一起直播。（摄影／杨子磊）
亚当眼中的英雄，爸爸斯拉瓦，在全面性开战之前，会带着老婆和儿子一起到乌东举办电音派对、办讲座，试着在乌东地区创造“除了战争之外”的事情，也想破除俄国媒体想宣传创造的“等待俄国救援、苍白的乌东”形象。
但他视爸爸为英雄，也是因为看着斯拉瓦不被打倒，不放弃的那段过去。
2014年顿巴斯战争刚开打不久时，斯拉瓦还在乌东当记者。一次采访出差后，司机载着他和摄影师，要往他们住的镇上开，当时，他们的家乡已被俄国势力占领，要“回家”，必须经过由俄国人和他们的魁儡武装、在地分离势力共同设下的检查哨。
经过检查哨时，斯拉瓦目睹了俄方部队开枪射杀平民的现场。因为带着摄影机，斯拉瓦与同伴被怀疑是“乌克兰派来的间谍”，当场被抓走带往桥下，准备枪决。就在行刑前，为俄方工作、担任行刑枪手的当地人，突然开始与司机闲聊，发现两人竟是前同事，枪决的事，就因此取消了。
后来，司机被放走，斯拉瓦和摄影师则被关入地牢。斯拉瓦因不愿跟随摄影师对俄国势力表达忠诚，被抓进牢里施虐、打头、打全身，打到肋骨都断了，3天后，被殴打至失去行动能力的斯拉瓦被释放。他在医院住了3周，才能自行下床走路。
“办电音派对、办乌东杂志……我们必须善用这段记忆来建立新的乌克兰”
斯拉瓦说，只要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侵略不停，他就不剃去胡子。（摄影／杨子磊）
斯拉瓦（Slava）年龄／48岁战前职业／记者
2014年以后，我们的家就一直是战争的一部分，也承担着这个社会的情绪，儿子想继续做（直播），我就支持他，我们一起努力。不只是我们家如此，乌克兰人集体活在一个不正常、不健康的生活里，但生活是不停前进的。我想，我们永远有选择。
我们永远都有选择，当时我可以选择死，也能选择活下去。我去看谘商师治疗创伤症候群，学会了现在直播做的这一套运动。所以当时发生的事、8年来的战争，都让我更勇敢、更强大，我告诉自己要给亚当、我身边的人正能量。只是现在整个乌克兰都变成了乌东，我们的直播，竟然帮得上这么多需要的人。
我当然爱之前的生活，但被俄军刑求后，我懂了，我明白了要杀你的恶人是不会事先预告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生命──如果有任何想做的事，立刻去做，不要等。我现在看我自己，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有能力可以做到一些事。所以我不停地做。像我们从2021年开始的杂志，虽然是在COVID-19疫情之下发刊的，但我们依然坚持到现在，就连战争开始了，我们都能够在防空洞里完成它。
2010年开始，俄国就开始在乌东发动各种资讯洗脑，谎称乌东属于俄罗斯、属于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认同。但那是我的故乡，我要用出版来反击。
记忆跟历史是重要的。我们的杂志里介绍了来自乌东的乌克兰歌曲，邀请乌东作者写稿，我最爱的乌克兰歌手也来自乌东，我想要打破“乌东只说俄文”的刻板印象，试着用全球的、欧洲的、乌克兰的不同层次，来介绍乌东。我也把伦敦的、立陶宛的、挪威的DJ带去乌东开电音派对，让那边的生活变得好玩，如果没人办文化活动，那就我来办吧──我一直记得第一次我办的电音派对，在那之后就真的有乌东人开始学习当DJ！
这场战争教会人们珍惜任何简单的事情：温暖的床、食物，这些我们过去拥有的东西如今得来不易。战争的经验是痛苦的，但我们必须知道该如何善用这段记忆跟历史来建立新的乌克兰，不能让它只是回忆。
（注：斯拉瓦新一期的杂志，内容因为战争而全部翻修，他们在防空洞里做好了内容，是开战前两个月内乌克兰人的各种艺术创作。斯拉瓦不仅要为乌克兰人民们记下祖国的意志和韧性，也为他的读者、编辑助理暨插画师儿子亚当，保存在未来，得以鼓励自己、持续坚强的一段记忆。）
自由亚洲电台与《报导者》合作制作
